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佛教表面上蓬勃发展，但实际上整体都处于相似佛教的泥沼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正法的佛教几乎已成绝响。这一方面源于普世的现代性的影响，但更主要应归因于中国佛教自身的痼疾。
近现代是一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是建构在科技精神与人本精神之上的文化时代，也是一个世俗化最为充分的时代。所谓的现代性，从佛教角度看，意味末法的深度化。在这样的时代进程中，宗教以及传统文化的本位意义被消解，即遭所谓的“祛魅”。佛教亦不例外。佛教作为出世道的性质与意义被世俗性所遮蔽与侵染，在世间渐失去其教化之力，被归为消极的文化末流，乃至迷信，即使是在佛教信众中，也基本失去其教度之力，跌落为正在经受世间的合理性的考验与改造的晦涩化石。
如果进一步探究，则不难发现，虽然现代世俗化或者现代性是中国佛教陷入现今困境的重要原因，但毕竟只属外在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在佛教内部。在现代性浪潮中，中国佛教自身先天不足，存在有痼疾，又没有积极弘扬正法，予以善巧应对，恰当处理好出世道与世间道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整体向相似佛教嬗变。这其中，内在起关键作用的顽疾，表现在闻思修的各个方面，就是虚化、偏化、矮化、俗化、异化等现象。
传统中国佛教最根本的顽疾是偏废正闻，主要体现在偏执祖师言说，偏废佛陀圣教，而不能开展系统正闻熏习。具体看，或者是只提倡闻熏个别佛陀经典，而废弃其余，或者是根本忽视经典闻熏，甚至反对经典闻熏。其中一部分人认为经典熏习所集福慧较少，对觉悟助力不大，其作用如同“入海算沙”；还有一部分人主张言理的熏习并不直接指向智慧的获得，纯属“煮沙成饭”、“榨沙成油”；更有甚者，直接判定经典闻熏定造成所知障，障碍智慧的生起，是所谓的“障道因缘”。也有一种立场看似合理，但实似是而非，宣称末法时期众生善根浇薄，起心动念都是虚妄分别，任何思维不外邪见，因此在熏习中闻熏者要放弃思维，只需反复诵读经典，义解或者正见就会自现。这些造成中国佛教界普遍可见的“颟顸佛性，笼统真如”的现象，不仅对智慧的兴起无益，而且使宣称为智慧之教的佛教急剧世俗化，反转为蒙昧的象征。这在中唐会昌灭佛后，就趋于显著，到近现代愈演愈烈，成为主流。
没有正闻，就不能获得正见，导致在见上诤谤不息。这具体表现在，据于自我承许的宗派见，将自宗派见过度诠释，无限放大，引向极端，自执为唯一正确之量，由此排除或者遮蔽其余宗见甚至佛陀的其他教量，形成见的偏化，而互相诤论，甚至互相否定，相互诽谤，导致佛教意识形态性质的分裂与对立。这造成他们以正见或者正法之名多走偏锋，落于标榜，而名不副实，正见或者正法并没有得到真正凸现，反而在嗔恨蒙蔽而各趋极端的情况下，愈加晦沉。
由于正闻的偏废与正见的缺失，修行就会发生偏违。其特征是，唯注重智慧，热衷于境界乌托邦，虚化广大菩萨行，在中唐以后，更将佛教的整个修行向简单、直接方向约化，或者唯彰简捷，如持名念佛，或者唯谈直顿，如顿悟，并各趋极端，自利利他的广大菩萨行完全虚化。结果，或者仅结福缘，落于下乘，或者凌空蹈虚，成为“狂禅”。这些可称为“大乘名，下乘实”或者“冷佛教”的现象，使以自度度他的菩提愿心为本的大乘急堕为消极避世或者狂悖傲世的异流。
到了近现代，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佛教不仅边缘化，而且其品质急剧下堕，矮化、俗化与异化现象占据主流，与此相应，是形成了种种相似佛教见。相似佛教见是一种似正法但实非正法之见，即是在皈依三宝，并试图理解、阐说正法的情况下混淆或者援引世间见而成的错误见。必须指出，相似佛教见与附佛外道不同。附佛外道是依据于非佛教见，用佛教因素进行外在包装，以谋世间利益，或者破坏佛教，而形成之邪说。
相似佛教见所混淆或者援引的世间见，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印度吠陀奥义书传统的“梵我见”所摄的本体论与发生论，或者是道家的有本于无的本体论与发生论，但在现代，主要是现代世俗理性主义，具体表现为世俗实证主义、言说主义、逻辑主义、人本主义立场。
世俗实证主义分世俗经验实证主义与世俗历史实证主义。世俗经验实证主义就是唯科学主义，唯以科学的经验实证方式判定一切的真实性。世俗历史实证主义则是世俗经验实证主义在历史领域的体现。世俗实证主义是消解宗教本位意义的主要方式，在它看来，宗教中超越于人类世俗经验的一切如神通与甚深境界都是不存在的，即宗教本质上是迷信、幻想与神话，是精神的自我麻醉与自我欺骗。
言说主义是将一切存在限定在言说之域，否定有离言的存在。逻辑主义要求真理必须与世间逻辑相顺，而非逻辑之先，也非逻辑之外。这两种立场实际就否定了佛教中的根本真理即真如的真实性。因为真如不可言诠，不可思议，不可譬喻。
人本主义是一种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尺度的价值观，主张一切真理与意义只能通过人的认识、行为与存在得以把握、实现。这是现代世俗理性主义的最终落脚之处。按照其立场，超越于人的圣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一种信仰上的圣化。
矮化是将佛教归摄于小乘教的立场。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否定大乘经为佛陀亲说，所谓“大乘非佛说”，而唯许小乘教是佛陀亲说教。如在印度部派佛教时期，一部分部派佛教的论师主张大乘经是在佛陀圆寂数百年后出现的，所以大乘经典并非佛陀亲说，而是一些恶魔披着佛教的外衣，为破坏佛教而撰造的。现在一些小乘行者仍采取这种立场。这是一种强硬版本的“大乘非佛说”。第二种情况也是否定大乘经为佛陀所亲说，但认为其基本教理并非无据，而是基于小乘教理发展而来的。这是现今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可称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在释印顺的思想中表述得最为充分。这种立场试图通过世俗理性主义将大乘佛教予以“合理化重整”。但将大乘教理归为小乘教理的发展，消解了大乘道作为佛陀亲立的菩提道的本位性质与意义，而事实上取消了大乘佛教。这种趣向虽曾遭太虚法师批评，但现在通过“人间佛教”理念影响越来越大。
俗化是直接以世俗立场诠释与改造佛教，或者将佛教等同于世间道，或者将世间道与佛教互补和融合，或者将佛教与世间道归一等，从而消除或者虚化佛教的涅槃指向。从俗化形态看，最有代表性的是低级与高级两类。低级者是将佛教俗化为经忏祈福求寿之道，高级者是以哲学或者科学这样的世学与佛教互补、融通，或者对佛教进行改造与重建。在现今时代，后者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简而言之，俗化可表现为理论与修行两方面，在理论上是将佛教等同于世间学说，如哲学或者科学所摄的知识系统，而在修行上是将佛教归趣为世间趣求，如人天福报，而舍弃了出世指向。
异化是将佛教诠释与改造为世间宗教。比如净土宗的一部分修学者将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增益执著为救赎力，而异化阿弥陀佛为上帝。
总的来看，传统中国佛教注重向上一路，忽视向下一路，而现代中国佛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注重向下一路，忽视向上一路。但佛教本位是向上与向下都应具足，即智慧资粮与福德资粮都要积累，自度与度他必要兼顾，否则不可能成就佛果。况且，如果割裂向上与向下一路，向上就不再是向上，向下也不再是向下，二者都将失去佛法性质。
完整佛教观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中国佛教的痼疾及现实困局。依据完整佛教观，开展系统的闻思修，才可能对治与解决中国佛教的弊端，维系与培养中国佛教慧命，保证中国佛教行进在如法度化的轨道上。（本文为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