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从「五四后」到「后五四」——基于“存有三态论”思考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角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21-05-10 14: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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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 (进入专栏)  

  

   论文提要:本论文旨在宏观「五四」百年历史大势,回顾与前瞻,做深层的哲学反思。首先,作者经由三十年一世、六十年一甲子的时间观察,进而省思了「五四」「五四后」到「后五四」诸阶段。指出「传统」、「反传统」、「溯源传统」与「返本开新」诸问题是如何辩证纠结,并望前发展。就在这「花果飘零」下,有识之士寻求「灵根自植」,进而得以「发荣滋长」。

   人们在「存在意识的危机」下,陷入了「方法论意识的错乱」,作者指出近百年来常问的「中国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这里隐含着三种不同的次序:「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须得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经济发展、文化生根」,迎来了崭新的机运。人们进到现代之后,应当克服「主客两橛观」,回到人之为「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生命真实。如此一来,才能从「本能之能」、「知能知能」进到「觉性之能」,寻求文明交谈及人类和平的可能。

   关键字:存在、意识、发生、理论、实践、觉性之能、灵根自植

  

   一、问题的缘起:「五四」、「五四后」与「后五四」

   「五四」不只是一九一九年的时间切点,他是由此切点而开启的的一个运动。这运动扩及到现在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它代表着是一个崭新的现代化新文化运动,最主要要求的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的渴求。清楚地,他要求的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社会共同体的构造方式,他要求的是民主共和,不再是以前的君主专制,也不再是以前家父长制的社会,他要求的是现代性社会与政治的构造。

   另外,他要的是人们可以经由清明的理智去认知这世界,而且能掌控这世界,对于神秘的、不可知的,他主张应该存而不论。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说,这是解除咒术(除魅)(disenchantment)之后的状态,当然,人类努力地除魅了,却又可能又陷入现代化之「魅」中[1]。更简单的话来说,「五四」意味着对现代化的追求,因之而开启的现代化运动。

   「五四后」,意味着由五四所开启的运动,并且这运动已经实现到相当程度。他一方面还依着他原来的轨道与指向继续往前,或者有所调整的发展着。一般来说,以中国传统时序来说,一世三十年,作为他的前阶段,又一世三十年作为他的后阶段。当然,这是大体的说,时序不会这么井然。他是一个连续谱,会一直在变化中,有时快些,有时慢些,但这大趋势却是若合符节。依此看来,从1919年到1949年,这是一个阶段。1949年以后,到1979年又是另一阶段[2]。

   若依此推衍,1979年再加个三十年,那是2009年,这可以说已经由「五四后」进到「后五四」的时期了。明白地讲,这已经不再只顺着原先的向度迈进;他已经到了又一崭新的年代。他意味着对于前阶段的总体反思,之后再往前迈进。现在2019年,则是这总体反思,已经进到第二阶段,他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但也可能有飞跃性的进展,也可能会有较大的顿挫。

   二、关于「传统」、「反传统」、「溯源传统」与「返本开新」诸问题

   依循着如上所说的时序来看,一世三十年,一甲子(二世六十年),总地来看,诸如:传统、反传统,现代与反现代,这些语汇,自然也就清楚起来。尽管清末以来,革新者、革命者曾努力的要抛弃、或者说是扬弃传统,但传统的庞大力量一直左右着革命与改革。

   表象上,改革者、革命者,努力的要摆脱传统,迎接新的未来,认为唯有接受了新的启蒙的洗礼,才有机会开启新的可能。但底子里,传统仍然以极大的力量左右着当下,甚至他可以是用作为一个对立面的方式,一方面与传统厮杀着,但另方面他本身就是极端的传统。因此,有时他在现代的追求过程中,却是反现代的,但历史却是在往前迈进着。此中有奥秘者在,真难以言宣也。

   虽说历史浩浩长流与民众的大趋势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民众的大趋势其实是由于少数的秀异分子,在极少数的有志之士生命的动能催促下,朝向理想迈进的。要是没有这些秀异分子、有志之士,以天下国家兴亡为己任,历史的发展会是被动而停滞的,会是被其他外力所左右的。

   在这些以天下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士君子的参与之下,中国的现代化,尽管有朝两个不同向度发展的大争斗,是要美化,还是俄化;经过了科科坎坎,总也慢慢地调整到了另一个大发展的年代。不再是美化,或者俄化的问题,因为毕竟他是发生在中国,接了中国的地气,自也免不了要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而且这影响是无比大的。

   只要文化的教养是持续的,接了地气,他是会要求通天道的,中国文明肯定人就生活在天地之间,「三才者,天地人」[3],人是要参赞于天地之间的,人是要通天接地的。明白的说,原先要争的,到底姓资,还是姓社,这也是美化、俄化两端的另一个转换说法而已。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四十余年,现在不再是这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我要回到姓自己的姓,我姓的是「中」,是中和之道下的「中」。如何「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果真是目前最重要的论题。但如何之为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4]。这大本该如何重新诠释,如何转化创造,如何创新发展,这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溯源传统是必要的,但如何溯源传统,是怎个的传统可以经由溯源而重新进到一崭新的交谈与对话的场域中,开启新的思维,创造新的可能。「返本开新」几乎已成为一个定向,虽然他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称谓方式,但这是个大趋向。自势头上,中国已经不能只是姓社,或者还要去姓资的年代,他经有顿挫,经由无数的革命者、秀异分子、有志之士的努力、而进到了大国发展的年代,这是不必怀疑的。

   三、从「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发荣滋长」:「存在意识的危机」、「方法论意识的错乱」及其克服

   唐君毅先生曾有一部小书《说中国民族之花果飘零》,并寻求如何的灵根自植、返本开新[5]。在上个世纪六零年代,乃至七零年代,这样的呼声甚至都还是绝唱,但到了八零年代、九零年代,我们却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走进了新的阶段。历史看起来,是下层建筑影响着上层建筑的,但不过有志之士的理想理念却是一盏明灯,让这终极的善紧紧地指引着我们。在狂风巨浪中,在晦暗不明的漆黑大海里,从黎明前慢慢的进到了黎明。

   由于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这样的「血缘性的纵贯轴」所形成的家父长,后来异化成了暴虐的家父长[6]。清朝用极封闭的方式来经由着他的大帝国,虽然曾经辉煌过,但这样的辉煌,满清前三代所谓康雍乾盛世,很快就难以为继。

   他失去了转化创造的能力,失去了创新发展的能力,即使没失去,但力量已然减低了,乏力了,终而难以为继了。西方人在大殖民的年代,襟怀与权力,掠夺的欲望与神圣的理想纠结在一起,船坚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也震醒了中国文化梦的困境。

   就在这样的严重困境下,却激发着中国民族最为内在的本能性动能,伴随而来的,却是整个存在意识的迷失。丧心病狂般,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说是成为一个没有了家的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途持钵效贫儿」[7]。或者,更准确地说,那无尽藏却成了严重的拖累与甩脱不掉的包袱。

   由于「存在意识的危机」导致了「方法论意识的错乱」[8],但所幸中国民族文化所积累的大地母土的厚德,在严重匏刮、去除下,却隐含着一崭新的转化可能。由于严重的存在意义危机,还好有着原先根生的深厚土壤,任你践踏、任你深掘,却也刨除了不少污秽,当然也沿着极多的戾气,这戾气却也有几分生机。

   老实说,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呈现的就是严重的病痛,看就要毙命,也因此,大家努力的要做出诊断,要给出药方。问题是:诊断往往并不准确,因此也就用错了药,反而让病况更加严重。在这种未能真切因病而药,反而因药而病,旧病未去、新病又来的艰苦过程中,中国民族居然挺过来了。

   他其实靠的是地气浑厚,靠的是志气昂扬,虽然科科坎坎,虽然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却就这样摸石子过河,迎来了民族大复兴的年代。当然,历史的进展不是可以侥幸的,脚步不会是幸进的;所有看似偶然的飞跃,其实都是几代人,特别是那些秀异分子、有志之士,作为领头羊去冲创出来的。

   生存的本能,要求着要活下去,脑袋的知能,要求着要发起来,身体的动能,要求着要动起来。就这样,要救亡、要图存,一百多年挺过来了。进到2009年之后,中国已然不只是从五四,而五四后;而是到了需要去好好反思整个「五四后」以来的发展,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后五四的年代」。

   我们不能再只是本能式的反应,不能只是为了活下去,开发了我们的知能,强化了我们的动能;我们其实必须到了一个崭新的觉醒年代。我们该开启的是咱们华夏民族文化中,最为可贵的「觉性之能」。这可也是到了克服存在意识的危机,厘清方法论意识的年代[9]。

   四、中国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隐含的逻辑问题:「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异同

   一百多年来,甚嚣尘上的一直争论着一个虚假的问题「中国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有的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是妨碍现代化的,应该予与铲除,甚至有扔入茅厕坑的戾气之言[10]。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妨碍现代化的,不过,他在本质上与现代化不同,所以必须做一本质上的转化。

   当然论者的样态还有许多类型,但总的来说可归结为「反传统论者」与「传统论者」,但他们虽然作为对立面的两端,但思维方式却都是方法论上的本质论者(m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认为文化是有其恒定不变的本质。

   其实,这样的本质论式的方法论是有缺陷的,是难以真切构成的[11]。因为文化不会是本质性的决定,文化是在多元的交谈对话中长育而成的,套用王船山的话来说,是「命日降,性日生日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12]的。

   当然,文化不只有差异,也有高低,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那是一个颇有高度、深度、厚度及亮度的。当然,他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困陷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问题,不是文化的本质问题。换个话说,中国两千年来构成了这习气业力,但你不能说它本质上就是专制的、高压的、封闭的。

   认清这是个事实,是极为重要的。历史的发生次序,不是可以经由一理论的逻辑次序来安排的,但却也可以从历史的发生过程里,经由深刻的反思,得到诠释转化,以及理论的构造。从中让我们学到更多的历史教训,让我们去瞻望未来。无论如何,重视历史、直面历史,从生命的存在觉知,到概念的反思,到理论的建构,这样的历程是必要的。他不是一蹴可及的,他必须念兹在兹,恒久的努力,才能日新又新地臻于较完善的境域。

   这段灾难重生,却也辉煌的历史,让我们真正理解到,原来我们所处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原生型的现代化」,相对來說,我们是「衍生型的现代化」。这「衍生型的现代化」虽也有许多原生型的现代化的样相,但并不同于原生型的现代化,他不可能(也不必要)依着他原来的历史发展进程重新来一次。

他也不是你从他所做成的诠释反思,因之型构成的理论逻辑次序,可以就此理论的逻辑次序转为实际,重新来一遍的。历史总在有意无意间,进到您全然惊异的位置上,其实你是在不断的挑战与响应中,揆度揣摩,或缓步、或跳跃、或踟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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