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民主不易，因为杀人如麻的希特勒除了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以外，还曾拍着胸口说民主是他的爱人。而在当代，几乎所有国家都声称自已是民主国家。有意思的是，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上时认为，俄罗斯在千百年间，走的是非民主的发展道路，实行民主仅仅有20来年。在中国，“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而被肯定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五四”，至少在形式上为后人示范了“街头政治”、“广场政治”的操作。不说远的1935年“一二九运动”，而看近处的“文革”、1976年“四五”、“1989年63+1”等，就形式而言，同“五四”有什么区别！？不能离开文本、思想、事实和历史来说民主。以文本，而不以人们改变了的历史观念为准，近三场“街头政治”、“广场政治”分别对应着“造反有理”、“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治动乱”。考虑到，1970年代末，“一二九运动” 族、“1957”族、 “文革老三届”们共同掀起了思想解放大潮时，参加过“1989年63+1” 的“街头政治”、“广场政治”的“后文革族”正在为自己举行成人庆典，以及“1989年63+1”的话题至今仍是个“禁区”，因此，本文的话题锁定在民主与现代化及有关挑战性的的问题。记不起那个作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物理世界，近大远小；历史事件，却常常是近小远大；很多开拓性工作，起初看上去都并不那么耀眼。笔者认为，在社会历史走向的真实的物理空间而非几何空间，也应是近大远小的——只要不被眼前的“禁区”所阻挡。本文力求“近大远小”地展开言说。
一
对“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而言，最先接触到“民主”这个词，可能在195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时期。
对于这段历史，笔者已在开头专门讲1950年代的“左与右”系列的文中讲到，在这里不再重复。这里仅说明其由来。1956年9月15曰至27日，中共八大在京举行。这次会议，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评价很高。但恰恰是1956年被人们遗忘了一个角落。史称1956年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春天，加上中共八大也在这一年召开，因此，很少有人关注也是1956年孕育着行将暴发的“街头政治”、“广场政治”。这一年的秋冬，天空并不晴朗。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曰用品短缺。学生、工人和复员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演变为闹事的风潮。在农村，夏收以来，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波。在知识界，“双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曰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及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干部作风等问题，并提出不少尖锐的意见。针对这一情况，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这便是195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由来。
对于这段历史，笔者有一个研究结论是，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等意识形态的陷井造成的；放弃新民主主义，是现代中国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两难境地时作出的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的选择——也是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惯性使然；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既复活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又为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找到了“路径依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只握有一把锄头一条偏担两只粪桶，农业还是传统中国传统农业，至少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合作化的集体劳动效率尚敌不过家庭劳动，从而限制着农业为社会提供剩余。基于脆弱的合作化的集体劳动效率基础上的工业化连同前面所说的“路径依赖”只能加剧传统中国的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1955年上半年合作化及粮食统购统销，在农村遭到了抵抗，以及 1956年秋冬的城乡“风波” 演变为1957年夏天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并不是表面的阶级斗争问题与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的认识偏差，而是潜存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下的传统中国的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共和国史上第一次得到空前的暴露！另外，1956年，并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春天，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 (请注意, 这里说的, 既不是被希特勒利用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不是20世纪30年代, 张君劢等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个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中，因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吻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有史以来权力逼近无穷大的国家——这是农民被改造与被组织的结果。总之，那是一个推翻旧传统树立新传统的时代。因这篇文章言说的重点，此类问题不在这里展开。只在这里特别指出，195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留给“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头脑里的东西是，“大民主”就是要大家来“搞”，贴大字报、游行、喊口号，而不会去思考“大民主”的结局许多人怎成了“右派分子”的问题——“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头脑在1957年应该说是简单而又简单的。
但，“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最终又重复着“1957”族的社会历史命运。这一问题，由于有了前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一场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作了垫铺，在这里也没必要详细说明。在本文中，笔者关注“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从1968年到1980年的坎何而曲折的历程——也就是，将他们心目中的远离“大民主”的民主展示出来，为以后的文章中思考“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如何走向前台的问题作一垫铺。
二
对“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而言，不仅1968年值得研究，1976年值得研究，而且，1980年更值得得研究。如今，民主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争议话题。如果把中外学者论述民主的书籍收集在一起，足可以装备一个图书馆；而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文精神何以失落的讨论也开展得轰轰烈烈；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也已十几年，且民主、正义、人权等早已进入全球化的视野，尽管如此，还少有人拿出诚心和勇气，“检讨” “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在坎何而曲折的历程中寻找到的心目中的远离“大民主”的民主。
若以文本、思想、事实和历史为准则，“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从1968年到1980年期间，从思考与学术进路追寻上去，1980年实质上从1968年走来的。如果1968年是一个觉醒的起点的话，那么，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的“街头政治”、“广场政治”就是他们那代人的第一个响亮的历史段落，而1980年他们那代人积极投身民主选举则完全可以视作第二个响亮的历史段落！？
进入21世纪已十几年的今天，再从思考与学术进路追寻上去到1968年到1980年期间，为的是让人们的思想这匹野马，返回到社会历史走向的的真实的物理空间而非几何空间的一个相对的原点。在这个原点可以发现，自1950年代推翻旧传统树立新传统以来，历史前进到1968年到1980年的时空，“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没有人接受过西式教育，没有人留过学，也都没出过国。他们的精神成长背景和先驱者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那些人已大不一样。先驱者们的自由民主理念都是向西方学来的，而“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的自由民主理念几乎是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与曲折之后，从自身经验中悟出来的。不排斥西方有关自由民主的思想著述，包括修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前几代中国的先驱者们的自由民主的思想给了他们那代人以重要的启迪。但，在那个理论贫乏的时代，他们那代人所能得到的思想资料都是东鳞西爪，残缺不全的。几乎可以说，“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和宪政理念。
直到今天，人们在研究“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的思想历程时，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以下三点：
第一，回避自1950年代起推翻旧传统树立新传统这一历史事实。“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所处的中国，早就不是传统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国的传统就受到强烈的冲击；1949年以后更是遭到空前的摧残从而树立起新传统——马恩列斯毛被当作指导思想。“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莫说《论语》，恐怕连《三字经》也背不出多少，但毛的语录能背得滚爪烂熟。“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的传统观事实上是马恩列斯毛。问题就来了，至少在1980年他们那代人积极投身民主选举的这个时点上，为什么既不返回到马恩列斯毛这个传统，又不返回到旧传统的传统！？这个问题隐含着更大的问题是，官方至今将1980年他们那代人积极投身民主选举界定为“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并有意无意地遮蔽这段历史，是否意味着，将“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归于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再一次传入大陆，包含着很大的漏洞！？另外，这个问题还隐含着，“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在中国的产生，至少在1980年这个时点上，有它的内生性和自发性！？
第二，回避“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在1977年到1980年四届大学生时期的特殊心理。从1968年到1980年，也可以说是，从“文化大革命” 到“拨乱反正”的时代。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仍然为“文化大革命” 高唱赞歌。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 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之际，“文化大革命” 作为过去时代的神圣历史不容否定。今天回过头来看，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是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的序幕。国家政权的控制权还在“文化大革命” 既得利益集团之手时，“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还是釆用“文化大革命” 的套路——利用了北京西单民主墙以及知青大返城风波等，将社会中潜存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力量推向前沿阵地。而真正意义上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全面展开。今天回过头来看， “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他们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只能限定在巩固刚刚谋得的权力范围之内，绝不允来自体制外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新建立的权力结构的冲击。如在法律上明确宣布废除“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封査西单“民主墻”， 朦胧诗“爆炸”后，查封《今天》文学杂志等，都是“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的目的指向与行动纲领的具体表现。而对于“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反“文化大革命”而言，是具有苦难历程的一代人的觉醒与自觉的结果，而不是“响应”“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的结果。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体制集团，也不“称臣” 于“老一辈革命家集团”。这个特殊心理至今为人们所忽略，或者往往被指责为谋求个人发展机会的卑鄙动机！？“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有幸进高校大门者，却成为古往今来的特殊学生。他们不是从中学升入大学，而是在人生经历许多灾难后进入大学。西单“民主墻”兴起后，他们中的主流想集中精力学习专业，争取补回被文革耽误的时间，不想卷入政治。而到1980年时，他们中的主流却转向了开始关注国家改革的原则、方向和具体内容。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快的转变？这些都是今人所忽略的问题。
第三，回避或忽略上世纪70年代末至1980年，在政治生活中形成“文化大革命”体制集团——“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文革老三届”知青的三角结构。此三者潜存着的意识形态目的指向的矛盾的集结。今天回过头来看，直到1978年以后，“老一辈革命家集团”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尚处于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之中的状态。在这个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从大处着眼，有三条不同的进路：一条是代表“文化大革命”体制集团的继续在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架构中寻找出路；一条是代表“老一辈革命家集团”的在体制改革中寻找出路（“老一辈革命家集团”在体制改革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分歧在于有一派要回到被毛泽东的激进的革命所推翻的社会主义模式，沿用前苏联或变种作为中国的发展模式，这其中的“拨乱反正”还有一个“反”到1956年还是“反”到1966年之争的问题；另一派是发展主义取向的改革开放派）；一条是代表“文革老三届”知青的在改革体制中寻找出路。不能小瞧体制改革与改革体制的区分，改革体制派，在当时就是民主与现代化派，也受到党内不少人的支持，社会上也有一批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支持改革体制派。事实上，此三者潜存着的意识形态目的指向的矛盾的集结在今天仍然继续着，并构成1980年代以来不同方面的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宏观的思想大背景。
三
这些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的部分，恰恰成为本文思考的重点。为加深理解，需要将“1980年”说得详细一些。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会上，当时的中央首长几乎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并且强调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10月16日至18日，《光明日报》连续刊登了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以文本为准，可以找到至今令人难忘而又激动的题目：《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深批“左”的理论，为改革扫清道路》、《要改革，就要重新总结历史经验》、《改革，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学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和《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等等。在前面已经讲到，“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西单“民主墻”兴起后，他们中的主流想集中精力学习专业，争取补回被文革耽误的时间，不想卷入政治，而到1980年时，他们中的主流却转向了开始关注国家改革的原则、方向和具体内容。从这里可以找到解释：“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是将政治改革、现代化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内在逻辑判断上来加以理解和接受的时代总趋势。这一年，起源于上海复旦大学，在9月至次年1月的北京高校竞选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经历1980年的1977年到1980年四届大学生，有一个切深的体会：在此前的1978年，只是作为一个“投票者”，而不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民”去行使自已的民主权利的；而在1980年，民主第一次检验了他们那代人的诚心和勇气，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地、自觉地投向了竞选。
历史前进到今天，“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在1980年的那个切深的体会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将政治改革、现代化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内在逻辑判断上来加以理解和接受的时代总趋势，最终在1980年代掀起巨浪，并最终形成了自1980年代以来的时代的宏观指向——即使遇到险滩与暗礁——时代的宏观指向终究不可阻挡了！？
正是基于此，1990年代，笔者得知“新自由主义”阵营的朱学勤先生在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时，就有一个感觉是“缘木求鱼”。也许，在当时根本不具备条件，将“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身上的触及到人们的利益和灵魂的内生性和自发性的“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展示出来，批判之，升华之！？为什么将近20年，“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大阵营几乎“团结一致”地在那里立足全球化的理想化的理念的激进性与推行手段的极端保守性的內在矛盾基础上，推销各自心目中的理想的世界图景！？
这里，暂且回避这些问题，还是回到1980年吧。要进一步认识1980年，还要认识一下在“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眼里看来是“倒退”的1979年：从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这两个基本点到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基本点。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意义无需赘言。这次全会也有不少排斥在“文化大革命” 体制之外的老同志重新获得党内重要领导职务。这无疑标志着“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迅速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议中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这两个基本点受到了广大民众以及国际舆论的热烈欢迎。至少在这次全会上，对西单“民主墻”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进入1979年以后，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个转折点——准确地说，“四项原则”的出台是个转折点。其后的1979年大致上发生了以下一连串的事件：中越战争还在打着；4月5日之前几位民运人士被捕，4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就这一事件发表讲话称，中国的人权问题已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问题；当时，中央领导人刚刚访问了美国，美国的人权外交也是中共遇到的一个新的问题；9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取缔“星星”美展；10月1日，发生了从西单“民主墻”经过天安门广场到北京市委的游行，紧接着，又发生3000名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游行；10月16日，4月5日之前被捕的几位民运人士被判刑；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在西单“民主墻”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规定除了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且要填报真名和其他资料；次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在宪法中取消“四大”（即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本文的言说，坚守文本、思想、事实和历史的底线，上面说的都是在文本中可以查找到的确切的历史事实。
按理，历史的逻辑既然按照1979年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演进，不可能有起源于1980年5月上海复旦大学，在9月至次年1月的北京轰轰烈烈地高校竞选。但，历史事实终究不按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今天回过头来看，1979-1980年和1956-1957年的国内国际形势极为相似。高层采取的对策也大致类似。这里不打算展开言说，只说一点，对照1982年以后数次对1979年6月下旬通过的《选举法》的修改和解释，1980年选举期间，竞选的合法性空间是开得最大的一次——之后，只有缩小的趋势。这一年有一件事不能遗漏，即修宪委员会成立，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名单，历时两年多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改，到1982年12月4日公布施行（八二宪法）。
在此之前，很多人，几乎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对选举漫不经心。这可以从当时人们对民主五花八门的幽默感中体现出来。有的说，民主就是，你是民，我是主；有的说，我就是民主少一点——少一点就是民王，简直入木三分！这些来自中国人消极经验哲学的情绪宣泄，事实上对我们在理解民主，以及它的选举制度上都是不小的障碍。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1980年，1977年到1980年四届大学生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由竞选者、竞选班子和选民却积极投入。这是否意味着，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受到假民主欺骗的“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已艰难地为现代化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播下了“种子”！？
历史的实际进程是：1981年2月20日“九号文件”下达后，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逋，高校竞选的积极分子也受到影响。
历史也许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倒退”的1979年，1980年的竞选可能是另一结局，1980年代的社会历史走向也可能是另一结局。历史就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在“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推向历史的前台——这一点同样适合于“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走向前台的情形。总之，要把代表“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既具有里程碑意义，又具有“信史”意义的1980年重新寻找回来！
四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有一个企图：通过1979-1981年的棱镜，映现出当代中国站在“民主与现代化”门槛的真实的世界图景。
现代化在中国，1954年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同时，1954年已制订了宪法。四个现代化，1956年被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强国。在1979年建国30周年的时候，叶剑英委员长在国庆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的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他认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透过1979-1981年这面棱镜，我们可以看到，自1954年的四个现代化与宪法一同提出以来以后，现代化在中国处于有宪法无宪政的状态，或者说，现代化在中国并没有促进民主化！？无论是1960年代借着“红卫兵”之手，击垮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打倒了一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之后，另一批新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已结成“神圣同盟”崛起于北京紫禁城），还是1970年代的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还在“文化大革命” 既得利益集团之手时，“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釆用“文化大革命” 的套路——利用了北京西单民主墙以及知青大返城风波等，将社会中潜存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力量推向前沿阵地，从而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都体现着现代化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一态势事实上一直持续到今天！？
“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可贵之处，在1980年高校竞选期间，已有人将新兴国家之所以有宪法与无宪政的原因写到竞选纲领上。也就是说，他们早已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企图解决这一问题！？
正因为如此，两年前，笔者在一篇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批评的长文中（《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三十三）——对新左派、自由主义派、泛中国特色派的梳理与思考》），用台湾已故圣严法师讲的话（即，你现在拥有的自我是假的，但是，将来找到的真正的自我也是假的。然而，你必须试着去找到它；如果不去找，你还是永远不知道它是假的），批评了自由主义派、派新左派、泛中国特色派的各种言说。总觉得他们的言说离现实的中国太远了！？
就民主而言，1949年以前已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就是靠民主战胜国民党的。而且，共产党人在1949年以前已经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避免政权的灭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读一读延安时代的毛、刘的“新民主主义”就知道了。按理，民主在中国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了。现实的中国是1949年以后，左右于现代化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是一个任何思考与学术进路都不可能回避的“红灯”。当下的各种言说几乎回避这一“红灯”而另外开辟思考与学术进路。
这些搬运西方言说者，不幸的是，又碰到了西方假设的“红灯”。在民主理论上，西方大致上走过了“一剑一票”——“一块钱一票”——“一人一票”的历史，或者说，从广场到市场再重回到广场的历史。但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政治自由和市场自由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相互需要、相互促进；支撑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市场自由最终被认为是培育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基础——而民主政治是有效地追求并实现经济成功的唯一框架。然而，智利的皮诺切特、韩国的李承晚、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蒋介石，这些亚里士多德眼里的“僭主”，他们都是作为不折不扣的独裁者推动了市场力量的快速扩张和迅猛发展的，几乎是长期的“政府独裁”取得了“经济奇迹”。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亚里士多德眼里的“僭主”是自由主义者，但不是民主主义者！？另外，威权主义的现代形式已不否认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就。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民主同宪政、分权、世俗化、法律的巩固一起，成为权利和自由的保证，是重要的，却非唯一的保证！？在这个西方假设的“红灯”面前，我们可以找到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派、派新左派、泛中国特色派的各种言说的踪迹。
这里，将民主理论划分为简单而又简单的两个层次，即内涵与发展层次。若着眼于民主的内涵，放在全球范围去考察，绝大多数学者之间并没有多少分歧，而且好话已说绝。分歧主要发生在评判民主的具体标准和实现民主的现实道路上。为什么呢？因为，民主的发展层次——实现道路问题，触及到人们的灵魂与利益问题。
人们的思想可以有变化，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历史的原点在那儿，我们是从何处而来的。如果连自己的来路都说不清，怎么能指望你说得清去路？从理论上说，民主与现代化是我们的两大目标，这个问题在1949年以前已经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发展的问题。而人们避开现实的中国是1949年以后，左右于现代化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一“红灯”， 另外开辟思考与学术进路，这不排斥人们的灵魂与利益已被召唤到“战场”上了。
由此，笔者想到理论与实践的动力都具有内生性的1980年！？
远的1954年已制订的宪法不说。而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八二宪法”，公布施行已30余年。人们可以设想一下，1980年，“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艰难地为现代化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播下的“种子”， 在经风经雨后一点一点地发芽、一点一点地抽苗成长，“八二宪法”也一条一条地稳步实施，那么，至少可以终结目前的有宪法与无宪政的状态——没有微观的民主政治政治基础，宏观的民主政治政治设计得再好，都是空洞的。
目前，社会上对八二宪法与宪政的关系的有关争议，使人们认识到，“好”的宪法我们早就有了。宪政是我国当今法学界、宪法学界普遍认同的概念。一般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法的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核心”。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实施八二宪法，就是在落实宪政。八二宪法确认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奠定了宪政的基础（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是最根本的民主原则。在宪法上、内政上，“主权”与“一切权力”的关系是：“主权”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最高部分，代表和象征“一切权力”，而“一切权力”包括了“主权”在内，所以，宪法上“一切权力”与“主权”所指内容相同）；八二宪法明示党权受限制（宪政的最基本特征是限制公共权力，其中不仅要限制国家权力，更要限制因党政不分而形成的执政党党权）；八二宪法对基本人权或公民基本权利做了较充分的确认（宪法是基本人权或公民基本权利的保证书，切实保障基本人权或公民基本权利，是立宪的根本目的，也是宪政的主要内容。按宪法的规定切实保障这些权利，是实行宪政的主要内容）；八二宪法确立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形式和实行普选原则（确立代议民主制和实行普选，是宪政的重要构成要件。八二宪法满足了实行宪政在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尽管有人批评它们形式的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八二宪法则将军队系统地纳入国家体制（军队纳入国家体制，与执政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不矛盾，还强化了其正当性）；八二宪法是个分权体制，权力制约原理也有所体现；八二宪法也具有司法独立这一宪政的重要特征；八二宪法已经形成了以违宪审查为核心内容的宪法监督体制的基础性框架。如此等等，相当于前面所说的，内涵层次已经有了，发展的层次却触及到人们的灵魂与利益问题，人们在不停地争论着。
人们可再设想一下，自1980年代以来，继续完善八二宪法，包括在条件成熟时再进行全面修改，若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提高到何等的水平！？
只是，历史本身是不能设想的。
也许，历史前进到今天，改革的模式（无论是30年前的体制改革派，还是改革体制派）行将被宪政模式取代！？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应该多思考现代化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能长久否？其历史命运将如何？
最后的交代是，这篇文章隐含着这么一个主题：历史的脚步就在眼前，用不着走得老远，跳得得老高！？
至此，还没说到“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如何走向前台的问题呢，以后再说吧。
2014-0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