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后启蒙中国的思想光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观察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5 次 更新时间:2005-11-20 11: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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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  

  

  对当代中国思想界来说,自1998年以来,2004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围绕着读经运动所展开的辩论规模之大,牵涉的思想立场、参与者之众都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之最。并且,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使当代中国思想界在1998年的分裂之后又经历了一次裂变。这意味着,1998年以来左右对立的分析框架失效了,有必要重新当代中国的思想光谱。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虽然在这里使用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左派这三个外界比较流行的说法,但与其说这些提法本身具有真实的涵盖性,毋宁说是为了讨论和展开的方便。事实上,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左派的概念,这里都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由主义应该被理解为泛保守派、泛自由派和泛左翼。

  

  后启蒙时代

  

  这里说的“后启蒙时代”,我是指1992年以来的历史现实。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一个判断,即将1980年代判认为一个“启蒙”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的“启蒙”是语焉不详的,启蒙知识分子们对于未来的期待和承诺都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以西方历史中的“启蒙”做参照来否认1980年代的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是不全面的。首先,如果抛开目的论的历史观,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运动同样是一场语焉不详的思想文化运动,而不是象今天的中国人们习惯性的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有明确指归的历史运动。其次,从其带来的客观效果说,中国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与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运动一样,完全摧毁了此前的社会与思想结构,带来了一个经济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后者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的“市场经济”不仅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自身逻辑的内在延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之当成对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完成。因为,整个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表面上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但在这种话语背后是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强烈愿望。所以,当“市场经济”社会降临的时候,启蒙运动的目标部分的完成了,启蒙运动在1980年代的所形成的批判潜能也随之消失。市场经济降临的进一步的结果是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批判目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部分的被看作是这种不适应的症状表现之一:知识分子们正在试图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重建自己的批判话语的合法性。这一结果的另一表现则是1990年代一直为人所批评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知识状况,1980年代的文化/思想批判转变成了规范的学术研究。

  但是,市场社会的降临并没有完全兑现启蒙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承诺。在市场的逻辑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的同时,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象启蒙知识分子们期望的那样自然而然的带来民主,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没有消除腐败,反而带来一个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事实,即大量的工人因为国有企业改制而失业下岗,成为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中的主要受损失群体。同时,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之交曾爆发出巨大能量的“乡镇企业”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大量的破产了,或者转变为完全的私营企业,或者成为市场经济的祭品。与大量工人下岗的现象同时出现的还有新生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这是一个完全无法被原来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新生阶层,但是民营却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迅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到了1/3的比重。与这些事实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迅速倾斜,贫富差距急速扩大。这意味着,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知识分子认识和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结构都必须重新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实践被普遍认为已经失败了,保守主义者甚至将之表述为“历史的终结”。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苏联与东欧同时开始了漫长的转轨。但是,很快这种转轨就被判为失败,苏联东欧地区不仅没有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允诺的繁荣和富强,反而遭遇了经济上的大幅衰退和政治混乱。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整个19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都保持着平均数为9%的增长,在苏联、东欧苦于资金缺乏的时候,中国却常常出现“投资过热”,以致于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使经济降温。为了重新启动经济增长,苏联、东欧地区几乎采用了所有“华盛顿共识”提出的建议,但始终处于长期的倒退之中;而中国却往往在政府采取降温措施不久之后就会马上又出现“投资过热”。苏联与东欧都遭遇了长期而大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却在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甚至在1997年后全世界都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陷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中国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即使2003年春夏之际的SARS危机也没能影响这种增长,以致于有人戏称“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

  2004年,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目标。虽然这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距离,只不过是实现了“三步走战略”中的一个步骤,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这仍然被当成事实上的“中国崛起”。而且,在此前后,官方越来越多的提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姿态也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不仅积极参加“东盟+3”的对话,而且积极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同时发起和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加强中亚三国、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也就是说,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合法性被进一步取消了,代之而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话语,甚至台湾统一问题也组织进了这一话语策略进行讨论。

  与这两个过程同步的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两次大裂变,1980年代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分裂了,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群体,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保守派、自由派与新左派。

  分配不公正直接导致了1998年被称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大辩论。虽然这场辩论更多的时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左派”这个带有历史污点的词语重新出现在当代中国思想视野里的过程。虽然新左派在后来的其他左派看来仅仅是“自由左派”,甚至当时被称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甘阳也强调更应该将“新左派”看成“自由左派”,但“新左派”对社会公正的强调和对中国式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教条的批判仍然启发了许多人,使之实现了“向左转”的过程,形成了一个新的立场。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原来非常含糊的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双方的立场都在讨论中得到了强化,变得更清晰了,在不同的思想立场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方的批判合法性都得到了重新界定。也就是说,这场讨论部分的促成了后启蒙语境中的批判性重建。

  相比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保守主义在2004年的异军突起显得更为复杂。按照朱学勤在1998年对自由主义立场所做的简单定义,文化保守主义本来应该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在现实情景中,2004年关于读经运动的辩论中,反对读经运动的却主要是自由主义者。而在为读经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辩护的人中,除了读经运动的提倡者之外,也主要是原来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原来的新左派标志性人物甘阳、汪晖、崔之元都在今年以来更多的提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为之准备理论资源,而这原本是文化保守主义最基本的话语逻辑。按照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表述,中国的崛起不一定以儒家的复兴为前提,但却一定是以儒家的复兴为标志的。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者与鼓吹“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左派们共享着一个前提:中国的和平崛起。

  因此,1998年以来左右对立的分析框架现在已经失去原来的效力了,新的思想力量正在形成之中,用朱苏力的话说,就是“也许正在发生”。

  

  自由派

  

  在19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是启蒙知识分子不言而喻的思想立场。为此,当代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特地整理出了一个“胡适——顾准——李慎之”的线索作为旗帜。但是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指引下的自由派们不仅离原初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去甚远,即使是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也分歧也很大。在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按照不同的理论资源将自由派知识分子分为三个不同的立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与宪政派。

  这三种不同路向的自由主义是在比较中区分的。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无所不包的万灵药功能,认为经济增长将会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得到增加。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盲目的为增长而增长,强调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反对为了发展而牺牲个人的权利。宪政派更多的强调的是“变革中的秩序”,也就是说,宪政派虽然也认为需要变革,但变革同样需要一定的程序来保护,使之有序的进行。

  从较长时段的视野来看,这三种自由主义路向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宪政派兴起后政治自由主义的声音则慢慢变弱了。但是,它们存在诸多的分歧的同时,也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前提,比如市场、自由、民主、财产私有制等等。在现实语境中,这三种话语往往会交错的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所以比较难于辨认,不同的自由主义路向之间也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因此,在这里只能尝试着对它们各自做一些梳理。

  

  经济自由主义

  

  1992年之后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一方面在经济上完全实现了19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们的诉求,一方面却在政治上冻结了民主改革,而政治自由主义的诉求则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因此,整个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最活跃的理论部分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冷战时期声名噪起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成为这一时代最受推崇的思想家,制度经济学指引着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走上了一条相信“经济学不讲道德”的路,经济学成了解释世界与历史唯一合法的理论框架。

  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资源不断的被介绍进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涵本身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自由主义宣扬,效率优先于公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价值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此得到了更大的话语空间,1990年代的改革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思路即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指导下制定的。

  首先,按照流行的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私有化为方向。虽然苏联、东欧的经验被认为是失败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改革的主导者们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行私有化改造。其次,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宣称,让工人下岗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只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福利都会得到扩大”。再次,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市场原则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一切问题的指导性原则,包括医疗和教育。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中国迅速开始了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将市场当作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造成了后来许多人看不其病、上不起学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经济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思维陷阱。之所以说是陷阱,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只是“市场”的另一种说法,使政府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福利分配职能,将所有人的命运都交给市场来处理。

  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从原来的高积累战略时代过来的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任何资本进入市场的,进入市场即意味着成为弱者。如果说农民因为土地所有权仍然没有完全私有化而仍然保留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的话,那么工人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进入市场被选择即意味着绝大多数人被淘汰,成为弱者。近两年来的MBO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造过程中,许多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在一夜之间转为私人所有,原来的工人的饭碗早已从“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更多的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没饭碗”的人。

  2004年由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有企业MBO的质疑引发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中,经济自由主义的道义合法性终于受到了怀疑。虽然讨论的结果并没有能完全扭转国有企业MBO的方向,经济自由主义的声誉却因此而破产了。原来笃信经济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人由此转向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从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他们的理念是,在供应无法突然增加的时候,只有用价格来压制一部分人的需求才是合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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