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宽:《这个世界会好吗》后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2 次 更新时间:2018-10-31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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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进入专栏)   艾恺  

23年前,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访问先父梁漱溟,连续长谈十余次,存有录音磁带,如今全部转为文字成书问世。可说这是原本不曾料想到的事,而今竟成为现实;也可以说这是来之不易吧。

使此事得以实现者,首推今已98岁高龄的田慕周老先生。正是田老提出,并经手从远在美国的艾恺教授处索取到这批录音磁带的,那是先父身故后两三年的事,随后又是田老亲自邀约8位年轻朋友(他们名字是:孙明磊、高琳、周伟、周毅、陈波、苏怡、孙艺、田雷),并自己也参与其中义务地将录音转为文字。因此,才得以将这一珍贵的访谈的详细摘录,约四万字收入《梁漱溟全集》最后一卷(卷八)内。这是这一访谈内容首次与读者相见;时间为1993年。

又过去了十多年,现在又由“一耽学堂”的逄飞、徐君、蔡陆、张来周、张佳等同志,再次据录音逐字逐句,不作任何删节、修饰或润色,全部转换为文字(录音质量欠佳或因存放过久而模糊不清者除外),共得十余万字。由于强调了要“逐字逐句”,因此口语中常出现的单词或语句重复,甚至整段的内容完全相同,仅是词语上大同相异小而重复出现者,均照录不误。这样就为读者提供了近于原汁原味东西,使读者有若现场亲自聆听的感受。现在此书即据此为内容。

当此书出版事粗具眉目之后,又与艾恺教授联系,请他为此书作序。他很爽快地应允,随后不久即将序言寄来,并附一相片。艾恺教授的汉语真可以说是棒极了;无论是文笔或口语,水平均甚高。由于同一汉字常有四声变化,外国人难掌控,说话时多给人奇声怪调之感,而艾恺教授不在此列。他的文字功夫由所写这篇序言也可见。这是他直接以汉语写成的,不仅顺畅,而且具有一些文言文色彩。这对一位外国人来说是十分不易的。

1980年他首次与先父相见时,我有幸见过他。先父故去后,他差不多隔三五年都有机会来北京,来后也多与我们家属联系相见,聊聊家常,我也曾请他来家中做客。家里面积较小,又无什陈设可言,称之为“寒舍”,再恰当不过。如果备有饮食,也甚简单,而艾恺教授是位平易近人、十分随和的人,对此全不介意。现在他为此书写出序言,使此书增色不少。但他对此书所作贡献远不止此。访谈有问与答两方,缺一不可;而且他是一位对被访者作过专门研究的学者,并著有被访者的传记专著,其提出的诸多问题,就深度与角度而言,都非泛泛,这也使谈话内容多事关重要。因此可说,这次访谈富有内容,取得了成功,其中自有艾恺教授的功劳。还可以说,他与田老二人同为对此书成书有很大贡献之人;当然他们尽力的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访谈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读者读后便能知晓,无须赘述。但在此愿指出先父在言谈中所显示出的那种心态与神情,值得一说。

此次长谈时,先父已87岁高龄,可算时届垂暮之年了,可他不仅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而且话里话外不时流露出平和而乐观的心态,毫无老年人易见的感伤、消沉的影子。例如谈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多少时,他承认旧习俗多遭破坏,可他说“但不能说一扫而光啊!”“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因此他对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至于说到世界的未来、说到人类的前途,他说:“我是比较乐观的。”那为什么如此乐观呢?这自然与他自有其坚信不移的理念有关,而这一理念又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所提出的。他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的问题。三者先后各成为人生的主要问题,而一旦求得其基本解决之后,人类生活的主要问题便势必由前一个转为下一个了。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自上世纪20年代中叶即提出“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主张,至今不移不摇,那么,他为什么自认为“我好像是个乐天派”就不难理解了。

不仅如此,他对自身种种经历遭遇,如“文革”受冲击、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围攻等,当艾恺教授问起他时,他承认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而当谈起先父也曾遭遇过苦难有类似于王阳明先生所经历的“千灾百难”时,如1939年出入敌占区时,他说那“差得多”。可问起他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却说都“差不多”;如说有什么差别,就是“有时忙,有时比较清闲”罢了。甚至在谈及生死时,他承认,人都是“不愿意死的,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就好了。至于一生的成败得失,如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奔走国共和谈中的挫折、失误等,在先父的心里反有尽责尽力一念,成败似是在所不计的。末了应指出,此访谈内容对研究了解先父梁漱溟有一定价值,而对这一资料的保存最为关心、最为重视的,莫过于田慕周老先生;现在终于得以成书,流传于世,保存下来,这是可以告慰于田老的。最后,祝田老健康长寿!

      梁培宽

     2005年11月20日于北京


田慕周先生(1908— )名镐,河南开封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律系。次年至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短期学习后,即留院工作。先后任编辑、训练部与乡师教师。1935年任邹平实验县民政科长。日军入侵后,随部分乡建同人往四川南充省民教馆任导师班主任。1940年后曾任职于四川省府及行政院。梁漱溟晚年著述之誊清缮写工作及出版,多赖田先生协助。《梁漱溟书信集》中收有梁老寄田先生信52件之多,从中可见二人谊兼师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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