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15-06-29 23: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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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  

  

  

   想象是形成群体认同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一般说来,“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民族和国家也不例外。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研究民族主义和国家起源的经典著作中把“民族”(nation)视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他说:“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通常被认为仅仅是对共同体共享要素的想象,包括共同的血缘、历史记忆、语言、文化传统(通常是把地方性传统想象成国家性的传统)乃至共同的法律与社会制度,以培育共同体成员的民族(国家)意识和一体感。在这种想象中,共同体内部族群、阶级、性别和地区之间的差异被一种共享的同一性(oneness)所掩盖。显然,这一想象过程强调的是共同体成员内在的共性。但是,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想象过程其实还包括对异域、即“他者”(other)的想象。心理学家认为,“个人和团体通常都是通过把自己与他人进行区分或通过把自己置于与他人的对立面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共同体的内在同一性是在与外物的比较中才被确知的,必须有一个外物或他者的存在,才能形成对共同体的同一性即特性的认知。

   也就是说,对异域或他者的想象在辨识民族共同体的特性、强化共同利益与塑造共同命运的过程中发挥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异域和他者的想象,民族共同体是难以形成的。由此说来,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不仅包括对共同体共性的想象,还包括对异域和他者的想象,民族国家身份不仅是根据国民共同具有的特征、即从内部界定的,同时也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及根据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从外部界定的。二者缺一不可。意大利学者安娜·特里安达菲利多指出:

   国家身份还暗指差异性。国家身份的存在预设了“他者”(others)、其他国家和其他个人的存在,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一集团,我们集团必须与他们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国家意识(nationalconsciousness)既包括共性意识,也包括差异性意识。它既涉及对团体的自我感知,也涉及对国家寻求与其相区别的他者的感知。这意味着,国家身份本身是无意义的,而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有意义。

   也就是说,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在辨识国家身份的时候实际上就预设了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存在,以及由“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组成的“国家间共同体”的存在,否则国家身份是没有意义的。国家身份内在地具有双重特性和双重功能:一方面是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内看”,产生一种共同体的自我意识,界定谁是共同体的成员;另一方面“向外看”,识别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不同,界定谁不属于本民族(国家)。因此“他者”的观念内在地存在于民族主义信条之中,对于大多数民族(国家)共同体来说,都曾经存在而且可能仍然存在与本民族(国家)共同体相区别的“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others),“一个民族的身份通常是在'有意义的他者'的影响下被界定和重新界定的”。琳达·科利通过研究发现,不列颠作为一个“被发明的民族”(inventednation),其形成过程与多年的英法战争和对法国的“他者”想象密切相关。她说:“他者”是指“另一个民族或族群集团,它在领土上邻近或处于民族共同体内部,威胁或被认为威胁自己的族群和/或文化纯洁性以及/或威胁其独立”。前者是“外部他者”(externalother),后者属于“内部他者”(internalother)。在笔者看来,这里领土上的“邻近”是相对而言的,有时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某种关系也会被视为“他者”。同时“他者”也并非一定构成对本民族的威胁,有时“他者”也可能成为本民族共同体参照的对象。因此本文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他者”这一概念的,认为“他者”泛指界定“自我”的参照物。在国家身份建构和共同体想象过程中,凡是被用来作为本民族(国家)特性参照物的所有异邦或族群都是他者:他者可能是威胁性的,也可能是对照性的;它可能远在天边,也可能近在眼前;它可能是实际存在的,也可能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成为“他者”的关键在于某一国家或族群是否进入到另一个民族成员的认知和想象世界,从而成为后者衡量自身特性、价值和地位的参照或标尺。

   一般说来,“内部他者”可能是一个少数族群,也可能是一个移民共同体。当一个少数族群或移民群体迥异的语言、宗教和习俗被认为威胁了主导族群的文化和种族纯洁性的时候,它也就成了一个他者,主导族群会通过重申民族共同体的身份来把本民族共同体与新来者区别开来。而典型的“外部他者”有三种,或者说,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通常把三种类型的其他民族(国家)视为“外部他者”。其一,如果某一民族处于形成阶段,正在寻求从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分离出来,或寻求与主导民族相分离,该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通常会把原来的主导民族或国家视为他者。如美国在建国过程中就把英国视为他者。其二,与自己民族敌对或被视为敌对的民族或国家是当然的他者。如冷战时代的美国和苏联其实就相互视为他者。其三,被认为具有与本民族迥异甚至低劣特性的异邦通常会被当作他者,对这类异邦的描述往往是为了突出本民族共同体的优越特性,并鼓吹通过对低劣的他者的改造来证明本民族的先进。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看来,欧洲长期把东方、特别是中近东的阿拉伯世界视为他者,东方他者被用来“帮助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以突出欧洲的先进与优越。

   在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中,都会出现影响其身份演进的“有意义的他者”,而且这种他者可能不止一个,不同他者的出现会在不同时期影响民族(国家)身份的塑造和再塑造。一般说来,在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他者最容易被构想出来,因为他者的存在可以增强民族成员的归属感,并有助于确定本民族的领土、族群和文化疆界。在民族(国家)处于危机或不稳定的情况下,他者也会突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的他者”的存在起到帮助战胜危机的作用,因为他者的存在可以在面对共同敌人时把人民团结起来,提醒人们“我们是谁”以及强调“我们是不同的和独一无二的”。在危机时期,他者也可以充当替罪羊的角色,以转移人们对危机真正原因的关注。

   在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对他者的想象不仅仅是出于人我分别的心理原因,还可能与国家政府和知识精英实施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战略有关,即通过“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无论是眼前的、现在的还是杜撰的”,来“追求一种单一的国家身份以团结其国民”。

   在这种想象中,由“我们”和“他者”组成的“国家间共同体”通常还会被认为是有道德秩序的共同体,“他者”不仅威胁我们,而且也威胁了共同体的道德秩序。也就是说,“他者”有时不仅仅被想象为与“我们”不同,而且还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中的“异类”。

   对“他者”的想象在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尤为重要,因为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缺乏多数国家所拥有的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血缘,因此国家共同体的形成比其他国家更依赖对“他者”的想象。如学者戴维·瑞安所言,美国“没有统一的族群特性(ethnicity),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没有共同的历史积淀,而只有共同的反叛的经历”,因此“美国不得不自己发明那些欧洲通过继承就获得的东西:团结意识、全部的国家象征符号和强烈的政治情感”,并倾向于“就其对立面界定国家的意义”。美国国家身份建构过程的突出特征就是美国不断地寻找“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对他者的改造培育爱国意识和突出美国的国家特性。

   长期以来,中国就扮演了美国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他者”的角色。本文的主旨就是考察从美国建国一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人,主要是那些参与中国形象塑造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包括早期的美国“建国之父”、传教士、记者、学者和外交官),是如何认知和想象中国的,以及这种想象在不同的历史情境(historicalcontext)中是如何帮助建构美国国家身份的。本文不是站在现代的和经验的立场上考察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真实,以及美国人中国观对中国认识自己的价值(笔者并不否认这一价值的存在),而主要是站在后现代的、批评的立场上,并借鉴形象学和后殖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究美国人想象中国背后的观念和动机,以及这些观念和动机如何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在笔者看来,美国对中国的想象更多的与美国自身的历史进程相关,反映着美国人自身的渴望和向往,与其说是对中国现实的反映,不如说是对美国自身文化身份的表述,因此无所谓真实或虚构。它的作用在于构成或创造意义,帮助美国人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与国家地位。用形象学大师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2HenriPageaux)的话说,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异国形象并非是对异国现实的复制和简单再现,而是注视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对异国的“重组和重写”,“'我'注释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演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

   本文的“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某一时空范围内形成的对自己国家文化的特征与国家地位的印象与看法。就美国人而言,国家身份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WhatdoesitmeantobeanAmerican?)用学者菲利普·格利森的话说,“尽管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看起来也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它提出了(国家身份的)最深刻的内容: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持有的价值观,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怀有的合法的忠诚对象,我们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

   国家身份的建构性质决定了国家身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化的,针对不同的参照对象,美国会有不同的身份。爱德华·萨义德说:“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对'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也就是说,国家身份会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话语中被建构和重新建构,会根据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context2dependent),并在与不同“他者”的对比中具有不同的内容(relationallydefined),特别是会因原有他者性质和特征的改变或新他者的出现而被重新界定。在不同时期,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国家的特性、地位和角色会有不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也会影响到对异域“他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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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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