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一个重要的接榫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 次 更新时间:2022-05-09 10: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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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 (进入专栏)  

  

   林安梧教授于二000年四月间往访中国大陆、广州、武汉、北京、上海、厦门等多处高校暨研究单位。本书《两岸哲学对话──廿一世纪中国哲学之未来》乃是当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与郭齐勇、邓晓芒、欧阳康等位教授的对谈,并加上了多篇相关论文而构成的论述,值得一读。

  

   问:能否谈谈您对大陆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热的观察,您是如何评价与评估的?

   答:我对大陆传统文化热的观察,我以为这是从所谓的文化知识分子热起来的。我觉得这样的热是浮在表面的热,这样的热必须落实到民间里,好好地生根发展。要不然这个热只是知识分子炒作的一个过程而已,只是知识分子在炒作的过程中,取得他们声名的一个工具而已。但也不只是如此,大陆也有一些文化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文化土壤深耕易耨,很认真地在发展、在扎根,特别配合到读经运动,以其其它种种发展,我觉得这些年来有非常好的发展。特别有很多知识分子也呼吁说,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扎根呢?它必须与整个民间日常生活结合在一块,譬如说礼乐教化这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说要恢复中国传统的节庆,不要只是五一长假、国庆长假,而应该是依据传统的节庆,应该有的文化传统的圣贤纪念日,还有传统节庆,配合自然与人文。这一点来讲,包括台海两岸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同声呼吁。譬如说呼吁应该要有中秋节、譬如说呼吁应该要有教师节,而且应该以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还有以孟子的诞辰为母亲节,我想这些呼吁慢慢的大陆的政府也听到了,也做了一些变化。所以今年大陆政府就取消了五一长假,而有了清明节、端午节与中秋节,它已经变了,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认为大陆传统文化热基本上是一个剥极而复的过程,我常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里,这个阶段很像从秦到汉,从汉初文景到汉光武,我想这是一个儒学重新生长的年代,这个重新生长的年代倒不必像汉武帝那个年代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该是让百家互动共生共存共长共荣,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交谈。所谓更多的沟通与交谈,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扎根。扎根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路线,这一点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我知道大陆在这方面花过很多功夫,包括对于民间宗教的调查研究,譬如福建地区的三一教,就是林兆恩的三一教,也称夏教,这个教在台湾也有,但信者很少。在台湾最重要的是一贯道,还有其它的,万国道德会,还有其它儒、道、佛传统。台湾可以说是万教齐发,什么都有。在台湾宗教只要不违背刑法、民法,基本上是完完全全被保障的。而大陆在这方面,在这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里,只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发展,而台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所以有关宗教的问题,我认为是一定要谨慎,不能够太快,在开放的过程里面也要有深入的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打开,慢慢的发展。这一点我的看法是这样。

   问:您如何看待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的观点?您对方克立先生呼吁官方对政治儒学加以警惕的意见又是如何看待的?

   答:这两位先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蒋庆先生所强调的政治儒学,其实这个名称我以前与他提过,我并不赞成。因为政治儒学会让人误认为是一种政治化的儒学,不过我想经过蒋庆多年来的努力,其实政治儒学很清楚的强调是政治面必须展开实践的儒学,而并不是被政治化的儒学。这一点倒是我原先担心,现在很显然的是有点多余。他的政治儒学就强调一种外王学的儒学,强调中国传统以公羊学为主导开启的一套外王思想。这样的一套外王思想经过蒋庆这样的调理以后,调理出他所谓的一套「三院制」,分三个院,还有其它种种。我认为蒋庆先生这个想法有一点理想化,甚至有些乌托邦,简单来说并不现实。但我认为蒋庆先生这个观点是重要的,他的重要并不在于他的正确,而是在于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里,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想法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不同的想法,可以引发更多的讨论。所以这个不同的想法未必正确,但如果它能引发更多的讨论,那就有价值。当然有人会问,蒋庆这个想法会不会太封闭?他也可能带着某种专制性,不过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呢?因为蒋庆这个想法不可能会具有「主导性的力量」,他会具有一种「引发性的力量」。能够具有引发性的力量,具有讨论性的力量,那就很好。

   方克立先生在这里呼吁官方对政治儒学的警惕,我想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立场所做的呼应。也有人对方克立先生提出很严重的批评。我认为这批评过头了。我的意思是说,以中国GONG.产.党的发展,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己经不再是以前的具有绝对专制性的马克思主义。它只是众多传统中的一个传统,它是参与到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三个很大的传统。我想这三个很大的传统,其实是可以交谈,可以互动,可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带有专制性,它想如何就如何的那个年代。方克立先生做的这样的一个呼吁,我认为这个呼吁本身是会引发马克思主义传统好好的也来面对儒学的传统,面对西方整个哲学的传统,来做交谈和互动。  马克思主义在大陆上有功有过,做为一个意识型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过程里面,它其实已经累积、已经积淀了非常可贵的核心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这块土地上所发展出来的思想里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况,在人类发展里面,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它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新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夹带当时的政治力量,有它突破性的发展,之后又造成非常严重的不幸。现在,大体来讲,己经慢慢从这个不幸走出来,而进到一个新的时代。至于新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强调,回到1844年青年马克思的手稿,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时候他所面对「人的异化」问题,后来开启了所谓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这两个学派是对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给出非常清楚并有反省力的批判。这个传统,我认为是不容忽视的。以目前来讲,中国大陆这方面的思想也是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整个中国大陆来讲是正统的,不过,这个正统己经不是原先意义下的那个正统,它的威权性其实慢慢的凋落了。代之而起的,必须是一个交谈、融通,以及对话。我认为方克立先生呼吁政治儒学的警惕意见是有理由的,我以为这样的呼吁会引发更多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会有意义的。对蒋庆和方克立来讲,我认为,他们各有立场,以目前大陆的文化氛围来说,都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就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而言,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成功的、是好的。这是我对他们的一向的观点。

   公元两千年,我与郭齐勇,与欧阳康,与邓晓芒,我们在武汉大学,有了第一次中、西、马的对谈。这个对谈,后来在台湾的《鹅湖月刊》登载了,在台湾的学生书局,也出了一本中、西、马的对话。后来到公元两千零五年,武汉大学开了一个当代新儒学会议,在这个会议之余,我们四个人又做了第二次的对话。这第二次对话的讲稿已经刊载在上海的《学术月刊》,这里面我们四个人的观点:我与郭齐勇代表中国文化传统,欧阳康代表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邓晓芒代表西方文化传统。四个人虽然立场不同,但有一个立足点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大家相信中、西、马可能互动流通,有可能交谈对话。所以我们在规划、期待第三次会谈的可能性,就我所知,大陆那边可能因为我们做出这样的接触融通,也引发了其它地方的对话和融通,也开了一样的会议来讨论这些相关的东西。我认为以后这样的讨论会继续增加的,这也是可贵的。

   问:您如何看待官方对儒学的提倡、支持和期待,以及儒学对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威胁和挑战这一矛盾现象?

   答: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以前反对儒学,批林批孔,这是关联着政治,这是在彻底的反传统的氛围下所生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既反中国文化传统,也反西方文化传统,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它带有非常强的公平性、正义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就在这个状况下,开启了翻天覆地的运动。在中国文化传统被压在最底层的农民、工民,农工阶级做了一个很大的翻转,这就好像一个湖泊里面,把被压在底下的三分之一的泥巴全部掀动起来,结果这池子的水就全部变黑了。这次掀动之后,是否将污泥全部淘了出去呢?是淘出去了一些,但有些又沉淀回去了,我认为整个过程就像是这样。

   我这个说法是因为一方面正视共产主义在整个中国的发展上有其合理性,可是也有其限制。目前又回到改革开放的路子,这也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限制。在这个改革里面,大陆官方对儒学,不只是儒学,对道学,包括对佛教,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支持和期待的。特别对儒学和道学给予更多的提倡,比佛教的期待要大,就此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以为不用太担心,因为儒教还很有发展空间,可以继续发展。儒道佛所形成的调节性原理、和谐性原理对于当前中国大陆是极为须要的。

   至于儒学对官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有些冲击,但这个冲击不算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冲击,不是来自于儒教、道教和佛教,而是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后资本主义年代的社会,已经不是原先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资本主义,而是一个新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个新资本主义的社会,它已经是调整了原先早期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而这样的方式,一方面看起来是比较人性化的,但同时它也太人性化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的大陆知识分子所面临到的,而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改革开放可以带来些什么样的立即性的后果,而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整个大陆,我想国民所得,每年的国民所得都要翻了几翻,中国从原先的外汇存款很少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成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我想在这样的发展过程里面,这些发展过程是很直接地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型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儒学、道学与佛教去冲击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型态,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型态,在整个大陆改革开放的过程,必然地遭受到严重的冲击,也必然地遭受到冲击之后所带来的威胁,当然,也因此有很深的挑战。

   再者,我以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人文主义(humanism),都是以人作为核心性的思考。他们都强调人有他的平等性。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当然原先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的是「革命的实践」,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有一个新的发展是强调「社会的批判」,像是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强调社会的批判;相对来说,儒学强调的是「道德的省察」。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迈向儒家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可能〉,副标题就强调所谓「革命的实践、社会的批判与道德的省察」。我认为儒学是可以从「道德的省察」有一个翻转而转向「社会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从原来革命的实践,已经转成社会的批判。就「社会的批判」这一面,强调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强调一个人化的社会,强调一个回到人,强调回到事物本身,强调物各付物,人之为人这样一个社会,就此来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应该有可接头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接榫点。所以我并不认为大陆对儒学的提倡、支持与期待,会导致儒学会对官方原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有一个冲击、威胁与挑战。其实不是,儒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的整个发展里面,它会起一个调节、融通、交谈、对话这样的可能性,这一点我的理解上与大陆的一些朋友并不一致,这一点我想是一个值得检讨的地方。

   问:您强调儒学的“心灵安顿”及“调节作用”,强调儒学的此岸与彼岸同一,强调儒学是一个「教」,但事实上,大部分人们可能并不这样认为,人们更认同儒学的现实功用性,更认为佛、道的「心灵安顿」功用,您试图怎样去说服人们?

   退一步讲,儒教与佛、道的「心灵安顿」区别又在何处?您身上的佛、道的成份有多少?如果有,这些因素与儒教如何和谐共处?

答:我想这基本上不用说服,其实只需要有更多的经典的阅读、经典的理解、经典的诠释、经典的融通,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也就是儒学,如果要谈它现实功用性,正是它教我们如何身心安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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