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经挫败了多个左翼及右翼的独裁政权，现在它正面临着来自内部的更严峻挑战。
撰文 肖恩·劳伦斯·奥托（Shawn Lawrence Otto） 翻译 郭凯声
美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容忍政客们的反科学倾向，确切的时间恐怕很难说得准。两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始终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因素，科技革新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上世纪60年代，孩子们聚集在学校食堂里，观看探月火箭发射与登月的电视转播。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计算机引发的革命势如燎原，催生了全新的信息经济。进化理论为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造就了生物技术这一新兴行业。遗传学研究的新成果则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医学、农业及其他领域的实用技术发生了巨大变革。
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是热心科学的人。身为律师和科学家的托马斯·杰斐逊就把牛顿、培根和洛克（三人分别是物理学、归纳推理和实证论学说的创始人）的思想作为美国独立的主要依据。杰斐逊称他们为“最伟大的三人组”，并论述说，如果所有人都能运用推理及科学知识来发现真理，就真的可以达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理，因此那些位高权重者无权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人人生而平等，这些权利是大自然赋予的，不可剥夺。基于这一科学基础（即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来获得知识）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形态的政府，其理由不言自明。
尽管有这样一段历史，尽管科学为美国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今天的美国却似乎正在弃科学而去。236年前，杰斐逊写下《独立宣言》；今天，美国最新一轮总统选举中，几位竞逐公职的主要政党候选人却采取了一种只能形容为“反科学”的立场，比如反对进化论、否认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化、抨击疫苗、反对干细胞研究，等等。一位共和党前州长甚至警告：共和党有沦落为“反科学政党”的危险。
这可不是选举年中的故作姿态，而是反映了美国目前日渐抬头的一种反理性倾向。在美国经济需要提振，民众幸福安康受到严重威胁的今天，对科学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新的反科学主义，将诱导舆论背离“开国元老”的反独裁主张，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2007年末，出于对这种倾向的担忧，我和物理学家劳伦斯·M·克劳斯（Lawrence M. Krauss）、科学作家兼电影导演马修·查普曼（Matthew Chapman，达尔文的曾曾孙）、科学哲学家奥斯汀·达西（Austin Dacey）、科学作家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海洋生物学家谢里尔·基尔申鲍姆（Sheril Kirshenbaum）决定发起一场总统候选人的科学辩论。我们组建了一个网站，开始联系各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周内即有38 000人参加，包括几家大公司的头头、来自两党的若干名国会议员、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许多顶级大学以及几乎所有的主要科学组织。虽然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拒绝举行科学辩论会，但均对我们提出的14个问题作了书面答复，数百万选民阅读了这些回答。
今年，我们给出了一张类似的“美国重大科学问题”列表，请两位总统候选人回答。在下文的“选举年中的科学”栏目中，《科学美国人》编辑对奥巴马总统和罗姆尼州长的回答进行了评估。（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答复全文以及国会主要领导人对其中部分问题的回应，见www.ScientificAmerican.com/nov2012/science-debate以及 www.ScienceDebate.org/debate12）
这些工作旨在更好地解决一些重大科学问题，但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许是：既然美国人是依靠科学提升了生活品质，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们开始反对科学呢？
呼唤理性
对于科学这种让人不省心的东西，美国的两个党派中皆有反对的声音。民主党的反科学倾向往往源于，无根据地猜疑科学会对健康和环境造成一些潜在危险。常见的例子包括，手机可能引发脑癌（高中物理知识就能证明这不可能）以及疫苗会引起自闭症（科学已经证明二者间没有任何关联）。共和党的反科学倾向则通常源于他们极力反对政策干预，并对生育控制有一种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宗教群体试图回归其原初的信仰的运动）式的忧惧。例如，共和党认为全球变暖是一场骗局（数十亿项监测结果已证明全球变暖是事实），并认为我们应该向学生讲授生命起源的争议：地球上的生命究竟是在数百万年间通过进化形成，还是在数千年间由一位“智慧设计者”打造出来的（当然，科学家认为进化才是事实）。这两种版本的反科学倾向中，共和党版的更加危险，因为共和党一旦发现科学与它的意识形态不合，便会否定科学作为公共政策依据的合法性。
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心里挺难过的。虽然我的家族创建了明尼苏达州共和党组织。但许多地方的共和党有独裁专制的作风：他们规定，在思想上必须服从共和党——即使有些观点与科学事实相冲突，并对不愿盲从者加以驱逐。这种方式用于发号施令或许有效，但它会赶走各种有思想的人，而这些人正是解决今天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所需要的。
这种作风使得共和党人失去了大量选民，这些人在财政上持保守态度，支持以科学和证据为基础的政策，社交上宽容，但已经退出了党派。更糟的是，共和党人对一些已成定论的科学问题（如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进化论）发起攻击时，民主党人往往保持沉默，甚至采取姑息态度。
罗姆尼的参选之路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不会帮科学界说话，不过我相信地球正在变热，”2011年6月，罗姆尼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后在市政厅集会上对选民们说，“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不过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我认为地球正在变暖，并且，我相信人类对地球变暖起了作用。”4天后，电台评论员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在他的节目中抨击罗姆尼说，“提名无望啦，又一位参选者完蛋了。我们已渐渐看清，这一切全是骗局。去年已经证明，人类引发全球变暖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然而仍有总统候选人相信这套鬼话。”
到2011年10月，罗姆尼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拐弯。“我的观点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地球气候变化，因此，砸进几万亿美元巨资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不明智，”他在匹兹堡对听众说，随后又鼓吹大张旗鼓地钻探石油。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一天，在向 ScienceDebate.org提交书面答复时，他又回到了2011年6月的立场。
迎合反科学观点有时是政治上的必要，意识到这种必要性的并非只有罗姆尼一人。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A·博纳（John A. Boehner），他掌控着国会审议的众多立法之动向，一度曾赞同在科学课上讲授“创世说”，并在国家电视台节目上宣称气候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是一种致癌物（其实气候科学家并没有这样说）。2011年，明尼苏达州众议员米歇尔·巴克曼（Michele Bachmann）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初选辩论会上警告说，“众多无辜的12岁小女孩正被迫接受政府规定的疫苗注射”，以防止被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并宣称这种疫苗会导致“精神发育迟缓”。HPV疫苗是子宫颈癌主要致病因素的克星。宗教界保守人士认为，这种疫苗会助长乱性行为，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与精神发育迟缓有牵连。
在另一次辩论会上，有人就共和党候选人乔恩·亨茨曼（前美国驻华大使，中文名洪博培）“共和党正在变成反科学党”的言论向亨茨曼发问。“我要说的就是，” 亨茨曼回答说，“为了让共和党赢得选举，我们不可背离科学。”但共和党代表显然不买他的账。作为唯一一位积极支持科学的候选人，亨茨曼在民调中惨遭垫底的厄运。
事实上，在共和党初选中落后的候选人往往会借发表反科学言论，来提高自己在民调中的排名。比如，在商界备受尊重的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对选民们说，“全球变暖纯属胡说八道，我根本不相信它”。曾主张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翻一番，同时也支持ScienceDebate.org的候选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则开始把干细胞研究说成是“谋杀孩子以获取研究材料”。候选人里克·佩里（Rick Perry）及罗恩·保尔（Ron Paul）均称气候变化是“骗局”。今年2月，里克·桑多鲁姆（Rick Santorum）痛斥左翼阵营给共和党戴上“反科学党”的帽子。“不，我们不是反科学党，”他宣布，“我们是真理党”。
2012年8月，在竞争最激烈的美国参议员竞选战场上，反科学的生育政策再次粉墨登场。托德· 阿金（Todd Akin）与对手克莱尔· 麦克斯基尔（Claire McCaskill）在密苏里州较量时宣称，根据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女性因遭受强奸而怀孕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如果是强奸，那么女性身体内会存在一些机制阻止怀孕发生。”阿金是众议院执掌美国政府科技事务大权的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成员，因此他应该很清楚科学界对关键政策的真实观点。事实上，研究表明，女性遭受强奸时，怀孕的可能性或许会增大一倍，而且女性也不存在任何生物学机制，可以阻止在遭到强奸时怀孕。在反对流产的阵营中，阿金的观点绝非罕见，他们想方设法贬低科学界的观点，是为了从政治上证明反流产是正确的，随后这一观点被纳入2012年共和党的全国政纲中。
仔细考察一下各州的地方选举，你会发现情况更加严重。可以预计，一大帮2010年当选的反科学的州议员，在最终竞逐国会议员宝座时，会把他们的观点带入主流政冶中。今年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会审议了819号众议院法案，禁止在制定保护该州低地和沿海地区相关规划时，利用大多数科学家对未来海面上升所作的估计（海面上升是科学家预测的全球变暖后果之一）。这项待通过的法案只允许针对海平面上升0.2米的情况作规划，而科学家预测，到2100年该地区海面将上升1米左右。
今年6月，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禁止在政府委托的一项研究中使用“海面上升”（sea-level rise）这一术语，并规定必须用“反复涨水”（recurrent flooding）的说法。一位州议员宣称，这是因为“海面上升”是“带有左翼色彩的词汇”。
反科学倾向的演变
美国的反科学运动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前、曾3次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竞选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那里。布赖恩曾发起一场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声称进化论破坏了圣经权威，从而导致美国青年一代道德堕落。
布赖恩在竞选中败给了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但他继续在南方活动，力图把科学理论从美国课堂中排挤出去。最终田纳西州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讲授“任何否认圣经中神创造人，转而宣称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理论”，由此引发了1925年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案”。有关该案件的报导，促使美国公众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转而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持久的反进化论运动也促使多数科学家加入了共和党阵营。
二战的爆发使科学赢得了新的荣耀。罗斯福总统凭借科学作为智力武器打赢了战争。他请万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曾领导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出面执掌美国的科研事业。布什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研制出了雷达和人造橡胶，开始大规模生产青霉素，最后还搞出了原子弹。战后，他又设法让杜鲁门总统相信，政府对科研的持续投入将使美国成为领先于全世界的强国。
政府资金的投入收到了成效，但也产生了一个不曾预见到的副作用：科学家再也不需要与公众接触或对话以募集研究所需的资金，因而他们逐渐脱离了全国性的公开对话，转而把精力全部用于科学研究和个人生活中。大学终身教职制的发展使科学家失去了接触公众的积极性，科学家开始把参与公民及政治活动看成工作中额外的负担。
随着科学的声音趋于沉寂，宗教极端派的声音再次高涨起来。对原子弹的忧惧使许多人预言世界末日很快就会到来，一批新原教旨传教士也涌现出来。“整个欧洲的人都知道时间即将耗尽，” 1949年，一位名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中文名葛培理）的极富魅力的传教士说，“现在苏联有了原子弹，整个世界卷进了一场将把我们拖入毁灭深渊的军备竞赛中。”
随后，对生育过程越来越强化的干预导致裂痕进一步扩大。宗教保守派人士认为，人不应该干涉上帝的安排，因而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抨击日益流行的避孕丸，70年代就体外受精孕育出的“试管婴儿”是否有灵魂展开辩论。他们重新定义了怀孕，称怀孕应该是始于受精，而不是始于在子宫壁上着床，因此认为堕胎无异于谋杀。
科学在公众中的形象也越来越差。上世纪50年代，儿童们嬉戏于喷药车在街区喷出的DDT白雾中，直到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于1962年问世，我们才知道DDT原来是一种有毒物质。迅速推向市场的科研成果造成了许多人们未曾料到的健康与环境问题。涉及众多行业有害影响的丑闻一个接一个地被爆出，从二氧化硫和酸雨到某些喷雾剂及臭氧层空洞，再到含铅汽油和认知缺损，再到所有这些灾难的老祖宗——化石燃料及全球气候变化等。
这些工业灾难催生了健康与环境管理学之类的新学科。政策限制的日益强化促使较老的行业（如化工、石油、制药等）起而反对新的法规，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拥护这种立场的人，与反对进化论进课堂的、迅速壮大的宗教极端派阵营一拍即合，结成了联盟。产业界有钱，宗教界有人，二者的结合很快便形成了共和党的新基础。“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政府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1981年里根在总统就职典礼上声称，“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个反干预、反科学的联盟基本上划定了今天政党的界线，它有助于解释在那些有党派倾向的科学家中，为何90%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党（据2009年的一项调查结果）。
产业界的金钱与原教旨主义的价值观联姻，使原教旨主义在公开辩论中再次壮起了胆。在美国好几个州中，反对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的活动又猖獗起来。最近，田纳西州、南达科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都通过了相关法案，鼓励对在这些州的公立学校中讲授进化论进行毫无根据的抨击。今年，在俄克拉荷马、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及亚拉巴马等州，热衷于传教的州议员和学校董事们也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得克萨斯州共和党政纲还公开反对“讲授那些目的在于质疑学生们已经确立的信仰，并削弱家长权威的批判性思维技巧及其他类似课程。”
反科学的哲学观
如果说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已经加入了反科学阵营，那为何不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等待历史的钟摆荡回来，让反科学主义再度失势呢？之所以要迅速采取行动，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17世纪中期“启蒙运动”开始以来，作为人类总结关于世界的通用知识的手段，科学这一理念首次遭到有雄厚财力支撑的公共宣传运动的广泛攻击。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在美国，右翼政治势力挥舞的那些危害性颇大的智力武器，其实来源于学术界的左翼阵营。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些人文学科教授因遭受所谓“右倾”自然科学的排挤而深感不满，发起了一场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运动。后现代主义吸取了文化人类学和相对论的观念，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会受观测者的各种假设及个人成见的制约。他们认为，科学只是获取知识的一种手段，与澳洲原住民、土著美国人或妇女等使用的手段完全相同，并没有高明到哪去。并且，科学只是西方男性白人获取知识的手段，是一种文化压迫的工具。这一观点在众多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斗士那里引起了共鸣，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从而催生了所谓“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即一个公民有义务按照宪法规定，保持一国所奉行的政治原则和立场。对于美国公民来说，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必须做到不能流露出任何歧视性的情绪）和“意淫”（mental masturbation）等说法（前者为拉什·林博所憎恶，后者则受到伍迪·艾伦的奚落。）
这种相对论式的世界观将把美国引向极权主义而非宽容。约翰·洛克，杰斐逊所谓“三大伟人”之一，在将近三个世纪前就阐明了为什么会如此。洛克看到新教各派别互相争论不休，每一个都声称自己是正统，于是便发问：我们怎么知道某东西是真是假？知识的依据是什么？1689年，他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文中给知识下了定义，并说明知识的根基在于对物质世界的观察。任何说法，如果不能通过这一检验，那么就“只是一种信仰或观点，但不是知识”。正是这一主张——即世界是可知的，客观的经验知识是公共政策最合理的基础——成了杰斐逊宣扬民主的基本论据。
后现代主义者及反科学的保守派人士错误地将知识等同于信仰，让我们的思维重新堕落到启蒙时代以前的水平，使公共政策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公开讨论变成了各种观点间无休止的争吵，每一种观点看起来都并不比其他观点更站得住脚。谁的声音最大，便可以左右政策，使我们退回到一个有权便有理的世界，而这恰恰是极权主义的经典定义。
阿兰·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首次指出，后现代主义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人的教育。它也影响到新闻行业，在这个行业中，“不存在客观性之类的东西”等说法几乎成了口头禅。
赞同此说法的记者不愿意深挖真相，只把争论问题的“双方”都摆出来了事，特别当他们无法判断科学证据的可靠性时。但当争论的一方以知识为依据，另一方拿出的只是观点时（当政策向题涉及科学时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虚假的“平衡”手法就成了问题。如果新闻界不竭尽全力报道以科学为依据的客观真相，就会动摇民主的根基。
生存危机
约翰·亚当斯指出，“事实是非常顽强的；事实或证据的状态不会因我们的愿望或倾向而改变，也不会因我们的情绪而改变。”当关注事实蜕变为绝对信仰，民主的集体决策机制就坍塌了。能调和对立各方，达成共识的基础（即知识）不复存在。政府变成了消极应对、烧钱无度的机器，迟迟不能解决问题，而国民对话则深陷于无休止的信仰之争中。
今天，科学已经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最隐私的性与生育，到气候变化与经济等全民性向题，因此在讲求民主的今天，选民们必须强烈要求当选官员及候选人公开表述他们在重大科学问题上的观点。在公开对话中提出这些问题，将使美国民众获得一个公平的机会，了解美国未来领导人是否具备必要的学识、智慧与勇气，是否有能力在未来科学地治理好国家并将民主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