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宜黄事件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4 次 更新时间:2010-11-25 21: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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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  

  

  一

  

  这几年来,媒体的维权政治在操作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一个又一个暴力拆迁导致悲剧结果的事情被推进了公众的视野。面对媒体上完全是一边倒的批评,各地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的基层政府几乎没有做过多少反驳,以沉默承认了他们自己理亏,而这样的事情往往都以引起政府高层注意、地方政府被责令改正的结果告终。同样的事情反复上演,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在公众中形成了一种"凡是拆迁都是强拆,凡是强拆都应该反对"的印象。

  在这种背景下,宜黄基层干部"宜黄慧昌"能够在宜黄市委书记、市长双双遭到撤职的情况下,还能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媒体上对宜黄市的做法的批评,所需要承认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但他的回应不但未能引起媒体上对拆迁的更广泛讨论,只是招来了一轮比之前更猛烈的批评。最让人惊讶的是,作为最大的官方媒体的新华社不仅没有支持基层干部的这种积极性,反而在众多媒体中率先发难,几乎是以最严厉的口吻批判了"宜黄慧昌"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面对种种压力,原本打算在网上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讨论此事的"宜黄慧昌"最终不得不在网上发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原定与网友交流的计划不得不取消,而"宜黄慧昌"也就此销声匿迹,再未在网上出现。

  按照常理,新华社、《人民日报》既然是官方媒体,当然就应该承担起解释政策、为政府的做法做出解释、在遭遇批评的时候进行辩论的责任。即使这些官方媒体不能或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应当充当能够进行理性交流和辩论的平台,为"宜黄慧昌"这样的干部提供一个为自己的做法做出解释的媒介平台。因为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形下,宜黄政府官方的任何解释都不会得到媒体的信任和谅解,而作为个体的基层干部更是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多少发言机会,即使有也往往会被曲解。但是在媒体上对宜黄政府进行完全一面倒的批判的时候,官方媒体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功能,"宜黄慧昌"只好通过"财新网"这样的市场化媒体来发声。这到底是官方媒体的悲哀,还是"宜黄慧昌"们的悲哀?

  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非常高、而且一向被当做舆论领袖的媒体,财新网对"宜黄慧昌"的稿件的处理手法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本来完全是在心平气和地解释他们做事的逻辑的宜黄慧昌的文章被编辑处理过后,本来只是全文的一个逻辑推论环节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句子被拎出来,作为全文导读,而"宜黄慧昌"能在如此困难的处境下挺身而出辩论的勇气完全被忽略了,洋洋洒洒的长文中别的部分也都不存在了,剩下的进入公众视野的就只剩下了这一句话。换句话说,本来是愿意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的"宜黄慧昌"在被财新网编辑加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批判的靶子。

  这些年一直很流行一个口号,"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在这件事中,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来践行他们的理念。"宜黄慧昌"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销声匿迹后,没见一个人出来捍卫"宜黄慧昌"的"发言的权利",反倒是有更多的人"奋起千钧棒",继续"痛打落水狗",还在继续批判"宜黄慧昌"的"荒谬言论"。

  

  二

  

  如果哪怕是以最快的速度阅读了"宜黄慧昌"的文章的人,都不难发现,"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句子实在不是该文的核心所在,也并非全无道理。读过此文,至少应该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的拆迁都是强拆,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也有他们的难处。

  毫无疑问,宜黄事件中,遭遇拆迁问题的肯定不止钟家这一家,还有很多家农民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但他们并没有都像钟家这样以非常暴烈的形式反抗。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始终没有出现钟家的邻居、也就是与钟家一样面临拆迁问题的人的态度,他们是怎样看待钟家的做法的?如果钟家的反抗获得了成功,宜黄政府放弃拆迁,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媒体的回应。

  在近年来关于类似的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报道中,始终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最基本的事实是,对于大多数城郊或城中村农民来说,拆迁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事情。所有买过房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周边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之高,不仅远高于内地普通农民,而且要比一般市民家庭都要高。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可能会因为拆迁或土地被征用,而获得了足够一个普通白领辛辛苦苦工作至少十年的补偿,或者是得到多套补偿性住宅,只要有地铁或城市发展规划覆盖到该地区,这些房子马上会增值数倍,这些农民已经成了当今中国城市里最大的寄生食利阶层。

  正如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的,在远离城市的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土地的正常交易价格大约只有每亩两三千块钱,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一万元。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土地一旦被政府征用,获得的赔偿至少可以达到每亩五万元。即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差价被政府拿走,但农民拿到的仍然相当可观。因为,这样一笔钱,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内地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苦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现金。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并不是反对拆迁,之所以出现反抗,往往是因为他们未能与政府就补偿标准达成一致。而在多数出现类似宜黄事件这样的事件中,事情的起因往往都是因为农民的要求超过了政府能给出的价格太多。

  当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与政府出让土地获得的报酬相比,城郊农民得到的补偿确实并不能算很多。而且,在今天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被政府拿走的钱当中,又有一部分被各级政府官员以各种形式和名目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但正如贺雪峰指出的,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近10年来,正是因为大量的土地转让收入的存在,才让基层政府有钱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修桥铺路,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改善民生。而在10年前,不健忘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实行分税制后,基层政府曾陷入破产边缘,不要说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连按时发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做不到。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政府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无法扩张,城郊的土地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升值。

  实际上,这也是"宜黄慧昌"之所以说"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理由。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拆迁,基层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而这是这些年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也是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的拆迁的红利。这1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以远远高于1978年以来的前20年的速度进行,也是因为拆迁。但遗憾的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宜黄慧昌"未能继续发言,而他的文章中提出的这些观点也未能得到认真的对待,讨论就更不用说了。

  从这个角度说,拆迁实际上确实如"宜黄慧昌"所言,不仅使政府和农民从中获利,而且有更多的人都从中获利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钉子户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事情会时有发生?

  

  三

  

  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拆迁没有规范、固定的补偿标准,即使是征用的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人家,补偿的标准也完全不同。政府在确定补偿标准的时候,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说,在被征用土地上住人与否、房子的新旧和大小、家庭人口的多少等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住人的家庭得到的补偿标准比没有住人的高,房子新而且大的比房子旧而且小的高,家里人多的比人少的高,如此等等。

  比如说,在一片土地被征用的时候,如果一家人只有夫妻两人和一个孩子,而另一家人除了夫妻之外,上面有两个老人,下面有两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操作,当然是按照既定标准操作,无需考虑其它情况。但中国的基层政府往往认为,虽然被征用的土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毕竟两家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对人多的这家一点照顾,多给一些补偿。应该说,政府考虑到这些因素,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想尽可能多地照顾到农民的现实情况,给部分人以照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普通的中国农民也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照顾。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少的一家通情达理,就会接受这个结果;但如果这家人的"权利意识"特别强,就可能会强调,被征用的土地面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得到的补偿比我们的多?就可能会反抗拆迁。

  因为政府的拆迁补偿没有统一的标准,就给了农民争取和谈判的空间。所以,只要哪里一听到有拆迁的消息,农民就马上翻新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增加人口。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这一次与政府的博弈能成功,就可能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命运。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也因为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政府"自由裁量"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当然也就可能出现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情况,从而引起农民对拆迁的反感甚至反抗。

  面对钉子户,实际上基层政府多数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当然不会是以强制的方式达成目标,而是会与钉子户沟通,尽可能劝说,劝说不成,再进入谈判阶段,做一定的让步,以换取钉子户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钉子户可能会在部分实现自己的要求后同意搬迁,毕竟他们得到的补偿已经比他们的邻居高了。而极少数钉子户则可能会意识到,原来政府并不是他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强大,也会妥协,所以他们的预期可能会改变,提高自己的要价。而当政府发现对方的要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的时候,态度就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改变,突然强硬起来。到这时候,钉子户的选择有两个,要么调整策略,见好就收,要么继续与政府对抗,不肯妥协。如果是后一种,博弈就会演变成僵局,政府就可能采取强制措施,极端情况下,就会出现钉子户自焚、暴力对抗的情形。

  所以,拆迁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拆迁补偿标准的不确定上。因为没有固定而统一的标准,政府制定标准的弹性空间比较大,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拆迁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一场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正如贺雪峰指出的,能够比较好的既保护农民利益、又能实现政府的目标的,往往是那些土地集体化程度比较高、村干部又比较积极的村庄。而且,由于有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协调,即使出现矛盾,也能够以比较理性的方式解决,不致走向极端化的对抗。

  但由于近些年来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村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越来越难发挥作用,最终往往是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政府。在这样的利益博弈中,多数农民当然是比较谨慎的,只有少数人敢于铤而走险,把自己的要求坚持到底。而在现实中,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越是敢于冒险的农民越是有可能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补偿标准。从客观效果上讲,这种做法无异于鼓励农民与政府对抗。

  

  四

  

  媒体越来越多的介入,让这个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与支持,一般的农民毕竟还是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单枪匹马,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力量上完全不对称,所以还不太敢做出过于极端的事情。但媒体介入后,过于片面地强调农民反抗拆迁的正义性,社会舆论一般也都受媒体影响,会同情和支持农民的做法。这样,农民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胆气就更壮了。而基层政府面对媒体干预,一般的反应也都是尽快解决问题,尽可能地缩小影响,以免影响政府和当地官员的形象,或被更高一级的政府甚至中央高层看到,陷入被动。所以,基层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慌乱,做出很错误的事情,即使有些正常反应也会在媒体上被反映为颟顸不讲理的举措。

  宜黄事件中,记者在网上通过手机发微博现场直播,而钟家的人作为当事人也开通微博,随时公布情况,全国媒体集体跟进,舆论对当地政府一片指责之声,使地方政府完全陷入被动。政府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就会缩手缩脚,对事件的处理会变得更加缺乏智慧,使矛盾升级,对抗程度也更加激烈。

  2007年出现的重庆"最牛钉子户"就是如此,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政府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钉子户的做法则越来越极端,到后期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比如将煤气灶搬进药拆迁的房子,就是在全国媒体的关注之下的一种姿态宣示,以此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但实际上,被媒体塑造为反拆迁英雄的"最牛钉子户"早就搬出了那套房子,不在那里生活了,她留着这套房子,就是在等拆迁,获取高额补偿。

  毫无疑问,舆论监督当然是需要的。正是因为媒体介入的可能性的存在,才使政府不致的做法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克制,不会过快地极端化,采取强制措施。但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即使介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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