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情感的力量:启蒙与年轻一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75 次 更新时间:2024-05-31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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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年前,《思想》编者向我邀稿,今年联经双喜临门:公司创办50周年、《思想》杂志50期喜庆。杂志将以「思想的力量」为主题,出版专辑。我注意到。联经公司的生日是5月4日,这恐怕并非偶然,五四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这正是联经这半个世纪所肩负的使命所在。

五四过去一百多年了,承继启蒙大业的联经年过半百,而中国大陆的第二次启蒙,也接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启蒙在中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启蒙在公众心中是否还有「思想的力量」?假如日渐式微,那么症结何在,有何新的路径能够跟上时代,继续未尽的启蒙事业?

刚刚过去的年岁之交,台海两岸分别了发生了两年大事,大陆一边是上海的万圣节,年轻一代以cosplay的另类文化展示,震撼了全国和全球;台湾一边是年轻选民跳出蓝绿的政治二分,投票给民众党,形成前所未有的三足鼎立格局。谁赢得了年轻人,谁就拥有未来。无论是选票还是文化,皆是颠扑不破的永恒逻辑。那么,启蒙大业何尝不是如此呢?

思想启蒙与学术研究不同,其不仅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而且启蒙的诞生,就是现代公共领域的产物。启蒙本身就是一个现代事件,哈贝马斯所描述的以沙龙、报纸、杂志为媒介的公共领域,是启蒙赖以运作的社会文化建制。公共传媒的每一步发展、每一次技术进化,都会同步地改变启蒙的传播方式,受众群体、乃至启蒙的内容本身。

现代媒体的发展,经历了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网路媒体三大阶段。古腾堡的现代印刷术,使得现代的报纸、杂志和流通的书籍,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因而也造就了17世纪的新教改革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正是印刷革命的产物。到了20世纪,随着广播与电视的出现,知识分子不仅以间接的文字,而且以直接的视听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拥有了更直观的感觉冲击力。而到了20世纪末,网路媒体的横空出世,既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挑战,又提供了知识╱真理生产与传播的新的空间。

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启蒙,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大略而言,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20年,以报纸、杂志和书籍为核心的印刷媒介。80年代最有影响的启蒙媒介是《读书》杂志(如今是硕果仅存)、《世界经济导报》、《文汇月刊》、《青年论坛》、《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等等。90年代以後除了《读书》之外,还有《东方杂志》、《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财经杂志》、《财新杂志》、《经济观察报》等等。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延续至今的网路媒体的崛起,先是印刷媒介的副产品,随後与後者并驾齐驱,这十年来其社会影响已经碾压印刷媒体。

新的网路技术的涌现,让新媒体每隔3-5年,就发生一次新的更新迭代,这二十年网路媒体的变化,远超过去的二百年。新媒体的更新反覆迭代,以中国大陆为例,大致经历了四个时代:BBS时代、微博时代、自媒体时代和短视频/社交媒体时代。这四个时代,既相互反覆迭代,又彼此交叉。启蒙知识分子在这四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是非常不同的,简单地说,呈现出一条从中心到边缘的下降路线。BBS时代是印刷媒介向网路媒体的过渡期,依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唱主角;到了微博时代,以演艺圈和企业家明星为核心的网路意见领袖(大V)开始替代知识分子,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在自媒体时代,各种知道分子和追求流量的公众号在资讯的生产和传播、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全面胜出启蒙知识分子;而到了近五年的短视频和社交媒体时代,以文字为中心的印刷媒介,不再是以形象和图像为中心的短视频对手,各种视频博主、直播网红争相斗艳,启蒙知识分子彻底退出了公共传媒的C位。

何为启蒙?几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相信康德的那句名言:「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就是以理性化解愚昧,启蒙就是思想的力量。民众之所以陷入愚昧而不知,乃是因为缺乏现代的知识和思想的智慧。假如国民拥有了更多的现代观念和思维方法,那么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便土崩瓦解。我思故我在,现代人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到了90年代,大陆的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围绕着人文精神与世俗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等重大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分裂与冲突,然而对立的双方依然在启蒙的延长线上:相信自己是理性的、明智的,对方则是愚蠢的、不智的。前文所述的第一阶段,是印刷媒体为媒介的公共场域,知识分子们主要以公共写作作为论述的方式,尽管在论战当中双方都带有某些意气的成分,但基本上依然是说理的,尽管各自有各自的理,互不通约、鸡同鸭讲。

在社交媒体的最初时期BBS时代,由于BBS技术形式和展示方式依然具有印刷媒体的特点(只是多了一层即时的交互性),擅长说理的公众知识分子依然是BBS之中设定议程、掌控主题、叱吒风云的英雄。

然而,从微博的诞生到自媒体的涌现,公众知识分子一步步让位于公共意见领袖和无所不知、无所不议的「知道分子」,有限的字数(微博140个字)和博取流量的压力,让更多的网路公众人物和职业写手明白,与其说理、以理性的论证说服公众,不如以更简单粗暴的煽情或者譁众取宠的「标题党」策略,吸引大众的眼球,收割更多的流量。于是在公共领域,煽情代替了说理,情感的力量开始挑战理性的权威。

近五年来,随着视频、特别是抖音(Tik Tok)、视频号、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的流行,社交媒体的主流从文字转向了图像,因而塑造了年轻一代新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启蒙原来是借助思想的力量,通过抽象的价值符号输出,诉诸于受众的大脑,从而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观念。然而,以图像为中心的短视频时代,彻底颠覆了传统启蒙赖以存在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图像以直观、即时的最短路径,绕过大脑皮层,直接诉诸于受众的心灵,刺激他们的情绪,无须理性思考,看到即得到,听到即获得,有一种直接的、交互感染力的广场效应。

对于启蒙来说,难道理性的时代终结了,一个全新的情感时代已经到来?

假如情感时代的命题是准确的话, 那么至少对年轻一代是有效的。我将活跃在当代中国大陆的人群,按照生理、心理和文化年龄,分为三代人:启蒙一代(1950、1960年代生人)、过渡一代(1970、1980年代生人)和年轻一代(1990、2000年代生人)。启蒙和过渡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无论好坏,早已固化,不再是启蒙的对象,而年龄在15-25岁的年轻一代人,其心理年龄和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期或初步成熟期,有很大的可塑空间,即使是步入社会的90後,因为虚无主义的普遍流行,内心也是一片荒芜,不少年轻人又不甘陷入虚无,苦苦寻求安身立命的寄托所在。启蒙的事业如果要继续发扬光大,不仅要继续以理性改变年轻一代,而且要适应年轻一代的代际文化特徵,主动调整启蒙的姿态。

这个调整,就是除了坚守理性的力量,更要相信情感的力量。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情感时代。

当代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内心所信奉的,一是自我中心主义,二是多巴胺中心主义。最近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过渡一代的中年人喜欢玲子,而年轻一代更爱汪小姐,因为汪小姐不要宝总的照顾,自豪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码头」,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这正是90後、00後年轻人的共同价值观,不要与我谈论什么「家国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他们即使在街头站出来,也并非出自一个公民的责任,更不会为自由、民主这些抽象的价值符号奋斗献身。所有的勇敢,仅仅是为了扞卫一己之个人权利、守护从小就拥有的任性与自由。不管妨碍其个人自由的权力来自何方,家长、老师还是政府,皆在反抗之列,只是反抗的方式不同而已:平时是内心的腹议,「态度诚恳,坚决不改」,到了关键时刻,会快闪式地见诸集体行动。年轻一代像古希腊的伊比鸠鲁主义者那样,相信社会生活皆以利己为原则,如果要正直,只是因为正直对自己有利。50後、60後的老一代人,多少是亚里斯多德式的参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但他们的孩子一辈,基本没有经历过公共生活,也不习惯政治参与,即使偶尔在街头有表现,更多地是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是自我个性的展示,而非集体的政治意识驱使。

年轻一代多是一些伊壁鸠鲁主义者,自我中心意味着个人的快乐至高无上,也是最高的善,无论吃喝玩乐,还是追剧恋爱、追求的就是一个身心的爽快。生活是否快乐,要看能够分泌多巴胺,他们的快乐观就是身体性的多巴胺中心主义。诚如伊壁鸠鲁所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一切善的根源来自口腹之乐,就是智慧和文化也与此相关」。古希腊城邦晚期的伊壁鸠鲁与春秋战国乱世的道家哲学有相似之处,儒家的德性之乐与淑世精神不再有意义,唯有杨朱的身体之乐与庄子的个人精神自由才是安身立命所在。这几年中国大陆经济下滑、消费降级,人们普遍有一种末世来临的心态。在不确定的乱世之中唯一值得珍惜的,不再是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也非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缅怀,而是对当下瞬间性快乐的把握,是对多巴胺分泌的快乐追求。吃喝与交友,唯一要看的,是对方能否为自己输出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意味着什么?乃是一个情感时代的到来。启蒙的第一代人经历过火热的1980年代,他们是城邦的政治动物,至死怀有无可改变的家国天下情怀;过渡的第二代人经历过启蒙的思想洗礼,也最早拥抱世俗化的市场经济,他们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通过精准的理性计算和人生设计,再加上努力奋斗,以实现社会阶层的往上流动。然而,年轻的90後、00後,生不逢时,不断走下坡路的时代让他们断绝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往上流动的念想,躺平、摆烂成为了他们新的人生姿态。正因为如此,年轻一代反而更在乎当下的即刻快乐,重视个人内心的感觉体验。愉悦性消费代替了身分性消费。购物不再追求名牌,只要给自己带来独特的身心愉悦,就是好的。淄博烧烤、川味火锅、小酒馆的流行,成为大陆餐饮的主流,便与这种新的消费心理有关。老的一代人讲究性价比,以计算理性导引购物,而年轻一代在乎的是「对上眼」,只要看颜值高、看上了,能够为自己带来情绪价值的,就会下单带回家。

「对上眼」,跟着偶像走,不仅是商业的消费现象,也是政坛的精神现象。老的一代的选票,取决于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但年轻一代不再是政治动物,也不重视利益的关联,他们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最在乎的是政治人物是否「对得上眼」,就像购物一样,能否给自己带来情绪价值。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第三党的柯文哲赢得了26%的选票,大部分是年轻的投票族,并非偶然。年轻一代看不惯老气横秋的国民党,也不满腐败的民进党,而柯文哲亦正亦邪的新潮风格最对得上年轻人的口味。至于他的政见如何、德性高低,反而是退而其次、甚至忽略不计的考量了。今年的另一场更重磅的美国大选,决定胜负的将是一个上了去年《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的当红巨星泰勒.斯威夫特,她的年轻粉丝有2.8亿,能够决定美国18%选民的投票取向。

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最基本的选择逻辑是对人性的理解。老一代将人理解为是城邦的政治动物,是意识形态的考量;中年一代将人阐释为是理性的动物,在乎的是利益的计算;而年轻一代将人视为激情的动物,更重视情感的互动。在亚里斯多德、霍布斯和休谟之间,三代人有各自的选择。而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休谟对人性、利益和道德的观点,在当代年轻一代那里得到了完全的印证。休谟在《人性论》中说:「理性是并且应当仅仅是情感的奴隶,它除了服务和服从于情感外,决不能自命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年轻一代固然有自己的理性计算,然而,这些计算不具有优先性,他们是情感的动物,在激情面前,理性只是工具性的奴隶而已。无论是冲动性购物,还是寻找偶像或爱人,或者投票给不同的政治家,驱使他们的,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激情。正如休谟所认为的那样,利益是一种激情,而非理性。决定利益的不是理性计算,而是激情的情感。

那么,年轻一代有没有道德感?关于这个问题,社会有各种不同的争议。不少老一代人经常抱怨子女一代缺乏道德,不讲人情。而我的观察发现:两代人的道德感和表现场域是不同的,简单地说,老一代人更有私德而缺乏公德,而年轻一代不在乎私德而倾向公德。父母一代在熟人圈子非常重视人情,照顾亲友的面子和利益,但置身于陌生人的公共空间,常常于公德而不顾。比如在中国大陆广泛流行的广场大妈舞,高分贝的音乐扰民引来年轻人的不满。而年轻一代,不在乎熟人之间的人情,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只要没有经历过共同的情感生活,即使有难也不愿出手相助。但在公共场域,年轻人会表现出更多公德,相比较父母一辈,更愿意让座、帮助陌生人,只要情境化地被打动,激起了内心的恻隐之心。哪怕是远在天边的非洲饥饿、叙利亚难民,只要一张图片、一段视频,都能让年轻人冲动之下倾囊捐款。

这就是年轻一代经常挂在嘴边的共情。这种共情,绝非理性思考的结果,也非个人利益的驱使,仅仅是瞬间与对象之间发生了情感的共频,激发了内心的同情与怜悯。休谟认为,人虽然是利己和自爱的动物,但这种自私是一种有限的自私,人与动物不同,他还具有孟子所说的源自人性本能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与他人发生沟通的共通感。当然,这一同情和怜悯与有限的自私一样,也是有限的、相对的,取决于具体的场景,往往是瞬间的爆发。要成为持久的习惯,还需要有理性的道德自觉。然而,不管如何,有限的共情,依然是道德感的源头。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说:驱使人们做出道德选择的,不是理性的利益考量,而仅仅是情感。「这种情感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一种对人类的幸福的同情和对人类的苦难的愤恨」。这几年大陆直播带货最成功的董宇辉,所运用的行销策略与上一代的头部带货直播薇娅、李佳琦不同,他所诉诸的不是後者那样理性的计算,宣称这是「错过会後悔一辈子」的全场最低价。董宇辉运作的是一段段温情的小作业,这些故事激起了年轻消费者的童年温馨记忆,在共情的爆发瞬间,不由自主地激情下单。同样地,在2022年大陆年轻一代最青睐的哔哩哔哩网站,一个UP主的自拍视频《回村三天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博主也是巧妙地形塑了一个身残志坚的「二舅」人设,激发了众多年轻人的情感同频,不经意间成为了全网最火热的爆款。

滕尼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著名观点:现代化的变迁,是从血缘、地缘和宗教为纽带的共同体,转型为由普遍的契约、法律为纽带的现代社会。这一观点固然不错,然而,以契约为核心的现代陌生人社会当中,小共同体不仅没有消解,而且以各种不自觉的模式在复活、重建。如果说老一代人更注重传统的、固态化的血缘和地缘网路的话,那么,年轻一代则更愿意加入自愿性的趣缘小共同体:读书会、私董会、俱乐部、文化社团、公益组织等等。之所以当今网路最活跃的是社交媒体,也与此相关,连结这些小共同体的,与其说是共同的利益,不如说是共通的情感。每一个可以自愿加入和退出的小团体,经过长期的共同的生活实践,成员之间有相当紧密的情感互动和一定的信任感。这些情感共同体因为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反而更纯粹、更情感化,比较起以契约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反而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不少研究者将年轻一代视为与社会隔绝的原子化个人,但这只是一个面向,忽视了越是孤独的原子化个人,越是与世隔绝的网路键盘侠,越是渴望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年轻人的社会交往,通过两种形式得以实现:一是大型场域的匿名狂欢。疫情结束之後,虽然消费降级,但大型演唱会依然票价高企,在年轻人那里一票难求,不少贫困大学生宁愿饿几餐,也要从黄牛那里买高价票,身临演唱会现场,这一现象为许多老一代人所无法理喻。个中原因除了年轻人崇拜偶像之外,另一因素是他们一旦沉浸于广场式集体狂欢,那种情感上的共鸣所产生的强大气场,能够暂时治癒宅男宅女们的孤独感和精神内耗,获得瞬间的强烈快感,让一个个孤立的「我」融合为一个既虚幻想像而又真实在场的「我们」。

年轻人的第二种社会交往,乃是各种亚文化的小群体。这种小群体,具有半开放、半封闭的性质,不管源自何种共同的爱好和情趣,皆共用一个共通的情感。年轻一代的原子化个人,依然有他们的社会性,一种以情感为纽带的社会性。这种情感共同体诚如休谟所分析的那样,具有前道德的自然属性,然而,正如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同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共通的情感」自我调节,协调不同的利益、有差异的价值,形成以「共通的情感」为枢纽的自然扩展秩序,进而发展为道德和正义的合宜社会(decent society)。

努斯鲍姆在谈到自由民主制度的情感基础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充满情感,自由民主的社会也不例外」,「所有的政治原则都需要情感的支援,以确保它随着时间推移的稳定性;并且所有合宜的社会都需要培养同情与爱的适当情感」。罗尔斯论证了一个正义秩序如何可能,努斯鲍姆相信,如果罗尔斯的良序社会都需要爱,那么一个渴望正义的不完美的社会对爱的需要就更为迫切。不错,在中国崛起大环境下出生、成长的中国大陆年轻人,被认为是「天然红」,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的一代人。与老一代人的民族主义带有理性的成分(什么是自己理想的民族国家、理想的政治制度),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更多地是情感的认同,是对文化、历史、土地的情感依恋和热爱。这有点类似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努斯鲍姆说,赫尔德式的民族主义是阴性的,不像男性那般具有侵略性,而是带有女性的温柔情感。她甚至说:「如果公民之爱要产生真正的幸福,那么就需要将男性总想胜人一筹的文化女性化」。且不论努斯鲍姆的女性主义立场是否正确,有一点她是说对了,爱国的公共情感不是工具性的存在,而是具有内在的价值。

是的,启蒙不仅是普世价值的理性认同,也是特殊主义的情感认同。为什么启蒙的事业历经半个世纪,却与年轻一代渐行渐远?是否与过于迷信理性的力量,而忽略情感的认同有关?自由、民主、正义难道真的与爱、同情、怜悯这些情感无涉?对普世价值的理性追求是否应该与民族主义的特殊认同内在融合,成为一种情感的力量?启蒙的话语是否能够像当年的梁任公那样「笔锋常带情感」,成为一种直击心灵的「动情的理性」?这些关于启蒙的新的问题,在一个已经降临的情感时代,正考验着启蒙知识分子的智慧。

捕获年轻一代的心灵,就赢得了未来;而打开心灵的金钥匙,正是情感。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理性的力量万岁,情感的力量万万岁!

 

( 原载《思想》杂志第50期,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4年4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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