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马克思

毛泽东字润芝，生于1893年12月26日，湖南韶山人。李达号鹤鸣，生于1890年10月2日，湖南零陵今永州市冷水滩人。他们都是农家子弟，他们的青少年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和李达的父亲李光亮都精明能干，都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俭辛劳而脱贫致富，成为当地的殷实人家。但是，他们对父亲的感情却明显不同。毛泽东对父亲多有反叛而敬重母亲，李达则敬重父亲而很少提到他早逝的母亲。毛母逝世，毛泽东留下了感人的祭母文和灵联；李父80华诞，李达代父撰制了行事做人、感怀世事的八幅“自叙”寿屏。

毛泽东李达都进过私塾读孔夫子，都上过新式学堂，都接受过师范教育。但是学历不一样，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出身，李达不仅是京师优级师范出身，而且两度东渡，是日本名校第一高等学校（今东京大学前身）探矿专业出身。

毛泽东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都因缘于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从爱国主义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但是途径不同。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同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着；《社会主义史》，柯卡普着。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

1941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再一次谈到他读这三本书的情况，认为正是从三本书中，“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于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虽然蜀魂于1906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3]但国内却找不到这个版本，陈望道的译本也是1920年8月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种”在上海出版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恽代英所定的书名，原书名《〈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出版于1892年，恽译本于1921年1月由新青年出版社在上海出版。英国人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出版于1892年，1913年经英国人辟司删订又出版增补本。李季根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从这三本书中译出版时间看，毛泽东的回忆并不准确，他1920年第二次北京之行和接着在上海的逗留还不可能读过。他在北京可能读过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这是用“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名义印的，毛泽东当时和“亢慕义斋”成员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交往甚密。据黎锦熙日记，他1920年1月4日到毛泽东住处晤谈，看到毛泽东书案上摆着这个油印本。[4]但是，这三本书，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确是一次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启蒙，使他从中认识到人类文明史以来就存在阶级斗争，从而取了它的四个字即“阶级斗争”，使他初步得到认识社会问题的方法，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使他在理论和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因为他从马克思主义取的是“阶级斗争”四字，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际中，固然如鱼得水；但却演出了晚年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悲剧。

五四时期，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传播时期。李大钊1919年9、11月在《新青年》六卷5、6号连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节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判〉序言》等三本马克思著作相关段落，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要领”和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的“密切关系”。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在那里发表《体育之研究》，他显然读过李大钊的这篇著名文章。

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认为“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并提出他的一些“公式”，其中包括“俄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5]蔡信还介绍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提出“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与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并提出组党的四个步骤，包括“有力的出版物”。[6]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回信说：“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的理由。”“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7]

这就是说，经过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湖南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参与组织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参与发起和经营新文化书社等这些使毛泽东大显身手的活动，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期间，毛泽东眼界大开。他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显然是读了《新青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特别是对蔡和森来信的体认。但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毕竟还没有研究，他对唯物史观更充分的知识是在中共成立之后。1922年5月，毛泽东从时任衡阳湖南三师教务主任屈子健[8]手上借阅了国民党理论刊物《建设》杂志。从这套杂志中，他读到了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等学理水平更高的数万字长篇论文，不仅对唯物史观学理有了更充分的知识，而且对于胡氏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新思路，也肯定有令他耳目一新的领悟。

但是，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时间上比毛泽东更早，在内容上比毛泽东更全面、更系统。在毛泽东只取“阶级斗争”四字、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根据”的五四时期，李达已经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这个以苏维埃俄国为假想敌人的“协议”，公然允许日本军队进入东北全境。这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假虞灭虢”之计和段祺瑞政府引狼入室之祸的协议，它激起了我三千留日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决定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觉悟。李达作为救国团的主要成员，率领先遣队100多人于5月中旬抵达北京。他同救国团阮湘、龚德柏等人与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人于5月21日组织2000余学生，向总统府示威请愿。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活动，许德珩后来称它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预演和先导。它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使李达由单纯爱国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后来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9]

李达再次东渡，放弃探矿专业的学习，师事河上肇教授，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河上肇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经济学家。1908年起任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着译，其时还独力主办每月发行两万多份的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李达一边听河上肇的课，一边如饥似渴地读马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名著以及介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书刊，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

1919年5月，中国爆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时在日本的李达受到极大的鼓舞。6月3日，当北京和各地的学生运动转入上海市民运动以后，他立即用笔名“鹤”撰述《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回国内，先后于6月18、1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上海《民国日报》是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由邵力之主编的“觉悟”副刊又是五四时期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甚大的著名副刊。李达这两篇文章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初步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10]他还在这家报纸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发表了九篇短文，不仅介绍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而且萌发了建党的思想，并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中表达了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的决心和信心。

1920年8月，李达抱着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到上海，首先拜访心仪已久的陈独秀，并借住在陈寓的亭子间，立即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陈公培[11]、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8人成立了共产党，推举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但后来中共党史界将之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李达不仅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而且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

李达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和《唯物史观解说》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名著。

《马克思经济学说》是考茨基（1854-1938）的著名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当时国内有好几种中译本，李译则是第二个中译本，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被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阅读文献。

《社会问题总览》著者高畠素之（1886-1928）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资本论》日译者，此书的写作目的是“在希望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而“供给最好底研究资料”，其“大纲”在于“网罗”劳动问题、妇女问题、社会政策和社会主义四个方面，因而写了“社会政策”、“社会主义”、“工会”和“妇人问题”四篇。此书日文出版于1920年1月，李达的中译本于1921年4月由中华书局作为“新文化丛书”出版，分三册装订，共488页。这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巨著，迄至1932年8月，共出11版。

《唯物史观解说》著者郭泰即格尔曼·果特（1864-1927）系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李达中译本于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作为“新文化丛书”出版，这是他对照日译本和德译本的一个“全译本”。李达指出，这部著作是“郭泰为荷兰的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除了一个“好”字，“我也不能另说别的赞美的话”。这是一部传播唯物史观的通俗著作，也是当时在中国影响甚大的传播唯物史观的专著，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截至1932年，重版14次。

李达积极参加思想理论斗争，是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的主将。

社会主义论战是中国改良派思想家张东荪、梁启超挑起的，李达与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人参加了这场著名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李达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12]、《社会革命的商榷》[13]、《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14]等论文，阐明了社会主义论战的性质和意义，驳斥了张、梁反社会主义的论据，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批判了梁启超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论述了劳农主义直接行动的必要性。他强调指出：“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15]中国已进入产业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受国内武人强盗经济上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而且受国际资本阶级经济上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中国革命已具备其客观条件，并且是势在必行的。

与社会主义论战的同时，李达等人又进行了无政府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早在辛亥革命前已传入中国，五四时期再起波澜。1919年2月，黄凌霜着文宣称他“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并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判》一文[16]。易家钺又发表《我们反对“布尔礼维克”》一文[17]，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区声白则从1920年底开始，以通信的方式，三次致信陈独秀，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活动，同样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论战是围绕中国革命的目标、步骤和政策进行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李达是第一个向无政府主义开炮的人。早在1919年6月，他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就对无政府主义作了初步批判。在无政府主义论战中，他又从理论上给予无政府主义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不仅对无政府主义鼻祖施蒂纳和蒲鲁东以及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进行了逐点批判，证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本来有不能相合的历史”；尤其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基础，解剖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他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国家的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所谓自由管理和平等分配的口号。他特别申明，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他所以批判无政府主义，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队伍里，共同对世界资本主义作战，以便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不要向着那不可通行的道路上前进，免得耗费有用的精神干那于革命无益的事”。

毛泽东、李达五四时期的经历表明，他们不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不同，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也不同。在五四时期，李达已经具有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而毛泽东却还只读过少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并无系统的了解。进一步说，无论是李达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所谓俄国十月革命原是列宁变国际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国内战争、在当时俄国交战国德国支持下推翻“被史家称为有史以来最受民众拥戴的革命”即二月革命所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政变[18]。而二月革命则是俄国各阶层人民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导，人民确实得到了民主自由，临时政府也因而被史家称为俄国最民主的政府。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所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又是列宁所强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的经由阶级斗争直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后期特别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重视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相反，他们还批判得到恩格斯支持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阶级合作”、“议会普选”、“和平过渡”。后来，毛泽东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表明他又是“枪杆子出政权”、用枪杆子维护政权的党国一体的集权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正是经过斯大林所强化的列宁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不是得到恩格斯认同和支持的民主社会主义。唯其如此，就不能不演成中国革命胜利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给当代中国造成了一连串的左祸。即使当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出生入死、奋斗不息的李达、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贺龙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免遭劫，遑论他人！

1940—1941年，晚年陈独秀“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含在内）之价值”，在中国最早开始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反省。他在给表弟西流（濮清泉）、连根（即王文元、王凡西）、郑学稼等人的信中提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即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而发生呢？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这就是说，是“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在晚年陈独秀看来，“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独裁”即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只能是领袖独裁”。“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因此，他大声呼吁：“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19]

中俄友协（前中苏友协）副会长何方引述俄罗斯等国对十月革命的几大负面评价，一是十月革命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发生，而俄国则正好相反。所以十月革命不能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建立的应当是自由人联合体，十月革命建立起的却是压迫人民的专制体制。二是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二月革命是俄国各阶层人民自发的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导，人民也确实得到了民主自由。十月革命反而使人民失去民主自由以至财富（生产手段和部分生活手段）。三是十月革命造成了许多恶果。经济上妨碍和阻滞生产力发展，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苏联解体前经济总量和加拿大相当，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俄国官方也承认，苏联粮食生产直到解散前还没恢复到1913年水平。1992年进口粮食即达2500万吨；政治上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残害人命前后达数百万，包括各种镇压、作为阶级消灭富农、民族和人群的迁徙以及其他迫害，还不算内战和由于政策失误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死亡，苏联消灭了一切民主自由，造出权贵阶层和严格的等级制和特权制；扼杀科学文化，败坏道德风习，大搞个人迷信，实行愚民政策，言行不一，弄虚作假；搞世界革命，实行对外扩张，危害世界和平，对中国同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们过去的长期落后和经受无数灾难，主要也是实行一边倒和照搬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可把中国给害苦了！[20]

 

一大初识成同道

1920年8月，上海成立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为制订党纲中的集权还是分权问题和党的活动经费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李汉俊一气之下辞去代理书记。李达勉为其难接任代理书记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劳大会的召开，全面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建党的，也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党的。因此，上海共产党按照列宁建党办《火星报》的经验，创办了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分送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12月出版第2号。后因经费困难，中断了三个月。到1921年4、5、6月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时间，连续出版了3、4、5号。

李达独力组稿、编辑和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特别注意宣传列宁的建党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报导国际工人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这方面的文章除了他自己撰写的《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还有他的同道撰写的《共产党同他的组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等文章。《共产党》还译载了列宁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俄罗斯的新问题》和《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以及列宁起草、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

《共产党》月刊特别注意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仅发表了李达本人署名的批判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还发表了施存统的《我们为什么主张社会主义？》和《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这些重要文章不仅批判了对当时建党的思想障碍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阶级基础。

《共产党》月刊广泛报导各国共产党和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消息，并发表《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和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的《红宝石》[21]。

《共产党》月刊每期还有一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社评性《短言》。这些虽未署名但实为李达手笔的《短言》对于共产党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它明确提出：“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22]因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所谓经济的使命，就是“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所谓政治的使命，就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23]

值得注意的还有，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第3号一开篇就开了个大天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便是《告中国的农民》[24]的文章。这不仅表明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农民问题，而且也是中共报刊史上第一次开天窗。

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无疑都分寄长沙文化书社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据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1920年12月27日的日记：“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25]毛泽东又将《共产党》月刊上的《俄国共产党底历史》、《列宁底历史》等文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1921年1月21日，他致蔡和森又赞扬《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6月3日，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上海。他们找到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李达，要求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东京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并给每位代表寄去100银元作旅费。由于是秘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便在通信中说明会议的名称和内容，通信署名人李达是唯一的联系人。其中，李达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直接寄给文化书社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李达的信后，和何叔衡一起，于6月29日下午6点在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到达上海后，找到李达。这对于毛泽东何叔衡，等于向李达报到；而对于李达，因为是初次见面，也算是了解情况或者说“代表资格”审查，他顺理成章地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样是1920年8月成立的，最早的青年团员是施存统、刘少奇、任弼时，柯庆施、王会悟等人。随后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便改用英方简称C.Y。这就是说，毛泽东、何叔衡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是参加一大才成为共产党员的。这表明，毛泽东之参加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李达的邀请之功。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亦多次说过：一大的最大功绩就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他的话语固然有歌颂毛泽东的意味，但也隐含了他的“发现”之功。

那么，李达关于中共创建的这一重要史实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呢？

首先是毛泽东自己的说法。

如前所述，1920年8、9月，蔡和森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回信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织共产党。

1945年，毛泽东在筹备中共七大时即兴回忆一大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部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26]毛泽东这段求实而朴实的话语所讲到的“小组”是比照苏联共产党说的，并未明确是指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是明确指湖南。他说他入党没有介绍人，也是事实。但客观上还是有介绍人，那就是李达关于中共一大的邀请信是写给他收的，也是作为一大召集人李达说“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因为共产党毕竟处于初创期，还没有后来规定的入党手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填写中共八大代表证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27]中共党史界也有不少人士认为湖南当时已经有共产党的组织。金冲及《毛泽东传》根据萧子升晚年回忆“一九二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认定萧氏所说的“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又根据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中关于上海成立共产党后计划在一年之内“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和张国焘《我的回忆》中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进一步认定：“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0年十一月”。[28]其实，这仍然只是一种推论。实际上，1920年11月，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毛泽东在易礼容该年6月30日给他和彭璜的信后所加的一段文字仍然只是说“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29]如果这一个月毛泽东等六人真的在“在建党档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那么，同一个月的毛泽东就不会使用“计划和组织”与“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这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会有他后来在延安中共七大所作的那番说明。

史料表明，湖南确有社会主义青年团[30]，有马克思学会，仍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湖南确有共产党的组织。相反，却有证据表明湖南的共产党组织确实是中共一大以后才有的。

1954年，萧三（子暲，萧子升之弟）撰写《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其第六章三一节《可纪念的“三十节”》中，写到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时说：“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据萧三说，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回忆。[31]

1979年9月11日，易礼容接受胡庆云、高军、邵维正、周子信访问，后由访者整理出《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1980年4月经易礼容本人修改定稿）。易礼容的说法与萧三的说法略有不同，但时间、地点和形式大致相同。易礼容说：“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没参加，我是直接参加共产党的”。“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我。因为社里人很多，谈话不方便，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篱笆旁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救70，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那就干吧。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与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没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过那时不叫三人小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九、十月……李达说过，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的共产党核心，这是毛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32]

五四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毛泽东最敬佩的无疑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一班新派人物。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时，与这些新派人物也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他第二次去北京途经上海回湘时还去拜访陈独秀。他后来说：陈独秀、李大钊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但是，总体上，他与这些新派人物更多的是神交，他们并没有直接为他提供大显身手的全国性活动的舞台。李达当时虽然没有南陈北李那样大的影响，在中共一大前，毛泽东虽然也是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的热心读者，还将其中一些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但除了李达给他寄《共产党》月刊，他与李达并没有直接的交往。然而，李达邀请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却具有非凡的意义。正是李达的邀请，使毛泽东走出湖南地域，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全国性的“开天辟地”大事变，并从此投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开始他波澜壮阔的人生。这当是毛泽东对李达格外心存感激之处，也使他与李达从此成为同道的朋友，维持了几十年的友谊。

 

朝夕与闻在长沙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1920年2月，毛泽东从北京致新民学会会员、时在周南女校任事的陶毅就有创办自修大学的打算：“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3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便正式创办自修大学。他们征得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34]的同意，把船山学社在清水塘的社址作为自修大学校址，并从学社的经费中拨出400元作为自修大学的经费。船山学社是清光绪年间刘蔚卢等人为纪念王夫之，阐扬其思想而建立的。湖南自修大学成立后，贺民范出任学长，毛泽东任驻校校董，并担任教务主任。

1922年，贺民范辞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职务。这年暑期，衡阳省立三师教务主任屈子健[35]去江浙考察教育，毛泽东托他带信邀请李达回湘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李达自“一大”结识毛泽东后，对毛泽东的印象一直很好。这年5月，他曾应毛泽东邀请到湖南自修大学讲学，还与毛泽东一起去衡阳指导工作。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湖南有声有色的工作。二大后，他同夫人王会悟谈到湖南和毛泽东时说：“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见润芝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他现在湖南有言有为。”这次屈氏带着毛泽东的邀请信，请他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36]，又颇合他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宿愿，便欣然同意，于11月偕夫人，带着他们不满半岁的女儿“小数点”，离开上海来长沙。

李达受到湖南共产主义者的热烈欢迎。毛泽东陪同他与学员见面，并介绍说：李先生曾任党的宣传主任，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特请他来担任学长，帮助大家学习马列主义。长沙《大公报》还发表了李达就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的消息。

湖南自修大学“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它宣言要打破贵族垄断学校的旧的教育制度，使自修大学“成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它规定：“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思想，养成健全的体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其“办学目的在改造现社会”。它实际上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相当于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学员有24人：罗学瓒、郭亮、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陈佑魁、陈昌、贺尔康、姜梦周、夏曦、陈章甫等，毛泽东、何叔衡和易礼容这些管理人员也是学员，属于24人之内。这些学员，后来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和中国革命的重镇。

自修大学设有文、法两科，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其课程设置有中国文学，西洋文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还组织了经济学、哲学、数学、中国文学、心理学、英国文学等研究会。

自修大学规定：（1）自己看书，自己思索；（2）共同讨论，共同研究；（3）提倡教员启发辅导，反对注入教学；（4）学生所研究的学科内容及时间、范围自愿选定。[37]教师负责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其宗旨是创造一种环境，时而听演讲，时而同教员和同学展开讨论，以推动学生象毛泽东本人曾经作过的那样，进行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38]1923年4月1日长沙《大公报》《省城各校现况调查记》报导说：自修大学“纯重自修，除外国文外，皆无上课时间，各人自由研究或自由讨论”。学生“每人每日作读书录及填写作业本各一件。每月作文一篇。皆由学长考阅，以定成绩之良否。每月之作文，则择其优良者，于该校月刊上发表”。

湖南自修大学为满足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的学习的要求，1922年9月还开办了补习学校，设置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5个学科，学生100余人。何叔衡担任补习学校主事（校长），王会悟来湘后任英语教员。王会悟在补习学校的收入恰好可以补充李氏一家的生活费用。自修大学还有法文专修科和中学，学生最多时达二百余人。

湖南学联也附设在自修大学，由夏曦负责。

李达主持全校教学，负责“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39]他除了辅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还给补习学校、法文专修科和中学的学生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造诣甚高而又过早谢顶，与列宁的画像很相像，甚至引出了一场误会。原湖南三师学生张琼听了他的课便以为他就是列宁，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的何宝贞则认为不是。相持不下，他们跑去问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杨开慧接过话头说：“这个‘列宁’，还是你们衡阳老师请来的呢！”[40]

李达特别重视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给学员讲授《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并把它翻译成中文在校刊《新时代》发表。他还编写《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印发学员参考。

湖南自修大学得到教育界名流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称赞。蔡氏特撰《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一文[41]。他表示自己读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之后，“喜欢得了不得”。认为它“合我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李石曾则撰《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42]。他高度评价说：“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现之先导。”

湖南自修大学会集了湖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它成了湖南革命的摇篮，湖南共产主义的大本营。30年后的1952年冬，李达在长沙接待来访的苏中友好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还深情地谈到湖南自修大学，他不无自豪地说：“自修大学当时成为共产主义的大本营。”

1923年4月，李达还创办并主编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至这年7月，它共出四期，每期印行2000份。这份校刊具有特别的“主张”和“宗旨”，其《发刊辞》指出：“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革的准备。”具体说，就是要研究“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43]这些问题既是自修大学学员研究的学术问题，又是包含中国共产党二大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纲领问题。这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刊载本校教师的论文和学员每月之优秀作文。其中李达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的觉悟》、《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利瓦伊汉的《观念论批评》，罗学瓒的《环境与教育》等大都是围绕《新时代》“主张”和“宗旨”特别是中国革命纲领所进行的“根本的研究”而“贡献出来”的佳作。

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从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三种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出发，推论了中国政治的大势：“一方最激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44]

毛泽东又从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即分析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推论“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但是，他强调指出：“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45]

但是，最能表现《新时代》学理水平、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革命需要的还是李达所发表的文章。

李达《中国商工阶级应有的觉悟》从考察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关系入手，说明了中国商工阶级即民族工商业者的使命和应有的觉悟，即应当与国民党联合；应当与工人携手；绝对不与任何军阀妥协；应当反抗外力。

李达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则明确认定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政治、经济的特点，论证了中国革命的纲领和策略，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标志性文章。

李达通过社会革命涵义的阐述和对中国社会特点的分析，论述了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经济上受本国有产阶级的压迫，政治上受封建阶级的压迫；有产阶级直接受封建阶级的压迫；而两者又同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前者是三重的，后者是二重的。”“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46]

李达特别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共产党对于国共合作应取的方针。他引述《共产党宣言》关于波、瑞、德国的共产党应当帮助各自国家的革命派进行革命的同时又应当注意这些革命派的复杂性的话语[47]之后指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即是说，国共合作既是必要的，又是有理论根据的。但是，他“要促中国共产党注意的地方，约有下列二项”：“一、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劳动者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不然，共产党应该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二、共产党应该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个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所影响。”[48]

李达关于国共合作的这个意见，正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正确意见，也是毛泽东随后所采取的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的立场和意见。

李达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针对友人李六如[49]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取什么政策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未来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政策原则。他指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50]但作为研究，参照《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和列宁关于俄国经济的五要素[51]，“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则可定出十二条“大纲”。[52]他所提出的这十二条“大纲”涉及中国革命胜利后经济、政治、教育各方面的政策或原则，其中大部分不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政策，有的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实行的新政策，如“有条件的输入外资”；有的则是刚刚开始实行的政策或原则，如“中学以下实行免费及强迫教育”。

《新时代》还刊载了李达所译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

1923年11月，省长赵恒惕[53]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派驻军队强行关闭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54]

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李达、王会悟夫妇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同住清水塘一栋房，并且对门对户。

那是两家朝夕相处、过从甚密的日子。据王会悟回忆，那时，毛泽东一想到什么问题，就来找李达。毛泽东还常常深更半夜敲门，把李达叫起商谈。[55]正是这一段比邻而居、朝夕相处的日子，李、毛二人巩固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这时候，是毛泽东从李达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则是佩服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他的组织才能。

从李达1922年11月来长沙，到毛泽东1923年4月离开长沙，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虽然充其量也就半年，但是这在他们的交往史上是又一个重要时段。如果说他们在一大相识，是李达为毛泽东参加建党、从而走出湖南提供平台；那么这一次在长沙办湖南自修大学的朝夕相处，则是李达成为毛泽东的良师益友，为毛泽东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供了平台，不仅使毛泽东受惠良多，而且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同道友谊。

后来，毛泽东、李达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李达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去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生工作，并代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恽氏到任后，李达任政治教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和武汉图书馆馆长。1927年初，总政治部部务会议决定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作为农民运动的参谋机关。李达被聘为该会的常务委员，多次参与农民问题的讨论。

毛泽东先后在广州和武昌举办农民问题讲习所。他在武昌举办农讲所期间，又邀请李达前往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还委托李达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氏后来说：“记得1927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芝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56]

 

睽违之中有神交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从事“武器的批判”，直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李达则继续笔耕、舌耕，致力于“批判的武器”，终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家。从1927年到1949年，他们天各一方，睽违22年。但是，由于他们的基本理论和目标的一致，他们之间仍然有神交。

在延安，毛泽东多次而仔细地阅读了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等着《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称赞“这部书翻译得及时”。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易礼容信》问“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着，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57]但由于李达此时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时在上海的易礼容是否转致了毛泽东对李达的问候及建立联系的愿望，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李达确实给毛泽东寄去了自己的著作《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

毛泽东收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并在自己的《读书日记》记载了阅读此书的进度，在书上作了许多批注。毛泽东还向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哲学会推荐《社会学大纲》，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社会学大纲》。1948年，毛泽东指示新华书店重版《社会学大纲》。20多年后的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接见李达时，仍然谈到《社会学大纲》的影响和意义，并建议修订再版，从而引出了李达“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活动。毛泽东还说，《经济学大纲》他已读了三遍半，也要读十遍。

李达的小老乡唐棣华1982年还亲耳听到郭化若[58]说：毛泽东在延安说过“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出马克思主义”。 [59]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指他自己，零陵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指李达。可见延安时期已处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领袖地位的毛泽东虽然认为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带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教条主义，是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既认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时认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

1939年1月，李达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去重庆为其主持研究室并讲授辩证逻辑。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的武纡生回忆说，从这年4月开始，李达每周给冯玉祥讲一次唯物辩证法理论课，除冯玉祥外，听讲的还有秘书赖亚力，副官赵力钧、周茂藩、武纡生等30余人。李达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冯玉祥的称赞。

期间，在延安的毛泽东给李达写信，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欢迎他去延安。李达将毛泽东的信给与同居一室的武纡生看，武氏回忆说，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李达和他的夫人表示关怀之意，毛泽东尊称李达是“真人”（据当年李达给武解释“真人”乃湖南地方对人常用的褒义词）；二是毛泽东说他已是第三遍读了李达着的《社会学大纲》；三是诚邀李达偕夫人和子女去延安看看。信中流露出毛泽东对李达既尊敬又十分关心，他当即问李达是否准备去延安。李达开始沉默不言，不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去延安定受照顾，这我当然是不忍心的，再说一家大小也会不安的。”武纡生认为，李达这番话并不是他不去延安的真正原因，因他早于1923年秋已脱离党组织，后又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过脱党声明，李达决心继续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并从事讲学和理论著述。李达也多次向武纡生谈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李达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李达在重庆通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后惊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水平已达到新的高度，毛泽东不愧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特别是毛泽东在信中写到已第三遍读了《社会学大纲》，李达对此深感欣慰，备受鼓舞，他更加勤奋研究哲学理论。

武纡生将毛泽东给李达写信的事告诉了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赖亚力。不几天，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特派车来接李达去南方局谈了一次话。董必武和李达都参加过中共一大，董必武也劝他去延安看看，并愿为他去延安提供方便，而李达却一直未明确表示去延安的意向。[60]

随后，周恩来又托李达的学生吕振羽去看望李达，并征求意见：看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的态度不甚坚决，他对吕振羽说：“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就愿去。”并说：“不管形势怎样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不会失节的”。但是，由于周恩来赴苏治伤，董必武此时也不在重庆，吕振羽向南方局负责人博古汇报，博古却误以为李达所说“只要有一碗饭吃”是讲条件，便不高兴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显然是不欢迎李达去延安了。周恩来回重庆知道此事后生气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利瓦伊汉等都为李达未能去延安而感到惋惜。

1939年秋，李达与王会悟在贵阳分手。1944年冬，生活艰难的王会悟突然收到署名润芝从重庆寄来的一笔钱，使她能够辗转去重庆。这笔钱显然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毛泽东名义寄出的。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会见了王会悟，问到她和李达的“小数点”。

李达与王会悟分手后，独自去桂林。他本是去广西大学任教，但因为校长、也是他的朋友白鹏飞已被解职而未能如愿，只好滞留桂林靠摆地摊谋生。周恩来知道后，电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副主任曹瑛（石磊）[61]给予经济接济。李达还多次应邀去办事处讲授唯物辩证法，并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芝”。[62]

1940年，失业的李达回家乡零陵。他将父亲生前分给他的几亩水田换成旱地栽种果树。1944年8月，零陵沦陷，日寇派人到李达家乡灌塘口搜捕。他背井离乡，逃到永江河胡家洞大马槽（后划归双牌县）的一个庄户人家里躲藏。逃难途中，他遭遇土匪洗劫。土匪打开他的两个大箱子，以为有很多钱，但是只看到一件皮衣和换洗衣服，其余全是文稿和书信。箱子里的衣服被他们洗劫一空，因为没有抢到钱，他们气愤地将文稿和书信全部烧掉了。这是李达长期辛勤写作的手稿和珍藏多年的信件，包括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以及冯玉祥将军给他写的中堂。他后来说：“损失皮衣是小事，烧掉我的书稿和毛主席的信笺太可惜了。”

 

卧睡“龙榻”未“加脚”

1947年秋，在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地下交通给时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达带信要他去解放区。毛泽东的信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63]随后，毛泽东又三次电报指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但是，李达却因为胃穿孔住进了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而未能成行。

其时，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64]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65]正在酝酿起义。李达和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紧密配合，参与策动程潜、陈明仁领衔的湖南和平起义。省工委策反组长余志宏还特别请李达做程潜的顾问方叔章的工作，使方叔章很快明确了形势与和平起义的必要性。

1948年10月19日，方叔章受省工委委托，在自己的住所举行宴会。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潜族弟程星龄，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地下民主同盟负责人萧敏颂，已成方氏常客的余志宏均应邀赴宴。而李达这样一位中共发起人和著名的社会科学权威人物的到来，更是为方府宴会增添了风彩。宴会的话题自然是湖南和平起义问题。萧作霖说：“我看程潜有主和的一面，但还有不少顾虑。”李达接过话头说：“颂云先生还有不少顾虑是怪不得的，但内战是一定打不得了。打下去对国民党来说，只能加速其灭亡之进程。”李达分析了湖南所处的形势，并胸有成竹地说：“蒋介石不会派兵到湖南来，白崇禧也只是从武汉路过有一个短时间的停留，湖南之解放就在旦夕。”他在回顾程潜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国共合作的历史之后，又继续说：“孙中山先生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依我看，颂公应以3000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萧、邓、程等省军政要员向程潜报告了方府宴会的情况。程潜听后频频点头，还特别称赞李达的真知灼见。他激动地说：“本来嘛，如他所言，除了和平起义，别无他途。”

李达还通过欧阳敏讷做程潜起义的工作。欧阳敏讷时任《湖南民国日报》社社长，30年代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崇拜李达的学术成就。1948年11月，李达因胃穿孔住进湘雅医院，他约欧阳敏讷去医院谈话。李达说：“程星龄找过我两次，要我做程潜的代表，到石家庄去见毛主席。我怎么能做程潜的代表？有些话对他不好说，今天找你来，想请你向程潜传一下话。”他要欧阳敏讷向程潜传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保护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第二，要保护工厂、学校、商店、交通不受破坏；第三，要维护社会秩序，机关工作照常进行。“只要程潜做到了这三点，如果我到了石家庄，一定同毛主席讲。”

李达因为支持湖大学生运动，引起湖南省教育厅长王凤喈的不满。他在省政府的一次特种汇报中报告说：“共产党的学生运动，湖南大学是大本营。李达、伍薏农等是领导核心。”长沙警备司令还亲递以李达为首的黑名单18人，“请求派兵拿办”。后来，程潜得知特务要对李达下毒手时，他主动提出送李达去乡下暂避。

1949年3月，李达收到香港三联书店经理徐伯昕的一封电报，告“董事长有事相商，盼即来港”。他猜想，“董事长”必是指毛主席，于是他写了封信，嘱中共地下党员陈力新去香港，找徐伯昕问个明白。陈力新到香港后，中共华南局代表邵荃麟很快接见了他。邵荃麟兴奋地说：“你来的太好了，毛泽东主席几次来电催我们，要尽快设法接李达到解放区去。我们正在考虑怎样着手哩！”他委托陈力新回长沙后尽快护送李达来香港。程潜听说李达要去北平，他立即赠送旅费，并请李达将其和平起义的意向直接上达毛泽东。[66]

1949年4月16日，李达由陈力新、李梅彬护送，离开长沙，经广州于4月20日到达九龙，下榻弥敦道酒家，吴获舟、潘汉年先后来看望。21日，吴获舟即接李达去香港六国饭店。

5月8日，李达一行200余人乘“岳州号”货轮离港，历时七昼夜，到达刚解放不久的天津，于5月14日到达北平。与李达同行的200余人都被安排住前门饭店，唯有他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下榻。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为李达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利瓦伊汉到李达下榻处看望。董必武也住在北京饭店，他们欣喜重逢，续叙一大旧谊。

四天后，5月18日，林伯渠来北京饭店接李达去毛泽东下榻处的西山双清别墅。两位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相见，毛泽东握着李达的手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唠。”

李达述说了他这次北上的经过。他说：“我离开岳麓山时，乘坐的还是国民党兵站的汽车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致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道路的意愿。毛泽东也从党的组织系统知道这件事的每一步进展乃至细节。因此，彼此心同，李达不费多言，即已完成了临行前程潜托付给他的重大使命。

李达述说了大革命在武昌与毛泽东分手以后的情况，后悔自己没有跟他一道秋收起义上井冈山，表示自己愧对党，愧对毛主席，现在虽然已年届花甲，身体也不大好，但一定要为建设新中国尽棉薄之力。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李达始终坚持和卓有成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批评了李达脱党的错误。他说，你早年离开了党组织是一个错误，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但是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思想上没有离开马列主义，这是有益的事嘛，党是了解你的。只要是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你可以重新入党，我愿意做你的历史证明人，你去找找刘少奇和利瓦伊汉，请他们做介绍人。对于毛泽东如此真情而感人的关切，李达一再表示感谢。后来一说到这件事，他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没有忘记我，党没有忘记我。是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67]

毛泽东还特地询问了王会悟。但是，因为李达早已与王会悟分手，所以对于毛泽东的询问，他颇为尴尬，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李达对王会悟仍然割舍不下。抗战胜利后，他给邵力子写信，请他帮助，让王会悟和女儿心怡搭乘民主人士乘坐的船只由重庆去南京。他到北平后，又给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上学的女儿心怡写信，要她们母女去找南京军管会主任柯庆施。柯庆施1920年同王会悟一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热情地接待了王会悟母女，并于7月安排她们去北平，也住在北京饭店。他北平法商学院的学生、后来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的尹景瑚去看他，还兴高彩烈地说，师母就住在楼下。但是，他们既已分手，也就只能是朋友了。新中国国成立后，李达把自己的工资分成三份，自己留两份，一份给没有工作的王会悟。他每次去北京，总要去看看王会悟。他称王会悟为王老，王会悟称他为李老。

夜已经很深了，因胃穿孔出院不久的李达，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他已经有点支持不住打呵欠了，眼皮也开始打架。毛泽东看到李达这幅疲惫的样子，便收住话头说：“你睡吧。”李达问：“睡哪里？”毛泽东用手指了指他那有名的硬木板床，“就睡那里。”“那您呢？”毛泽东点了支烟，指了指大办公桌，笑着说：“我还要上班呢。”李达要请秘书另外找个房间，毛泽东不让，他也不再推辞，便留卧于毛泽东的那张硬木板床上。他一觉醒来，已是天亮了。他见毛泽东还在批阅文件，不由心疼：“您怎么还不睡？不要命了！”毛泽东说：“我经常是这样，夜晚安静些。”他点了支烟，又工作一会儿才上床。

新中国成立前夜，能在即将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床上睡觉的人，在毛泽东的朋友中，李达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对于这份难得的殊荣，他从双清别墅回来后便向时为北平地下党员的唐棣华讲起了严光“加脚于帝腹”的故事。

东汉严光，字子陵，刘秀的好朋友。但刘秀做皇帝后，严光却隐居不见了。刘秀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严光的去向，派人请他来朝。刘秀以皇帝之尊，白天陪他喝酒吃饭，晚上与他同榻共眠。可是，严光为考验九五之尊的这位朋友，在龙床上睡不到一会儿，就把脚架到了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很不舒服，但又怕弄醒严光，只好轻轻地把他的脚搬开。哪知过一会儿，严光一个翻身，脚又架到他的肚子上了。如此再三，弄的刘秀整个晚上都睡不好。严光如法炮制地跟刘秀睡了几个晚上，刘秀仍然没事一般。这就留下了严光“加脚于帝腹”的故事。

李达不无得意地对唐棣华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因为我要秘书另找房子，毛主席自己不让。”[68]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给李达写信。大意是：吾兄健康欠佳，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些再议。[69]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开幕。李达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新建设》杂志一卷三至四期特辟“政协代表对于新建设读者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两句话”专栏，发表了毛泽东、朱德等130余名政协代表的莶名话语，李达则说了这样一段意义深远和充满期待的话：“在毛泽东旗帜之下，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结成了巩固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协。这人民政协，已经制定了共同纲领，就要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真正历史的新开篇！数千年来人民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今日以后，我们人民成了新国家的主人。我们要担负起保卫新国家、从事新建设的伟大使命！我们要加紧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遵守共同纲领，各站在各的岗位，竭尽一切智慧，用自己的劳动，继续创造我们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

10月，李达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

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利瓦伊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侯补期。

毛泽东本意是留李达在京工作，但李达表示他愿意回湖南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他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

1950年8月，在北京开会期间，李达怀着崇敬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请题写湖南大学校名，毛泽东欣然应允。20日，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毛体”，写了二幅“湖南大学”，以供选用。他给李达回信说：“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李达欣喜不已，给正在北京学习的他的学生涂西畴打电话，要其立即去看。他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很快满足我们的请求，这是对湖大数千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勖勉我们努力把湖大工作做好，早日改造成新大学，为革命和建设多培养人才。”[70]他要涂西畴尽快回校宣布这件大喜事，把毛主席题写的校名字体精确放大，用最好的红漆和金粉做成校牌。1951年元旦，李达率领全校师生员工，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不言而喻，毛泽东亲自题写校名，给湖大师生员工以极大的鼓舞。

在湖大期间，李达还重修了爱晚亭。“爱晚亭”是岳麓山上的一个风景点，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常去栉风沫雨、风攴露宿、“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地方。他同样请毛泽东题写了“爱晚亭”，他自己则题写了爱晚亭周围的“枫林桥”和“清枫泉”。

1953年2月，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沿用至今的毛体“武汉大学”校牌校徽也是从李达主长武大期间毛泽东给他写信的信封选取的。

 

心悦诚服“应帝王”

李达与毛泽东自在上海党的一大结识特别是在长沙同办湖南自修大学以来原本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从新中国成立前夜到50年代中期，更是他们交往最多的时期，也是他们关系的蜜月时期。在他们这一时期的交往关系中，毛泽东已经处于主导地位。李达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心悦诚服，无比崇敬，不遗余力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李达也十分尊重，盛赞有加。

50年代，毛泽东常来湖北视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负责照料毛泽东来汉生活事宜的梅白[71]回忆说，毛泽东曾经交代他：我来湖北，什么人要来见我都可以经过你们省委同意，但是，“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是哪个？”毛泽东卖关子说：“你猜。”梅白想了想说：“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说：“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芝。只要他来，随来随见。”[72]毛泽东来汉期间，多次与李达见面，主要谈哲学。李达对毛泽东很敬仰，每次见面都显得很激动，眼里也闪着兴奋喜悦的波光。有一次，毛泽东从东湖客舍打电话，说要去武大看他。李达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据理力争，还是他坐车去东湖看毛泽东。

李达比毛泽东大3岁，因为是老朋友，他们见面大都以字、号相称。梅白说，毛李第一次在东湖见面时，李达想改口喊“主席”。但由于不习惯，一连“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没跟上来。见李达这样别扭，毛泽东便笑声朗朗地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喊过你李主任吗？（按：指中共一大中央局宣传主任）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芝，我叫你鹤鸣兄？” [73]意思当然很明白，朋友是兄弟君子交，相互之间称职务太俗了，字、号相称才显的亲切和痛快。

他们入座后，李达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比起他还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送走李达，梅白乘兴问毛泽东：“您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把您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74]

新中国初期，李达先后担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虽然校务繁忙，但仍然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毛泽东发动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李达解说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做学习《实践论》的辅导报告，撰文宣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前二个月，于1951年8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读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至1929年的四篇著作》一文。毛泽东这四篇著作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李达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目的是要解决国共合作后所发生的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紧要问题，即分辨革命的敌人和革命的朋友，解决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论，具体地分行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不同特点，认为前者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两种类型，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革命性与妥协性的两面性。这一阶级虽想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的”革命思想，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但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只是一个幻想。即是说，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这一精辟论断，完全符合于马列主义，在1926年当时中国革命阵营中，“这是一个伟大的卓见”。因为当时分析中国社会阶级构成的人们，都不懂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阶级构成与阶级诸关系，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构成与阶级诸关系，大都生硬地教条式的搬弄他国的经验，采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构成的公式，而确认中国资产阶级有领导民主革命的能力，却不知道帝国主义统治着的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而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其次分析小资产阶级，指出其中的左中右三派，因其经济地位对于革命的态度各有不同，但大体上都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特别是半无产阶级，包括了大多数贫农阶层，能成为革命的广大的同盟军。至于无产阶级，因为身受着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三重的压迫和剥削，是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在历年的革命斗争中，做了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是1922到1926年间在各地举行的大罢工运动所证明了的。这就是说，毛泽东由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马列主义的分析，“就奠定了中国的最根本的路线，即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统一战线”。[75]

李达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共产党内部是一声怒吼”，既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也回击了国民党左派和陈独秀、张国焘等共产党领导人的“不满”，因而“建立了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建立了党与农民的关系。”[76]

就是说，正是这两篇代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路线和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77]

李达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党的幼稚，缺乏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的准备战争与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术战略之研究。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指出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五个条件，这“完全是根据当时中国特有的实际情况，从矛盾中，从发展中，综合全面”所获得的一个天才的独特的结论。[78]因此，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李达认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则使党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因而在党的建设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总之，李达认为毛泽东这四篇著作已经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满有信心地领导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事斗争；而一到思想文化界，他似乎感到有些麻烦。他基于对思想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的警觉心，即使纯粹的思想学术问题和文化现象，也往往被看作或延伸为政治问题，加之当时还面临复杂的情势，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改造和建设的任务。不幸的是，毛泽东搬用阶级斗争的政治斗争方法，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发动了一连串的批判和斗争。一方面，李达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极端信奉，心悦诚服“应帝王”；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对这一时期阶级斗争与思想斗争之关系的简单化认识、甚至“左”的理解，受苏联30年代哲学政治化影响，除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他没有特殊表现以外，毛泽东发动的这一连串的思想文化批判和斗争，他都积极参加，并有不凡表现。

首先是电影《武训传》批判，这是共和国第一场思想文化批判。

武训（1838—1896），初以排行第七称武七，山东堂邑人。少孤贫，从母行乞。恨不识字之苦，立志“兴学”。他到处乞讨，甚至向富人磕头下跪，请人赐打。天长日久，聚沙成塔，获得了一笔来之不易的钱财。他再通过放债生息，置地二、三百亩。自1888年起，先后创办了崇贤义塾、临清卸史巷私塾，并参与筹建了杨二庄私塾。穷苦的孩子免费入了学，而武训自己依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因行乞兴学，受清政府嘉奖，封“义学正”，赐“乐善好施”匾，未受。在他58岁那年（1896年）终因积劳成疾，难以医治去世。冯玉祥、陶行知等曾赞扬其办学精神。

1950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上下集），这是一部以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影片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人生经历。影片上映后受到普遍好评，但却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的修改意见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形成武训批判运动。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江青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实际上为这次批判作了总结。

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其矛头直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明其用政治干涉学术的意识形态方式和左的思想的开始滋长。李达积极批判电影《武训传》，在《人民日报》发表两论《武训是个反动派》[79]，表明他开始接受和支持毛泽东在思想文化界用政治干涉学术的意识形态方式和开始滋长的“左”的思想，也是他30年代接受苏联哲学政治化倾向影响的反映。

接着是胡适批判。

胡适批判实际上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学习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即已开始，但是这一次的胡适批判却是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大规模的全方位批判，是一场更大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胡适（1891-1962），原名洪粹，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1909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次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1919年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1922年倡“好政府主义”，主张“联省自治”。1924年参与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参加军阀段祺瑞一手策划的善后会议。1928年任中国公学校长，参加筹组中央研究院，并与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月刊。1931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11月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解放战争后期被宣布为“战犯”，先去美国定居，后回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病逝于台湾。胡适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树。胡氏1927年3月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全世界获得36个名誉博士头衔。授予其名誉博士头衔的大都是顶尖级的大学，如美国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

1954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第9期发表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他们《评〈红楼梦研究〉》。李、蓝两文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批评了“新红学”代表人物俞平伯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红学”研究成果的新问题。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人，着有《红楼梦简论》、《红楼梦研究》等。《红楼梦简论》发表于《新建设》1954年3月号；《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辨》，1923年初版，1952年9月再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是毛泽东一生推重的名著之一，李、蓝二人的文章又甚合毛泽东早有的思考。毛泽东不仅十分赞赏李、蓝的文章，而且十分不满《文艺报》、《光明日报》对李、蓝文章的保留态度。他联想到电影《武训传》（还有《清宫秘史》），认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是非解决不可了。他决定采取重大行动，于10月16日给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凡28人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并将李、蓝二人的两篇文章作为附件。

毛泽东这封信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注销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似乎记起了知识分子政策，所以在信上又附言：“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80]

批俞平伯，更是批乃师胡适。1954年1月8日，政务院副总理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论之间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因此，他强调“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在文化学术界的的广大的领域中，无论是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他的这席谈话，无异于文化学术界胡适批判运动的具体动员和部署。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领导下，成立了分门别类的胡适批判组：胡适哲学思想批判组，胡适政治思想批判组，胡适历史观点批判组，胡适文学思想批判组，胡适中国哲学史观点批判组，《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组，胡适中国科学观点批判组。

在“批判胡适派的反动思想”中，发表和出版了上千万文字的文章和专著，作者几乎囊括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教育界的几乎所有名家或权威。李达积极参加胡适批判，并在胡适批判的成千万文字中，撰述了很有份量的论著《胡适反动思想批判》[81]和《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82]。

李达的批判论著尤其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1954年12月20日，李达将其《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83]和《胡适思想批判》[84]两文寄呈毛泽东，考虑到武汉到北京的邮程，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几乎是收到即阅即复。他28日回信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宇，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85]

显然，毛泽东的信，既高度评价了李达批判胡适的文章和李达论著通俗易懂的特色，又对李达批判胡适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寄予更大的期望。

李达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不仅系统地批判了胡适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尤其批判了作为胡适思想和方法之基础的实用主义哲学。他指出，胡适所谓宇宙“是一篇未完成的草稿”是一种点滴渐进、没有突变的庸俗进化论。他细致地比较分析诸如“实在”、“经验”、“真理”、“实践”、“效果”、“实验”、“假设”一类“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

李达对胡适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界限，但又表现出某种独断主义倾向。他不仅无视实用主义对于人们摆脱过去的各种神话和教条的束缚所起的解放作用和胡适在中国介绍实用主义的积极意义；而且全盘否定胡氏的治学方法、胡氏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和胡氏的学术成就，包括胡氏《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循西洋之体例、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之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他对于胡氏政治思想的批判，所采取的方式又是通常的“抛档案，算老账”。尽管他在武大作批判胡适的动员报告时也说过“胡适是有学问的，在考据方面还是有功力的。如果他愿意回来的话，我看他做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合适的”；[86]然而，他批判胡适的这些论著却具有严重的政治局限性。这固然有当时中美对抗和台湾海峡两岸对峙的背景，但也有李达本人30年代接受苏联哲学政治化倾向和毛泽东开始滋长的“左”的思想的影响。

再就是梁漱溟批判。

梁漱溟（1893-1988），原名梁焕鼎，因其笔名“瘦民”，遂取其谐音名漱溟，广西桂林人，著名文化学者，被称为现代儒学的开山大师。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时在重庆办勉仁书院的梁漱溟去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梁漱溟以“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为由坚辞不就，随后便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批判的缘起，主要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某些不同政见，特别是他1953年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和政务院委员会联席会上就农民的地位问题顶撞毛泽东，因而是“现实问题”。但是李达却说，我们主要是批判梁漱溟的思想，而不是整人。他1956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一书表明，他对梁漱溟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思想批判，而且主要是“历史问题”批判。

李达批判了梁漱溟过去几十年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显然是算梁漱溟的历史旧账。不言而喻，梁漱溟过去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对于中共和马克思主义说来大都错了。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中我有哪些转变》，介绍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也认识到自己过去一贯坚持的中国没有阶级划分只有职业分途的观点是错误的。1952年5月，梁漱溟还发表《我的努力与反省》一篇5万字长文，总结自己过去走过的道路，进一步批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思想。李达的梁漱溟批判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着重批判了梁漱溟的文化史观及其“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中国社会说。在总体上，他的批判不过是重申陈说，并且起了禁锢思想、压抑学术的消极作用。

最后是1957年反右。

至今仍为当局基本肯定的1957年反右，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引蛇出洞的“阳谋”。可是，当时李达和各民主党派都未能洞悉。

这年伊始，在那被费孝通称为知识分子的“乍寒乍暖”的“早春天气”中，李达于元月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我打算写两本书》一篇短文，说他“连六分之零的时间也不易保证”，尽干“与我无关”的事，“会议多，兼职多”，还得“开夜车”。“我是愿意搞研究工作的人，我的主要工作是写几本书。我的希望很多，说不完。我只提出一个很单纯的希望：做一个专任教授或专任研究员。”这表明他受当时向科学进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形势所鼓舞，连武大校长也不想做了。李达的这番表白，被费孝通写进了其《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要求“说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专任研究员。希望保证搞业务的时间”。[87]

这年春，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各机关、学校、各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5月16日，李达在武大《学习简报》发表《大胆地鸣，大胆地放》，说“武大党群关系之间隔了一道墙，一道鸿沟，并且墙是很厚、沟是很深的。这道墙和沟是我们共产党造成的”；并提出“要拆掉挡在党和群众之间的官僚主义的墙”。同时，他还向《文汇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形势“好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决不是鸣——放——整”。

平心而论，根据李达的上述言论，他也是险些当右派的，后来“文革”他就真的被诬陷为“漏网大右派”。然而，当时他不仅没有当右派，而且在毛泽东“引蛇出洞”、全线反击以后，还成为一名“反右”权威发言人。

7月4日，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李达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作《从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的专题发言。他上纲上线，认为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中心思想是说“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七年三月为止，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在这段期间内，我国知识分子过着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好容易才盼到了乍寒乍暖的早春天气”；费孝通的动机是向党进攻，大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甚至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不是费孝通个人的抒情之作，而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宣传档”，“它的发表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88]

李达还主持过武大和湖北社会科学界的“反右”大会，发表《批判马哲民的“实践与认识”》、《徐梦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89]、《整风运动的辩证法》[90]等论著。批判马哲民、徐懋庸的论文主要是政治上上纲上线，《整风运动的辩证法》则主要是哲学应时。这固然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但也有李达应负的责任。不过，他在武大校内反右却并不那么积极，并且很快就认为右派打多了。实际上，1957年“反右派”斗争，武大“右派”总数占全校师生总人数10%，单列全国第一。其中中文系中三班27名学生，就有“右派”24名，中“右”2名，“左派”只有田簮1名。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被打成“右派元帅”，中三班学生吴开岳则被打成“右派司令”。还有法学系国际法专家韩德培教授等其他一批教师被打成“右派”，使武汉大学元气大丧。

李达的过人之处是为了把武大办成名副其实的国家重点大学，以发展教育事业和繁荣科学文化，到处招贤纳士，罗致人材，包括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专家、教授。大名鼎鼎的“右派”曾昭抡，为曾国藩之曾孙，我国著名元素有机化学家，反右前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全国科学技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因在“帮助党整风”期间参加有名的“六教授座谈会”[91]和提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一点意见》而被打成全国有名的“大右派”，副部长自然是做不成了，他希望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去教书。李达不顾他的这顶“大右派”帽子，1958年4月邀请他来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组建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李达不仅对他以礼相待，而且关心他的生活，使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然而，后来曾昭抡仍然难逃“文化大革命”的浩劫，1967年12月8日，含冤去世，时年68岁。其夫人、曾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的俞大絪（台湾政要俞大维之妹）因被批斗，则先他一步惨离人世。

反右以后，一些老教授头戴“右派分子”帽子，思想苦闷，工作不遂心。他有时便把这些“右派”请到家里谈心，开导他们说：“什么右派不右派，不过在鸣放时说错了几句话。”他要他们放下包袱，好好工作。1961年学校进行人事调整时，在校工作的“右派”也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有的被安排进了校务委员会，有的当了系和教研室负责人，有的还被安排到社会团体任职。[92]

过去，一般读书人的心态都是学成文武道，贷与帝王家。李达日本留学出身，受过新式教育，当然早已没有这种心态。但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亦步亦趋毛泽东，虽然并不像有人所批评的是“为虎作伥”，却也是地道的“应帝王”。

 

晚年交往渐微妙

1958年，毛泽东65岁、李达68岁，他们都已进入晚年。

那一年，毛泽东提出了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随后被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伟大红旗”。开始，李达也以极大的热情响应，身为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他还提出“哲学也要大跃进”。但是，他很快就开始冷静反思不赶潮，不仅不同意“超过马克思”，抵制1958年“教育革命”，反对不顾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与毛泽东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而开始登上神坛的毛泽东，极左思想愈演愈烈，并感到李达的文风和观点已与自己不合拍。他们的关系进入微妙时期，直到李达1966年文革伊始被迫害致死。

1958年4月6日，在武汉的毛泽东由李达陪同接见武汉科技界人士。

李达去接毛泽东，在汽车上毛泽东说：“你写的文章不像从前那样有锋芒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如前所述，对于李达的文章，无论是锋芒还是文风，毛泽东都是赞扬有加的，称他“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 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 ”。“你的文章通俗易懂”；但是，此时毛泽东对李达的文章显然不大满意了。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李达当时怎么响应毛泽东，但是他当天就向助手托德麟作了传达，并叮嘱陶说，写文章一定要有“骨、肉、血、气”，要做到像毛主席那样“准确、鲜明、生动”，[93]表明他对毛泽东仍然是崇敬的，是虚心听取毛泽东的批评的。

这一年，作为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和湖北省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达主持创办了学术刊物《理论战线》（今《江汉论坛》）。毛泽东知道后说：“好啊，拿一本我看看，地方能办这样的学术刊物就不错了。”[94]表明毛泽东对李达也是关注的。

担任过毛泽东国际政治秘书的林克回忆说：“毛泽东同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会面。当时毛泽东刚刚读了李达的新着，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六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95]林克的回忆证实了毛、李的这次把晤，但在内容上却并不确切。一是李比毛只大3岁；二是李当时并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着，联系到毛泽东向李达索要《理论战线》，毛泽东所刚刚读过的李达“新着”只能是他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历史唯物主义讲座》。林克说毛泽东批评李达“尽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虽然不大像毛泽东对李达谈话的口吻，但是毛泽东对李达的这个批评性话语，却反映了李达为学注重学理的系统性、尊重学说的原创性的学风，也反映了毛泽东傲视寰宇、破除迷信的心理状态。

1958年，李达也赞成工人农民学哲学，并建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哲学工作者编写工人农民学哲学的通俗读本。可是，当他看到《湖北日报》报导罗田县21万工人农民学哲学，是“哲学回老家，工农知识化”。还有一位14岁的农村小姑娘到处讲哲学，甚至来到堂堂武大讲哲学。针对这样的哲学“大跃进”，他气恼地说：“这是对堂堂武大的一个讽刺，是大笑话。十四岁的毛丫头连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都搞不清楚，哪能讲哲学！那会把哲学讲成什么样子？那还要我们这些专搞哲学的干什么？”[96]

这一年，李达还反对“超马克思”，又与毛泽东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有关于教育革命、向共产主义过渡等时髦问题，李达也持不同意见，表明他与毛泽东在思想理论方面出现分歧，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1959年夏天，李达带领哲学系教师萧萐父和助手托德麟等人在青岛写作。一天，他的老朋友、时任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大将来到他住的招待所，向他吐露了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反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情况。李达听后，如雷击顶，难以置信。送别萧将军，他立即把萧、陶等人叫到跟前，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本来应该反‘左’，怎么反起右来了？”他不仅不予苟同，反而为彭黄张周抱打不平，高扬他们的革命功勋和高尚品德。他说：“彭德怀同志出生入死，革命30多年，怎么会反党？真是怪事！”“我很了解黄克诚同志，他为人朴实，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当省委书记的时候，规定家里的菜金一天不能超过一块钱，这样的好同志会反党，很难相信！”“这些人会反党？不可能！党内出了怪事！”他明确表示“想不通”。李达想不通的“怪事”其实并不怪，那就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登上神台，彭黄张周特别是彭德怀，其实是犯了逆麟之大忌！

身为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李达准备撰专文纪念新中国10周年大庆。他敲定了题目：《毛泽东——辩证法的巨匠》。萧萐父、托德麟也为他搜集资料，写出了初稿。可是，他听了萧劲光披露的庐山会议情况，心灰意冷了。他看了萧、陶写的初稿说：“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了！”他拒绝修改和发表这篇歌颂毛泽东哲学的文章，表明他对毛泽东庐山会议反对彭黄张周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不满和抵制。他不仅对彭黄张周寄予极大的同情，也对毛泽东开始持保留态度。不仅如此，理论界的鲁迅和黑旋风李逵的李达，还从此噤声。他既不再写言不由衷的应景文章，也不再参加包括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哲学论战在内的所有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抵制了愈演愈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思想理论界的极左思潮，从而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自己的晚节。

庐山会议后，武大同样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李达却忧心忡忡。他对常务副校长何定华说：“七反八反，把教师都反光了，还怎么办学？”然而他却无能为力。

1961年夏天，李达在庐山休养期间与毛泽东的关系又热了起来。

8月中旬的一天，李达正准备吃晚饭，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通知他晚上去山上的人民剧院看文娱节目。当他和夫人、秘书走进剧场时，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在场，他们高兴极了！李达一行被带到毛、周稍后的座位坐下。演出结束后，李达站在自己的座位旁，想让毛、周等领导人先走。谁知毛泽东离开自己的座位刚一转身就看到了李达，立即从容地走过来和他热情握手，用他那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说：“你也在这咯里啊！好吗？”这时，正在毛泽东后面走过来的周恩来也过来握住李达的手，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动脉硬化的情况。李达也感激地连连问候他们。[97]

一个多星期之后，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又派车接李达去其住所庐林一号别墅谈话，一谈就是两个小时。毛泽东非常关心李达的研究工作和身体，李达向毛泽东请教了有关理论问题，坦率地谈了他对“大跃进”特别是“反右倾”以来实际工作问题的看法。他虽然还不可能看出、更不会批评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但对实际工作问题却已开始反思，颇感忧虑。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肯定《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李达说，那是在国统区用奴隶的语言写出来的，哪有你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鲜明集中、通俗易懂啊！毛泽东说，我是到延安才研究哲学的，哪有你系统呀，我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还做了好多眉批，可异后来行军丢失了。他提出，《社会学大纲》现在还有意义，应当修订再版。

李达受到毛泽东的如此嘉许，心情十分激动。但是，他却如实地说：“我的精力已经不济，写字手颤的很，怕不行了。”毛泽东说：“你们武大不是有哲学系吗？可以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你搞，你指导嘛”。[98]毛泽东的鼓励终于引出了李达修改《社会学大纲》、进而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著述活动。

这年秋，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这里的“答友人”据说是郭沫若编辑毛泽东诗词改用的，意取多数。原题是《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毛泽东以诗人的高昂激情热情歌颂湖南“大跃进”景象，答他这三位湖南朋友。对李达来说，大概就是毛泽东针对他不久前在庐林一号别墅谈话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坦率的忧虑之情吧。

 

生死关头求救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实际上拉开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时任全国第三届人大常委、已迁居北京的李达不可能知道姚文得到毛泽东支持、由江青组织的政治背景，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汉大学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编写工作，不意抱恨终天。

这年3月，李达看到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头版通栏大标题“社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推敲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助手提醒说：“这是林彪同志说的，中南局的决定也是这样写的。”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知道，我不同意！”他也很可能怕自己的这个说法引起“误会”，又加以补充和解释。他说：“‘顶峰’这个说法不科学，不合乎辩证法嘛。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就好比珞珈山，到顶了就没有地方走了。马列主义怎么能有‘顶峰’呢？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

李达关于“顶峰”的这番话语很快被汇报给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加上他抵制直至反对武汉大学1958年教育革命，并在随后的纠偏中得罪了一批掌权的教育革命积极分子，文革伊始，他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家村”的“黑头目”。

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话点了李达的名，并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接着，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媏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当面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语，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稍后，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按照陶铸在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讲话的调子，依据陆舒媏所提供的材料，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

28日，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对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司机、警卫等知情人进行“突击战”，很快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王任重还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

5月12日，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并决定勒令李达停止编书，听候批判。

武大成立了“李达项目组”，不仅车轮战式地逼供，汇集整理李达的一批批“罪行”材料，而且抓动态，对李达及其周围的人进行严密监视。他们的言行每日被汇报，载入绝密的《运动动态》。其中李达的秘书刘某又是重点控制对象，    教育革命领导小组要刘某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即伪装同情李达而暗中监视李达，每天详细书面汇报李达的“全部动态”，加载绝密的《李达动态》。

5月27日，早已调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的原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从广被揪回武大，立即被指控为“武大三家村”的“老板”。同时，省委又宣布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停职反省。

其时，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被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6月3日，武大便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党委书记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这一天，从早晨7点到晚上8点，一拨又一拨的人去李达寓所声讨，张贴大字报。从这一天起，学校还在他的寓所安装高音喇叭，对着他的书房和卧室广播。李达已经受不了了，他三次要刘某去找庄某，把他关进监狱去，送到拘留所去。

动员大会后，李达向庄果要他的“罪行”材料。几经要求，6月5日，庄果才让人把5月初整理的那份《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交给他。他看了三遍，用刘某密报的话说，“他基本上逐条反驳”。他说：“材料绝大部分是造谣，他们把话变了样，王任重看过加了按语，只听他们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听听我的情况。”“他们讲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派，我怎么能承认？我到死也不能承认是反动派！”

这份“初步材料”特别有某党史教员揭发李达1962年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所说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一大”时是“S.Y”而不是“C.P”，是他说“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李达看了这一条，坐在床上把双手一抬说：“真后悔，我当时不该把这实况讲出来，引来这场大祸。”实际上，早在1957年7月1日哲学系青年教师纪念党的生日的座谈会上，李达就讲过关于“S.Y”、“C.P”同样的话，只是哲学系教师感到李达身为当事人的回忆很正常而没人揭发。

6月7日，武大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会上讲话后同李达个别谈话。他说：“你的问题，就是1958年写了一篇文章，是右派立场。这次你好好检查，触及灵魂，只要有认识，我个人意见，武大校长不做了，去当人大常委，还是一级教授，工资照发。”听张省长这么说，李达似乎觉得自己的“问题”还不是那么大。他向省长表示“不戴黑帽子进火葬场，要深刻检查，跟不上毛泽东思想”。他还把“顶峰”问题向省长做了解释，表示“材料已见过，大部分是没有这回事。我要老来红，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连日来，不断有一拨一拨的人在李达寓所门外敲锣打鼓声讨，喊口号、唱歌。6月12日，李达对刘某说：“我请求把我送拘留所去！我现在是惊弓之鸟，听到门口有人喧哗，呼口号，打倒李达，心里很不安！这如何来写坦白申辩材料，把我送拘留所，让我安静反省。”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里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现场斗争，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6月14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报导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两报还发表社论。其中，《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是：同声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众口齐诛珞珈山的“三家村”黑帮，全省人民坚决声援武大革命师生，横扫一切害人虫。第二、三两版则是报导声援情况。

15、16日的《湖北日报》继续以整版的版面报导声援情况。

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导：“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但是，此时报刊电台对李达尚未点名，将李达隐称为“某资产阶级权威”。6月28日毛泽东来汉时，6月中旬扩大为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工作队还派人将李达住宅内外关于“打倒黑帮头子李达”一类标语、漫画、大字报统统揭去，洗刷得干干净净。究其用意，一是省委仍在请示毛泽东：“李达的问题，可不可以上报点名？”一是考虑毛泽东万一来武大视察，不至于有碍观瞻。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新老帐一起算”，打倒李达也不例外。

5月下旬，工作组派校党委办公室秘书侯某率领调查组，在湖南省委和组织部门的支持下，去李达家乡零陵县蔡家埠公社。调查组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某些矛盾，使用威逼李达亲属的方法，得到了一些“材料”。6月7日，调查组写出了《关于李达解放前后在湖南地区的反动罪恶活动的初步调查》。工作组进一步指示调查组就李达“是否应划地主分子”的问题“取得直接的证据”。

6月15日，侯某再赴湖南。与李达家乡零陵地、县、区、社组成“联合调查组”，一进村就召开“揭发、声讨李达黑帮”大会，迫使群众控诉李达“解放前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并由调查组人员代写“检举材料”，到21日便取得了李达应划“地主”甚至“恶霸地主”的“直接的证据”：李达家的11亩水田被夸大为16亩，5亩旱地被夸大为11亩，出租3亩水田歪曲成16亩，李达亲属放的谷债、开的药店和织布厂被搬到李达名下，甚至被土匪杀害的妇女也被记到了李达的账上。联合调查组写出了《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并代替零陵县人民委员会起草了对这份调查报告的“批示”，于28日催促其开会通过，以零陵县人民委员会“66秘字第068号”正式档发往武大。他们完全不顾李达“解放前三年”即自1947年起在湖南大学任教和其全家无一人在乡的基本事实，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份由小土地出租改划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李达在历史上脱党但始终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是王任重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加按：“李达同志的历史可不光荣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哪里？”他们决定进一步调查李达的“历史问题”。

然而，调查组却出师不利。他们一进入湖南省公安厅，查到的却是1928年春湖南省当局对李达的“通缉令”，在“人犯”李达名下，赫然写着：“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着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可是，他们根据工作组“从容易的地方下手”的指示，还是进展神速，写出了前述6月7日那份《关于李达解放前后在湖南地区的反动罪恶活动的初步调查》，认定“李达在解放前的历史是非常黑暗的”。

6月中旬，调查组听到李达的一个侄儿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有一个什么声明，便立即认定是“叛党声明”。马上动员人力在武汉、长沙等地图书馆查报纸，但到6月25日写出的《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仍不得不说：“李达登报自首叛党还待查。”三天后即28日，他们查到李达1928年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1927年9月曾在武汉报纸上声明4年前即1923年已退出共产党，于是便认定这个声明即“叛党声明”，并宣布李达是个“老叛徒”，从而不顾李达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脱党的错误和李达文中所提到的那个声明的具体内容。

工作队进一步诬陷“李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历史”。如不顾李达传播马列主义、参加发起建党、与陈独秀意见不合的事实，诬指他是“五四运动的右翼”、“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不顾马日事变后李达转到零陵家乡避难的事实，诬指他在长沙“安然无事”；不顾大革命失败后李达从武昌中山大学流亡上海法租界的事实，诬指他仍在武汉“当教授”；不顾李达在上海宣传马列主义并因此遭毒打住院治伤的事实，诬指他是“反革命‘围剿’的刀斧手”。

6月30日，李达终于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下半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编者按”集中揭批李达说：“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李达欠人民的债够多了，够长的了，应该进行彻底的清算了！李达实际上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他在大革命时自动脱党，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找共产党，这段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很值得怀疑的。解放后，李达到了武汉大学，他的所作所为又是怎样的呢？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钌铐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的材料分五部分即五个大标题。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谬论”，包括“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大肆宣扬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的谬论”[99]，“‘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李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据点”，“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二部分是“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留恋旧社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腐朽生活”，“一九五七年就煽风点火，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大跃进，咒骂大跃进是大后退”，“诬蔑人民公社，亲自指使分田到户，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第三部分是“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竭力丑化教育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包括“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政治挂帅，鼓吹只专不红”，“丑化教育革命”。第四部分是“为国内外修正主义辩护，替右派分子鸣冤，攻击文化大革命”，包括“咒骂斯大林，吹捧叛徒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替右派分子喊冤，攻击文化大革命”。第五部分是“抗拒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的路线”，包括“抗拒党的领导，抗拒省委决定，疯狂地与党争夺领导权”，“一贯仇视、排挤工农干部和打击革命的左派”，“一贯鼓吹和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路线”。这五大部分就是李达的五大“罪行”！

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材料，李达又首当其冲。这个揭发一开篇就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接着明确提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个材料共三部分即三个大标题。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包括“否认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恶毒攻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吹捧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分子，为牛鬼蛇神辩护”。每二部分是“恶毒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恶毒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包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第三部分是“他们是怎样篡夺领导权的？”包括“把资产阶级右派捧上台，实行教授治校”，“把无产阶级左派打下去，篡夺领导权”，“互相包庇，欺上压下，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

自6月下旬以来，李达身体日衰，血压不断上升。他看了6月30日的《湖北日报》后说：“他们把十几年来朱、何、我三人讲的话，东拼西凑拉一些话，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三家村’，不相干的话放在一起就算问题了。血压这么高，过不了这一关，作为一个党员，经不住一场考验，身体不给作主，就这样死去啦。”

7月1日，李达又对刘某说：“现在上报了，把我搞倒搞臭。我已倒了，还要把我斗倒斗臭，斗吧！”他说：“我抱三条：坦白、认错和申辩。”

2日，庄果找李达谈话。回家后，“李达一直沉默不语，在那里发呆”。晚上量血压，又升了：212/104。他对刘某说：谈完话回来，知要开斗争会斗我，我血压就高起来了。现在政策变了，张省长讲不上报，背对背的，在家里写检查，会可以请假不去；现在上了报，点了我的名，又要我参加面对面的会，开斗争我的会。我血压这么高，开斗争会一喊口号，我还不昏死过去？

5日，工作队制定了《关于彻底斗倒斗臭李达的战斗计划》，提出“以两至三周的时间，集中优势兵力，对准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主要头子之一李达猛烈开火”，“进一步追查李达的罪恶历史及其上下左右的黑线”。

7日，李达被揪到师生员工代表斗争会现场。自此，连续举行大大小小的斗争会。7日晚上，李达对刘某说：“今天太苦了，椅子没有扶手，坐不稳要摔倒的，做的太惨。”他说：“作为一个党员，要通过这一关再死去，现在不能死，死了就是叛党。人总是要死的，我已76岁了，要死的，争取晚些死，过不了关，死了也就算啦。你去讲一下，后天给我换个木椅有扶手的，不至摔倒。”

11日，刘某报告工作组党委：“李达这家伙今天听广播后，无动于衷，还不时发出冷笑，真是可恶已极。又躺在床上装死，怕死的要命。这个叛徒，罪该万死，仍不低头认罪……中午吃完饭我进去，李达、石曼华均沉默不语。下午进去量血压，李仍不语。我问他上午广播听清楚了没有？他才讲：‘说我是大地主、大剥削者，真是冤枉，可以去调查。1937年我回家，我父亲给我看分家合同，我没要，又去广西，后又到中山大学教书去了。1943年回乡种田，我自己种，又请了一人，两人种十二、三亩地。我回家种田，因教书搞不下去，总遭解聘，又有很多人跟踪我。回家种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还打电报给地方专员，此人现在是武汉河运学院副院长，叫他监视我。另距我家不远处，有一个人，我知他是CC分子，总来我家看我干什么。’又讲：‘我有五兄弟，父亲分给我十二、三亩田，我不靠这田生活，在外面教书。我没卖过田，我把田换成地，种果木。我家里是小土地出租者。我两夫妇，一儿两女，五口人有十二、三亩田，就成地主，真冤枉。’……今天下午对代表会上揭露他是地主，死不承认，百般抵赖，别的问题他不作反应，只讲几次‘说我是大地主大剥削者真冤枉，组织上可去调查’这句话……糖尿验的仍是土红色，四个加号，高医生来检查也是4＋。医生说随时都可能发生休克，嘱注意。”

14日，“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证展览”开场。

17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大会，由李达家乡的“贫下中农代表团”揭发和控诉李达的“十大罪恶”。最后由带队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宣布给李达戴“地主分子”帽子。大会还公布了李达“叛变投敌”的调查材料。李达在家里听大会实况广播，边听边讲：“全是捏造，全是捏造，在胡说八道，哪有这么回事？”

18日上午，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到李达家中进行“短兵相接”的面斗。他仍然说：“我是脑力劳动者，土改时是小土地出租者。”他在外教书，并没有收租剥削。他说：“我若收过一颗租谷，你砍我脑壳！”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身处绝境的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知道了这一喜讯，不由产生了一线希望。17日，他试探地问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此时，刘某因未得工作队指示，不便回答，只是冷冷地答说“不知道”。刘某迅即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耽心的正是怕李达去见毛泽东，便反过来让他去试探李达是不是有想见毛泽东的念头。李达经受家乡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面斗后，心里愈加愤怒，也更加痛苦，很少说话。得到了工作队指示的刘某反过来以关心的口气问李达：“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但此时的李达却反而冷静地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刘某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也就放心了。

19日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仍是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刘某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顽固猖狂”地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回书房又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拉着夫人石曼华的手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封信，救我一命。”夫人说：“我出去买菜都有人跟着，我怎么去得了啊。”[100]随后刘某进来，李达对他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某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他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101]

李达的“救命信”虽说是请毛泽东“救”他一命，但实际上也是对几十年的老朋友毛泽东的“将军”：“我写有坦白书，请你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意思是我都写坦白书了，看你毛泽东怎么办？

李达心里当然明白，陶铸、王任重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整他，肯定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他文革受害最烈的日子里，石曼华问他：“毛主席不是对你很好吗？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整你？”他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还不是树他自己！我大不该讲实话啊！”

李达后悔大不该讲的“实话”，一是反对顶峰论，二是讲一大开会时毛泽东、何叔衡是“S.Y”还不是C？P。毛泽东已被称作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你李达居然说他参加一大时还不是“C.P”，就凭这一条也足够打倒多少次了！然而，李达对一言九鼎、已经登上神坛的毛泽东仍然抱着希望。他不仅向毛泽东写救命信，而且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安慰夫人：“等病好了，我们就离开武汉大学，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他对毛泽东修改《社会学大纲》的嘱咐也仍然一腔忠诚，8月22日，他离家去医院时交代夫人：“我如死去，请转告托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但是，李达给毛泽东的“救命信”却被庄果扣压了。直到7月下旬，工作队陆舒媏害怕承担“扣压伟大领袖毛主席信件”的责任，才让其秘书将此信以机要件邮寄北京。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了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写这张条子的人当然就是收到武大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毛泽东看到的只是这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自然不知李达写“坦白书”要他“取阅”的“将军”性话语。但是，毕竟是李达“要求”他“救他一命”，毛泽东当即就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照批照转：“即送任重同志”。

其实，1967年夏天，被“揪出打倒”后的王任重在接受武大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盘问时说，他曾就批判李达问题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泽东。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他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问，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王任重说，毛泽东还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这表明，毛泽东尽管在批判李达问题上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认可王任重对李达的批判，只不过要求照顾一下，不点名不登报，不要把李达整死。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许并不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8月1日，时任中央常务书记的陶铸已经批复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将李达永远开除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遣送原籍交贫下中农临监督改造决定的报告。现在，他把李达“要求救命”的大事交给陶铸、王任重“酌处”，而不是自己直接采取果断措施，实际上等于他在李达生命攸关的问题上只是例行批示，并不是尽心尽力。

毛泽东批示不到半个月，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离世，终年76岁。25日，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小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中共中央批复的中共湖北省委决定。

然而，毛泽东与李达的关系没有划上句号，毛泽东对李达并未完全释怀。

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会上讲党的路线斗争历史。当说到“一大”时，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102]他掰着手指头一一点到了参加一大十二个代表的名字，对其他代表，他带有鲜明的煲贬情感，而唯独对于李达，他却不褒不贬。毛泽东对李达这不褒不贬的话语当然并没有别有用意，但考虑到李达文革被打成“大叛徒”的实际，又无异于是毛泽东对李达“叛党”问题的平反！

1971年夏天，毛泽东南巡。他在湖南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现在看来还是李达正确，他是反对林彪搞顶峰的。[103]

正是毛泽东这两次关于李达并未释怀的话语，终于使李达“问题”出现松动。

1973年6月，石曼华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周总理批示：李达得重新调查。并准许石曼华母女去北京，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住房。[104]

1974年1月13日，武汉大学在武昌九峰山公墓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会”。但是，在那个年代，李达的冤案不可能得到彻底平反。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为李达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的决定。1996年9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示，李达的骨灰从武昌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这是安放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骨灰的专室，“显示了党中央对这位革命先驱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也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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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笔者《毛泽东读书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年，第66-67页。

[2]见笔者《毛泽东读书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年，第67页。

[3] 1906年12月，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编辑出版“社会主义丛书”共五本，均为蜀魂译述或重译，其中之一便是《共产党宣言》。

[4]见笔者《毛泽东读书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年，第68页。

[5] 《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第405-406页。

[6] 《五四运动文选》第411-413页。

[7]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8] 屈子健，中国早期革命者，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2年，他将毛泽东当年向他借阅的整套《建设》杂志捐赠给人民政府，并在每本《建设》封面上题写“这是毛泽东主席三十前读过的”。这套《建设》杂志现存湖南省博物馆。

[9] 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为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李达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33-734页。

[10] 《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11] 李达1949年自传中说的是杨明斋，不是陈公培。

[12] 载《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11月7日。

[13]载《共产党》月刊第2号，署名江春。

[14] 载《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1号

[15] 《李达文集》第一卷，第47页。

[16] 《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17] 《奋斗》第2号，1920年2月。

[18] 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把德俄之间的“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列宁从德国人手中接获专为推翻俄国民主政府而用的四千万金马克。另外，德方又为巩固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的政府而供给他四千万金马克。”见罗仁《苏俄‘十月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克伦斯基访谈录》。凯迪网http：//www.kdnet.net。央视14套在介绍世博主题“火车”时也说沙皇俄国尽全国之力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但“火车并没有挽救沙俄灭亡的命运，1917年列宁正是乘坐德皇秘密安排的专列回到了圣彼得堡，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十月革命”。 凯迪网http：//www.kdnet.net2010-5-18。

[19] 唐宝林《陈独秀谈十月革命》，五柳村纪事：研讨十月革命，2007-11-23 01：38。并见见王志龙《民主的先知先觉者——陈独秀二三事》，《湘声报》2009年6月6日。

[20]何方《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五柳村纪事：研讨十月革命，2007-11-23 01：38。

[21] 美国劳动共产党党员吉乐在美国法庭与法官的辩论。因这篇辩论是“一篇大红色底文章，好像一块大红宝石，放在大红色的宝箱中”，故名《红宝石》，由天柱中译，连载于《共产党》月刊第5、6号。

[22] 《共产党》第四号，《李达文集》第一卷第745页。

[23] 《共产党》第五号，《李达文集》第一卷第746-747页。

[24] 因为开天窗，这篇文章的作者也就成了谜。但据笔者综核分析，其文当为李达所撰。见《李达评传》第75-76页。

[25]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2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1页。转引自袁汇主编《毛泽东点评古今事件》，红旗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

[27]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

[28]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第74页。

[29]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72页。

[30]当时湖南省立一师学生张文亮的日记就记载了毛泽东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1920年11月21日：“会见毛（在通俗馆），云不日将礼陵考查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920年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1、研究；2、实行。并嘱我多找同志。”1920年12月15日：“接泽东覆信”，毛信共有五点，基中“（四）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本学期开一次会。”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03页。

[31]李锐着《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4—325页。转引自向继东《孤证不立——也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问题》，《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32]《“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2—283页。

[33]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467页。

[34] 贺民范（1866—1950），湖南省宝庆(今邵东县)人，1866年出生于宝庆小东乡一个书香之家。25岁考取秀才。1907年东渡日本富士法政大学留学，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宝庆劝学所总董、邵阳驻省中学堂监督，秘密参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率领学生支持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湖南新军起义。1912年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议员兼秘书长。旋任安化县县长，岳阳县知事、福建同安县和宁德县知事。1918年，目睹军阀横行、政治腐败，愤然弃官寓居长沙，闭门读书，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五四运动后，任湖南船山学社社长、船山中学校长，兼教国文，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支持学生开展爱国反帝斗争，驱逐军阀张敬尧，开展湖南自治运动。1920年8月22日，与毛泽东、彭璜、姜济寰、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培养和帮助进步青年。推荐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又以该会名义介绍罗亦农、任弼时等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举办的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他介绍刘少奇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持毛泽东等创办文化书社，并在资金上给予帮助。1921年秋，他极力支持毛泽东、何叔衡等筹办自修大学，并自任学长，1922年辞去校、社一切职务，任湖南省财政厅秘书。1923年秋回宝庆任劝学所所长。1925年任新宁县知事。后任邵阳县议会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长沙马日事变后被通缉，他潜往长沙，继至武昌佛学院拜华严精舍荣妙老和尚为师，研读佛经。1928年3月，自武昌到南京，由于有人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而被捕，判刑2年4个月。出狱后，应族人之邀返回故里，篡修族谱，组织乡民整修道路、塘坝，兴办教育。

[35] 屈子健，衡阳人，中国早期革命者，大革命时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民盟衡阳市主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窒参事。

[36]有许多论着把此处的“学长”改为“校”长，显然是一种不了解历史的想当然。

[37] 见《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38] 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39] 见《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新时代》第1卷第1号。

[40]张琼：《我的点滴回亿》，存衡阳“湘南学联”旧址。文中杨氏所说衡阳老师即指屈子健。

[41] 载《新时代》第1卷第1号。

[42] 载《新时代》第1卷第1号。

[43] 《李达文集》第一卷，第749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

[45]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2页。

[46] 《李达文集》第一卷，第211页。

[4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48] 《李达文集》第一卷，第212页。

[49] 李六如（1887-1973），湖南平江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长，着有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

[50] 《李达文集》第一卷，第212页。

[51] 李达把列宁关于俄国经济的要素列为五种：家长的即程度最幼稚的农民生产；小规模的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见《李达文集》第一卷，第214页。

[52] 李达所拟定的十二条“大纲”是：不做工者不得吃饭；平均地权，开辟荒地；银行国有；交通运输机关国有；对外贸易国有；大产业国有：废除一切税厘，征收严重累进率的所得税；有条件的输入外资；中学以下实行免费及强迫教育；立定保工法；工人及农人的无条件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与男子平等。见《李达文集》第一卷，第215页。

[53] 赵恒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随蔡锷主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历任广西常备军协统、广西督练公所会办。辛亥革命爆发，率新军拥广西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旋率部北上，驰援武汉，任左翼军司令，驻孝感，与南下之清军对峙。中华民国成立后任第16旅旅长，返湘协助湖南都督谭延闿整编军队。二次革命起，率师攻鄂，旋被袁世凯派遣入湘的汤芗铭俘获，押解入京判刑10年。1915年经蔡锷等具保，获释出狱。次年，回湖南，任湘军第一师师长，嗣后代督军。1920年11月被广州军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后任省长，倡议联省自治，创制省宪。1921年4月，通电反对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次年反对北伐军入湘作战。1926春，唐生智起兵进逼长沙，赵恒惕情知难敌，向省议会提出辞呈。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1939年8月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抗战胜利后为省参议会主席。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1951年在台湾任“总统府资政”。

[54]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第74页。

[55] 宋镜明：《李达传记》，第62页。

[56] 《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李达文集》第一卷，第12页。

[57]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页。

[58]郭化若（1904-1995），福州市人。1920年考入省立福州农林学校，1925年进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派赴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9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到闽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起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处处长，协助朱德、毛泽东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1935年起，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训练处处长，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步兵学校教育长，抗大步兵学校教育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军事学院教育长，八路军炮兵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前敌指挥部指挥，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上海解放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淞沪警备司令部前方委员会书记，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政治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防空部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兵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59]1990年唐棣华在冷水滩纪念李达一百周年诞辰座谈会的讲话。唐棣华（1922-？），别号潇湘渔父，湖南冷水滩市人。李达同乡革命故交唐克烈士之子，李达曾将长女“小数点”许配于他，“小数点”病逝后，他娶同样是李达同乡革命故交的蒋国勲之女为妻。自幼喜习书法，楷书学柳公权，魏碑学《张猛龙》、赵之谦，隶书临《史晨碑》与《曹全碑》，篆书学李斯与邓石如，尤擅草书，所作凝重雄入。其作品两次入选中国书法展，并入选全国老干部书画展。诸多作品在报刊发表，并在柳州都乐岩、武汉黄鹤楼、开封碑林等处勒石，为多种书籍题写书名。爱好书法理论，业余讲授书法，为北京电视台编撰电视片《书法教学与欣赏》。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协会副总编，北京卿云诗画联谊社副社长、北京秦文学会副会长。

[60] 申春《听武纡生谈李达》，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61] 曹瑛（1908-1990），曾用名石磊，湖南平江人。武昌中山大学肄业，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上海吴淞区和浦东区工作。1930年后任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代理书记）、江苏省委发行部部长。后被捕，由互济会营救出狱，复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中共闸北沪中区委书记，再次被捕判刑。１９３７年国共合作出狱，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后在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衡阳、南方局桂林、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组织部工作。1941年底再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当选中共七大代表，任七大秘书处长和国统区代表团秘书。１９４２年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共东满省委常委，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委宣传部、城市工作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历任长春特别市委书记、吉林省委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湖南省委常委兼长沙市委书记、驻捷克斯洛伐克特命全权大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曾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平反，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共十二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62] 曹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4月28日。

[63] 陈力新、李梅彬：《毛泽东同志和李达同志的友谊》。

[64]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1949年8月4日，时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与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65] 陈明仁（1903-1974），号子良，湖南醴陵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国著名将领，军事家。在北伐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国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民革命军中南征北战25年，官至兵团司令，被授衔中将，曾获蒋介石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1948年10月，应白崇禧之请赴武汉就职“华中剿总副司令”，1949年初以第1兵团司令官身份率29军、71军到湖南编训，并接管长沙警备司令部，下辖15万官兵。1949年8月4日，他与程潜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66] 化夷：《高官大结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330页。

[67] 参见曾勉之：《怀念李达同志》，李梅彬：《护送李达经香港去北平》，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08、127页。

[68]见笔者（湘人）：《李达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综述》，《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第355页。

[69]李梅彬《护送李达经香港去北平》，见笔者《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次印刷第343页。

[70] 涂西畴：《忆李达同志收到毛泽东同志来信的情景》，见《怀念李达》第204页。

[71]梅白，湖北黄梅人。1938年后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军分区宣传科副科长，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地区团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七一》副总编辑，中共荆门县委第一书记。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着有杂文集《什么思想在作怪》、《大江东去》、《百炼成钢》、《公与私》（合作）等，还有电影文学剧本《土地》(合作)等。

[72] 梅白1986年5月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95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附记：鉴于许多论着引用梅白这个发言不仅不注出处，而且随意添加内容，笔者特说明如下：当年笔者有幸参加武汉大学纪念李达95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会，速记了梅白这个发言的全文，整理后经其本人校正。因此，所有关于毛泽东与李达50年代第一次在武昌东湖见面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论争应当以笔者论着中经梅白校正的速记为准。

[73] 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人写信大都称“同志”或“先生”，几乎只有对李达、周世钊等几位朋友、同学才称“兄”。

[74] 梅白1985年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95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75]《李达文集》第四卷，第137页。

[76]《李达文集》第四卷，第139页。

[77]《李达文集》第四卷，第140页。

[78]《李达文集》第四卷，第142页。

[79] 《论武训是个反动派》，《人民日报》1951年6月12日；《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人民日报》同年9月14日。

[80]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81]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

[82]载《哲学研究》，(1955年12月)  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6)。

[83]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31日，后收入《胡适反动思想批判》一书。

[84]载《新建设》杂志(1955年1月)。

[85]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7页。

[86] 1987年8月4日，托德麟与笔者谈话。

[87]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l957年3月24日。

[88] 《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89]分别载于《理论战线》1958年第l、2期。

[90] 《理论战线》1958年第3期，稍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91] 因1957年6月6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教授等开会讨论形势而得名。

[92] 见宋镜明：《李达与武汉大学》（打印稿）。

[93] 托德麟对拙著《李达评传》书稿的批注。

[94] 彭展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九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

[95] 《潇洒莫如毛泽东》，《知情者说》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96]《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湖北日报》1966年6月30日。

[97] 见曾勉之：《怀念李达同志》，《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

[98] 见托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

[99]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三和”是指赫鲁晓夫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过渡，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两全”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变成“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

[100] 笔者1994年3月27日访李达夫人石曼华。

[101] 一些论着想当然地编造李达给毛泽东写信的内容，说什么李达第一句就是“我有难”云云，似乎李达只是低心下气求救，而不顾其信还有向毛泽东“将军”之意蕴。

[10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103]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104]笔者1994年3月27日访李达夫人石曼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