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瑶:启蒙与犬儒理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 次 更新时间:2022-03-22 00: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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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瑶  

   二十世纪末以来的德国思想界,彼得·斯洛特戴克可谓最富挑衅性的一个声音。他以自谓的左派保守主义立场,对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化生态以及时代精神状况展开往往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反思与批判,被许多媒体冠以当代德国“最富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之称。斯洛特戴克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属于深受“六八运动”与批判理论影响的一代人,思想中天然有着期待解放与变革的左派因素,但出于对真实人性的悲观信念,他又质疑人类历史能否如启蒙理性所展望的那般持續进步,因而对文明的未来、对文明不会倒退怀着犹疑的保守态度。

  

   斯洛特戴克声名鹊起,始于一九八三年出版《犬儒理性批判》,而该书的一大出发点即反思启蒙,考察犬儒理性如何取代启蒙理性且泛滥于世。斯洛特戴克的反思显见地延续了旧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思路,后者的文化批判理论直言启蒙理想已异化为工具理性的专制,步入歧途。工具理性不满足于对自然的宰制,更视人为物,试图用计算方式打造无所不能的体系,终致法西斯治下的大屠杀“噩梦”,继而又制造出大众工业文化的“迷梦”。不过,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关注从理性本身的特征与逻辑出发,审视启蒙如何从自由与解放变异为控制与奴役,进而对之大加鞭挞,那么,斯洛特戴克则更多着眼于理性人在后启蒙时代的存在状态—他将之概括为现代人自觉自愿的受奴役状态:玩世犬儒主义。此外,正如斯洛特戴克把启蒙的真义看作人在意识层面上的自我觉醒、自我成熟,他对启蒙理性向犬儒理性异化的描述与批判同样聚焦于意识层面,并试图为异化的发生、演变及至大行其道找出合理根据,而非倾力于对玩世犬儒主义之社会危害的揭露与矫正。在此,他的“左派—保守”立场已初露端倪。

  

   书中,斯洛特戴克开门见山地说玩世犬儒主义正是启蒙理性的病变,或曰“经过启蒙的虚假意识”。虚假意识乃人所共有,它源出于人类天性中的犯错意识,换言之,但凡是人,其意识在运作过程中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对其固守在前,那么对其纠偏就要紧随其后,在斯洛特戴克的眼中,它便是欧洲思想中的反讽传统。反讽与犬儒主义可谓一体两面,但此时的犬儒主义却是指古希腊犬儒学派的生活方式,后者不只是看穿世俗观念之假,更是追求从中脱离而生活,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彰显“反讽所包含的有力的嘲笑传统”。福柯曾称之“生活作为真理发出光芒的和原始野性的东西直接在场”,换言之,犬儒主义原本意味真理与真实生活的合而为一,而它们又基于对虚假意识的反讽。从词源上看,玩世犬儒主义同样要追溯至犬儒学派,但蕴意却大相径庭。简单来说,启蒙原本应是现代版的反讽,却不能固守自己的真理与生活,凭之肆意地嘲笑意识形态,终而丢失了本色,使“人浑噩地活在一种致郁的现实主义中,无意冒头,玩着严肃的游戏”。致郁而现实的游戏人生,便是真理与生活相分离的玩世犬儒式生存。

  

   在进一步解释启蒙的变异时,斯洛特戴克受尼采与福柯的影响,借战争语言引入了权力这一变量。启蒙的核心在于意识的自我启蒙、自我解放,它求的是基于自由的同意,而非胁迫下的无奈认可。启蒙相信以理性为纲,意识之间能展开基于事实的自由对话,从而完成意识的自我说服,自觉告别旧的谬误,投身新的真正的真理。启蒙对理性的倚重在此可见一斑。如果反讽需以真理在握为前提,那么启蒙践行反讽的底气恰来自理性,因其认定唯有勇敢地运用理性,方可通达真理。因了这份底气,启蒙才能以乐观的希望原则,期待以和平对话的方式实现真理的普及。不过,历史却证明,启蒙理性的和平对话模式既错估了对手,又高估了理性的纯粹。对于权力而言,理性的对话隐含着失去权力的危险;此外,人虽拥有智性思维的能力,却难以摈弃古老的关于真理的感受,即“旧的总被视作真的,新的总会遭到怀疑”。启蒙未能促成对话,倒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论战。战争中求的是胜利,再不是真理,由此,启蒙理性转向进攻状的批判,要用揭发式的论战手段,迫使对手做出回应,甚至“要置对方于死地,而不再打算将对手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所谓揭发,可理解为“绕到背后的、深入对手之头脑的举证”,它制造出更加繁多的意见,而于真理无益,它运用理性,却服从于你死我活的目的。在混战中,真理沦为“那些既能够绝妙地论证己方观点,又懂得批判性地杜绝所有致命而难缠的对立面的理论”,批判则变成理论之间的一较高低,攻击对手的薄弱,宣扬己方的一贯正确。启蒙理性的批判未能为世界带来“消除一切问题的光,……(反而)产生一种晦暗不明”,将之带入玩世犬儒主义不问真假的领地,“在这里,说谎者管说谎者叫说谎者”。

  

   在斯洛特戴克看来,当启蒙偏离反讽、放弃对话,意识便注定走上玩世犬儒主义的道路。这虽不至于说明启蒙理性的全面失败,但显然反衬了启蒙之原初理想的无力,证实了犬儒理性才是唯一通行的、现实有效的理性。在意识的战争中,犬儒理性实际上暗中替换了启蒙理性的位置,它看似富有怀疑与批判精神,实则不讲原则、不信真理;它以理性为幌,从社会批判走向社会建构与控制;它为虚假意识披上理性的外衣,以求真掩护求权。在犬儒理性的运作下,真理陷入相对化的境遇,启蒙理性本身也被曲解为笃信意志的一种表现。犬儒理性的大流行并非因为世界上尽是缺乏智性的愚蠢之人,实是理性本身在权衡现实利弊之后的选择;信奉玩世犬儒主义,亦非真理当真不存,而是不愿直视或假装未见“第二眼之纠偏”,主动选择一如既往地重复熟悉的日常惯例。在这种选择中,斯洛特戴克更是再一次确认保守在人性中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他另称之为身体的“令人舒适的自我保存”原则。基于此,他针对玩世犬儒主义开出的处方,最终只落脚于呼吁后启蒙时代的个体敢于反讽、勇于嘲笑,在面对岿然难撼的理性体系时,掌握“屈从与不对立的技艺”,这样的对策在传统左派看来,无异于向保守主义的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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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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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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