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 封孝伦:回眸与展望:生命美学的跨世纪对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8 次 更新时间:2015-01-03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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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封孝伦   方英敏  

一、与生命美学结缘

方英敏:各位老师、同学,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国内生命美学的重要代表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和贵州大学封孝伦教授作客本次讲座,就生命美学进行回眸与展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命美学曾经热闹过,乃至风流过,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理论生命力。生命美学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是怎样提出生命美学思想的?我们今天请潘教授和封教授给我们现身说法。

潘知常:主持人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从宏观语境来说,那么,我觉得年龄,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回顾一下,国内提出和支持实践美学的基本上都是30年代出生的人,后来提出要修补实践美学的,则基本都是40年代出生的人,50年以后出生的人,实践美学的支持者却人数大为减少。这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在文革以后上大学的,时代的急剧变革,使得我们有了可以与过去的革命话语、红色话语保持相对界限的条件。

当然,也有微观语境,现在回想一下,其中的关键词,应该叫做:真相!当时活跃在美学舞台上的美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带着镣铐跳舞,总是要先有一个什么唯物论、认识论的理论框架,然后再去推演出自己的美学理论。各位是否记得,在更早的五十年代,高尔泰在写作那篇让他因之而成为右派的论文《论美》之前,是曾经请教过文学大家傅雷先生的,可是,后者是如何回答的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回答了你的问题”,这就是他的回答!而我可能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受这些东西的束缚。我喜欢美学,只有一个理由:生命的困惑。王国维先生说自己:“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今回想一下,我自己的“自是始决从事于”美学,也差不多同样如此。因此,通过美学思考,我希望得以获知的,也就只是:“真相”。

具体来说,第一个,应该就是自己的创作实践,这应该是我的审美困惑。我从少年开始就喜欢写诗歌,也发表过作品,上了大学以后,才转而学习美学,但是,却发现当时风行的实践美学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创作实践。例如,人为什么要写诗?我当时就觉得实践美学的解释和自己的感受完全不同。第二个,应该是我目睹的审美现象,这应该是我的生命困惑。大学毕业以后留校做老师,开始正式接触美学,当时,在纷繁的审美现象里,有两个,是我最为关心的。一个是“爱美之心为什么人才有之(动物却没有)”?第二个是为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当时流行的实践美学一个都解释不了。第三,应该是我本人的美学研究,这应该是我的理论困惑。尽管自己仅仅是一个初学者,但是,在下意识中我始终认为,一个成熟的、成功的理论,必须满足理论、历史、现状三个方面的追问。可是,当时流行的实践美学却既没有办法在理论上令人信服地阐释审美活动的奥秘,也没有办法在历史上与中西美学家的思考对接,又没有办法解释当代的纷纭复杂的审美现象。因此,跟很多的同时代的青年美学学者不同,对于当时流行的实践美学,我连一天都没有相信过。

说到这里,我真要向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道一声“感谢”。那真是1949年以来唯一的一个黄金十年。不但思想的束缚最少,而且也没有什么部门去逼迫你申报你根本就不愿意去做,起码是不擅长去做的那些美学课题,没有什么部门去催促你发表所谓的核心期刊论文,至于到处去拉关系送礼以便评一个什么社科奖项,也从来没有什么部门会去如此暗示,于是,我仅仅是为了给自己“解惑答疑”而读书而思考,就是这样,在大量地阅读与紧张地思考之后,我终于发现,其实,美学困惑的破解也没有那么的困难,而长期以来美学界之所以不得其门而入,最为根本的,是因为都在“跪着”研究美学。现在,假如我们能够毅然站立起来,其实就不难发现:审美活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也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的满足,这是一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看的见摸的着的事实,可是,美学为什么就不能够去从实事求是地解释这个事实开始呢?由此,我意识到,其实,审美活动就是进入审美关系之际的人类生命活动,就是一种以审美愉悦(“主观的普遍必然性”)为特征的特殊价值活动、意义活动,因此,美学应当是研究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研究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就是美学研究中的一条闪闪发光的不朽命脉。因此,所谓的美学,不应该是所谓的实践美学,而应该是——生命美学。

凑巧的是,当时我所在的郑州大学要创刊一份报纸,叫做《美与当代人》,我自己也是责任编辑之一,既然是创刊,当然需要比较重磅的文章,报纸的主编张涵教授就要求我自己也写一篇文章。因为有足够的版面,又有自由发言的空间,于是,在1984年年底,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学何处去》,并且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美学应该爆发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应该进行一场彻底的“人本学还原”,应该向人的生命活动还原,向感性还原,从而赋予美学以人类学的意义。”“因此,美学有其自身深刻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它远远不是一个艺术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审美文化的问题,一个‘生命的自由表现’的问题。”

对我来说,这篇文章就是我提出和研究生命美学的开始,我与生命美学的渊源大概就是这样。

封孝伦:我和生命美学结缘,跟潘老师刚才讲的大致差不多,但是有一个过程。实际上我在大学里面没有学过美学。只是在大学毕业之前,蒋孔阳先生到贵阳来做了一次美学讲座。他介绍了中国四大派美学观点,其中就谈到了实践美学这一派观点,只是当时还不叫“实践美学”。平常我们看到不同称谓的美学,如服饰美学、绘画美学、音乐美学等,这是大美学之下的门类美学,是运用一定的美学原理来研究某一特定审美对象的美学。而“生命美学”、“生态美学”和“实践美学”,是一种理论体系的称谓。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为美学理论体系的展开找到不同的逻辑起点。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就是以“实践”作为人的本质来演绎它的美学体系;而生命美学则是用“人的本质是生命”这样一个本质规定来演绎它的美学理论体系;生态美学是以“生态”作为美学得以成立的原点,来阐释它的美学理论体系。理论界为了言说的方便,以逻辑起点来给某一学派命名,于是就有了“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生态美学”等。潘老师讲到他1984年就开始思考生命美学并提出了“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实际上我在1984年以前一直是“实践美学”的粉丝,我拥护或者说我认同“实践美学”。为什么呢?1979年,蒋孔阳先生到贵阳来讲学,在他介绍的四大派美学理论体系中,我认为“实践美学”是最有理论内涵和理论说服力的。“实践美学”主要是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里面找到“实践”这个概念来界定人的本质,通过“实践”来演绎美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思辨性、理论成色、理论说服力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是1983年我参加了复旦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三期青年美学教师培训班。在这个班上有许多当时的美学理论家,比如说武汉大学的刘纲纪教授、复旦大学的蒋孔阳教授、中国社科院的朱狄先生、当时还在广西师大后来到苏州大学执教的孙景尧教授,以及上海片区一些比较有名的美学理论家如刘叔成、徐俊西、邱明正、钱仁康等教授,都来班上讲课。来这个班上学习的青年教师们,肯定也是读过不少美学著作和论文,对当时美学讨论中存在的一些主要观点,特别是对李泽厚提出的实践美学,有着初步的,有的甚至是相当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有学员向蒋孔阳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用实践美学观点解释自然美?那些没有经过人类实践改造过的自然何以是美的?蒋孔阳先生实际上也是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专门讲了一次课。课讲得很精彩,但是在讲到实践美学怎么解释自然美的时候,没有再往下讲。他说脑子有点累了,以后再讲吧。课后大家还是觉得不解渴,不满足,而且机会难得,又就去向培训班的主办方复旦大学要求蒋孔阳先生另外安排时间就这个问题再讲一次。在第二次的讲座中,讲到自然美的时候,蒋先生还是说,脑子不行了,不讲了。实际上“实践美学”解释“自然美”就是一个死结,它就很难解开这个结。

这年9月,我又到山东大学进修美学。指导老师是后来成为我的博士导师的周来祥先生。他就在那一年提出一个新的美学观点:“美是和谐”。我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教。我发现,“美是和谐”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美学实际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周先生对“实践”内涵的理解更为宽泛,这一点他与蒋孔阳先生一样。而这恰恰又是李泽厚等所不能同意的。1984年上半年我跟随周来祥先生去参加黄山画派的美学讨论会,欣赏到很多画家即席创作的绘画作品和书法作品,也在黄山看到了许多让生命心旷神饴的自然美景。同时, 1984年前后,好多家美术出版社都出版了吸引眼球的裸体艺术画册,再后来,北京、上海举办了人体艺术画展,观者如潮,用实践美学理论对这些审美现象殊难解释。我当时就感到美的东西和人的生命需要是相关联的。只是灵光一闪,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不过这个想法一出现,就一直停留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1986年我考上了四川大学王世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三年硕研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硕士论文是1988年11月完成的。1988年的时候潘知常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肯定很深入了。我在成都听过潘老师做讲座,才思敏捷,滔滔雄辩。可惜那次讲的不是生命美学,而是诗歌。我在四川那几年一直执着地思考美本质与生命的关系问题。从1984年的灵光闪现,至此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想,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形成了我的硕士论文,而且这个思想得到了我的导师王世德先生的理解和支持。我认为,艺术家创作艺术,是他生命冲动和满足的一种表达。艺术的内容、形式,艺术的历史、风格,都受艺术家生命意识决定。当时我要在理论上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生命如果只是肉体,艺术作为精神产品与生命有没有关系?艺术的产生如果与生命没有关系,那么艺术里那样多的关于人类生命的内容何以会动人心魄,让人感动呢?如果有关系,精神与肉体生命的连结点在哪里?经过认真思考和反复求证,我觉得,人不仅仅只有生物生命,还有精神生命,人是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统一体。人的生命需求不仅能够在现实的时空中得以实现,还可以在精神的时空中实现。如果人类的生命追求及其满足在精神时空中形成并表达出来,那就是艺术。简而言之,艺术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这篇硕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授硕士学位。1993年我考到山东大学读博士研究生时,与导师周来祥先生谈起我对生命在美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时,导师问我,你读过潘知常的书没有?随后递给我一本潘知常1991年出版赠送给他的著作,名字就叫《生命美学》。事实上潘知常是“生命美学”的首倡者,这个功劳是不能抹杀的。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聪明的观点:如果不立足于人的生命来思考美的问题,那就是无根的美学,冷冰冰的美学。这一点我深表认同。我本来想把系统论述美学与人类生命的关系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刚开始说服了导师,后来他建议我不选择美本质问题做博士论文。他担心,提出一个新观点,可能不会得到答辩委员会很好的评价。导师总希望自己的学生取得更好成绩。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改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此书由东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但是在读博期间,我基本形成了立足于“人是生命”这个基点上的美学思想体系。1996年博士毕业后到高校任教,教学之余开始撰写,1999年出版了《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一书。当时安徽教育出版社建议我,书名直接叫“生命美学”行不行?我说这个书名潘知常已经用过,再说如果讲“生命美学”的话,让读者以为你用美学的原理来思考生命现象,产生误解。我就讲,人类的生命是一个三重生命构成的系统,美是人类生命系统产生出来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把书名叫做“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后来理论界在谈到“生命美学”的时候,也有时把我划入其中,这算是我与生命美学的结缘。

二、生命美学:理路与历程

方英敏:谢谢两位老师讲述自己与生命美学结缘的故事,这里面很多信息都是首次发布的,具体而生动。其实,两位老师不但选择以“生命”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且经过近三十年的潜心研究,都建立起了各自的生命美学理论体系。请问二位是如何展开生命美学研究的?其中有着各自怎样的思想理路与历程?

封孝伦:我在川大的硕士论文提出了人有两重生命这样一个观点,那篇论文让一些老师觉得有新意、有意思。甚至答辩委员会主席高尔泰先生也说:“我很满意。”后来我回到贵州工作后发现两重生命还不足以包括人类的生命内涵。在做美学教学期间,我突然领悟到,人除了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之外,还有一重社会生命。社会生命实际上是人在历史中的符号生命。我形成了“人有三重生命”这样一个认识。单独论精神生命,前人有过;单独说社会生命,前人也有过,如“青史留名”,“政治生命”;单独论生物生命,前人也有过。但是认为人是三重生命的统一体,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发现了这样一个理论模型之后我突然很兴奋,原来面临的所有美学难题都迎刃而解了。它把我审美思考的方方面面都照亮了。我认为“美是生命追求的实现”,或者说人的三种生命追求在精神时空当中的实现。(这个理论最近又有所发展,我觉得人在对对象没有产生干扰和破坏的时候,主体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满足,就会产生美感。) “精神时空”为生命的满足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我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审美的不同种类,解释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人体美以及美的种种范畴,都是顺理成立的。比如,艺术为什么总是喜欢表现爱与死,用“生命追求的满足”来解释它是很顺畅的。同时用这个理论构架解释西方美学史和中国美学史的差异与进程也是合理的。

我的美学思考一直没有脱离美的哲学基础的思考。硕士论文提出了人有两重生命,是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统一体。后来发展了,提出了人有三重生命,是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统一体。提出人有精神生命,能够解决艺术与生命的必然联系问题,但还不能解决何以艺术中有那样多的社会关怀和历史使命意识,特别是中国如此强烈的“文以载道”思想是“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所无法解释的。只有进一步提出了人有社会生命,才能全面解释人类审美创造中的所有问题。我于2014年1月出版的新书《生命之思》实际上是把原来在《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里面提出来的“人有三重生命”的哲学理论系统化了。因为我知道如果仅仅提出“生命”这样一个概念来作为美学理论体系的支撑还远不够,必须深入地梳理出生命的内涵、存在的必然性、方式、价值和意义,系统地演绎出一套生命哲学,才能够支撑生命美学。从1999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我提出的生命理论构架没有太多变化,只是更为丰富和充实了,对一些思考生命必然会触及的问题的解说更为全面和成熟了。《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说的主要是美学,而《生命之思》说的主要是哲学。《生命之思》,是为生命美学培基固本,自然,其中也为未来深入的美学思考和理论建设埋下了丰富的伏笔。

潘知常:刚才听到封老师说的它艰难探索美学的经历,我很有感触。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做着同样的艰苦努力。比如说,他在去复旦大学上美学班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进修,我83、84在北京大学进修了两年,就是在北大哲学系,一直在与刘小枫、张法他们那几个美学硕士一起听课,当时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都还健在,叶朗先生、阎国忠先生,包括现在已经不大出面的于民先生、葛路先生,都是直接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应该说,这一段的求学经历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我的探索生命美学的路径,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于国内美学界的根本困惑的突破。借此机会说一句,国内研究生命美学的论文和专著很多,但是三十年来真正道破其中的真谛的却很少见到。因此,我愿意借助今天的机会来自我陈述一下,以正视听。我要说的是,在生命美学之前,包括实践美学在内的所有美学探索,尽管不可谓不认真,但是,路径却大可商榷,因为,它们都坚持“美是客观的”,都怕被说成是“唯心主义”。蔡仪的美学不用去说了,李泽厚的美学也如此,不过就是把美是自然存在换成了美是社会存在。我们知道,其实,早在康德那里就已经指明:审美活动的根本奥秘,就是“主观的普遍必然性”,换言之,审美活动的根本奥秘在于:它是主观的客观,又是客观的主观,它是客观的生命活动,然而又偏偏是以主观的精神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是,李泽厚的美学却既不敢逾越“反映—认识”的框架,也不敢逾越“劳动创造美”的金口戒律,于是,一方面去竭力诋毁审美活动,认定它不能创造美,只能反映美,另一方面,抬高物质实践活动,认定只有物质实践活动才能创造美,结果,通过笨拙地绕道物质实践活动,先论证物质实践活动创作了美,然后再论证审美活动反映了美,李泽厚先生由此就以为,可以解决美学的困惑了。可是,所谓的社会本质、人的本质力量到底是怎样积淀进美的?人类物质实践活动创造的很多东西为什么不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没有创造的月亮为什么却很美?实践美学却总是解释不清,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值得怀疑的。

稍好一点的,是高尔泰。在当时的美学争论中,他是唯一一位能够脱身而出的美学家,我想,为美学而美学的真诚以及艺术创作的切身实践,在其中可能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怕被批评为“唯心主义”,毅然决然地提出:美感创造美。坦率说,高尔泰先生这样说,无疑是出之于一种正确的审美感觉,遗憾的是,他毕竟是多年以来根本就得不到一张书桌,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极少,因此,也就无法去充分翔实地阐释自己的那种正确的审美感觉。例如,在他那里,审美活动又成为了一种主观的精神活动,可是,遗憾的是,却又没有了客观的属性。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生命活动的一种,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生命活动,千万不能因为它以一种主观的精神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否认它的客观性(区别于高尔泰的美学),同时,作为一种客观的生命活动,审美活动尽管无法改变外在世界,但是,它却可以使得外在世界产生价值与意义,审美活动无法创造外在世界,但却可以创造外在世界的美(区别于李泽厚的美学)。这样,在李泽厚先生那里,是“反映—认识”的框架,是一切依赖于物质实践活动,人与对象的关系被颠倒了,对象决定了人,美也决定了人(自由的形式,也还是形式化的客体)。而在生命美学这里,是“价值—意义”框架,是一切依赖于审美活动,对象是被审美活动创造的,美也是被审美活动创造的。所以,简单地说,把被实践美学颠倒过去的再颠倒过来,这,就是生命美学。

至于生命美学的经历,简单地概括一下,应该是这样的:我在1985年初发表了《美学何处去》(《美与当代人》)、1990年发表了《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百科知识》)。至于关于生命美学的系统想法,则是发表在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书里。到了1996年,我又把自己关于生命美学的想法重新梳理了一遍,出版了《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我再次把自己关于生命美学的想法重新梳理了第三遍,出版了《生命美学论稿)(郑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我又把自己关于生命美学的想法重新梳理了第四遍,出版了《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至此,我关于生命美学的思考基本定型,也基本趋于成熟。

三、生命美学:共名与殊相

方英敏:生命美学之所以成为国内后实践美学诸多流派中相对较为成熟的美学流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命美学的旗帜下有许多的同好。他们在共享生命美学的基本理念的前提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展开生命美学研究。这种差异性成就生命美学的丰富性,也从而促成了生命美学成为了一种体系性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殊相是很重要的。如果请二位互看的话,你们各自生命美学思想体系不同于对方之处在哪?

封孝伦:刚才潘老师把他的美学理论体系讲得很明确,我们从对象身上看到人作为一个生命的对象,它就是美的。我说得更直接,符合人的生命需要的对象才可能是美的。比如说,黄山为什么是美的呢?因为黄山的自然形态符合人的生存需要。昨天我们去看了梵净山,梵净山为什么是美的呢?它的林木的葱茏,空气的清新,符合人的生命需要。茂密的森林孕育了无限的生命,而且它正是我们人类生命需要的一个环境。我们觉得,凡是满足了人的生命需要的那个对象就是美的。我和潘老师的表达可能是有所不同,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生命需要的实现,是人的生命存在所必需。自然是这样,艺术是这样,实用的工业产品也是这样。有的工业品为什么不美?用实践美学来解释,只要是实践的对象,都应该是美的,但是我们看起来,那不一定。满足了我们生命的一种需要,它才可能是美的。

潘知常:刚才封老师说得很好,我觉得,在生命美学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俩一个是从山东头爬,一个是从山西头爬,但是,目标都是一样的。

具体来说,我的关于生命美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审美活动。与实践美学以实践活动作为逻辑起点不同,我的生命美学研究是以审美活动为逻辑起点。在我看来,所谓美学,无非就是要把这个审美活动的奥秘讲清楚。对此,我先后探索过三种模式:一种是在《生命美学》之中,我提出了从审美活动是什么、审美活动怎么样、审美活动为什么这三个角度来破解审美活动的奥秘,第二种是在《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之中,我提出从审美活动是什么、审美活动如何是、审美活动怎么样、审美活动为什么这四个角度来破解审美活动的奥秘,第三种是在《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之中,我直接把关于审美活动奥秘的破解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类为什么非审美不可?”第二个问题是:“人类为什么非有审美活动不可?”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人类的特定需要,“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 具体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人类为什么非审美不可”和“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的历史根源的角度加以讨论;第二个方面是从“人类为什么非审美不可”和“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的逻辑根源的角度加以讨论。第二个问题涉及的则是对于人类的特定需要的特定满足,“审美为什么能够满足人类?”

至于两个基本点,涉及的是生命美学研究的逻辑前提。用我常说的话来讲,生命美学的研究与生命的两大觉醒有关,第一个,是“个体的觉醒”;第二个,是“信仰的觉醒”。其中,“生命的觉醒”涉及的是从“忧世”的前提回到“忧生”的前提,这就是上个世纪初王国维、鲁迅先生所已经发现的,我们必须要接着他们说。“信仰的觉醒”涉及的是必须从信仰的维度来研究美学、研究审美活动。这一点,是完成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的必须,也是关键。

也因此,关于“个体的觉醒”和“信仰的觉醒”,应该是我在三十年的美学研究中呼吁最多也研究最多的。其中,关于“个体的觉醒”,我在2002年出版的我的《生命美学论稿)(郑州大学出版社)中做了集中的讨论;关于“信仰的觉醒”,我在2014年出版的我的《头顶的星空——美学与终极关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做了集中的讨论。而且,现在我一定要说,在我看来,如果不想让我们的美学研究再一次重蹈南辕北辙的悲剧命运,那么,“个体的觉醒”和“信仰的觉醒”,就是我们在研究之初就必须率先思考清楚的。

封孝伦:我补充一下潘老师的说法,潘老师的书里面讲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美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呢?我就从生命的角度来解释。我认为人有三重生命,三重生命都需要有相应的养育生命的食粮。人的精神食粮中有两个重要产品:宗教和艺术。满足人的精神生命需要,人类首先创作了艺术,在艺术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宗教。如果说艺术是给我们的精神生命提供一片乐园的话,而宗教是为人的精神生命提供一个永恒的家园。艺术和宗教为什么那么密切呢?主要是和人的精神生命密切相关。

方英敏:通过潘老师、封老师刚才简短的叙述,两人的生命美学思想的差异性还是明显的。就我的阅读经验看,潘老师生命美学的关键词是生命、自由、爱、信仰;封老师生命美学的关键词是生物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三重生命”、美。所以生命美学虽有共名,不同学者切入的角度并不一样。我想,生命美学之所以显得相对成熟,就在于它花开两朵甚至多朵而各表一枝,所以它才显得多彩多姿。

四、生命美学:历史定位

方英敏:大家知道,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自我树立意识非常强烈,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美学流派的精彩纷呈。从认识论美学、实践美学到生命美学、超越美学、怀疑论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休闲美学,美学思潮潮起潮落。中国当代美学在诸种美学流派的断裂与连续中向前发展。我想请问二位老师,生命美学在中国当代美学乃至20世纪中国美学当中,它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封孝伦:我觉得生命美学之所以得以产生,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仍然在前进在发展,是因为它确实切中了审美实际的脉搏。把生命美学和实践美学相比较,“实践”实际上是人的生命需要延展出来的第二环节,就是说人如果要生存的话他一定要实践,实践的内容和实践的方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生命决定的。因此,从逻辑环节上来讲,生命是我们思考人的问题的第一逻辑起点,而“实践”不过是第二逻辑起点。立足于“实践”这个第二逻辑起点来讨论美学问题的话,从第一逻辑起点到第二逻辑起点之间的那些问题,比如说自然的问题、人体的问题、性的问题,就很难清楚地解释。而生命美学恰好从实践美学往前走了一步,走到了第一逻辑起点,然后从生命这个角度来解释所有生命现象,克服了实践美学存在的那些实际的问题,使得美学真正得以长远发展。理论有没有生命力在于它解说它的既定对象能不能彻底。一种理论的逻辑起点找得对不对,要看这个逻辑起点有没有一种自明性。生命美学以生命为起点,生命这个概念是有自明性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每个人都有生命体验。不过我在《生命之思》里面还是对“人的生命”做了认真的哲学求证。以生命作为逻辑起点形成的美学理论,能解释审美当中所有的问题,所以它使得美学得以成立、能够科学发展。它为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是其他的理论所不可取代的。

生态美学也很活跃,生态与生命相差一字,但理论内涵却不仅仅是一字之差。关于生态美学我们和广西大学的专家教授们有过多次的学术交流。生态和生命,哪一个更为本原呢?有人说生态不过就是生命生存的环境,这个环境的好与坏,美与丑,以生命的需要和满足为依据。这样的话生态美学可以称之为环境美学。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认识,即“人的生命”是在“生态”中产生的,因此“生态”比“人的生命”更为本原,“生态”应该成为美学的第一逻辑起点。这种理论比前一种更宏观,更富有哲学意味。在这方面,广西民族大学的袁鼎生教授创获甚丰,而且多有建树,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和富有启发性的思想。但是,这种以生态为原点的理论,从审美的人的生命往前跨越一步,随之也就产生一个看似很小,但却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即,生态如果是第一逻辑起点,它的发展有目的吗?如果没有目的,美感何以会产生?如果生态的发展是有目的的,那么目的是什么?谁设定的?这样的不断追问,“生态”就逐渐变成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道家的“道”,甚而至于变成神秘的“上帝”。经过“生态”的迷宫,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上个世纪美学大讨论的出发点。所以我认为“人的生命”才是探讨美学的底线。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的生命存在,它就要体验和创造美。认识美的问题,必须从“生命”出发。

潘知常:我认为,与其他美学观点相比,应该说,生命美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在二十一世纪,起码从目前来看,生命美学则无疑是最有生命力的。

再从国内美学界的情况来看,坦率地说,曾为主流美学的实践美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已经成为历史。何况,连李泽厚先生本人也不断从“实践本体”退到“情本体”再退到最近提出的要回归“比语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这其实已经清楚表明,李先生事实上已经成为生命美学的同路人。

再从实践美学的几种变体来看,不论是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还是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或者邓晓芒的新实践美学,不但都是自说自话,国内暂时还迄今都无人响应,而且,还都是在设法扩大“物质实践活动”的内涵(把物质实践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完全等同起来),都是在拼命突出其中的主观与精神因素。尤其是朱立元和邓晓芒,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实践”都只是空洞的外衣了,拿掉“实践”外衣之后,他们的美学实际在研究的,其实都是生命美学所早就提出要去研究的内容。例如,邓晓芒自己就直接说过,实践活动就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生命活动”。

还有就是近年来出现的生态美学。

我个人坚持认为:生态美学应该是属于环境美学、景观美学的系列,而并不属于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可是,非常奇怪的是,国内的生态美学的提倡者却很少针对环境问题和景观问题发言,而是频频针对美学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去越界发言。这其实是一种尴尬。其实,如果非要从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考察生态美学,那么,我不得不说,生态美学的提倡者们不但在生态学方面搬用的都是一些基本知识,而且,在美学基本知识方面更是堪称隔膜。比如,他们竟然连实践美学都不如,干脆直接退回到了蔡仪的“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在他们的美学里,一个逻辑前提就是,先把外在世界创造为美的,然后再去反映这个外在世界的美,因此,美学当然要去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因为要先把外在世界都改造成美的世界呀,否则怎么去反映、怎么去审美?可是,黄河从来就不“生态”,但在很多人的诗歌中它为什么也是美的?屎壳郎很“生态”,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人把它看做是美的?看来,生态美学的提出者应该多去反省一下当年的系统论美学、控制论美学的教训。

也因此,国内喜欢说:从生命美学到生态美学,甚至说什么生命美学是小生命美学,生态美学却是大生命美学,似乎这已经被看做是一个公认的演进规律。在这里我要郑重提出,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超越主客观、天地人神合一、人与世界和谐,诸如此类,生命美学早就在提倡,根本不是从生态美学开始的。至于要从生态出发去审美,而不要从人出发去审美,要从价值与意义关系退回到物态关系,那实在是太奇怪了,而且还把它称之为新的美学基本理论,那就更加奇怪了。人所共知,审美对象是外在世界的价值属性,美则是审美对象的价值属性,可是,如果不从人出发,这个价值属性又从哪里来呢?而且,生态的问题不正是人提出来的吗?不从人出发,又哪里会有生态的问题呢?

其实,生态美学的真正大有可为的领域,是环境美和景观美的创造。不过,这是需要扎实的环境科学的研究和景观科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的,绝不是既不去认真研究美学基本理论者也不去认真研究环境科学、景观科学者所可以问津的。至于在美学会议上谈“生态感想”或者在美学论著中谈“生态感想”,态度诚可贵,然而,却毕竟是把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想得太简单、也太轻松了。美学必须是“一种尽力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必须是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这一点,在有人不惜借助“非生态”的评判来把过去的美学基本理论研究一并予以断然否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在此小心翼翼地提醒一下的。

方英敏:刚才潘老师的表述,我的感觉是,他把生态美学的根都拔掉了。是耶非耶,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但有学者认为,生命美学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制高点,我是认可的。所谓“制高点”不是说生命美学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最后形态,而是说20世纪中国美学一路走来到生命美学这一站,让人们发现并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即美是一种价值。生命美学超越了蔡仪认识论美学的纯认识论思维路线,远接王国维美学,近承李泽厚实践美学中价值哲学萌芽之端倪,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价值论是思考美本质问题、美学问题的正确方向。这可能是生命美学最为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之一。

五、生命美学:自我深化之路

方英敏:通过刚才潘老师、封老师的讲述,我们对生命美学的基本面目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特别对生命美学已经取得的历史成绩尤其值得敬佩。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当然并不妨碍我们对生命美学研究有更高的期待。所以,请问二位老师,生命美学研究是否面临有困境?如果有,生命美学研究如何自我深化?

潘知常:生命美学不存在困境,而且,生命美学有着无限的阐释空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除了生命美学,其它美学观点都是除了提倡者以及自己的学生以外,极少有人附和。但是生命美学就不同了。有人告诉我,收录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的生命美学主题论文共计600篇左右,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也已经有23本了(实际还不止这个数字,因为仅仅我一个人所出版的这方面的书籍,就已经是21部了)。这些著作的作者,除了我和封孝伦教授,还有黎启全教授、杨蔼琪教授、姚全兴教授、雷体沛教授、范藻教授、周殿富教授,最近的作者,还有著名的陈伯海教授,等等。我想,这个例子已经完全可以说明生命美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了。在提出生命美学三十年后的今天,它已经赢得了应有的尊严

当然,生命美学还需要自我深化,我认为,在新世纪,生命美学所要去做的,就是坚持从人与对象的角度去阐释审美活动的奥秘。客体世界不依赖于人,但是,客体世界的美却依赖于人;美是结果,不是原因,不是美导致了审美活动,而是审美活动导致了美;审美活动是一种客观的生命活动。同时,也坚持从信仰的维度去阐释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是一种终极关怀,审美活动实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根本转换”,是为爱转身,也是为信仰转身。这一切,都是需要去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去加以论证与说明的。

具体来说,关于生命美学的研究,可以从“理论、历史、现状”三个方面去展开,在我看来,实际上,“历史”的、“现状”的研究就是“理论”的研究,我把它叫做:逻辑的展开;反过来也是一样,“理论”的研究也就是“历史”的、“现状”的研究,我把它叫做:逻辑的浓缩。在这方面,从逻辑的浓缩(也就是逻辑的起点与逻辑的前提)的角度,三十年来,我研究过美学的“理论”,写过六本书,而从逻辑的展开的角度,三十年来,我研究过美学的“历史”,写过十一本书,还研究过美学的“现状”,写过四本书。有兴趣者,可以去看,我就不去多说了。

封孝伦:说到生命美学的困境,在我的研究学习中我没有感觉到生命美学存在困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用生命美学这套理论去解释审美现象,没有遇上不能解决的问题。虽然生命美学现在处在实践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前后包围之中,但是我相信,生命美学必将成为很有生命力的美学。我在《生命之思》中提出了“人类有三重生命”的理论,相信会逐渐被大家熟悉了解,并应用于美学研究。生命美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就是运用这套哲学美学话语来对美学中的所有重要问题,比如美学范畴、美学分类问题、中西美学史问题进行演绎和阐释,特别是对艺术中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解释。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生命美学的建构才算基本完成,才能最后证明自己是科学的理论。这需要很多的认同者一起来做。所以我的感觉是,生命美学不存在困境,但存在大量没做的事。任重道远,却也为后来研究者留下了无限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乐趣。

方英敏: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潘老师的《生命美学》一书出版为标志,是生命美学出场的郑重宣言;那么我感觉,今天两位老师关于生命美学的对谈可能是生命美学的再宣言。今天的对谈,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美学的前世今生,也展示了生命美学可堪期待的学术前景。我们相信,以今天的对谈为起点,生命美学在21世纪会揭开新的篇章。再次谢谢两位教授,谢谢各位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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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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