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方一翼”的提法，最早见诸1945年6月15日毛泽东给八路军南下支队首长王震、王首道的多封电报指示当中，寓意创造以五岭山区为核心的湘南和粤北新基业。这是当抗日战争进行到后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预见到反侵略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部署解决其所谓最大的政治对手——共产党问题的内战，预判尚有近两年结束战争，留给共产党的时间稍显余地，于是提早谋划一盘石破天惊的大棋，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游击区串联起来，同时防备国民党军打内战。旋因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党随即调整战略，于1945年9月19日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放弃原定并已实施的“南方一翼”战略，改取争夺大东北。

关键词：毛泽东/ 南方一翼/ 战略/ 南下支队/ 五岭/

原文出处：《观察与思考》(杭州)2025年第7期 第63-77页

作者简介：马可可，女，上海建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唐洪森，男，上海建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 201306)。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实施‘南方一翼’新战略研究”(20FDJB003)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实施“南方一翼”①新战略，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客观形势急剧变化，透视重重迷雾，抓住难得的一次历史战略机遇，而且带有积极融入盟军登陆中国大陆军事作战计划，于是果断地实施向中原、向华南、向东南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这项前所未有的较大规模举动，成功地创造了崭新的南北方军事与政治格局，奠定了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为过渡阶段重新、快捷、全方位战略调整准备了新的有利条件。

然而，数十年来，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与具体实施“南方一翼”新战略，起初学术界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概念，即集中到“向南行动”方面，并未在意“南方一翼”关键词寓意阐述上。在研究与解读“向南行动”问题时，往往专指八路军第359旅王震所部南下行动，更未衔接到新四军重建“江南大营”以及兵发河南“绾毂中原”等深层次问题。虽然近十年来，已有学者陆续注意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有机关联度，并且分别就此关键点进行逐一阐述，但是真正的历史迷局仍然未被完全解释清楚。

根据现时所能看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传记、年谱、文集，以及中共中央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历史文献，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战史资料，南方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综合研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南方一翼”新战略意识与决策生成由来，明确其具有特定的内涵。主要表述如下：

1944年秋，中共中央依据抗日战争进程，为加强南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力，防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并配合盟军登陆华南、东南沿海作战行动，决定以湖南、浙江、河南三省为重点控制区域，实施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此，调遣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下江南，会同广东东江纵队等部创建以五岭山区为中心的华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制止内战的“南方一翼”。另派粟裕率领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挺进苏浙皖边，三战天目山获得大胜，设置苏浙军区“江南大营”，声震宁沪杭三大城市。与此同时，太行、太岳、冀鲁豫边八路军和新四军第4、第5师，四面八方对进河南，形成“绾毂中原”之势。仅用半年多时间，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基本到位，三大武装第一次协同作战行动，第一次链接陕北、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战略支点，第一次成规模开创了华南、东南、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战后国内政治局势以及中共政治地位显著抬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系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实施“南方一翼”新战略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毛泽东排兵布阵谋划南方大计

全民族抗日战争兴起之际，素有仇怨的国共两党两军毅然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合作，共同对敌。只是度过了最初的两三年平静期，国民党眼瞅着中国共产党指挥的军事实力一天天发展、壮大，蔓延至大江南北与黄河两岸，其势远超十年内战规模。于是，各地便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的袭击、残杀事件，较大规模的即有1939年的晋西事变、1941年的皖南事变、1943年的围攻延安等，几乎每隔两年，就发生一次足以给予国共关系致命打击的恶性军事冲突，挑起冲突的当然是国民党反动派了，在蒋介石的思想意识深处，始终视共产党为必须根除的最主要政治敌手。共产党则相忍为国，隐忍待机。

三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拥有的中外政治、军事影响力令世人刮目相看，不仅苏联有派驻延安的联络组，而且美军也派出观察组赴延安，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副总统华莱士来重庆，要求蒋介石政府必须放行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这一手出色外交，竟然让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军延安观察组及其分赴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员，纷纷给美国政府写报告、发情报，恰似穿针引线，使美国友善对待中国共产党，坚定抗日任何举动。美空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也派出联络官，与李先念部建立情报联系。在广东的东江纵队等抗日武装，于营救美英军事人员的同时，也与英方建立了情报信息联络。正是这种战争年代的可贵、难得的互信，美军与国民党方面协商准备登陆沿海的同时，也通过观察组向中共中央透露了期望获得登陆场接应的重大军事意图。尽管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验证，却受此巨大鼓舞，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即刻意识到等了许久的历史机遇终于来临，事实证明，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重要战略机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预见到反侵略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部署解决共产党的内战，同时预判尚有近乎两年结束战争，于是提早谋划一盘事关战后格局的长远战略发展大棋。而配合盟军登陆山东胶州湾、浙江杭州湾、广东广州湾三大登陆场的作战任务，自然便落在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肩上。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嬗变，均发生在1944年的秋天。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更加成熟，手握七八十万精兵，虽然武器装备较差，又无任何外援，但是部队的忠诚与信仰、组织与纪律、战斗与执行力都较强，且具备了争战一方的远程战略实施能力。

在此之前，发展极快的华中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部和广东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部，不断地向中共中央要军事、政工、财经、造币、兵工等干部，先前自延安零零散散派遣少数干部南下，已不能满足南方大范围工作拓展需要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准备了一大批包括军事、政治、财经、兵工、医疗、外语、印刷等各级各类干部和技术人才，拟分批赶赴南方抗日游击区，这便需要精干武装部队千里护送。而第一次真切感知能够发挥配合盟军在沿海登陆的作用，已经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能力开辟与接应盟军登陆场所，再加之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纵向交通条状地带基本“真空”，极有利于八路军、新四军运兵南向，史无前例的大好良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而对于长征艰苦抵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心深处来说，南方是建党、建军、建国(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家的地方，可以创建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旦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必然打内战，届时还能够起到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作用。一时间我们党内高层纷纷建言，尤以亲身参加过湘、鄂、粤、赣、桂五省大片红色区域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像篦子梳头一样，细致剖析了山川地理、社会民情、交通要衢、人口经济等诸多利弊条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最后敲定以湖南衡阳地区为第一落脚点，日后扩展为湘鄂赣三省边区抗日根据地，最终目标是能与华南抗日游击队会合，共同在湘南、粤北创建五岭山区抗日根据地。相较于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浴血抗战打出来的广阔天地，这便是毛泽东称之为的“南方一翼”，远挂长江以南的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省边区，绵延五岭一带方圆数百千米。

而为护送近千名湘、鄂、赣、粤、桂五省籍干部平安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选定了八路军第359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组成两批次，共计3个支队先后南下。计划让先锋王震支队5000人一路冲向湘赣边，做中腰；留下新四军第5师张体学部和王震一部守鄂南，做后尾；后续张启龙、文年生2个支队前出至湘南、粤北，做脖颈；以广东东江纵队为蛇头，接通海南岛，同时分兵一部会同珠江纵队、中区纵队主力挺进粤北，接应八路军南下共同创造五岭根据地。②这样，以创建五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南方一翼”新战略谋划，包括鄂南、湘赣、粤北、东江、琼崖五块根据地一并在内。目的是向北延伸链接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河南军区以及太行、太岳、冀鲁豫、晋察冀，构筑纵贯华北、华中、华南且防备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一字“长蛇阵”，用任弼时的话说，即是“筑堤挡水”。③

鉴于以河南为重心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也系顺利引导、承接陕北八路军南下的必经之地，据此太行、太岳、冀鲁豫边八路军和新四军第4、第5师，从四面八方下山渡过黄河，越过津浦路，一齐冲进河南。按照当时刘少奇和陈毅的说法，这叫“绾毂中原”，一句成语简洁明了，尤显王者之师的宏大气魄。同时，毛泽东赞赏粟裕率部兵出浙西天目山一带，喜闻粟裕部连续战胜制造皖南事变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肯定新四军屡建奇功，因而使用了新四军“江南大营”一词。

二、毛泽东决策与八路军第359旅准备出征

1944年6月，鉴于中共广东区委和湖北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部不断地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请求多派干部前去帮助工作，毛泽东起初考虑派遣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1个加强营，先行整批护送延安的粤、湘、鄂三省籍军政干部赴南方抗日游击区工作。8月以后，基于前述这种客观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重新考虑战略力量布局南方新思路，梳理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认真听取美军军事观察组希望能够配合登陆沿海地带并突袭大陆的建议，仔细分析盟军有可能登陆胶州湾、广州湾(含大鹏湾)、杭州湾的条件，于是果断拟定“南方一翼”新战略，以此配合盟军登陆，加快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当时意识到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及扩大解放区之外，还须利用华南已有有利条件，迅速建立起华南战略根据地，以便当日军败退时，我们党领导的武装能进退有据，一旦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时，还能配合全国制止内战，至少存有能够起到牵制作用的“南方一翼”。

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正式作出决定派遣第359旅精干部队南下发展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工作，以增强华南抗日力量，打通与东江纵队的战略联系通道，造成“南方一翼”新局面。就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提出“目前，我们的弱点，是在华南的力量还不够”时，毛泽东立即说出“王震等走，应下决心”，④意思是马上定下来派遣第359旅主力护送南下干部事项。因此，会议最后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10个步兵连，护送4个到6个南方籍干部连队奔赴华南抗日游击区，首先在湘鄂赣边敌后建立新根据地。毛泽东考虑到部队超远程深入敌占区，任务非常繁重，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彭真共同与王震等谈话，交代具体任务，并且拟出干部名单报给中央批准，还要专门搞几份文件备用，如：政权组织结构形式“三三制”、土地问题、沦陷区工作等，让王震等指挥员学习，一个月之后再出动，即确定10月份出发。其后，中共中央召开多次会议，专门研讨南下问题。当时，预判中国抗日战争大体上还有两年才结束，从现在起要准备到敌后去创造根据地，要准备下山收复大城市、中心城市，要准备反攻。诚如毛泽东所说的，“只要有日本人的地方，我们就要去打日本；谁阻碍我们，我们就和他说道理，他一定要阻碍，我们就干脆粉碎他”⑤。这便是陕北八路军能够纵向跨战区行动，不远数千里挺进华南敌后的正当理由，也被视为师出有名。

10月3日、7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再次明确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即放在河南、长江以南、湖南，并且加紧调遣部队和干部去往豫、湘、赣。毛泽东指出：“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⑥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郑位三、李先念等电报，告知“中央派到五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⑦，约一个月内可从延安起身。3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派部队和干部到湖南、湖北开展工作的问题。该会议具体规定了部队出动所打出的旗帜、行动口号、最后目标、作战任务等事项，这是部队出发之前最后一次中央会议。毛泽东开宗明义就指出，部队打出“抗日的旗帜，抗日的口号，抗日的实际行动，对于国民党，(我们)严守自卫的原则，我们一定胜利”⑧。会议讨论结果，决定王震部队到湖南中部湘水和资水之间，创造以衡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组成8人军政委员会，使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名义。⑨

按照行动计划，10月中旬以后，第359旅抽调南下部队从南泥湾、金盆湾驻地开抵延安城附近集结，营级以上干部在中央党校参加训练班。25日，毛泽东亲自到场作长篇讲话，分析国内外形势，讲解这次部队赴南方的主要任务以及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11月1日，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举行南下第一梯队誓师阅兵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检阅部队，予以高度政治动员。为加强党的领导，按照红军时期组织惯例，中央决定在南下部队中建立军政委员会，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等8人组成，书记王首道。5日，任弼时在延安的杨家岭召开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委王首道、旅长王震、副旅长王恩茂等人参加。会议明确军政委员会的性质是党的领导机关，内部实行民主制，一经讨论决定事项，必须坚决执行；主要任务是讨论较大的部队行动、高级干部调动、政策问题等；行进路上不宜多开会，可以在一个行动段落之后开会；这次行军主要任务是带领干部和部队到南方去，“打仗也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⑩。这是临行之前，任弼时代表中央为南下支队行动定了调子。

中央和军委原拟从第359旅抽调9个步兵连，共计3800人，执行护送6个南方籍干部队的任务，待正式出动时，兵力和干部又有所增加，整合成7个大队。支队司令部首长：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政治部主任刘型，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王恩茂，副参谋长苏鳌、邹必北，政治部副主任李立，供给部政委左齐，卫生部部长潘世征。其中，第1至第4大队，全系战斗部队；第5大队，主要由原红二军团及湘鄂西苏区的老干部组成，共计103人；第6大队，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边苏区的老干部组成，一部分从华北各地抽出的地方干部，其中有医生、可做财经研究工作者、1名日本在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9名机要干部、5名印刷钞票技术人员，共计235人；第7大队，主要由原红六军团及湘赣边苏区的老干部组成，准备去湖南，共计232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计划派遣更多的干部，跟随后续的第2、第3支队出发赴南方，直接到广东、广西开辟新区工作。

三、毛泽东直接指挥南下支队千里奔袭五岭山区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既定计划部署，已经休整了两个多月的南下支队开始出动。时间为1944年11月9日，王震、王首道率领第359旅主力4000余人，以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的名义(简称南下支队)，带领3个干部大队，自延安地区出发，经过川口、青化砭、永坪、清涧、绥德等地，一路南下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

这支十年前离开湘赣边区老红军部队，从南方迂回曲折长征到陕北。如今，再次出发长途行军作战，征途困难程度甚至超出长征，沿途除了新四军第5师接应外，几乎是孤军深入日伪军占领区及国民党军防区，战斗伤亡减员必不可少，全凭指战员坚毅果敢、强大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意志支撑。

11月下旬，自绥德东渡黄河之后，王震、王首道联名向中央报告全支队实力统计如下：

部队(贺炳炎、廖汉生和文建武、张成台两个大队除外)共有人员4031名。计有：旅3821名，各机关、学校来的210名(下称第359旅之外)，内指挥员587名(内有第359旅之外35名)，政工人员199名(内有第359旅之外28名)，工作人员190名(内有第359旅之外61名)。战斗人员2240人(内有第359旅之外47名)，杂务人员548名，供给人员78名(内有第359旅之外2名)，卫生人员13名(内有第359旅之外2名)。

武器装备计有：步马枪1032支，短枪315支，重机枪12挺，轻机枪121挺，掷弹筒43具，各种子弹10万余发，掷弹筒弹764发，手榴弹2674颗。

现有骡马162匹，在绥德减少骡马101匹。

贺炳炎、廖汉生大队约400名，有枪140支、马50匹。

文建武、张成台大队有171名，内战斗人员10名，杂务人员2名，卫生员1名，有步马枪8支、短枪10支，子弹1192发，马31匹。(11)

这份电报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全支队非战斗人员占了三分之一，对于护卫数千里敌后行军作战，无疑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二是原有3个干部大队，现在合并成了贺炳炎、文建武两个大队，其中的300多名干部预定分配新四军第5师工作的，可以一次性满足鄂豫皖边区党、政、军、群工作基本需要，余下一部分准备去湘鄂西恢复老区，一部分预备到湖南创建新区的。

12月26日至27日，南下支队南渡黄河，进入河南省境内。30日，通过陇海铁路(铁轨和枕木已经拆除，仅剩下路基)，徒涉洛河。1945年1月3日，南下支队仍然徒涉伊河，4日过汝河桥，尔后经临汝、宝丰、鲁山，7日过沙河，担任警戒任务的后卫第3大队与鲁山来的日军坦克、装甲车战斗，第1营第2连1个加强排奋力阻击来敌，牺牲18人。之后，全支队踏雪通过叶县、方城、泌阳县境，13日在舞阳、泌阳交界的大寨山、下河关附近一带休息，并且与前来迎接的新四军第5师副政委兼中共河南工委书记任质斌、河南挺进兵团指挥长黄霖会合。16日，支队通过确山、竹沟公路，进入新四军第5师北进河南的部队基本区域。前卫第2大队在公路上与日军百余人遭遇，歼灭大部分日军，仅一部日军退守瓦岗，缴获步枪25支、轻机枪2挺、掷弹筒1具，牺牲政治指导员、排长各1人，牺牲班长和战士10人，负伤战士5人。(12)19日，夜间顺利过平汉铁路，到路东汝南、正阳、确山一带。这一段行动情况，支队连续报告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知晓。

27日，南下支队顺利抵达湖北礼山县大悟山区陈家湾，与新四军第5师第13旅会合，李先念师长、陈少敏副政委亲自迎接南征支队，两方首长共同决定休整计划，准备继续向南进军的各项工作。28日，王震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与李先念会合情况。29日，举行两军会师大会，30日移驻第5师师部驻地白棵树湾、八角门楼，在此休整半个多月，补充必要的给养及装备，向第5师移交了2个干部大队。两军还多次举行军政会议，师政委郑位三介绍创造鄂豫皖湘赣边区根据地经验，陈少敏介绍边区群众斗争经验，李先念介绍军事斗争经验，这些情况对于即将越过长江挺进湖南、广东的王震部队也是非常有益的帮助。与此同时，王震、王首道还向第5师领导人传达了中央和军委关于发展南方的战略意图和精神。

2月14日，全支队经补充之后共计5488人，即重新踏上征程，进入黄陂县的张明畈地区，沿途使用新四军第5师第4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部队的番号，以此迷惑敌人。15日，支队进入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境内，16日到庙基湾、刘家凹，与鄂豫皖湘赣军区第1军分区会合。这一举动即被南岸的国民党军有所察觉，9日通报各部“在长江北岸之大悟山附近发现第八路军三个团，装备齐整，并有过江之样”(13)。江南国民党军第七、第九战区随即绷紧神经，开始调度部署防备八路军过江。

2月19日夜至23日，南下支队分三路抢渡长江天险。25日，主力部队通过阳(新)大(冶)公路。26日全支队再次会合于团陵湾，后卫第1大队在大田畈与尾追而来的大冶县日军300余人激战整夜，“杀伤六七十，缴获步枪五支及军用品一部”(14)，该大队伤亡第2连连长朱新阳以下30人。此时，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已经获悉“鄂南之敌，计有八路军南下独立第一支队王震部，及李先念所辖之特务营，及罗通、郑多、雷同、肖珍等四个团，共有兵七千余，马百余匹，装备齐整，并有湘籍民大、抗大毕业之干部百余人，尚有一个支队在鄂东大悟山，即有抵鄂南之企图”(15)。王陵基随即分别电告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及蒋介石、顾祝同等有关情况，蒋介石收到王陵基前面来电信息，于9日电示薛岳、王陵基等，告知“王震系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战力较强，去戌月(即11月——作者注)初由陕北开鄂西北，若果属实，应饬属注意努力作战，并希详查，及设法捕获俘虏、文件证实”(16)。依此，王陵基急调第72军等部布防。

3月中旬，南下支队经江西修水、全丰，26日兵分左右两路纵队进入湖南省平江县境，右纵队占领县城。此地原系湘鄂赣边苏区中心，诞生过工农红军第5军(红三军团主体)、第16军，老苏区群众基础非常好，极大地便利新根据地创建工作。此前，王震等曾向毛泽东提议，支队入湘后公开打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番号，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的政策宣传，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便争取完全在国民党控制区及日军占领区行动。(17)30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入湘后可相机公开号召”“你们跳跃前进及留一营兵于鄂南设小后方之计划是很好的”，(18)告知后续梯队5000人可于5月初出发。于是，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原下辖各个大队也改称第1支队至第6支队，部队实力为4202人。日后，仅仅四个月，仅凭这4000余精兵，便极大地影响了三省边界地带。

鉴于南下支队已经顺利抵达湘北，初步实现了在延安时的预定计划、步骤，毛泽东于3月31日电示王震、王首道，“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个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包括崇、通、平、浏、岳、湘、长、潭)，然后再南进”(19)。其实，自长征一别，红军放弃了打拼多年的江南大片苏区，包括湘鄂赣边苏区，江南早已置于国民党反动派城乡严密统治之下。这一次陕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协同行动，突然冲过长江直奔鄂南、湘北，接壤江西，等于重返阔别10年的老苏区，目的性十分清楚。恰好日军自2月下旬便陆续收缩至长沙以及铁路沿线城镇据点，撤出平江、浏阳等县城，这给王震部队辗转腾挪客观上留出了大片空间。如：醴陵至岳阳地带，日军只在铁路以东30千米至15千米处设有据点，只为确保铁路及其以东一条公路运输线，而在南北250千米、东西100多千米之间，则无日伪军据点驻守。在此情况变化下，八路军南下第1支队采取逐个在身后建立若干块游击根据地，并以湘鄂赣边为接通南北的枢纽，梯次兵发粤北，一旦情势发生危机甚至逆转时，也好有个后援接应。所以，毛泽东和前方将领王震等想法才能高度一致。

此后的数月间，王震部队抓住机遇，立足鄂南10县、湘北6县等大片区域，迅速开展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4月28日，王震等报告中共中央和新四军第5师首长，陈述立即成立湘鄂边区统一指挥与领导的四点理由，最后建议拟建立的湘鄂边区领导名单，“提议接受湖南省委领导”(20)。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快批准扩大为湘鄂赣边区范围，将江西也一并容纳其内，并赋予其更加广泛的行动自由。

不过，这一地带屯集了国民党军大量部队，先后参与围攻王震部队的有第72军第34师、新编第13师、新编第15师，第99军第92师、第99师，以及新编第16师和挺进第1、第2、第3、第4、第5纵队，王陵基率领集团军总部驻江西修水县下同源。八路军南下支队不停地与其战斗，部队伤亡消耗较大。

5月4日，毛泽东又电示王震等，鉴于国民党军6个师大举进攻态势，指示采用机动作战方法，以大部向江西省修水、铜鼓方面行动一次，或者由王震率领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又明确指出：“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21)。同时，毛泽东决定在党的“七大”结束后数日，即派出第359旅留守陕甘宁晋绥边区部队的3100人和警备第1旅2100人，加上干部队，合计6000多人，组成第2、第3支队共赴湖南增援。紧接着，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同时成立，地跨鄂南、湘北、赣西三省边区。以鄂南梁子湖、大幕山为界，以东为东分区，辖七个县；以西为西分区，辖四个县；湘北分区，辖两个县。到5月末，边区东、北均以长江为界，西至洞庭湖，南抵通山公路，整个鄂南地区除了公路、铁路线之外，包括梁子湖、樊湖、鲁水湖等富庶地带，完全囊括进边区控制范围之内。

延至7月初，湘鄂赣边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南北130多千米、东西180多千米，拥有人口200余万人。此为连接江南和江北通道的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八路军与新四军共同开创的江南第一块成规模的立足之地，社会政治影响极大。

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世界战争时局变化，德国和意大利战败，“南洋战区由英国负责，美军不打广东，故日寇放弃南宁，缩短防线，巩固粤汉”，判断美军从欧洲向亚洲调动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因此“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来发展南方，“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的可能”。(22)这种时间空间的判断，是基于日本虽有败象，仍然保有一定战力，决战尚有一年以上时间，必须抓紧这段“空窗期”。依据这一适时判断，那么王震部队下一步动向就至为关键，促使毛泽东下定最后决心，即继续向湘南、粤北挺进，打造“南方一翼”战略新根据地。

四、毛泽东策定“南方一翼”战略

6月中旬至7月下旬，毛泽东频繁电示王震、王首道，分析时局大势，适时引导部队南进行动方针，贯穿湘北、湘中、湘南、粤北，期以彻底实现在延安出发之前的预定战略目标。6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王震等人的电文，分析王陵基集中兵力对战，我军主力回旋余地小，已处于比较被动局面。那么，今后行动方针不外有两种可能：或者仍然留在现地坚持，或者继续向南发展。如果采取向南发展目的有两项：第一项，用三个月左右时间，一直前进到湘粤边，在赣州、韶州、梧州、桂林、衡阳五点之间创造游击区及根据地，并且“与广东部队靠拢打成一片”(23)；第二项，王震部队进至衡阳、宝庆地区创立新根据地，后续张启龙部也到达此地区，而以文年生旅挺进至湘粤边与广东打通。按照后一项任务，是要文年生旅打前锋，王震旅做后盾。毛泽东还预判内战一旦发生，王、张、文三部八路军万余人，都要“准备被割断”(24)在敌后。以上各项方针，究应以何者为主，毛泽东请王震等考虑再电复，以便决定。很显然，毛泽东是非常希望王震等人继续实施向南边作战行动的，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创造新的根据地，也能够具备相当的规模了。所以，在电报的最后一句话，毛泽东特别提示，“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望根据此种前途考虑见复”(25)。接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新的指示，王震、王首道领悟了毛泽东胸中大格局的指向，当即决定率领主力3000人赴湘中，在衡阳、宝庆、湘潭、醴陵等地带建立根据地。19日，毛泽东再次电示王震等人，直接敲定：“我觉得你们须率主力大部以三个月左右时间，一直进到湘粤边境，与广东部队直接配合建立南方局面，方有前途，逐步跃进将丧失时机，陷于被动。”(26)这是摆明了引导王震再向前迈进一大步，置湘中于身后，大踏步直抵湘南、粤北了。这时的毛泽东看得更高、更长远，要他们向南、再向南，纵贯湖南，兵锋直接指向粤北。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命令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北上接应王震部队，一块会师五岭山区；命令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探路闽东、闽南、东江沿海一带路线，摸清迂回伸向广东珠江道路的可能性。

这时，王震和王首道已经分兵活动，接到毛泽东指示，立即向鄂南咸宁县董家祠堂集中。29日，王首道也赶来会合，并带来中央24日电报全文，众人立即讨论中央指示精神。该项指示主要内容是：“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27)认为在湘中的衡阳、宝庆一带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但在日寇崩溃后还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我军处于极其困难的状况，甚至有被迫北返的可能，也不能与广东东江纵队等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28)。因此，党中央决定南下第一梯队及后续第二梯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取得联系，准备将兵力和干部分成几个部分。具体立足区域是：在以赣南龙南、虔南(今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定南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州、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永明(今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灌阳、恭城为中心的湘桂边区；分散建立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中共中央提出需作三种思想准备：“准备一切条件，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29)中共中央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要抓紧在四省交界创建四块相隔不甚远的游击区，一旦发生战事还能够互相呼应，发挥牵扯南方国民党军“一翼”的特殊作用。7月4日，湘鄂赣边区党委在咸宁县胡家街继续召开会议，遵照中央和军委指示，王震则率领主力部队继续南下湘中、湘南、湘粤边，并将讨论结果电告中央和军委。次日，毛泽东便回电王震、王首道，肯定部队南进是正确的，指示沿途除了必要的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利和可靠的人民武装，应酌量派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遇到敌情也不宜妄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随电还告知，桂林、梧州、赣南所属“三南”、赣州、衡阳之间广大地区，均为日军占领区，唯其间有些县份为国民党军防区，例如：从化、桂阳、桂东等县情况不明，“你们到后才能了解”(30)。方向与决策确定之后，部队立刻开始行动。

7月7日，王震、王首道率领3025人从咸宁县的张家铺、塘角张、毛坪一带继续向南挺进，头顶酷暑连续行军10天，渡过汨罗江，21日通过长(沙)岳(阳)公路，抵达宁乡县吴家塅。

就在这期间世界大战形势陡然生变，德国战败投降，美军紧缩日本本土包围圈，苏联有可能对日开战，中日战争也有可能比原来预判时间提前结束，届时“内战危险空前严重”(31)，那么，留给我们党发展“南方一翼”战略的时间空间便被大大压缩。为此，毛泽东电示王震等，目前唯一的任务是争取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32)。于是，命令王震部放弃在浏阳、醴陵、衡山、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这是基于“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33)。而离开湘中之后的发展方向，则确定为湘南、粤北，依托五岭山区，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的矛盾，使日军战败之后我军也可以立足。除此之外，能与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34)。这一特殊任务，也需要南下支队去完成。因此，毛泽东命令王震部队一直奔往南开，进入粤北山区，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部会师。这一步战略目标，需要依靠陕北远道而来的老八路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同夯实，如若实现此一目的，再加之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源源不断地直下江南，则会出现由北向南，纵贯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敌后抗日崭新局面。

王震、王首道率领的这支3000名老红军为底子的部队，果然不负众望，仅用一个多月，便突破国民党军第44军第161师、第162师及暂编第2军、第4军第90师、第99军第92师等部重重拦阻，8月下旬进入粤北之南雄县境内。其间，在湘潭盐埠、黄家湾一带留下第4支队，以“湘中支队”名义在湘潭、衡山、宝庆一带游击，部队实际抵达粤北时已不足2000人了。

与此同时，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抽调的2000多人精干武装兵分多路，也打到了粤北南雄县境内，几乎与八路军南下第1支队兵锋近在咫尺；八路军南下后续第2、第3支队6000余人也赶到了河南省新安县境内，随时可以会师新四军第5师，再下江南兵发湖南。

五、毛泽东转换“南方一翼”战略发展方向

如前所述，正当“南方一翼”紧锣密鼓实施的关键时刻，日本天皇却正式官宣发布无条件投降诏书，标志着日本战败，抗日战争结束了。这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突变，也意味着国共关系就此转入新的历史时期，蒋介石随即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据此，中央决定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重庆，临行之前确定谈判让步的底线，其中之一即是让渡南方八块解放区，撤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武装力量至长江以北，包括广东全省(含海南岛)的抗日武装，战略目光开始瞄向大东北。

而已经奉命前出至粤北的王震部队，则陷入十分尴尬的困境，虽然千辛万苦穿插到位，却发现这地方根本就不适合建立根据地，连起码的站稳脚跟都很困难，每天被追敌围追堵截着，军情万分紧张，丝毫不受日本战败的影响。当时，军事斗争十分残酷，尤其是追敌国民党军第90师奉薛岳的命令，枪杀战俘。据该师阵中日记记载：8月20日，田庄圩战斗，“俘获敌十一名。余内中三名，查确系沿途被敌俘虏之友军，暂拨补输送连外，其余八名奉长官电谕就地枪决”(35)。23日，夜战闵家洞，3名俘虏被“就地枪决”(36)。25日，九牛塘战斗，“俘敌八名，经就地枪决”(37)。由此可见，敌人十分凶残。王震部队则是每战必伤亡，所有我方被俘人员都被敌人处死，只有损耗并无补充，队伍日渐减少。可谓身处陌生的环境，又与陌生的敌人交战，已然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即使拼力与东江纵队等部实现了会师，区区三四千人马纵有天大本事，实难立足，更难以创造五岭山区根据地。王震等心里很清楚部队在这种困境下，若再深入广东已无实际意义了，更不能把鄂南、湘北、湘中的留下部队往南调动了。所以，王震决定一方面经由湘赣边继续挺进粤北看看情况再说；一方面连日电告毛泽东并郑位三等领导，每天与追敌战斗情况，并鉴于留在鄂南、湘北的部队南进困难，“建议湘北部队靠近鄂南”(38)，尔后行动归第5师指挥。意思是留在湖南的部队不要南来了，以免劳师远征造成损失，因湘粤赣边为国民党军的后方，是他们的地盘。

8月22日，王震部跳出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抵达仁化、汝城交界的丰洲附近，于是，把这几天战斗情况电告毛泽东。次日，部队前进至崇义、仁化一带时，又与前后围追和堵截之敌发生战斗。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王震、王首道：“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39)此时，国民党军第90师2个团，紧紧咬住王震部队不放，28日中午，在南雄县牛矶追上王震部队交战，“俘获四名，步枪二支，骡二匹”(40)，后者向百顺乡方向急速撤走。当晚，部队在沙坑村一带山沟里宿营，面临着全军被打散的万分紧迫军情，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临机处置，当即指挥部队及时调头北返，并且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刘少奇、朱德等留守延安指挥调度。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为准备9月初正式谈判，很快便决定拟向国民党方面提出11条意见，其中，解放区部队准备全部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照此意图策划，不但长江以南区域全部让给国民党军驻防，甚至贴近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也要让出来，我军将从南方各个根据地逐一撤出。所以，一旦王震、王首道提出北返建议，毛泽东接到“在家”主持工作的刘少奇请示，立即毫不犹豫地同意实施。

9月5日，王震部从粤北进入江西永新、遂川两县交界地带，在老苏区群众帮助下，就地隐蔽安置一些重伤员，但此地也不能久留，周围军情紧张。当天，王震、王首道再次急电朱德和刘少奇、新四军第5师、东江纵队负责人，说明部队现时保有5000余名官兵及额外干部，在江南已很难立足，请求考虑本部北返向第5师靠拢，如不出意外，约在9月底即可到达第5师驻地，并请答复北返或者必须在江南坚持两个方案，以便作准备。(41)到了这种困难程度，南下支队仍然提出了包含留在江南的建议。拍发完这封电报，部队次日冒雨行军到达井冈山脚下的车坳、湘州等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收到8月29日和9月4日两电后，已然清楚南下支队目前处境异常艰难，且在日本投降时局急速变化的情况下，确实难以完成原有造就“南方一翼”的任务，刘少奇于是拟稿转告重庆代表团。电称：“[王]首道电，在湘粤边行动非常困难，创造广东五岭根据地已不可能，他们已被迫北返。他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望速告你们的决心。”(42)毛泽东即于9月7日复电中共中央，同意南下第1支队北返。当天，中共中央军委复电王震、王首道，“知道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部队立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43)王震所部因而继续北返，彻底放弃原定目标，急速向长江进发，边走边收拢留在湘中、湘赣边、鄂南的部队，一起北上靠近长江。

已经打到粤北接应的东江纵队等部，立即分散于湘粤赣边广大山区，继续坚持游击活动。

9月2日，在重庆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面谈，毛泽东提出此次谈判的8点原则性意见，其中，应由中共将领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军队，这些地区全在长江以北，明示放弃江南的意图。(44)而自9月中旬起，中共重庆代表团在谈判中更加清楚地表述具体让步地区，实际是对东北情况已经进一步摸清，并开始酝酿新的重大战略行动转移与计划部署，亦即争取东北、完全控制热河和察哈尔两省。为达此目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江南全军收缩至江北，并将让出南方解放区当作一个政治条件，在重庆谈判中合理地提出。

王震、王首道坚决执行北撤命令，昼夜兼程北进，忍饥挨饿，奋力冲破国民党军处处拦阻，沿途经过遂川、永新、茶陵、莲花、萍乡、宜春、浏阳、平江、岳阳、临湘、蒲圻、咸宁等县，在平江长寿街和嘉义之间渡过汨罗江，两次跨越粤汉铁路，一路急行军至长江南岸。9月26日，部队冒雨赶到鄂城赵家集，下午即开始抢渡长江，乘坐大小约40只船，27日上午安全渡毕。28日，王震部进至湖北省黄冈县境。刘少奇即于28日电告重庆代表团毛泽东，“王、王部队已安全渡过长江到达鄂东”(45)。29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南下部队全体指战员发出慰问电，高度评价这支老红军部队。

毛泽东自重庆返回延安后，10月17日致电王震，南下支队在王震、王首道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46)。该电报洋溢着肯定与喜悦之情，并委以主要军政指挥员重任。随后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王震、王首道均位列其中，南下支队则首先重新恢复第359旅番号，而后加入中原野战军序列，编列第2纵队。

至此，八路军南下支队方才结束了历史使命，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毛泽东让步南方解放区的抉择，破局抗战胜利之后出现仅仅不到两个月的一团迷雾，冷静清醒地快速变换主要战略发展方向，毅然舍去苦心经营的“南方一翼”，毫不拖泥带水，卓有成效地实现了政治、军事、外交(对美国)利益多重目标，不失为过渡阶段运筹帷幄成功的一大杰作。

六、毛泽东谋划“南方一翼”战略实施的成效

正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毅然发兵向南，逐渐造势河南、浙江、湖南三省，纵向串联陕北(八路军)、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华南(广东抗日游击队)等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横向链接华中新四军第5师(豫鄂边)、第7师(皖江)、第1师(苏中、苏南、苏浙皖边)，以争取“南方一翼”“绾毂中原”“江南大营”为三大着力点，继以创建华南五岭山脉、东南天目山脉两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主要进取目标。为达成此一全新战略发展目的，不惜调动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动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华中局、南方局等属地管辖党政军力量，协同执行发展南方的新任务。

纵观向南军事行动全程，正处于良好的发展势头，甚至某种意义上远超预期目的，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心和斗志，开拓了自皖南事变以来从未有过的华南、东南、中原三大区域历史新格局、新愿景。

以挺进华南前锋王震支队为例，区区5000余人，含新四军第5师张体学部，竟然打过长江去，一路冲破日伪军及国民党军的围堵，接连开辟了鄂南、湘鄂赣边、湘中、湘南一连串抗日游击区，沿途均留置部分兵力游击坚守，主力兵锋直达粤北南雄县境内，差一点就能与前来接应的广东抗日游击队会师。其中仅用三个月时间，便开辟了以湖南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之多、辐射面积之大、政治影响力之广，超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湘鄂赣边苏区规模，是为我们党在华南建立的最大一块抗日根据地。

实际上，王震支队和广东抗日游击纵队已经进入五岭山区了，这一带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定的、期冀立足并徐图发展的理想地方，能够深入华南到达五岭山区，足以说明部队坚决果敢行动的执行力。若是后续第二梯队6000余名精兵跟进至湖南，接通湘南、粤北、东江、珠江，那么极有可能实现“南方一翼”崭新局面，建立湘赣粤桂四省边区根据地，且时刻威胁广州、兵出桂林。待广东内战发生之际，临时调入广东的国民党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被我们党领导的、在粤北的10000余名战士组成的老部队拖住，不能及时抽身赴东北接收，那对中共中央争取东北战略方针与计划处置，则发挥巨大的南方支援东北作用。须知，这两个军全部配以美械装备，战斗力十分强悍，属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列。如照此结果看来，建立“南方一翼”战略价值意义可就非常重要了。

继以挺进河南为例，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却在抗日战争很长一段时期内，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在外围边沿活动，没有机会穿插至河南中心地带发展。为落实中共中央拟定的“绾毂中原”战略，八路军先后四批次进入河南的豫西、豫东，新四军第4师挺进豫东南，第5师深入豫南、豫中，这是抗战时期从未有过的局面。因为中原地带一向为国民党军屯集重兵守护，日军也一直想要打破僵持局势，八路军和新四军很难有机会深入河南，只是在周边发展抗日根据地或者游击区。直到日军首先发动攻势，纵贯河南中心区域，迫使国民党军纷纷溃败、撤走，客观上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军河南造成了有利条件。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以黄霖兵团出动时间为主)，八路军和新四军四面八方对进，基本实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目标。其结果，不但成功引导陕北八路军第一、第二梯队经由河南“跳板”赶赴南方，而且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成功地集结形成中原野战军，顺利收回江南，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北返，完成过渡阶段盯紧中原的使命。

再以粟裕所部下江南为例，因受皖南事变影响，新四军仅在苏南留置第6师第16旅原地坚持，浙东、浙南实力较弱，非有必要派遣主力部队下江南，则只能勉强维持江南局面。而为配合盟军登陆杭州湾，趁势加强江南力量，粟裕、叶飞率领两批15000余人渡过长江，并且很快插向苏浙皖三省边区，连续击败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精锐兵团三次围攻，狠狠教训了曾经参与皖南事变的国民党军第52、第79师，底定天目山“江南大营”基业。按照毛泽东的谋划，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带领十几个团也是要后续跟进江南的，力图控制全浙江，虎视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宁波等较大城市。

应当注意到，发展“南方一翼”新战略的三个主要行动方向，基本达成了主要作战目标要求，甚至超出了预期设想，所以，毛泽东接连提出了“南方一翼”与“江南大营”精准标的，构建起自陕北、中经华北和华中、终抵华南和东南的“长蛇阵”，并使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三大武装力量实现了首次协同行动，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的内容。

总之，自从决定发展“南方一翼”新战略并付诸行动不到一年之内，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地域配置与结构，明显扩大了全浙江以及相毗邻的苏南、皖南的抗日根据地，创建了华南最大一块抗日根据地——湘鄂赣边区，获得了河南大片利于立足并徐图发展的区域。该项战略具体实施的结果，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在华南、东南、中原抗日局面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第一次串联起陕北、华北、华中、华南区域内各个战略支点。

尽管毛泽东亲自策定的“南方一翼”新战略未能得以完全实现，毕竟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夕最大规模大动作，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政治价值与军事价值。即是：第一次缜密思考国民党打内战的可能性，抢先开辟与利用华南战场，尽量迟滞与阻挡国民党军内战发动；第一次把全局战略目光瞄向南方，除了配合与践行盟军登陆广州湾之外，还暗含着恢复南方老区基业的意图；第一次调动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协同行动，这在全部抗日战争时期绝无仅有，也是东江纵队等广东抗日游击武装唯一的一次接应八路军作战行动；第一次串联华北、华中、华南三大块抗日游击区域，从北向南摆成一字“长蛇阵”，这是从未有过的排兵布阵；第一次清晰表达了“南方一翼”新战略具体着眼点，明确了湘赣边做“中腰”，鄂南做“后尾”，湘南、粤北做“脖颈”，东江为“蛇头”，由三大武装协同承担任务；第一次实施全党全军全方位掉头向北，顺应局势骤变，及时止损，转换战略发展新方向；第一次出动陕北八路军穿透粤北，且安全返回中原解放区，等于杀个“透心凉”，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不能不说，这一大手笔，彰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恢弘气魄与高超眼界，是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日臻成熟的重要标志。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8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6月12日)，转引自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76页。

③参见《任弼时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6月12日)，转引自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75页。

④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发言》(1944年9月1日)，转引自章学新：《任弼时传》(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45页。

⑤王首道：《毛主席要我告诉大家——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1945年11月18日)，《王首道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⑥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9页。

⑦《中共中央军委致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1944年10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76页。

⑧转引自王恩茂：《南下支队湘鄂赣边斗争的教训总结》(1945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藏资料。

⑨参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54页。

⑩王恩茂：《王恩茂日记》(南征北战分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11)参见《王震、王首道、王恩茂致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电》(1944年11月26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302页。

(12)参见《王震、王首道、王恩茂关于部队通过确山竹沟公路与日军遭遇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电》(1945年1月16日)，《新四军文献》(第四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70页。

(13)国民党第30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湘鄂边境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作战机密日记》(1945年3月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藏资料。

(14)《王震、王首道、王恩茂关于日军甚注意南下支队向华南发展致中共中央并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1945年3月11日)，《新四军文献》(第四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79页。

(15)国民党第30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湘鄂边境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作战机密日记》(1945年3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藏资料。

(16)《蒋介石致薛岳、王陵基电》(1945年3月9日)，国民党第30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湘鄂边境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作战机密日记》(1945年3月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藏资料。

(17)参见《王震、王首道、王恩茂关于南下支队拟在湘鄂边短期停留稳步前进致毛泽东并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电》(1945年3月16日)，《新四军文献》(第四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18)《毛泽东关于对国民党军采取自卫方针致王震、王首道电》(1945年3月30日)，《新四军文献》(第四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685页。

(19)《毛泽东关于建立湘北根据地然后南进致王震、王首道电》(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59页。

(20)《王震、王首道、王恩茂致中共中央并郑位三、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电》(1945年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藏资料。

(21)《毛泽东关于创建湘鄂赣边区根据地问题致王震、王首道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1945年5月4日)，《八路军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6页。

(22)(23)(24)《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王震王首道部的行动方针致王震、王首道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1945年6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7-798、797、797页。

(25)《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建立南方战略根据地给致王震、王首道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1945年6月15日)，《华南抗日游击队》(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2页。

(26)新疆军区政治部党史办：《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抗日战争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27)(28)《中共中央关于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致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救国军军政委员会电》(1945年6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01、802页。

(29)《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南战略方针给湘鄂赣区党委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的指示》(1945年6月24日16时)，《新四军文献》(第四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99-700页。

(30)《毛泽东关于南进途中不宜停留过久致王震、王首道电》(1945年7月5日)，《新四军文献》(第四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31)(32)(33)(34)《毛泽东关于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致王震、王首道电》(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09、809、809、809-810页。

(35)(36)(37)(40)《国民党陆军第4军第90师阵中日记》(1945年8月20日)，全宗号787，案卷号1668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8)《王震、王首道致毛泽东并郑位三、李先念等人电》(1945年8月23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

(39)《中共中央致王震、王首道电》(1945年8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7页。

(41)参见《王震、王首道建议南下支队北返与第五师会合致朱德、刘少奇并郑位三、李先念、尹林平电》(1945年9月5日)，《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综述·文献·大事记·图片)》，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713页。

(42)《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43)《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南下支队北上与敌五师靠拢给王震、王首道并告尹林平、郑位三、李先念的复示》(1945年9月7日)，《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综述·文献·大事记·图片)》，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714页。

(44)参见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34页。

(45)《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编：《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

(46)《中共中央关于南下支队在郑位三、李先念领导下协同作战给王震的复示》(1945年10月17日)，《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综述·文献·大事记·图片)》，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