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以《从“孙文上书”到“皇族内阁”——权力之门三重关闭，天道守常公权公分》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 “孙文上书”，另一个故事是“皇族内阁”。
在“孙文上书”故事中，我凸显了青年孙中山的三个特征：第一，他是个平民，实际上他就是个农民，也就是说，他是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最低贱的那个阶层中的一员；第二，他不是一个愚昧缺知的农民，而是一个接受了现代西方高等教育的农民；第三，他这个农民不满足于谋食糊口，他在政治上有着宏大理想和抱负，正如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所说的：“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勉勖也，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丙犹兴也’”。
为了寻找实现他的远大政治抱负的终南捷径，28岁的孙中山上书当时满清重臣李鸿章。然而，位高权重的李大人哪有兴趣搭理一个大言不惭的、“不待文王丙”也能自发崛起的豪杰之士，结果，李鸿章没有接见孙中山，其上书中提出的种种主张亦泥牛入海。对上书告败及其对他人生由原来设想的在体制内谋求发展转向成为体制外主张使用暴力推翻满清王朝的反对派所产生的影响，孙中山后来说过这样一段话：“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心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伦敦被难记》第6页）
既然满清家国体制不能吸纳他而拒绝他，那么，像他这样一个不待文王丙也能自发崛起的豪杰之士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自生自灭；既然“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心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那么，摆在孙中山面前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就是到满清家国体制之外去寻找出路（毛泽东也如出一辙：既然在广州和上海的国共合作中找不到出路，那么，就只能到国民党垄断的民国体制之外去寻找出路，1925年深秋毛泽东失意抱病从上海撤回长沙填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对毛泽东的这一心态展露无余），于是，到了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和他的一帮铁哥儿们便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有政党性质的团体——兴中会。以此为起点，孙中山这个被体制拒绝的人就逐渐演变成了葬送这个体制的掘墓人。
在《皇族内阁》故事中，我着重凸显了满清皇族对家国权力和特权的极度留恋和贪婪。当革命烽火四处燃起之时，满清皇族为了苟延残喘，假装作出改革姿态实行宪政名义之下的责任内阁制。然而，这个责任内阁在皇族特权的鼓捣之下，弄成了一个“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实质是，国家的实权完全掌握在或仍然垄断在皇族手中而非为民众所共享！“皇族内阁”一出台，人们无不看出，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皇族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从内阁大臣十三人中皇族就占七个的比例来看，满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不仅对平民关闭、对汉人关闭，同样也对非皇族的满族权贵关闭。这就形成了满清王朝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向平民、向汉人、向非皇族的满族权贵三重关闭的权力分配极度不公的状态。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满清王朝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在向平民、向汉人、向非皇族的满族权贵三重关闭的同时，也关闭了自己最后一扇企求苟延残喘之门。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
为此，我在《从“孙文上书”到“皇族内阁”——权力之门三重关闭，天道守常公权公分》一文中特别强调指出：“人类社会自其产生，千万年来运行、存续、演化和进步不辍，自有其运行不辍、存续、演化和进步的天道常理。这一天道常理，我以为，不是别的，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什么是天下为公？我以为，天下为公的核心内涵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三大资源——权力、财富和知识——的公平分配。人类社会在其运行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不公平，表面上看来是财富分配不公，但实际上，决定财富分配不公的背后的因素是权力分配不公。为此，我认为，权力分配是否公平决定财富分配是否公平；权力分配不仅决定财富分配，而且决定知识分配，进而决定人类的荣誉分配以及尊严分配。所以我说，权力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并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各个政权的正邪善恶、治乱兴衰”。“由于违背了‘公权公分’的天道铁律，辛亥革命才会爆发、满清王朝才会毁灭；由于‘公权公分’问题自夏朝至今四千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所以，革命隐患至今未除、革命根由至今仍存；鉴于专制独占垄断特权存则革命如影随形存、专制独占垄断特权消则革命釜底抽薪消，因此，只有顺应和遵守了‘公权公分’的天道铁律同时又合理有效地采取了人类现代宪政民主的分权、限权形式，中国社会最终才能彻底告别革命”。
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选择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时写这篇文章呢？显而易见，我选择这个时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诫当今统治者一定要吸取满清王朝失败毁灭的惨痛教训：一是不要把“孙中山式的英雄豪杰”排挤、打击、迫害到了体制外、成了现行体制的掘墓人（在此我要补充说一句，北京市公安局傅政华先生提出的对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攻击现行体制的人要予以严打的说辞，实在是有欠考虑。如果这样下去，我以为，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重蹈覆辙。鉴于傅政华先生的这一说辞的主观为我性、客观害我性，我建议，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极其深远的思考和校正，以免重蹈覆辙，以免后悔不及）；二是不要过度留恋、贪婪、独占和垄断国家权力和特权，以免引起全国民众的一致仇恨和反对，如果他们坚持死守特权和权力，那么，一旦遇到“武昌起义式”的偶发性的“群体事件”，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一夜之间就有可能“灰飞烟灭”。
复述完“孙文尚书”、“皇族内阁”、“武昌起义”的故事后，放眼当今中国权力分配状况，我以为，其景象不仅不能使人感到乐观，反而使人感到越来越忧虑。我感到，当今中国的权力分配方式，不仅没有避免前朝往代的种种弊端，而且还增加了当代社会的一些有害病毒。君不见，一眨眼间，我们这些公民、选民、党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了那么多的常委、委员；又一眨眼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了那么多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再一眨眼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了那么多的省长、市长和县长。在当今中国，我们真真切切感觉到，中国社会党和国家权力这块大饼，不是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性的法定程序作出公平、合理的切割和分配，而是被掌权者们关起门来，私切私分了。这种关起门来私切私分权力这块大饼的权力分配方式，不仅破坏了社会公平，而且亵渎了道德正义，尤其伤害了人类尊严。具体说来，这种关起门来私切私分权力这块大饼的权力分配方式至少已经显露出了以下5个方面的弊端或危害：
第一，关起门来私切私分权力这块大饼的权力分配方式直接导致腐败。中国三千多年来的吏治历史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出现的一系列腐败大案、要案全都显示出：处于一定位级的官员为了获取权力和私利，不仅自己受贿、索贿落入腐败，而且通过行贿使得上司腐败，与此同时还用受贿和索贿的方式使得下属腐败，最后导致整个权力系统的全面腐败。
第二，在关起门来私切私分权力这块大饼的权力分配方式之下，权力的来源是上级掌权者，因此，下级掌权者为了获权、保权，就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下级民众负责。这种层层向上负责的权力结构导致底层问题成堆，民心丧失殆尽，其结果，整个社会分裂、溃败，官民矛盾、官民对立、官民冲突，你死我活，不可避免。
第三，关起门来私切私分权力这块大饼的权力分配方式导致问责缺失。事实是，社会上一旦发生重大事件，下级官员不敢负责，就会层层上报，层层上报最终形成无人负责状态。既然无人负责，事件发生后追究责任，也就无法问责。尤其令人不满和愤怒的是，一有事件发生，为了逃避责任，官官相护，相互包庇，处在一定位级的官员，只要有后台，只要朝中有人，即使罪责深重，只要有人帮他扛着，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身轻松，逃之夭夭，好官照做，照样官运亨通，大权在握，一路飙升。
第四，关起门来私切私分权力这块大饼的权力分配方式直接排斥平民精英。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从上书言事到起兵造反以及毛泽东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工作遭排挤转而脱离国民党独占的民国体制最终扛枪上了井冈山，就是两个典型案例。与此同时，关起门来私切私分权力这块大饼的权力分配方式直接导致“接班人”逐代弱化，武大郎开店、王小二过年、九斤老太、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等成语和说辞，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
第五，关起门来私切私分这块权力大饼的权力分配方式直接导致财富、福利、荣誉等的分配不公，而财富、福利和荣誉等的分配不公又反过头来挑战和威胁垄断权力的存在和继续。在这样一种不可撤销的挑战和压力下，垄断权力岌岌可危、惶惶不安，因为，这样一个权力构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一个什么偶发事件就会在一瞬间崩溃、坍塌。中国辛亥革命满清王朝的毁灭以及利比亚卡扎菲的灭亡等事件，为此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言说至此，当我们站在2012年的门槛上，放眼当今中国权力分配之现状，此时此刻，我不禁要问：关门“分饼”何时休？！
2012-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