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某些“明星”当官后遭遇的尴尬，足以说明政治并不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玩转的。就执政党来说，应该吸取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通过干部选任制度改革优化官场生态。

近日，多家媒体爆料：从政兼从商多年的乒乓皇后邓亚萍败光国家投资的20亿后重回体育圈。虽然目前尚无法确定这则消息的准确度如何，但某些“明星”当官后遭遇的尴尬，足以说明政治并不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玩转的。就执政党来说，应该吸取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通过干部选任制度改革优化官场生态。

文革期间文体“明星”的大起大落

曾在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洪常青的演员刘庆棠，文革期间积极“造反”，疯狂迫害他人，被江青看重。几步跃升，官至文化部副部长，并在中共“十大”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成为主席团成员。“四人帮”倒台后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在《红灯记》中塑造李玉和光辉形象的京剧演员李玉和，被江青改名为“浩亮”，提拔为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光荣”出席了党的“九大”，还当了三个月文化部副部长。据说，他本无心从政，当上副部级高官后曾遗憾地和同行说，“今后我可能没机会上台演出了。”文革结束后，钱浩梁被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1982年初恢复自由，1989年10月以后偶尔登台，尽管年事已高，仍屡屡赢得满堂喝彩。有人说，他是大师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名将庄则栋，曾被毛泽东称为“小祖宗”；七十年代初，在日本参加比赛期间与美国运动员互送礼品，后来又受到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接见，因此成为中国“乒乓外交”中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并开始与政治结缘。33岁时，他就成为最年轻的国家体委主任。三年后，因紧跟“四人帮”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四年。恢复自由后，他先后在河北和北京担任乒乓球教练，在“热爱的事业中重新找到自我”，但也经历了妻子离婚、经济拮据的窘迫。

与这几个“明星”大红大紫相类似，文革期间还有文盲入相、白卷英雄成名、“告御状”先生升官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30多年过去了。这些故事，有的已经被人们淡忘，有的已成为“渔樵闲话”，其发生的背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也已不复存在。但仔细观察时下某些“明星”仕途走红的路径，仍可依稀看到，滋生此类闹剧的土壤尚未彻底铲除。

“明星”跨界当官：成者少败者多

改革开放以来，“明星”当官大体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在本行业升官。如演艺明星当上歌舞团（院）、剧团（院）团（院）长或副团（院）长；电视节目主持人当上本台XX部的领导；体育竞赛冠军当上运动队长，等等。尽管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人存在组织管理能力欠缺的问题，但多数人靠其名望和专业特长，仍能够较好地履行职责，所以成功者多，失败者少。换个角度看，他们虽然当了“官儿”，但并未从政，严格地说，也可以算不上什么“明星当官”。

第二类是在人大或政协当代表、委员或不驻会的副主任、副主席。这样的“官儿”，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其实仅仅是荣誉职务，基本上有官名，无官实，所以，无所谓成和败。当然，如果按“文本”话语来衡量，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政协担负着政治协商的职能。那么，既然身在其中，就应具备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但实际上，“明星”代表或委员中，在政治上够发表真知灼见的不多，充当“花瓶”的却不少。他们只会鼓掌、举手，投赞成票或说些“跟风”、“颂圣”的官话套话，偶尔拿出个提案，也远离时政热点，成为广受诟病的笑柄。

第三类是离开原行业，到政界当官。从公开报道看，似乎有成又败，很难说哪个多，哪个少。但是，从常识来推断，任何国家的政治运作，都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从政，既需要一定的智慧和人脉，又需要一定的经验历练和专业技能。我国目前仍处于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时期，政治实践与“文本叙述”具有很大的差异，很多事情需要灵活权变。“玩”政治的难度，比法治国家要大得多。文艺或体育“明星”，虽然已取得骄人的业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从政，毕竟面临着诸多全新的课题，多数人很难适应。著名相声演员牛群以挂职锻炼的方式担任了近五年副县长，期间又当了好几个公司的董事长。结果，“当官”的政绩不明显，经营的公司也负债累累。

“明星”到党政机关当官，当然也有成功者。如，原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张政，从文化界当官起步，转到地方，先后在新疆、贵州担任地（市）委副书记，2013年初，升任贵州黔西南州委书记。原央视《面对面》主持人王志在拿到云南丽江副市长的聘书后，运用自己的名声，四处“叫卖”丽江风情，为当地的招商引资作出了贡献。但更多的“明星”从政以后，都难免遭遇到类似牛群的尴尬，只是很少有人坦诚地说出来。

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则不难发现，从学府转行到政界、从高层空降到基层的某些官员，也会因“水土不服”而苦不堪言。不同的是，在“知识化”、“专业化”、“挂职锻炼”和“干部交流”等政策的庇荫下，他们往往经过一段苦乐相伴的“镀金”之后，以成功者顺利升迁。

官场生态亟待优化

应该说，“明星”跨界当官，为数极少，他们的成功与尴尬，对我国吏制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对而言，带病提拔、买官卖官、逆向淘汰、权力寻租等问题，危害要大上千百倍。但就其病源来说，恐怕都与现行的干部选任制度及由此造成的官场生态有关。尽管我们提出了很多改革的口号，颁布了很多改革的规划，实施了很多新的办法，但总体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于党委，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书记一人的弊端，也没有摆脱“伯乐相马”的路径依赖。所以，吏制腐败的程度，并没有减轻。

要消除干部工作中的诸多乱象，固然要对广大干部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引导具有从政愿望的“明星”们破除“官本位”思想，正确估量自身的能量和特长，慎重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更重要的是要深化干部选任和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固然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且要长期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但必须解决好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在具体环节和措施上体现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的统一。

应以推进民主选举为重点，实行干部分类管理。对地方党政主官，要搞好竞争性选举，把选择权真正交给党员、民众或他们的代表。对其他党政干部，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党委、人大、政府分别任命或聘任，并通过建章立法，划分各自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做到管得少管得好；不同的权力授予主体，将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这样，用人失误的几率会大大降低。

“明星”想当官，可以和其他行业的精英一样，按照自己的特长，通过竞选、竞聘或向相关机构申请任命等渠道去争取。不具备当官条件的，很难以干部交流、挂职锻炼的名义或“因功赏官”而跨入政界；通过公开透明、界限分明的选举制、任命制或聘任制走上领导岗位的，自然可以丢掉顾虑，大显身手。

应建立权力与责任、利益与风险相吻合的干部管理制度。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不能以干部交流或挂职锻炼为名，随意增加干部职数。“明星”当官后，要充分行使与职务相吻合的权力，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因他们来自娱乐圈而轻视他们。他们的工作出现失误或渎职，要与其他官员一样，照章依法受到问责追究，不应因过去的贡献或名声而免责宽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