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钦元:苦乐人生——梁漱溟先生与孔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4 次 更新时间:2024-04-03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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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钦元  

 

古往今来,众人在讲到孔子的时候,通常都是将孔子道德仁义之“仁”放在首位,而独有梁漱溟先生认为,孔子最昭著的第一态度是“乐”。他是怎样寻着孔子“乐”的态度呢?这还要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与体验认知说起。

一、梁漱溟人生态度的转变

清末民初,年仅14岁的梁漱溟就对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发生了极大兴趣。这两大问题日后竟然萦绕了他的一生。

受父亲影响,梁漱溟在上高中时,常常思忖做什么事情才能得到一个好结果?中国人如何不被外国人欺负?他还去参加京津同盟会,“玩儿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要推翻清廷,那可是冒着“杀头和灭族”的风险啊!高中毕业后,他担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外勤记者兼编辑。记者和同盟会会员的双重身份,让他零距离接触到一些社会乱象。民国初年,他作为记者,亲身参与了“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议会成立、组建五院”等场面。他曾对民国寄予厚望,然而呈现在他眼中的,竟然是当政者、民国议员们终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样子,这让年轻的他深感愤懑与失望,对中国的命运更是异常绝望,因此感叹:“人的贪欲太盛,人生太苦了。”转而闭门宅家苦读佛典,立志出家,以转变自己的人生。

后来他又应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号镕西,笔名崇实,云南大理喜洲镇人,白族。辛亥革命先驱,法学学者)先生之邀,担任机要秘书。有一天,他无意间读到《论语》,对比曾研读过的那些佛典,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通篇《论语》竟然没有一个“苦”字!

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从“做一事要问有没有好处”的功利主义,到佛家的“厌离人生”,直到发见了孔子极为重要的人生态度——“乐”!他对孔子有了不同于时人的认知。可是,何谓孔子之乐?

二、苦乐的比对与体认

有一天,青年的梁漱溟在院子的藤椅上坐着,无意间看到家中女仆正在晾衣服。她用手拧麻花一样地挤掉衣服上的水,搭到绳子上,再用手去抻拽拍打,嘴里还哼着小曲儿。明媚的阳光闪耀着女仆的笑靥。梁漱溟由此而想:我的实际境遇比她好多了,生活条件也比她好,可是这个女仆的样子看上去反倒比我自在轻松……我则觉得人生苦得不得了,甚至不想活下去了。他心里生出了疑问:苦乐观哪里出了偏差?现实生活并不是我头脑里原来想的、认定的那个样子吗?

平常人们很容易把“苦乐”认定为一种外界的境况,比如华贵的衣物、一幢豪宅、山珍海味……他觉得好像不是这个样子。苦乐更多的应是主观方面的心理感受。很多人心情郁闷,立刻有人来拉他去看赵本山的小品,去听郭德纲的相声,以为可以排遣忧苦。可是他还是乐不起来!为什么?因为苦恼的事儿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掉,不过暂时被“中断”了一下,但它们依然滞留在心中,不得排解。而梁漱溟先生认为,孔子之乐,是人心自然生发出的一种内在的、生机舒畅、不滞碍的心境,不靠着外力作用去拨动、去刺激。

三、欲念得失之苦乐

梁漱溟先生指出,人生的苦乐其实与境遇无关。人所以会觉得苦,偏差就是“向外面去找”,人被欲求带着跑,不但不愿意放下,还以之为宝。梁漱溟先生对苦乐的研究,更多是针对欲求来讲。人的欲望被满足了就“乐”,没有被满足就“不乐”,就是苦。

但是欲念怎么才能有“够”呢?你住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还想要200平方米的,住了200平方米的还想要更大的。人对物欲的需求,永远不会满足。对于一般人而言,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也比较破旧,就“自然”会很郁闷,自然会感到“苦”。但在孔子看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因此,他非常欣赏虽然身居陋巷、箪食瓢饮却依然“不改其乐”的颜回。

如何消除“苦”,梁漱溟先生对比儒佛两家发现,两家的消解之法完全不同。佛家认为,唯有采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人生态度,即遁世绝俗、无欲无求,方可消解俗世之苦;孔子却是不离人世,躬身向内、反求诸己。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当远方的友人不期而至,孔子由衷地深感怡然喜乐,孔子的“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心境。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种“乐”并不在于任何外部力量的影响,而在于自己能否时时保持一种“人生向上”的乐观心态。

四、不“向外找”的孔颜之乐

明儒王心斋言:“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王心斋:《示学者》)梁漱溟先生认为,“其云‘有事’者,指心有所罣碍,即失其流畅也。其云‘无事’者,指此心随感而应,过而不留也”。王心斋因心中完全没有罣碍,故可得真乐。“此乐是深造自得之乐”,与“所得于外之乐”迥然两事。(梁漱溟:《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当孔子得知此事后,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纵观孔子一生,并不顺遂。幼年丧父、青年丧母,其“少也贱”,为了生活,虽执鞭之事亦曾为之;及至壮年,在各诸侯国间颠沛流离14年,却志不得伸;晚年又经历丧子和爱徒离世的沉重打击。但孔子始终不以为苦,而是在对“道”的不懈追求中达到了“乐以忘忧”的人生之境。孔子的“乐”就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畅快的喜悦和满足感。

从心理学来看,“乐”本身是一个情感体验的范畴。宋儒自周敦颐、二程,即把“寻孔颜乐处”作为一个精神生活中具有首要意义的课题,阳明先生则通过改造,把它规定为“心之本体”。“乐”成为儒门孔学中圣贤境界的重要标志之一。乐所标志的人类精神的高级境界,超越了个体名利、贫富得失的牵绊执取,把人类心灵升华到与天地圆融的境界。而要达至这种活泼泼的“孔颜之乐”的自由境界,不需要像佛家那样出世离俗,而只需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坚守本心,“反身而诚”。

可见“孔颜之乐”的人生态度,绝对不是向外倾欹的。

五、乐是生活、生命之光

1935年,我祖母在邹平因难产去世。七年后的1942年,梁漱溟先生在桂林和陈树棻女士(我的继祖母)举办了婚礼,主持人是李济深先生。婚礼也像现在一样,众人欢笑着让新郎新娘表演节目。梁漱溟先生并不推却,痛快地“挺身而出”,端起身架来了一个京剧戏台上的亮相,便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清唱了京戏“黄天霸”的唱段。现场气氛一下子兴奋起来,在座的各位一片鼓掌叫好与喝彩。欢笑掌声与喝彩声还没落下来,却听到梁漱溟先生高声大嗓地来了一句戏文中的念白:“我——去——也!”一转身,来了个潇洒的“甩袖”姿势,拉着新娘子的手,先踱了几个台步,然后在一串欢快的碎步中出门而去了。这下引来更大一阵欢笑声,婚礼也到此结束。这个事儿本身就很有喜感,通常看梁漱溟先生日常照片和他本人,人们大都觉得他很严肃,不苟言笑,可在那个时刻,他的表现完全出乎众人意外——真可谓是“意外之喜”!可见他时时活在自己当下,全然顺着自己心意,这就是无时不乐的生活态度。而这个态度,就融汇在梁漱溟先生的日常生活中。

梁漱溟先生认为:“乐寄于生命流畅上,俗说‘快活’二字,实妙得其旨。所不同者,世俗人恒借外来刺激变化以求得其流畅,而高明有修养(儒学或其他)之士则其生命流畅有不假外求者耳。反之,苦莫苦于深深感受厄制而不得越。厄制不得越者,顿滞一处,生命莫得而流通畅遂其性也。《般若心经》之必曰‘度一切苦厄’者以此。”(梁漱溟:《儒佛异同论》)

结语

有人把“乐”看得过于简单或复杂,习惯于“因为……所以……”“只要怎样……便一定怎样……”单线程的“向外找”。刷短视频、听相声、看小品,都能使人们瞬间高兴起来。不过这类的喜乐,恐怕还是较为浅表和短暂易逝的。毕竟汉语中的“乐”含义极广颇大。“乐”涵括了精神和躯体上的愉悦、快感,也包括了个体对未来的“乐见其成”的乐观期许。

早在1918年,梁漱溟在与其父亲(我曾祖父)巨川公那段“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对话中,他对“乐”的主张之端倪就已“跃然而现”。他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漱溟先生的“乐”就是对人类的未来定能不断向上、向前,对世界终将走向正增长、光明未来,抱持着满满“泰然的喜乐”。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是曾点的人生志向,这样的日子也是孔子所向往的。孔子没有端出一个圣贤居高临下的架势,就是倡导人类生命的自由与自然的生活而已。

真正所谓乐者,就是生机活泼、生机畅达,是回归人类生命本身的自由与自然。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阳明先生也曾说:“常快活便是功夫。”(王阳明:《传习录》卷下)

而今,有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持所谓的“佛系”或是“躺平”心态,其实在我看来,恐怕皆是他们各自的生活中“无乐”之故。

梁漱溟先生认为:圣人的喜怒哀乐恰当,而常人不恰当。现在我们更可以说,圣人的喜怒哀乐是不动“心”的,而常人的喜怒哀乐则都是动“心”的;圣人只听他自己的天然变化,常人则不如是。我们要生活得恰当,亦只有听自己之天然变化而已。

孔子之乐,就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尤其是在遇到挫折、痛苦的关口,仍然能够对自己有办法,让生命不断超越、翻新、向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孔子乐的态度,并真正付诸行动。梁漱溟先生主张“乐”是对生活的认真与热爱,更是对生命充满郑重与向往。我们每个人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如流水活泼泼地向前流去,没有滞碍!让自己生活圆融,常对常好。让生命顺适通达,嘹亮清楚!

谨以此文,致敬并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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