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过去是、将来还会是中国文化的润滑剂，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并且给出了理论的说明。

为什么佛教是一种文化？佛教的文化价值或文化功能，究竟如何表现？本文旨在立足当代中国，讨论佛教的文化价值。

一、“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难题

什么是“文化”？实际上存在不同语境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典籍与现代西方文献里，该词有不同的内涵。然而，这两层不同的内涵同时蕴含在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化”概念里。

在中国典籍里，“文化”的含义是指以“人文”教化天下。这一用法，最早出现在《周易》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的字面意思是纹理，引申义是指“道”或“理”，当然也包括文饰、文雅的意思，但在典籍里的用法，更多是指“文以载道”。什么是“人文”？这段引文用一个“止”字说明人文的特点，也就是“止于至善”。具体地说，儒家一方面把“礼乐”当作“人文”，另一方面，又将“礼乐”当作“天道”（天文）的体现，具有超乎任何个人意志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儒家要以如此权威的“人文”教化天下百姓。所以，中国古代所说的“文化”，确切的说法，是指一种“文教”。“文”的内涵在中国古代是现成的，已由圣人或经典确立，因此，“文教”重在教化或教育，旨在“化民成俗”，要把那些道理变成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表现在人伦日用之间。

而在西方文献里，“文化”所对应的是英文culture。该词在西方有很多不同的定义，甚至说有100多种不同的定义。本文不拟对此深入展开，仅以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定义为例。他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说：“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这个著名的定义，指出了“文化”的三个基本要素：历史传承、象征符号、意义模式，同时指出了“文化”的基本功能是沟通、延续和发展彼此的人生观或世界观。相对于中国古代典籍里的“文化”概念，格尔兹的这个定义，更好地揭示了“文化”本身的内涵，并不强调“文化”的教化功能，而把“意义”或“道理”的沟通交流、延续发展看成是文化自身的附加功能，并不需要人为的引导或强迫。

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一方面是指展现于各种各样象征符号的意义模式，当前的中国文化并不把儒家的道德规范当作唯一的意义模式，有时甚至因为过于多元化而导致意义的缺失或价值的虚无；另一方面，我们十分注重文化的教化功能，强调各种文化都要为社会教化的主旋律服务。问题在于：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教化的主旋律如何协调，甚至如何统一？

这个问题其实是任何社会都可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中国也并非今天才有。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传统社会对此问题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效果明显，但流于形式。纵观过去的二千年，中国社会对儒术的“独尊”只是一句口号，最终在儒释道合流、一团和气之中化解了上述难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在中唐以后，基本上是儒释道三足鼎立、多元一体；而到明朝以后，“儒释道合流”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结构里，佛教从最初的“夷狄之术”演变为华夏文明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实践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丰富与完善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主体的传统文化。

国家治理主要依靠法律，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社会教化主要借用道德、宗教的力量，社会各阶层往往会有不同的诉求，但国家治理与社会教化并不一定会有矛盾。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分别代表三种形式的社会教化或意义模式，三者合流的格局，则使三种不同的文化融合为统一的社会教化，成为历代帝王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那么，这种融合是怎样实现的呢？

所谓“儒释道合流”，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分工：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在国家治理、社会教化方面，以前的帝王主要依靠掺杂了法家思想的儒学。譬如，唐玄宗说，“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开元二十七年诏）。封建帝王把孔子奉为至圣先师，誉之为“德配天地”，尊之为“王”。儒家所讲的礼教，成为国家治理、社会教化的通则。其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家国情怀，是一种社会的维度。然而，个人的身心如何安顿？个体的生命如何得到尊重与保全？儒家希望能将个人的身心修养与家国情怀联系起来，甚至在理想的状态下要与家国情怀（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一致。不幸的是，家国之事，通常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以身心修养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活，通常旁落佛教与道教，所以会有南宋孝宗、清朝雍正的上述概括，儒道释分别治世、治身与治心。在这样的论述中，治身与治心是相对于治世而言，儒家入世，佛道两教因此也就被视为“出世”。进而言之，在实际的现实生活里，个人与社会、入世与出世，很难截然而分。期待治世的儒生，需要健康的身心状态；专注身心修养的法师、道士，需要社会物质财富的保障。三者之间，因此具有明显的分工与互补关系。

儒学在宋明时期取得了新的突破，得益于对佛教心性论的吸收。与此同时，佛教提出“孝为戒先”的观点，道教主张万善之要是“道德、孝慈”。不仅如此，在三者的论衡之中，儒释道被认为“同归于善”“同归于道”。也就是说，三者都在努力架设共同的哲学基础（道），以及共同的社会期待（善）。笔者曾在一篇论文里说，儒释道的合流属于“体上会通、用上合流”，彼此的哲学基础各不相同，但在努力会通，而在社会功能上，则有共同的诉求。譬如，佛教一直被认为是“有助王化”“暗助王纲”（朱元璋《三教论》）。

儒释道的合流，不仅让我们接受了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还使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得以升化，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现在思考佛教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应该充分借鉴这个历史经验。在今天，佛教既要保持自身的价值，还要努力去维系、甚至是促成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多元一体的新文化。在这个新文化的结构里，佛教不可能是主角，却可以是最有效的润滑剂。

佛教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润滑功能，应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本文仅以如下两点为例。

二、“随缘”的思维方式

在过去的二千多年里，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说的那样：“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传入中国的佛教，促成了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发展，塑造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心性理论与审美情趣。

儒释道合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文化的形成需要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分工，二是互补，三是共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源自于它与华夏文明的异质性与互补性，进而与中国原来的传统文化取得共识。这样的结果，很重要的原因是佛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缘起性空。这种思维方式，使佛教对其他的宗教、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本能地会以自我为中心，并以天地万物为真实的存在。然而，佛教以“缘起论”为根本，认为万事万物（包括人自身在内）都是因缘而起，无时无刻不在无常变化，论其本性，一切皆空。这个结论，与我们的生活常识并不相同，甚至是相违背的，然而，“一切皆空”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并被视为世界的真相或实相。这套理论，在哲学上非常深奥，普通的信徒很难接受。但是，缘起论告诉我们一切事物有原因、有条件的，万物都是无常变化的。这样的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随缘”成了大家的一句口头语，进而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有人或许批评佛家的“随缘”让人变得随随便便、不思上进，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随缘的内涵，是要大家分析因缘、观察因缘，从而选择契合自己的机缘，与时俱进。现在社会上怨气很重，很多人觉得社会对他们太不公平，或者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佛教的缘起论，在这些问题上是要强调个人在不同时候的不同因缘。条件不具备，任何人都会无功而返。只有不忘初衷，无怨无悔，积极创造条件，才能心想事成。这才是佛教“随缘”的意义。

若论当前的中国文化建设，同样需要发扬佛家“随缘”这个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领域往往会有不同的文化，譬如有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等不同的说法。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并不相同，这些不同领域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有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有的则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譬如，有人看不惯年轻人披头散发，或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但这是年轻人的个性，他们在你眼前出现，可以表现出惊讶，但不能横加指责。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所在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文化，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左右的“缘”，具有很大的强制性。随顺，是我们最好的生活态度。在普贤十大愿里，恒顺众生，被认为是极高的菩萨境界。

事实上，当前人间佛教的实践，以我个人的观察，其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随顺了众生的愿望。我把“人间佛教”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三句话：儒家的说法、佛家的想法、基督教的做法。佛教以儒家的家国情怀接引众生，特别是在家庭生活方面，规劝佛教徒要成为孝悌诚信的楷模；在社会交往方面，人间佛教努力吸收基督教热心社会慈善教育的主动精神；所有这些说法与做法，最终又以佛家的思想予以诠释。我相信，有了“人间佛教”这样的实践，未来的诸教圆融，是有可能的。现在这些宗教在将来合流的基础，依旧源自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共同期待：回归人间，随缘共生。

而在“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这个问题上，关键之处是要明确当代中国社会的未来期待。有了共同的期待，才会有多元一体的新文化。佛教徒就是要随顺这个因缘，要去创造这个因缘，引导中国社会的共同期待。

三、“无我”的慈悲精神

大乘佛教“缘起性空”的思想，如何解读，成了佛教史上的理论难题，可以有中观学的理解，也可以有唯识学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解读，最终的结论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自我与世界都会消解，就是佛教所讲的“破我执”“破法执”：自我的真实状态是“无我”，世界的真相是“空相”或“无相”，达到人法两空的境界。

实相无相、诸法无我，代表了佛教哲学的本体论思想。这种“无我”的思想，表现在社会伦理方面，就是“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一种平等心体会众生的疾苦。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佛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譬如，“夷夏论”突出了华夏文明的优越感，民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同等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门第”观念，豪门与寒门等级森然；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关系，主张“亲亲有等”，强化“亲疏远近”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是世俗社会所要建构的生活秩序。但是，基于等级制的生活秩序或政治秩序，总是不稳定的。等级制的背后，还需要超越等级的认识基础或神圣权威。譬如，儒家在建构“三纲五常”、提供“礼教”的同时，努力推行“仁政”“恕道”。儒家的“仁”，特别强调“德性”的重要性，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使是已经赋予的天命，只要缺乏“德性”，也会转移到别人身上。但是，儒家的这些论述，最终还是回归到等级制的合理性。佛教的传入，使等级制成为虚名，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交往从此增加了一份平等的基础。譬如，在东晋时期，往往出身于寒门的僧人，以其脱俗的谈吐、独特的思想，优游于社会名流，往来于帝王将相。而在当时由少数民族执政的北方，佛教成为胡、汉不同民族和解、交流的桥梁。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来源于佛教徒对“无我”思想的身体力行。出身寒门的僧人，为什么能够得到权贵、名流的敬重？根据史料的记载，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僧人拥有神通。但更重要的、更常见的理由，是这些僧人有学识、有德行，是因为这些僧人持戒精严，大家敬佩他们的德行。譬如，东晋末年，独裁者桓玄想要清理佛门，惟独对庐山慧远网开一面，为什么？他认为，“唯庐山道德所居！”以“德”评价僧人，仍然是儒家的思维方式。然而，对僧人来说，持戒是为了解脱，无我的终极表现则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教所讲的最高觉悟，实际上是指对这种慈悲精神永无休止的实践。这在大乘佛教里，就是“永远的菩萨道”。

“无我”所要展现的并不是社会伦理的权威性，而是个体生命最终的真相：所有的个体生命都以其他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真正的自利，都以利他为前提。珍惜生命，关爱所有的生命，是佛教“无我”思想的最终落脚点。有些人认为佛教讲“空”，进而把“空”理解为什么也没有，也就是以“虚无主义”理解佛教的“空”，是对佛教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邪见”，因为这样的理解很容易让人漠视生命。现在，我们要把佛教“无我”思想里的慈悲精神说清楚，让人珍惜生命，不管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

我想，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内容，但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与前提：生命无价。佛教的“无我”思想，是要让大家不要以自己的标准评价别人，更不能以自己的意愿强制别人，我们要因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这是“随喜”，我们要因为别人的悲伤而苦恼，这是“同情”。未来的中国社会将会是什么，恐怕永远给不了明确的结论，但一定应该是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休戚与共的社会。

讲了上述两点想法，现在回到文章的开头：佛教为什么是一种文化？这是因为佛教劝大家珍惜生命，关心他人，千万不要以自己为中心；佛教劝大家回归人间，乐观随缘，千万不要死守纯粹的理念。佛教，过去是、将来还会是中国文化的润滑剂，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并且给出了理论的说明。

作者：李四龙（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中国宗教 . 2016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