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关于社会国家主义的思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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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  


本文是关于社会国家主义的国家的话题。既然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 ,那么国家的话题也就成了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如何在一个时间上的现代中国形成的问题。在前文中,笔者已讲到,社会国家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传统中国及近现代的国家——它是共和国的国家存在的潜在。一个来源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是沿着中国特有的自身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一路走过来的!?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是一个时态意义上的现时存在,而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立意义上的现代。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形成,仍然是一场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而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历史逻辑可以简洁地表达为:从潜在到存在再到表现。没有传统中国近现代的国家的潜在,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的社会国家主义的国家的存在与表现。检讨社会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国家,实质上也就成了对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从潜在到存在再到表现的历史逻辑进行深刻的检讨。因为从这一历史逻辑中可以凸现出现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现代国家与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以及社会精英、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等等 。下面展开本文的话题。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起源于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没落!?


这里,先来看乾隆“盛世”时期的“现代国家”门槛的图景。


在清代历任君主中,只有乾隆的祖父康熙在位的时间可以与他媲美,但却没有哪一位君主的的统治比他更为辉煌。其间,中国的人口数翻了一番,北京的控制则深深地渗入到中亚腹地。乾隆传给嘉庆的“盛世”似乎还有上升的趋势。清嘉庆五年,即1800年,中国人口已占全球30-40%(全世界人口为9.78亿。两年后的1802年达到10亿。地区人口分布如下:非洲:1.07亿、亚洲:6.35亿,其中,中国3-4亿、欧洲:2.03亿、拉丁美洲:0.24亿、北美洲:0.07亿、大洋洲:0.02亿)。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1820年代以后的全球“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1820年,GDP(1990年国际元)中国占世界之比为32.9%,同年, 全欧洲占26.6%、印度占16%、俄国占5.4%、日本占3%、美囯占1.8%。人囗,中国3.8亿、全欧1.69亿、印度2.09亿、俄国0.55亿、美囯0.1亿。这时的中国是-个保存着传统的固有文化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的中国。GDP与人口排在第二位的印度在这时已被英国控制了数+年,并成为其在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地(傅军,《富国之道》的统计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从1790年到1795年10月,是清高宗乾隆在位的最后的日子。1791年清军兵临加德满都城下。1792年清廷平尼泊尔。1793年9月14日,清高宗乾隆在位时用以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心态正式接见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1794年,著有《海国图志》的湖南邰阳金滩人魏源出世。7月,海河流域南部发生了一场大暴雨,暴雨中心主要位于滹沱河和卫河流域,滹沱河出现了近200年来最大的一场洪水。1795年清朝经历乾隆年号的最后一年。10月15日,乾隆宣布立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为皇太子,来年归政、改元嘉庆。这一连串的“事件”,除了魏源出世是个普普通通的事件以及海河流域200年一遇的洪灾以外,全都是清高宗乾隆在位时“盛世”的“事件”。


至少在当时的人们是觉察不到一个“盛世”的清王朝行将被如同海河流域200年一遇的洪灾卷走一样的。有谁会想到,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清王朝!?


在说明这一问题之前,先来看中国人口从1741年1.43亿增加到1794年的3-4亿(年均增长320万以上)的动因及后果。这首先要归功于清朝统治的巩固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特另是17世纪80年代以来);其次是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有一张面对东亚和东南亚“开放”的对外贸易的网络,来自“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粮食供应的增加(从美洲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灌溉的高地和山坡地;这促成了18世纪的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人口几个亿地增加,第一个威胁是使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第二个威胁是,带来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床。自1778年遭遇特大洪水以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


同自然灾害相比,更大的灾难却来自“人祸”。从1780到1799年的20年里,有12年遭遇了水灾,其中,1796到1799年间,年年都有洪灾发生。而且这些现象与和shen擅权出现在同一时期;1795年,西部边陲爆发了民众的起义,此后近十年间,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被搞得寝食不宁;与此同时,在广东的广州,一场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地降临——同英国人的贸易正超越大清帝国的种种行政制约而蓬勃发展——英国商人已经从印度运来鸦片,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1799年2月,当太上皇驾鹤西去时,他留在身后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


发生于1790年代的危机,恰恰是在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乾隆“盛世”的成功之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越到表面繁荣的时期,地方政府的开支会越来越来越大而支付地方政府的费用的那套体系却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普通民众起码的安居乐业能够得到保障的保障体系却受到“威胁”。18世纪20年代,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曾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收基础之上,但是,官员们对于非正式的附加性苛捐杂税的依赖过于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又过于沉重,结果,这一尝试失败了。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老大难。随着繁荣的时期到来,政府开支的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政府为了“面子形象”工程,一部分则是由官员们日益挥霍铺张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在上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通过一整套税上加税的体制,由平民百姓支付账单。乾隆的时期,除了对受到皇家恩宠者所领导的派系活动保持着警惕以外,几乎回避雍正皇帝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收基础之的话题。不但如此,还同和shen一起,建立了税上加税的由平民百姓支付账单的关系网:每一级官员都从下一级榨取自己所需要的的金钱,再向上一级“进贡”。这个关系网同官场的上下级关系网十分匹配。整个1790年代,乾隆直到太上皇的最后岁月,对于和shen的宠信一直坚定不移——由和shen发明的一系列“处罚”手段,从各省官员那里榨取的钱财,一直由和shen与乾隆分享着。1799年乾隆驾崩之后,要不是和shen及其一党把持着大清帝国的政策和资源,为所欲为,威胁着嘉庆的江山,很难说嘉庆会推翻和shen及其一党!?


概括地说,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指的就是,在人多地少的沉重压力基础上,又增加了和shen及其一党的“第二税收系统”的更为沉重的压力;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已很难借助于有效的国家机器,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予普通民众起码的安居乐业的保障体系;再加上停滞的政治框架几乎再难以包容由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这使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差距,也就说,大清帝国已经走到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历史任务相契合了——衰落了。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王朝行将走向末期的衰落,更是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没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存有末期的衰落的问题,但并不存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的没落的问题。确切地说,没落是从清高宗乾隆“盛世”时期开始的。而从确定性的时间角度,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起源于清高宗乾隆“盛世”时期。


进入18世纪90年代的前一年,即1789年。这一年,中国农历己酉年,生肖属鸡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也是这一年,2月4日——美国总统选举,乔治-华盛顿当选。也是这一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法国通过《人权宣言》。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已涉及到形形色色的宪政民主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在中国,尽管在字面上找不到宪政、民主等字眼,但从18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二百余年的变革、改良、改革以至革命,并没有偏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旧制度为新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以及革命发生在表面繁荣的时期的历史轨道——变革、改良、改革以至革命并不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突发性的转折点。如果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界定为一个实现从“无国家”到“有国家”而且使国家变得强大的过程,那么,宪政民主结构就成了同“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了。这里,“无国家”到“有国家”笔者是加引号的,在此之前西方事实上是有国家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来历问题。如果与同期的西方相比较,西方的宪政民主结构就是同实现从“无国家”到“有国家”而且使国家变得强大的过程的“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而且有一个现实而又“最近”的目标——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而在中国本来就是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从这一视角,在中国,也有自身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建构问题实上是一个从“旧中央集权制国家”走向“新中央集权制国家”。


中西方不同点在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微观中观的基础。


按理,在1790年代,中国是在“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而且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最具现代化政治因素条件的这个时点上,“近现代”最具有“潜力”向着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方向建构的。实际是以“落后”于西方的形式朝着现代性方向缓慢地演进着。由于国家是“为民当家作主”的,因此,在1790年代这个时点上,人们尚看不到改革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微观中观的基础的可能性。但,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乾隆同和shen及其一党所建立的“第二税收系统”的沉重的压力如何消亡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逻辑起点。而且,在这个逻辑起点上已规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在未来的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


在19世纪40年代民族危机到来之前,朝廷要对付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创收”政治文化的畸形现象:农民们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揭竿起义,而国库收入却依然不敷开支之需。“改革”家们把焦点对准漕运与盐政危机。也就是民族危机到来之前,尤其在19世纪20年代,朝野上下有一股相对来说较为变通的改革思潮,而且,改革思潮针对着财政问题转化为政治安危的问题。


乾隆同和shen及其一党之所以能建立“第二税收系统”给社会带来的沉重的压力,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就是,一个社会缺乏对抗权力滥用的力量。在乾隆同和shen及其一党所统治的时期,在繁荣的背后,有一道独特的政治文化的畸形现象:文人精英阶层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文字狱”可以追溯到1750年代,在177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范围内均有文人臣子因文字而获罪。到1780年代,所有的人都谨慎小心到了极点。17世纪上半叶,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至了明朝的瓦解,并间接地带来满族征服的实现。反过来,清朝的精英阶层的大多数人对于“结党”行为深恶痛绝,同时“结党”指控成了清代统治者手中最有效的武器。这等于睹死了在政治团体中结合起来抵制权力滥用的途径。到1790年代,任何人若试图对上层的权力滥用提出挑战,能使用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当和shen1799年倒台后,文人们的行动中开始闪现出希望之光——怎样消亡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使文人精英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终于被作为“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之一。


前面已经讲到,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而1790年代的繁荣背后的多方面危机及后果,激发了全国各地处于官场之外的精英人物研讨与议论国事。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种姓制度或爵位世袭制度的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便成了在社会的任何层面获得精英地位的唯一道路——再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比这种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了。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对于大多数通过了县级院试的生员和省级乡试的举人来说,要想进入仕途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只能永远置身于国家体制之外。也就是说,人数相当多的一批文人对于国家大事至少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绝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希望。当然,获得功名的人数众多,而拥有功名者所能获授的政府职位却数量很少,这种差异并非是清朝的特例,明朝也是如此。科制就是从小就向文人头脑里灌输长大后从政的意识。因此,明朝、清朝文人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却在1790年代的危机以后到1820年代,带来了政治上的意义。这就是通过省级乡试的举人们,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获得了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实践机会。这等于在政治参与上为处于官场之外的精英人物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一个绅权扩张的积极的成果。也等于扩大文化精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终于被作为“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之一。


在前面已经讲到,民族危机到来之前,尤其在19世纪20年代,朝野上下有一股相对来说较为变通的改革思潮,而且,改革思潮针对着财政问题转化为政治安危的问题。“改革”家们把焦点对准漕运与盐政危机。背后实际上针对着自1790年代以来税收已成为由地方政府内部操纵的一桩油水丰厚的生意。在“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县衙的胥吏们做起了通过发放高利贷为农民垫付税款的生意。几千年来,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在中国农村一直十分活跃,农民也亨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七匠八匠)的自由;平静的简简单单的乡村也蕴藏着“生机”—— 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这些“现代” 要素;也只有在这个时期,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三位一体化地剥夺农民取得了“完美”的形式。但是,由地方政府内部操纵的税收借贷生意,由18世纪后期相对富足的几十年间在农村表层之下积聚起来,到了19世纪初却成了暴露无遗的社会罪恶。财政改革中如何消亡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商业化税收生意,成了自嘉庆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会碰到的问题。也等于消亡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商业化税收生意,将财政改革纳入国家建设中的国家命运层面的内涵,终于被作为“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之一。


总体而言,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规定了“根本性”的原则。表现在以下三条:


第一,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仍是一个毫不动摇的基础。


第二,扩大文化精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包括同公共利益协调,以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为界限。


第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同地方的社会需要的协调,以政治稳定为界限。


进入19世纪90年代的前一年,即1889年。这一年,中国农历己丑年,生肖属牛年,光绪15年。这一年光绪开始亲政。也是这一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生效。这表明,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已涉及到形形色色的宪政民主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已扩展到东方了。也是这一年,7月14日,在恩格斯指导下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第二国际宣告成立。这表明,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充分展开,在西方有一股强大的潮流宣告它的死亡了。


风云变幻的世界并没有改变中国1790年代危机之后的历史航道。中国社会历史走向依然前行在1790年代到1820年代所设定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根本性”的原则,以及与此相应的三项“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的航道上。


1890年,3月17日,清政府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国印度总督兰斯顿在印度的加尔各达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9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这两件事表明,1890年代同1790年代相比,维系国家安危的除了原有的商业化税收生意财政危机(1790年代以来的农民们大多是因为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揭竿起义,包括几乎接近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以外,加进了民族危机因素;而在“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这一点上,似乎到了“全方位开放”与对外贸易更加蓬勃发展这一步。


那么,在1890年代,同在1790年代到所设定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根本性”的原则相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的实际进程又如何呢?


下面先来看文人精英阶层参政从1790年代到1890年代百年的实际进展。


如果人们能重返1790年代,那么,一定能体验到发生于西部叛乱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经济后果,一定能见证国家权力(中央)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也一定能见到农村生活的严酷现实。中国教育的自身特点,当国家能力处于不断弱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危机的历史关头,文人精英阶层就会自动趋向参政。中国教育的自身的特殊性在于,几乎自帝制时代起,文人精英们在接受教育时已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也就是中国教育就是用来培养文人精英阶层的政治使命感的。矛盾的是他们大多数人永远置身于国家体制之外。而当国家现存的秩序受到威胁时,文人精英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从这一角度说,是1790年代以来的国家受到内部叛乱和外来侵略的威胁的情势,把文人精英们推向了历史的前台。这一特点也决定着,文人精英们登上历史的舞台时,不可避免地会陷于当时的党争之中。以著有《海国图志》的湖南邰阳金滩人魏源为例,他本人直到晚年才出任官职,到最后也只当过一年的小官。然而,在1820到1830年代,魏源却在一些为官的庇荫之下,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党争。那些成为他后台的各省大员,究竟什么原因连结在一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什么原因将如同魏源一样处于政权边缘的人才吸收进党群之中?这是否意味着,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而因合法性的明确的政治生活边界的缺乏,又使大批的文人精英们在政治参与上受到限制!?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情形,从1790年代到1890年代百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19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里,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清王朝也期望得到文人精英们的支持,然而却并非易事!?在19世纪20年代,不说洪水“天灾”,光说“人祸”。由于世界范围内银两供应短缺,再加上为支付鸦片而形成的白银外流,货币供应因而失序,导致了国内经济的动乱。经济上的危机又触发了农村地区分布广泛的叛乱。而到了此时,国家事务年年应对的问题是,贪腐丑闻侵蚀了皇位的尊严,异教邪说向清王朝的正统性及对地方的控制提出了挑战,河防体系的崩溃使得人们对清王朝的统治能力产生了疑问。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威胁的情势,文人精英阶层需要克服18世纪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在当时,不少文人精英还表现出政治犬儒症和学究式的冷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因而缺乏一个合法性的明确的政治生活边界,而几乎是历代君主对这种合法性都是拒绝予以承认的。


而在1895年春,也就是在屈辱的《马关条约》签定后,康有为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似乎是文人精英们政治参与原则很快就要实现了。然而,由于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以及历代君主对合法性的明确的政治生活边界都是拒绝予以承认的,因此注定了1898年时戊戌狗年(清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至中南海瀛台,变法宣告失败的命运。


而历史百年的沧桑,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到了1890年代18世纪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已经消亡了。也就是政治参与的旧障碍正在瓦解。只是,国家,在“太平天国”时期尚有一点底气,而通过“洋务运动”似乎有了生存的生机,《马关条约》却把国家在“洋务运动”时期积累起来的底气全部抖落干净。康有为等人又重复着魏源等人在年青时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1830年代以后,冯桂芬等人也是这么做的。不同的是,康有为等人已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所涉及到形形色色的宪政民主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来呼求于社会了(如,日本明治宪法已介绍到中国)。


在1860年代到1890年代的30年的“洋务运动” 破产,成为康有为等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 的前凑。回往起自“洋务运动” 再到清政府“立宪政体” 破产的40来年,在这期间,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而成为曰不落的帝国;曰本明治维新走向成功;俄国的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本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司法体系,加快了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此,俄国开始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在改革后逐渐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期间,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強了美国的统一了;这些国家统一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外行帝国主义的,主要是英、俄、法三国。之后添加了美、德、意三国。日本是后来居上。一个“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而且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最具现代化政治因素条件的中华帝国终究走向衰落。


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所设定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根本性”的原则,以及与此相应的三项“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只包括解决地方商业化税收生意问题,并没有解决地方军事化(军阀)的议程。而到了1890年代有一个同1790年代明显不同的地方是,通过1796 年以来的百年地方军事化(军阀)——在叛乱时期,旧政权在生死存亡之际曾不得已而支持过来自下层的各种军事力量(军阀),同地方割据势力一起,演变为清王朝自己的掘墓人与20世纪初的地方自治力量。传统中国,历代都有军队,但不能说历代都有军阀。历代统军除受皇权的支配遵循皇权的意旨外,别无自由,所有行动完全受皇权的指使。也就是说,统军虽率领着大军,但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受皇权的支配,所有军队是皇权的私有财产与工具,这便不是军阀。而军之所以为阀,是统军率领着大军,为所欲为,上天下地,唯我独专,不受任何势力支配,所有军队是他自已的私有财产与工具。而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历史上的中国是如此,而在近现代化过程也得到空前绝后的暴露;清皇朝兴于山海关之外的地方权力,可以说是兴于地方权力亡于地方权力;孙中山自光绪二十一年起事于广州起,历次运动都遭受镇压;辛亥八月,以川咢湘粤四省保路为导火线,在武昌的革命之举,孙中山并没有参与“领导”;而长沙、九江、西安、太原、云南、南昌、上海、苏州、杭州、广西、安庆、福州、广州、山东、四川、甘肃等十七个地方权力独立联合轰倒一个王朝这一历史现象,可能中国是自秦以来的第一次;以往地方权力上升为中央权力都是通过战争实现,唯独这次通过和平实现权力转移!也就是说,20世纪初的地方自治力量并非来自中央集权国家的恩赐而是来自军阀的崛起与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这似乎又决定着中国建立宪政体制在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西方的宪政体制使他们既实现了从“无国家”到“有国家”又达到了使国家变得强大与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目的,而大清朝是踩着传统中国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应的根本性的建制性议程的灵魂密码一路走过来,最终又伴随着宪政体制沿着传统中国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应的根本性的建制性议程的灵魂密码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在20世纪10年代以后,已将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规定了“根本性”的三个原则的第一条中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变革为“以国家(党权)为中心”, 但在1790年代到1820年代,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规定的的“根本性”的原则内核仍存在着。这三条“根本性”的原则仍然规定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也就是说,剔除不同时期的语言表达差异之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有一个相同的底蕴结构将不同时期的相关议程联结起来。“以国家(皇权)为中心”变革为“以国家(党权)为中心”的变革意义,在于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党国体制解脱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千年枷锁!?但仍然属于“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的范畴!?


总之,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是18世纪后期相对富足的几十年间所孕育的1790年代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的一个内生的过程,而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民族危机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是沿着中国特有的自身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一路走过来的!?


通俗地说,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的传统中国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应的根本性的建制性议程这一潜在,是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所设定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根本性”的原则,以及与此相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 这一存在的潜在,而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的国家与中央政府就是从潜在到存在基础上的既有同质异量又有异质异量的三个时期的不同的表现。


因本文的主题,大清朝最终伴随着宪政体制沿着传统中国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应的根本性的建制性议程的灵魂密码一步一步走向灭亡以及民国的“以国家(党权)为中心”的党国体制在此不再细说。下面,我们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所设定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根本性”的原则,以及与此相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的视角,“检讨”一下共和国的国家。


第一,共和国的国家仍然是属于“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的范畴!?


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所呈现出的是一道黑白分明的风景线:都市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与农村停滞。按照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走了一条牺性农业利益的道路——农业与工业关系成为工业优先的“一方先于一方” 或“一方优于一方” 的非协调的介入型关系;与之相应的是,一个曾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声望的衰落总是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如,多数西方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贵族力量遭到破坏,近代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和政治力量。如果按照工业化标准,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确是向着世界近现代文明汇流。但中国农村的停滞并不象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取得统治地位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象西方那样,产生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的停滞是再现了朝代后期的衰落景象。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工业化加速了这一衰落进程。如同每一个朝代一祥,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包括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等要素,促进着朝代的中兴,也如同每一个朝代后期一祥,这些要素也反过来迅速瓦解着王朝。按照曰本的经验,豪绅地主阶层在19世纪后期,产生了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 中国的豪绅地主阶层在近现代衰落过程,除了不再受传统政治和道德法令约束,实行最野蛮的剥削外,就是把农民推向更为穷困的境地。当豪绅地主不再是原来的帝国制度的社会基础时,产生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近现代化过程:没有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现代化精英”, 从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使政治和军亊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看似相分离独立,实则互为一体不独立;支配社会和经济的政治权力看似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实际上又不独立于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主导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以往,人们总是对着马列文本,认为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为弱小的无产阶级。其实,从“以国家(皇权)为中心”到后来的“以国家(党权)为中心”潜在地造成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不论那一个阶级或者任何一股民主势力都不足以“树立” 国家。要“树立” 国家,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前近现代,地主是“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 意思是说乡村地主帝国制度的基础。另外,中国的政治人——有权阶层不论居住在何处,都是有土地的,他们当然是地主,即或无土地,其生活也都间接建在地租及国税之上。前近现代的政治的确可以简化为地主政治。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除了呈现出都市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与农村停滞的黑白分明的风景线外,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军阀政治政治的崛起。传统中国,历代都有军队,但不能说历代都有军阀。历代统军除受皇权的支配遵循皇权的意旨外,别无自由,所有行动完全受皇权的指使。也就是说,统军虽率领着大军,但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受皇权的支配,所有军队是皇权的私有财产与工具,这便不是军阀。而军之所以为阀,是统军率领着大军,为所欲为,上天下地,唯我独专,不受任何势力支配,所有军队是他自已的私有财产与工具。在近代,中国的统军者,自袁世凯起,传统中国的约束力量不复存在,这时候,只有军事领袖为各方所借重,成为奇货。旧有势力要镇压新兴的民主势力,不得不借重军事领袖;如满清起用袁世凯与民主势力相周旋。民主势力要推翻满清,也不得不利用军事领袖。如辛亥革命,各省起来独立的都是满清属下的军事长官。帝国主义要在中国树立傀儡,更不得不利用军亊领袖。中国的军事领袖在旧势力、民主势力及帝国主义三方拿扯下,自然成为奇货。说得直白一点,20世纪前50年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一个不受传统力量约束的军阀政治时代。据有关资料,20世纪前30年代以前,民国六年,军费所占总支出70%,民国十七年,军费所占总支出90%,平均为30%-40%之间。同期,曰本9%、英国5%、美国8%、法国14%(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齐鲁书社,1988版,第607页)。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每年竟要支出这样浩大的军费!从何处开支呢?当然从农民身上“剥皮割肉”。按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的资料,德国瓦勒格曾到中国调查,民国初年,山东佃农的地租为普鲁士佃农的6倍。中国农民遭受的“剥皮割肉” 的程度在世界上所罕见。也可以说,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之后,中国农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为世界上所罕见。


从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之后,社会阶级利益并不足以构成近现代政党的“生命”, 相反,近现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依托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独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这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国家政治自组织运行的一个新特征,而且也是近现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特征。


近现代中国,阶级的力量或所谓民主的力量仍不足以树立国家政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它不是一个阶级国家民主国家,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政党加军队政治的国家,国家仍然受传统惯性使然。 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仍然保存着军阀政治的遗风,中共的党国体制是政党加军队政治,正是“阀”与“队” 一字之差,传统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得到“复兴”。 中共将党支部建到连队以下,政党取得军队绝对领导权,仅此就不叫军阀而叫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立国基础是政党加军队政治。当然,同样是一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还是有质的的区分的,如1949年以前,一个是与城市大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结成联盟,一个却要与农民劳工联盟。中国现代两大政党活动于其中的历史环境,由地从“以国家(皇权)为中心”到后来的“以国家(党权)为中心”潜在地造成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利益并不足以影响政治和政策的走向,倒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所有阶级的命运。无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国家本质上是一个为民作主的国家,还不是一个让民作主的国家。


1950年代,在共和国的起点上,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从设想一百年缩短为七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公有制,最有力地佐证着,共和国的国家本质上是一个为民作主的国家!?从1952年到1956年的实际的历史进程是在中国对农民进行了一场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规模宏大的“组织化运动”,而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意味着从改造农民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社会整体化改造,所有这些,只有在为民作主的国家中才会发生!?从1952年到1956年的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是一个被组织的对象,组织的主体是从中央高层到地方直至农村基层党组织。一个超级大国(按人口规模衡量)的农民, 能够被一个政党作为组织对象纳入组织系统的事实表明,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虚弱的,中国的农民有的是千古不变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真实追梦, 即便是翻身解放后, 在中国农民身上找不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阶级意识。这表明中共取得政权虽然以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充当有机有效的载体,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农民的政党,而是一个比农民更具革命性的政党,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农民所可能允许的范围。


新民主主义时曾承诺解放农民,但最终走向剥夺农民牺牲农民农村农业利益。历史前进到今天,中国农民仍然是一个被解放者,还没有找到一个让农民自己解放自已的制度。这实际上暴露了为民作主的国家的消极后果。


第二,文人精英们同农民一样,是一个被教育与改造的对象,其参政的政治生活边界存有模糊性。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的运行体制,无论思想文化还是科学技术都要围绕国家(皇权)实现其统一统治的中轴转动,是一个君(统治者)利用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作工具,统治民的三重结构的社会。社会结构可以简化为“君——臣——民”。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象先秦提倡学术、汉博士保存古典。学而优则士,这是知识分子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的最重要用,也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当然也有怕惹祸害的韬晦派、喜说空话的虚浮派等豪无用处有些甚至是桎梏人性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无用之用的知识分子——历代统治者,没有不想着籍知识分子来粉饰太平,知识分子在这当儿有大作用的。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态度都有以下几类:央求统治阶级垂顾、无耻的谄媚、效死力、不合作、反抗等。几千来,从主流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以天下为己任,包括以前李大钊也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等。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对社会、对民族的一种道义。当然这种道义某种程度上跟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学而优则仕。近代以来,至少从康有为梁启超那代人开始,知识分子笫一次“想”以独立的身份承担起“国家” 和“民族” 的事业,其动力就来源于传统中国的历史大惯性。到了“五四” 时期,似乎形成了“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在传统中国的“君——臣——民” 结构中,臣与民 任何一方都不是君臣民三足鼎立的一足。“五四”以来的“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也不可能有三足鼎立的一足。从这个意义说,“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就是一个“君——臣——民” 结构的“影子”结构。在这个“影子”结构中,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三条进退之路:学而优则仕被体制吸收进入“庙堂”;被体制边缘化处于“江湖”; “处江湖之远”而同“庙堂” 进行抗争。三条进退之路归并为处于“庙堂”与“江湖”之循环中。


萧功秦的《家史中的百年史》开头有一句西谚:“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笔者将这句话转引过来的意蕴是,任何一个有良心又有头脑的人,他的人生必经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不同的历程。或者说,人们内心世界始终存在着浪漫、理智和现实的搏斗。浪漫主义,就是乐观主义,只考虑自己主观上的追求,不考虑外部的制约条件,企图一个冲刺就达到理想的终极目标。理智主义,就是悲观主义。消极的悲观主义就是决定论下的无能为力论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就是不懈的奋斗者,当然是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就是先求生存再谋发展者。有的改头换面,洗刷历史,“投降”于现实。也有“投机”于现实者。也有持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为达目的,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他们同样也是理想主义者。


这里,不说文人精英们在1957年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进路。


这里,也不说文人精英们在“文革”中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进路。


直到1980年代,文人精英们仍然采用古老的写“折子”方式参政。天津的《中青年经济学论坛》双月刊杂志在1988年笫1期第1页发表了《主编的话》一文。在这篇短文中,以康有为“公车上书” 为引文,在文中点出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程度、某些意识、某些观念连90年前的康有为都不如。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几批“青年文人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胡耀邦专门指示要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有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贺延光、李西宁、王立山等;第二批是汇聚在《青年文稿》的林春、李银河一些人,她们“一帮子小年轻”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列席了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三批是翁永曦、黄江南、王*山、朱嘉明“四君子”,他们因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而备受陈云的赞赏;第四批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包括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王晓鲁、张钢等),他们在后来大都不可避免地 卷入了当时的党争。魏源、冯桂芬、康有为等人走过的路,似乎又在1980年代重演着!?而1980年代的文人仍然采用古老的写“折子”方式参政,是否这意味着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直到1980年代依然如故,更不要说1990年代有何改观了!?而“1989年63+1”事件本身表明,文人精英们缺乏一个合法性的明确的参政的政治生活边界。


第三,地方商业化税收生意走上强化之路。


在最近的三个世纪,最早提出解决地方商业化税收生意的当推雍正皇帝。18世纪20年代,雍正皇帝曾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收基础之上。而真正解决地方商业化税收生意的只发生于“毛泽东的中国”时期。毛泽东用极端的手段回应了雍正皇帝的解决地方商业化税收生意的梦想。也可以说“毛泽东的中国”时期解决了国家权力极大化问题,却遗留了民主权力极小化问题。


地方商业化税收生意在1990年代伴随着所谓的财政改革,迎来了全面的复活,并在21世纪的最近十几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解决地方商业化税收生意的议程上,历史仿佛在艰难地画了一个圈,又返回到1790年代了!?


1990年代以后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创收”政治文化的畸形现象以及其他方面也就用不着多说了。


“检讨”共和国的国家的话题,只能说这么多。共和国的国家仍然是属于“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的范畴。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悲观,因为,在人类史上,一个真正理想的“让民当家作主” 国家制度还没有形成!?但要清醒,在西方,自“洋务运动” 再到清政府“立宪政体” 破产的40来年,运用 “民主”、 “人权”、“自由”、“ 宪政”包括“自治” 的“工具”,实现了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这是否意味着“工具”在西方是“天赋”的,而到了中国却成了“给予”的!?正是这个差别,至少从康有为、梁启超那代人开始,所做的努力就是,寻找这些“工具”同“国家”—— 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由农业社会遗留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的相通之处,追求的是一种比“看不见之手”更为强大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因而不可避免地落入失败的陷阱!?在当代中国,重要的不是大喊大叫“民主”、 “人权”、“自由”、“ 宪政”包括“自治”,而是扎扎实实地从乡村从非国家层面治理走向国家层面治理以及解决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等等问题起步,向着“让民当家作主” 国家制度迈出坚实的一步!?


 曲路浚

201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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