内容提要：“两个结合”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表率和奠基作用。他在批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正确态度中确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明确提出并生动实践了“第一个结合”。囿于时代局限，毛泽东并未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但其思想本身就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因此，要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划清界限；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警惕文化复古主义抬头；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的理论创新和机制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4ZDA106)。

作者简介：刘明明，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哲学社会科学)。

关键词：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科学态度/ “两个结合”/

原文出处：《毛泽东研究》(长沙)2025年第2期 第46-54页

“两个结合”指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问题，它不仅涉及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进而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更在根本上涉及以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于后者，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极为重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均对该问题作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诸如“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①，“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②，“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③等。新时代以来，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习近平强调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④正因为确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党才能在守正创新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乘风破浪、勇毅前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主要贡献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表率和奠基作用。他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⑤本文即从“两个结合”视角分析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既可探索毛泽东在“两个结合”中的独特贡献，亦可从中得出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启迪。

一、批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态度

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华民族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始，中国的先进分子就一直在探索以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各种错误态度始终干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毛泽东正是在批判各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态度中确立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批判了许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态度和“主义”，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所有这些“主义”可以归结为一种，那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第一，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足，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不充分，尽管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尚未形成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忽视调查研究、唯书而不唯实的本本主义在党内不仅抬头且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此，毛泽东专门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予以批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⑥在毛泽东看来，是否读过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不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革命者的依据，因为文本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革命和斗争的本领，许多熟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人最终背叛革命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已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不考虑本国实际而教条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抄照搬苏俄革命经验的做法仍然存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表明，毛泽东已洞察到阻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障碍在于死板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属于僵化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因此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发表之后更多地使用“教条主义”一词来指代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两部经典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批判了教条主义：一是《矛盾论》揭示教条主义违反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只从文本中把握矛盾的一般性而没有深入研究各个事物的具体性；二是《实践论》揭示教条主义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书本中的只言片语，看轻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虽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中已彻底揭露了教条主义的实质与危害，但教条主义并未根除。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就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⑦

从“两个结合”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书斋中的理论，各国的先进分子为了革命和建设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的结合，既体现着本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迫切需要，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载体和舞台。教条主义看似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不容置疑、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由于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有的而不放矢，既不能为中国所遇时代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指导，也窒息了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两个结合”蕴含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具体实际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总会随着实践的展开不断出现，理论创新与实践需要之间可能会脱节，这为教条主义的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即使在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理论足够成熟的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已十分丰富，但始终要警惕教条主义的问题。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⑧

第二，经验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指出：“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⑨为什么经验主义会盛行?除了革命和斗争经验不足外，还与当时党员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学习理论的本领不强有关系。所以，毛泽东将学文化作为克服经验主义的重要举措。他指出：“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⑩批判经验主义当然不是反对有益的经验，而是要将局部方面获得的有益经验归纳出来，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能够指导全局性工作的指南。经验主义的问题在于将局部的经验神圣化，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认为局部经验就足以指导全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验主义就是变相的教条主义，只是教条主义唯文本轻实践，经验主义则唯局部经验而轻理论学习。

从“两个结合”的分析视角看，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一样都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11)。经验主义重视实践，而实践又是认识的来源，那它岂不是必然能获得真理，进而实现实践与理论的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经验主义所谓的“实践”不是普遍性意义上的实践，它试图将局部的有效经验推广开来，但由于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割裂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认识运动，因此既无法真正把握各个国家的实际，也无法为各国的革命和建设提供新经验、新办法和新举措。同教条主义一样，经验主义也会产生思想僵化，因为它“拘泥于老经验、老办法、老措施，缺乏开拓创新精神”(12)。

不管是教条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都是思想上的“懒汉”。前者“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13)；后者拒绝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不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二者都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都给革命工作造成了损失。但相较来看，教条主义的危害更大，“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14)。

二、明确提出并生动实践“第一个结合”

鸦片战争后，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直在艰难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在尝试其他各种主义无果之后，中国先进分子将视线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只是为“第一个结合”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方案。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在批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态度的基础上确立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在批判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态度之后，提出了与之相对的科学态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15)。具体而言：

第一，以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不是只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而是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用科学的态度，不能漫无目的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16)。毛泽东特别重视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为此甚至多次圈定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目。他提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7)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涉其颠扑不破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指其所有的论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毛泽东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18)。在革命斗争中，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而奋斗，就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19)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对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阶级斗争理论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贡献。针对当时部分文艺工作者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现象，毛泽东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20)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21)。为此，他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22)

第二，以科学态度准确把握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真正结合起来，既要取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经”，避免用断章取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也要通晓中国的国情，避免将主观主义臆想出来的所谓实际作为改造世界的对象。把握中国国情不是单凭满腔热血，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得章法，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细致调研和分析中国社会。尝试挽救旧中国危局的先进分子之所以步履维艰、处处碰壁，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准确把握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搞不清中国革命真正的敌人是谁、真正的朋友是谁，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行了研究，从而明确了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了解和分析中国国情作出了表率。正是基于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认识和“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23)的人口结构分析，毛泽东没有照搬苏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而是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对中国的国情把握不精、定位不准、认识不清，即使马克思主义再有历史穿透力、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改造力，二者的碰撞也不会产生火花，强行“结合”只会两败俱伤。毛泽东在党内掀起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提醒全党加强“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24)，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应用于把握中国国情，减少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左右对客观实际判断的情况，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创造前提。

第三，以科学的态度推进“结合”，做到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在取得马克思主义“真经”、获得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知后，就需要解答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25)进一步言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无的放矢”，在不了解国情的情况下乱放一通，将中国革命搞得乱七八糟，也不能“有的不放”，将马克思主义孤悬于书斋之中，扼杀其实践性。“有的放矢”的结果是双赢的，既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产生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又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改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面貌，完成历史性任务、取得历史性突破。

我们党之所以在提出“马克思主义行”之后，进一步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就是因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只在普遍意义上有效，无法自动转化为各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指南。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离不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先进分子发挥主观能动性，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精准把握中国国情，让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扎根中国土壤。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26)和“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27)等论断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第二个结合”

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但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众所周知，毛泽东博览中国古代典籍，通晓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他酷爱读书、博闻强识，但不迷信书本，善于活学活用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和智慧。毛泽东思想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文风朴实、通俗易懂，不仅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也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提供了样本。

“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时期已隐性存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神州大地生根绽放，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正确思想路线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之外，其深层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契合性，使得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如果没有这种天然的联系和内在一致性，中国即使借助外力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也可能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改弦易辙。但是，当时“第二个结合”尚停留于潜意识的自发阶段，尚未上升到有意识的自为阶段。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自觉，具体而言：

一是认识水平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些人总是将落后挨打归咎于本民族文化的落后，即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革命的面貌得到了根本扭转，也一般将革命胜利的取得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伟力，而鲜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彼此契合方面寻找答案。认识上的误判看上去是文化自卑作祟，但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作为认识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尚浅。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28)1941年8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29)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已经形成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但对“第二个结合”的认知仍然是自觉而不自知。

二是实践水平的有限性。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会受到主体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更在根本上受到客观实践条件的制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考古水平、科学技术条件和被殖民状况的限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挖掘是有限的，对传统文化的底气也不是很足。相比而言，在新时代，“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30)，这为坚定文化自信、提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推崇，除了其本身的理论魅力和吸引力外，作为文化上层建筑的优秀传统文化深受社会实践成就的影响。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排斥或不信任态度，便可知思想文化境遇与时代背景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31)而这仅仅是文化复兴的序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代以来，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接踵而至，而在这期间，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制，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平平，这自然而然将“马克思主义行”进一步推演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命题。

三是具体历史任务的客观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封建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而不管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是糟粕都构成了封建主义的文化上层建筑。囿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如果人为拔高传统文化的地位，既不利于扫除封建主义的残余而建设新文化，也不利于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历史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虽对传统文化持辩证立场，但所用表述是“历史总是要重视的”(32)，从语气和内容上传递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逐步展开，我国的文化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保守因素已经不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那般浓厚(33)，甚至传统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在全球化潮流中呈下降之势。为了在文化交流交融中保持本民族的鲜明特色，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战略信心，在古老智慧中寻求破解现代文明困境的答案，我们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是合乎逻辑且顺理成章的。

四、结语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各执一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关系，既没有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也没有起到维护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作用。毛泽东在批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推进“两个结合”作了表率。今天，审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要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划清界限。虽然100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也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形成了科学的态度，但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多变性总是会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重新泛起提供新场域和新时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武器，它要求我们既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把握，避免轻视理论而将局部经验神圣化；也要注重参加实践活动，避免陷入空洞的教条主义。相比于经验主义，毛泽东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上着墨更多，因为它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的损失更大。因此，要特别警惕教条主义的泛起，准确判断教条主义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如果错误地认为教条主义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就很容易走向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端。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34)

第二，正确对待优秀传统文化，警惕文化复古主义抬头。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要“言必称希腊”而忘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毛泽东不仅凭借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和创造性转化，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重要价值，而且已站在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高度来看待传统文化。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5)新时代，要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今天能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既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地位，是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必然要求，但这可能会为文化复古主义提供复苏的土壤。对此，毛泽东的箴言仍有警示意义：“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36)

第三，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它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因为强调马克思主义魂脉的重要性而忽视本民族的文化，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贬低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对二者关系的定位，毛泽东的两段话值得关注。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37)。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土壤，也无法产生化学反应。第二，“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38)。我们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非此即彼、不能非彼即此。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②《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③《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8页。

④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2022年第13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⑧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2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2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26)《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796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30)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3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33)曾天雄、夏小凤：《习近平对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3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3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3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