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冶:真实的谎言——《罗生门》的三重解读与对当下中国的比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6 次 更新时间:2012-07-17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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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  

《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著名电影,拍摄于1950年,一直被奉为经典。这部电影根据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改编而成。本文讨论的是电影所展现的价值,因而不做电影与小说的对比,解读对象主要为电影。以往对电影《罗生门》的评论,主要是揭露其所展现出的人性中的虚伪和软弱,充满了绝望的情调。可以看到,这种评论往往都是从“真”的价值角度进行的,本文试图把角度拓展,再进行两重解读。最后,从这三重不同的解读中,比照当下中国,会发现很多有意思之处。

一、《罗生门》故事简述

电影围绕一宗命案的当事人的不同讲述而展开。农夫上山砍柴,发现有位武士死在山上,现场有搏斗痕迹,于是报官。报官后嫌疑人被抓获,是一名强盗。可以确定的是,武士与他的妻子出行,在山上遇到强盗,强盗将妻子强奸,武士死于非命,妻子最后逃出。但是在事情发生的细节上,以上四人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强盗的说法:在设计绑住武士并将妻子玷污后,妻子表示在两个人中只能选择一个,于是强盗割开武士的绳索,与武士决斗。经过一番精彩勇猛的比试,强盗取得胜利。但是当他得胜之后,妻子已经逃之夭夭。强盗对此洋洋自得,说武士武功了得,能跟他比上“20个回合以上”。

妻子的说法:被玷污后,强盗离开,她在武士身边失声痛哭,但是武士反应冷酷,眼神中充满了鄙视。她用护身的短刀割开武士的绳索,希望武士将她杀死以求清白,但是武士依旧冷淡。绝望之下,她将短刀刺向武士,自己晕阙过去,等醒来时,她看到武士已死,之后她想过各种方式自杀,但是都没死成。在公堂上,妻子表现得软弱无比,楚楚动人。

武士的说法(借还魂的女巫之口):强盗将妻子玷污之后,祈求妻子抛弃武士,随他而去。妻子不但答应,还要求强盗将武士杀害。强盗闻后勃然大怒,将妻子掀开,反问武士如何处置妻子。随后妻子逃跑,强盗追之不及。回来后,强盗将武士绳索割开,离去。这时武士绝望之下,拿着短刀毅然自尽。

农夫的说法:强盗将妻子玷污之后,跪求原谅,并请求妻子跟随他走,之后保证金盆洗手。妻子隔断武士绳子,用行动表示希望两人决斗来定。但武士和强盗都胆小懦弱,不敢以死相争。武士甚至出言讥讽妻子,强盗也顺势奚落。妻子气急败坏,破口大骂。迫不得已,两人开始决斗。然而两人都武功平平,身手笨拙,一场决斗变成了丑陋的扭打。在混乱中,强盗恰巧用长刀将武士杀死。在刺死武士后,强盗甚至还在发抖。在决斗中,妻子逃跑。

通观整部电影,一般都认为农夫所述是最接近命案发生的真实情况的,其他三人都在进行掩饰。当然,农夫肯定也有所保留,因为他在现场盗走了那把价值不菲的短刀。

二、三重解读

(一)第一重解读:“真”是首选价值吗?

爱好侦探故事的朋友都知道这句名言:真相只有一个。求真,似乎永远都是我们面对这样的电影、文学作品,甚至是现实事件的第一目的。由此就有了电影的考据派,他们将这部电影观看数遍,对任何语言表情进行分析,试图寻找故事原本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任何一件略带悬疑的事件,往往都能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一探究竟。好的讲故事者,都善于制造悬念。对“真相”产生兴趣后,人们就像喷嚏预备了一半,张开嘴,双目直视或紧闭,全神贯注,不打出来誓不罢休。《罗生门》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让人将这个打喷嚏过程伸展到了一部电影的时间。

真相只有一个,可以追问的是:“真”怎样才能保证,它真的是首选的价值吗?

怎样保证“真”实现,以下几个条件似乎要满足。首先,存在着的真实。就像电影中那样,命案是真的发生了,有人死,有人逃,有人被抓。如果事件本身就是杜撰,那么再怎么追求追到的也是海市蜃楼。其次,了解到的真实。发生的就是历史,历史只有被见证了才能称之为历史。在求真上,没有见证就没有发言权,当然这种见证可以是直接见证,例如参与其中;可以是间接见证,例如知情者如实转述。否则,其他关于真实的表达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胡编乱造。第三,表述的真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说真话和说谎话,在一个人能够准确表达的前提下,他所说的和他说知道的或所想的是否一致。所以说出的“真相”,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真相。受说话者本身认识和条件的影响,事实也可能对他/她“说谎”。

这样看来,求“真”是如此困难,稍不留神,就可能被他人的谎言蒙蔽或被事实本身谎言蒙蔽。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都知道,谎言常常出现,不管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还是生活中顽皮逗乐的活泼小谎。而在政治生活中,谎言更是常态,“真”甚至变得不遭待见。马基雅维利就宣称,君主就应该具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狡猾,自然与“真”相去甚远。在中国的古典政治论述中,有顺民、安明、养民、教民、爱民,等等,但是说要“真于民”的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政治斗争或宫廷斗争的故事,永远充斥着谎言和欺骗。这才是历史常态。

因此不禁要问,“真”真的是首选价值吗?它是不是普适的首选价值?如果回答是,为什么“假”又无处不在?如果正是因为“假”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才追求“真”的话,那么这个现实与理想的断裂如果缝合?

(二)第二重解读:“真”与什么冲突?

在《罗生门》里,人人都在说谎,甚至死人都在说谎。以“真”看来,这是部令人彻底绝望的电影。但是如果细细分析他们各自谎言背后的理念,就可以得出一些不那么绝望的因子。

强盗、妻子和武士在公堂上各自的谎言很值得玩味。强盗的谎言,突出的是他的足智多谋(将武士欺骗绑起)、骁勇善战(没人和他能够战斗到20个回合以上)、无所畏惧(在公堂上的表现足以说明,实际上是明知一死,破罐破摔的表现);妻子的谎言,突出的是她的忠贞刚烈(寻求自杀)、弱小无助(在公堂上的表现);武士的谎言,突出的是妇人的歹毒(竟要求强盗来杀害自己)、自己的不屈(不堪屈辱而自杀)。如果农夫的话可信的话,那么可以看到这三则谎言是多么荒诞可笑。强盗和武士都是懦夫,妻子也只是个没有主见的男人的附属品。

真相就在那里,他们却都放弃了对“真”的坚守。他们为什么都要说谎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一些东西比“真”更重要,有些价值的意义在“真”之上,甚至在生命之上(可以假设,两个人决斗的话,强盗是不至于要求偿命的;而武士还魂都还在说谎,说明有些东西哪怕在死后仍然很在乎)。分开来看,这样的价值不难寻找。强盗所追求的强盗应该有的标准:英勇善斗、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奸杀抢掠……只有做到这些,才无愧为一个真正的举世闻名的大盗。妇人所追求的也是妇人应该有的标准:恪守妇道、忠于丈夫,更主要的是贞洁刚烈。因此她才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被丈夫和强盗都抛弃的无助形象,并通过将丈夫杀害将自己的形象塑造臻至完美。武士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合格的武士标准:忠诚、廉耻、尚武、名誉等等。所以他才会将被他人玷污的妻子描述成背叛,才会将与自己丑陋打斗的强盗描述成离开,才会将自己的死描述成为不堪屈辱、维护名誉而自戕。

可以看到,有一些支持人们的信仰存在,这种信仰的重要性远超于对“真”的追求。粗略来看,这些信仰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所被要求的理想形态,也就是一般道德伦理准则。就像《论语》中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有国君的样子,臣子有臣子的样子,长辈有长辈的样子,子女有子女的样子,社会就和谐了,国家就安定了。很可惜的是,在《罗生门》里,这样的道德伦理准则,却与“真”冲突了。而且这种冲突以牺牲“真”为代价而结束。故事的每个人都是平凡人,平凡人是社会的大多数,我们永远不能靠圣人单独完成了言行合一、神行合一来说明个人行为与道德准则之间的不冲突。

问题就在于,“真”与这些道德伦理准则一定冲突吗?如果一定冲突,到底是道德伦理准则错了,还是“真”在道德伦理准则面前不那么重要?如果需要选择的话,我们该遵循对“真”的追求还是对道德信仰的守护?

(三)第三重解读:知、言、行不一致有多可怕?

当第二重解读开始让我们迷惑后,我们或许会认为,《罗生门》里各自的谎言又变得情有可原,因为单纯的以价值选择进行价值批判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真”的实现有几个条件,对道德信仰的守护也是不是应该也有几个条件呢?对信仰的守护,知、言、行应该如何协调?

除了冥想和顿悟外,基本没有什么道德信仰是不与行为联系的。从后果论来看,人们评判事情的标准也是论行不论心,如果论心,恐怕人人都是杀人犯。更进一步,在一个理性的社会,我们也要尽量减少“因言获罪”的出现,因为思想到言论到行为是不同的层次,产生的实际影响力也不同。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罗生门》里不同人物的分裂表现。尽管他们知道每个人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德信仰,而且他们也将自己描述成理想的模样,但是现实情况中,他们却恰恰做的是与之相反的一套。不可否认,他们是知道这些准则的,哪怕他们在言语中也在强调准则的重要所在,但是他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的时候,是否说明他们并不真正认可这些价值?所以,说到底,他们不算信仰的守护者。

不认可某些价值却偏偏用这些价值为自己粉饰,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不管事情发生时他们的表现如何,在公堂上,无论强盗、妻子还是武士无疑用言语将自己变崇高了。当真相扑朔迷离的时候,仿佛做了什么已经不重要、“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去说。谁站在了道德制高点,谁就能取得胜利,他们都深谙此道。这个时候说谎,就是在玩弄规则、博取支持者,这比仅仅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要无耻得多。

这样的说谎者才是最不可原谅的。

三、对当下中国两个方面的比照

任何关注时政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的社会问题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政府公信力缺失、道德滑坡、信仰真空,各种谎言层出不穷,真有点类似《罗生门》里路人所说的时代。下文试图从两个不同的说谎者主体:政府和弱者,来对上面的问题进行比照。

(一)政府说谎可以原谅吗?

政府(或代表政府的官员)说过谎吗?肯定说过。比如,在官员问责制实行之后,各类重大安全事故往往会被隐瞒,特别死重大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数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比如,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政府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选择性的回避一些历史事实。再比如,在腐败问题上,不少政府官员第一天还在反腐倡廉会议上义正词严,第二天就成为双规对象。这些不都是在说谎吗?这些例子还只涉及具体事务,而在一般事务上,说的一套,想的、做的另一套,不也都是在说谎吗?

关于求“真”,举一个久远的例子——克拉玛依大火。克拉玛依大火的历史真相已经公之于众,其中那句“让领导先走”被永久地钉在了耻辱柱上。在当时,央视曾做了一期关于这次火灾的节目,但是删除了孩子惨遭烈火逝去的内容,后来有当事人解释,是怕因此引发民众反感,导致不稳定。公共信息是应该被民众了解的,有选择性地隐瞒这些事实,这是说谎。他们说谎,不是因为事实有多可怕,而是害怕引发不稳定。在他们看来,稳定的价值大于真相的价值。政治稳定是公认的价值,似乎这样的说谎情有可原了。但是,民众愿意接受吗?如果不愿接受被欺骗而愿接受真相,政府如何在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和民众呼声面前求得平衡?让人失望的是,政府似乎更愿意牺牲真相,换取稳定,甚至不管这样的稳定能不能长久。

把目光再拉近,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真”与信仰冲突的例子。例如,看看政府和许多官员所说的“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个好词,民众也最认可。可是也看到,强制拆迁可以挂着以民为本的口号,说是为了更好的城市建设;城管暴力执法可以挂着以民为本的口号,说是为了更好的城市秩序;强制引产可以挂着以民为本的口号,说是为了子孙后代更好地生活……只需要问这些问题,就可以说做他们在说谎:他们真的是愿意以民为本吗?他们难道不是因为这些价值好听、民众乐于接受才说的?他们所说的和所想的是否一致?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又是否一致?

民众赋予了政府权力,政府应该诚于民,这是天经地义的。公权力,如果只是出于价值冲突的取舍问题(如重大事件真相与政治稳定存在冲突)而说谎,这样的谎言还可以理解,因为“真”未必是首要的价值;如果做一些侵民害民的勾当,还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样的谎言就不可原谅,因为这已经可耻地忘记了最根本的底线。

(二)弱者说谎可以原谅吗?

这里所说的弱者,是指与强势公权力相对的不拥有权力的人们。在权力面前,人人都有可能在某天成为弱者。弱者总是会受到同情。弱者在道德上占领高地,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就是天然正义的。钻营、算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这些行为在什么阶层都会出现,更何况区区的谎言?在与强权斗争中,弱者采取说谎以博得同情,就可以原谅吗?

举个例子。上访是当前中国的一大难题。在上访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存在这样一批人,他们往往不务正业,以上访谋取利益为生,被称为“上访专业户”。他们可能在最初上访的时候,确实面临一些需要政府解决的困难,但是在困难解决后,他们尝到甜头,反而一发不可收拾,持续通过这种渠道获取资源、利益。在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继续打着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翻旧账,甚至故意制造或编造一些困难。在上访过程中,他们也善于把握尺度,既让政府难堪,又不至于“越线”让政府撕破脸。这当然是说谎。在他们看来,真的是因为信仰政府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吗?恐怕不是。主要还是因为全社会认为政府应该如此,于是这就成为了弱者的“武器”,有全社会同情撑腰,就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罢了。

弱者说谎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许多拆迁案甚至自焚悲剧的发生,都会被媒体赋予同情的语气,其中选择性的发布事实真相、夸大问题严重性的不在少数。被拆迁者有多少真的是如媒体所言,是因为眷恋土地呢?又或是政府真的十恶不赦到在不给予补偿的情况下拆人房屋呢?排除少数确实无良的政府之外,大部分拆迁需要强制进行,还是利益博弈失败的结果。既然是经济利益博弈的失败,媒体忽视众多双方纠缠细节,而夸大到诸多人权、法治等“纲”“线”上,这算不算是说谎?

你可以信仰某些价值,可以为了所信仰的价值做到所想的、所说的和所做的合一,但是离事实真相远了,连“真”最基本的条件都不能保证,是不是在制造一个有一个“假想敌”呢?没有“真”而存在的单纯价值想象,纵然完美诱人,恐怕也是无稽之谈。

弱者说谎可能是欺诈,也可能是无奈。面对“弱者说谎可以原谅吗”这样复杂的问题,答案似乎要呼之欲出,又似乎有所顾忌。大概,这就是因为害怕被站在道德高地的人们诟骂吧?

20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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