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双语词典编纂与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知识的获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21-07-28 14: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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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  

   摘要:

   19世纪以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达到顺利传播基督福音的目的,在面临清政府禁教的政策环境和汉语学习的困境下,通过延聘中国教师讲课、多渠道习练汉语、参与政治经济事务和社会调查、求购中文书籍等多种方式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进而编纂出版大量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形成晚清传教史、出版史、跨文化交流史上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些词典参考了几乎涉及所有部类的中国古代典籍文献,展示和介绍了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体现了对中国文化既褒扬又批评的文化观念,但其基调是基督教文化中心论。传教士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编纂出版双语词典,反映了传教士献身基督福音传播以使中国基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和西方殖民主义大行其道背景下传教士的国家利益考量,同时欧洲的语言学科特别是词典编纂领域的丰富成果、传教士的现代教育背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教士;汉英英汉双语词典;汉语;中国文化知识;

  

   19世纪以降,在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强力推动下,以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来华为肇端,大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联翩东来,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美等国31个基督教新教差会共派出338位传教士,形成近代早期基督教新教在华力量格局。1为达到顺利传播基督福音的目的,传教士迫切需要学会汉语、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以便与当地民众沟通交流。在此背景下,以传教士为主体编纂的工具书——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应运而生,其整体数量和个体规模皆蔚为壮观,形成近代中国传教史、出版史和跨文化交流史上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2与一般单纯的语言工具书不同,这些双语词典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向迫切需要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来华传教士乃至域外西人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堪称一部部有关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然而,作为来华前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来华后面临着怎样的学习环境?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与渠道如何?所获知识的来源何在,在词典中有哪些呈现?双语词典中介绍和传递了哪些中国文化知识,其对中国文化概念、知识的释义和解读反映了编纂者怎样的中国文化观念?其以双语词典编纂活动为中心的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获取行为,体现了传教士怎样的宗教与政治利益考量?厘清这些问题,对进一步探究基督教传教士早期在华活动史、出版史及近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史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早期来华传教士面临的政策环境

   康熙末年以来,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1721年,康熙帝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谕令“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此后,清政府实行更为严厉的禁教政策,1723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以“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为由,奏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4雍正帝准其奏请,下诏驱逐来华耶稣会士至澳门。

   而1759年发生的“洪仁辉事件”更强化了清政府的中外隔绝政策。洪仁辉(JamesFlint),英国人,时任英国东印度公司汉语翻译。1759年7月,他乘英国商船北上天津,向清政府状告粤海关官员对外商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请求乾隆皇帝主持公道,同时请求改变只开广州一口的贸易禁令,增开通商口岸。清政府的处理结果是: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流放、抄没家产,但英商增开通商口岸的诉求被悉数驳回,洪仁辉被关押在澳门,三年后遭驱逐出境。清政府为防范此类事件重演,出台了《防范外夷规条》(即“防夷五事”),涵括外商不准在广州过冬、严禁外人“雇请汉人役使”等规定。5洪仁辉事件成为清政府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的契机。

   清政府严禁外国人雇佣中国人,包括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对于不允许外国人学汉语,清政府也有明确规定。其时,英国洋行大班布朗(HenryBrown)向两广总督长麟请求允许英商向广东人学习汉语,长麟批复称,“现今通事买办,即系内地民人,尽可学话,不必另多雇内地民人教话,致与定例有违”6,明确予以拒绝。不仅如此,清政府也严厉禁止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内地书籍例不出洋,近日汉奸多为购书”,实不能允。7

   上述政策环境,显然难以满足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急于尽快掌握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热切期待:一是他们学习、活动的范围只能局限于澳门及南洋一带。如,马礼逊初到广州时不敢以英国传教士身份示人,只能寄居在以前的法国商行、时为美国货商米尔纳(Mr.Milnor)的住所。8卫三畏(SamuelWellWilliams)初到广州时也只能以贸易商的身份住在广源行。9二是他们极难聘请到合适的中国教师。熟悉马礼逊在华情况的美国人威廉·C.亨特曾记述:马礼逊在广州时“不得不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的灯光遮蔽,以保护自己的中文教师”。10马礼逊自己也有记载:“中国政府是绝对禁止任何中国老师教授外国人中文的。”11卫三畏在记述自己学习汉语的过程时也谈到:“那些日子里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教我们中文”,后来请到的中文老师“每次来时总是带着一只外国女人的鞋并将它放在桌子上,这样一旦有他害怕或不认识的人进来,他就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给外国人做鞋的中国师傅”,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12三是购买中文书籍困难。马礼逊初到广州后,在致伦敦会司库哈德卡斯特(JosephHardcastle)的信中写道:“现在仍不知道我能在广州居留多久,我买了少量的中文书和纸笔。中文书是买不到的,都是偷偷摸摸弄来的。”13卫三畏也曾抱怨:“用来帮助学习这门语言的书籍跟使用这门语言的机会一样少,所以我的进步很慢。”14

   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签订,促使清政府逐步改变了对外政策。来华传教士面临的政策环境与文化生态发生重大改变,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也不再困难,甚至“一些身居高位的中国官员”主动把珍贵的中文书籍借给传教士“作为参考”。15“学习中文不再需要被看作无望的工作,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能说各种方言的人(指外国人——引者注),有些人的确说得很好,甚至很难与真正的中国人相区别。”16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也由此呈现繁荣的局面。

   二、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获取途径

   禁教、闭关政策给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带来严重的困难,而迥异于西方语言的汉语本身,客观上也给这些来华传教士造成了极大的学习困难。对此,他们后来在双语词典导论或序言中均有细致描述。

   在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看来,汉语是一种“可怕的语言”“困难的语言”(卫三畏)、“奇怪的语言”“难度较高的语言”(罗存德)、“难以学会的语言”(卢公明),掌握这门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卫三畏)。他们认为,汉语学习难度主要体现在其区别于欧洲语系的特征:一是汉语是一种象形与表意文字,重字形字义,结构复杂,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而西方人把学习汉语的精力过多地放在语音语调上,未能分清主次;二是汉语有十分丰富的表达方式,一个英语单词对应数个甚至十数个以上等义汉语词汇,而有时在欧洲语言中又很难找到与汉语完全对应的词汇,这无疑增加了西方人学习的难度;三是官话与方言存在重大区别,而官话又有“北官话”(北京话)、“南官话”(南京一带的下江官话)之分,方言则有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蜀方言等多种之分,“每个汉字都奇特地具有不同的声调”,此外还存在发音上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而在西方人听来却几乎相同;四是汉语存在书面语与口语的不同,这在以往辞书和其他著作中很难寻找;五是汉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悠久历史中留下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而由于西方人与中国人在文化背景如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上有很多不同,对很多汉语词汇的理解都会有偏差,无疑进一步增添了学习掌握汉语知识的困难;六是中国书籍没有标点符号,难以阅读。17

   尽管学习掌握汉语如此困难,但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强大动力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攻克了汉语学习难关。

   域外人士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首先离不开专业或专职的中国老师,这在传教士的相关记述中有或多或少的记录。马礼逊回忆录中就曾提到过他有多位中文老师,如在伦敦教他中文的容三德,他到达中国后延聘的官话口语老师、天主教徒容阿沛,教他广州话的李先生,既当他的中文老师又充当助手、帮助他“制造工整的木刻字模”的蔡兴,专门教“孔夫子书”的高先生等。18在当时的环境下,能聘请到这么多中国老师,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马礼逊及伦敦会为此支付了高额的经济报酬。其他早期传教士虽未能就自己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过程留下较多记述,但中国老师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如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郭实猎(CharlesGutzlaff)在进入中国内地前,曾长期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暹罗等南洋各地活动,他们的汉语官话及福建方言就是向当地华侨老师学习的。19又如卫三畏,他回忆1833年刚到中国时,就“找到一位文化教养颇为深厚的老师”教自己汉语;1849年,他还曾从领到的1300美元的传教津贴中专门拿出一部分“雇一个家庭教师”20;他在1844年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EnglishandChineseVocabulary,?intheCourtDialect)序言中也明确提到,在学习汉语及编纂词典过程中,他“经常聘用的本地教师们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21再如卢公明(JustusDoolittle),1850年甫到福州,就立即请中国老师教汉语官话和福建方言。他在当时写给美国公理会总会秘书的信中说:“1850年6月10日,我聘请一个当地的老师作为我的家庭教师,开始学习中文。”22正是由于个人的艰苦努力和中国老师的多方帮助,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水平突飞猛进。

   在向中国老师学习的同时,传教士们还利用日常生活、诵经布道等多种机会来习练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马礼逊经常用刚学会的汉语与中国佣人日常交流,每逢礼拜天就与他的中文老师和中国佣人一起参加礼拜,诵读中文《四福音书》,有时还用广州土话证道和祈祷。他还有意识地与来访的中国官员用中文交流。23麦都思也利用每天巡查布道站所办几所学校的机会,主动与华侨师生会话交流。每周他还在马六甲镇上四个场所用中文宣讲,与听众谈话互动。24卫三畏更是“在散步的过程中常常和当地的中国人聊天”,他说“散步时我们常常在中国人中间走动,在他们的店铺里或路边和他们聊天”;有时甚至在乡村的打谷场上与“扫米粒的男人”交流并赠送宗教书籍,还会受邀到中国人家中休息;有时还主动参加中国人的晚宴,在交流饮宴中练习汉语,并了解熟悉中国的餐饮文化。25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还积极参加各种经济、政治等事务性活动和社会调查,作为深入了解和熟悉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重要途径。马礼逊曾长期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参与了大量中英贸易交涉事务,这对其提高汉语水平和观察了解中国社会及其风俗习惯大有裨益。1816年,马礼逊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的译员随团访问北京,途经广东、直隶、山东、浙江、江西、江苏六省,领略了直隶“广阔的平原”和大运河、鄱阳湖、黄河、扬子江等江河湖泊,也见识了中国的农田、农舍和园林以及佛教的庙宇、回教的清真寺等宗教场所,还经过了孔子的诞生地,并参观了朱熹曾讲评四书的江西庐山白鹿书院,特别是经历了英国使团觐见中国皇帝的曲折历程,了解了中英围绕觐见礼仪问题所展开的政治文化冲突。26作为随团译员,马礼逊的工作成果寥寥,但作为一名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研究者,他此次北京之行收获巨大。

郭实猎更是热衷于参与英国对华经济、政治事务。郭实猎在南洋华侨中开展传教活动并初步掌握汉语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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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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