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一直到春秋战国，伴随中国多民族多宗教不断融合，大一统逐渐形成，上古宗教慢慢转移成一种文化。这个文化的认同很重要，它和希腊城邦不同的是，它有若干的氏族和族群。所谓以夏变夷的过程，就是文化不断认同的过程。中国史和西洋史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出发来考虑，也可以从其他的宗教传统来考虑，我觉得重要的是，文化上慢慢形成了比较强的华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人文文化及其认同感，并没有排斥宗教的神灵崇拜，特别是对天、天命与天道的敬畏。所以，我觉得神权对王权的制约在中国还是很多的，这个传统还是有的。还有就是，恺撒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管，上帝、恺撒不是分开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要管恺撒的事，而且他们管了很多恺撒的事情。儒家知识分子所继承的这种神权，相对于宗教传统来说，有一些理性化的过程。它的确是削弱了，或者说没有强化超越的、宗教的一面；但它尽量把这个东西转移到内在性道德的一面。超越、内在这个方面更多的是强调了在入世的精神里面，又保留了神学传统。另外，是否中国儒家的传统，在后来的发展中更加强了对于王权的规范，也更加俗世化了？所以在俗世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所开发出来的，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典型的一元宗教。更多的是，在世俗化过程中，它仍然是保留了宗教信仰的，保留了神权的一种统御性、制约性，但更加重视了内在性的道德的生活。在这个方面，它就和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中国文化有一以贯之的“道”，这个人文宗教的“道”高于政，指导政。
而中西文化的发展过程，确实是非常的复杂。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中，缺乏超历史的东西或者是破传统的东西，它更多的是连续性和继承性。当然，我们说，在继承性过程中，不是没有超历史的方面。“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在损益之中，它也有其创造性。但是它的确是继承性很强的一种文化。另外，中国西周以后，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学说兴起以来，道德上升，宗教下降。这个过程的确是中国文化的早启，梁漱溟和方东美都讲到了，中国文化的早醒。早启或早熟是说，世俗的文化，道德的、德性力量的文化可能会代替宗教的文化，起更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点是苦难的历程。我们当然远古时代也有，但更多的是一种农业民族相对稳定的状况。而且，它没有开发出城邦国家公民性的、原子论式的个体主义的一种文化。它也许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它的问题。但是，不能说中国文化没有社会性、公民社会的源头的价值。我的意见是，没有城邦国家的中国文化，它是一种普天之下的大的文化，天下的观念。“天下”，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民族的界限。但这不意味着这种文化的底层建设的削弱，比如村社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公共性很强。中国没有典型的奴隶制度。杨宽先生特别强调，中国没有典型的奴隶制度，中国也没有欧洲中世纪所谓“封建”。但是中国有很强的宗统。中国的宗族社会本身，不是今天很多西学学者所认为的，中国的宗法社会导致国民的公德与公共性的缺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中国的宗法社会非常大，发展到汉代以后，是很强的一种宗法社会，甚至大于政府的状态。中国的社会管理恰好与西方相反，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很小，社会很大。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是王权官府的治理，而基本上是一种民间自治。儒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儒家知识人取代了教堂的牧师的职能，也取代了法院的律师的职能。你说这是中国文化分化不够也可以，你说它是一种更加有协调性的伦理也可以。钱穆先生讲，中国的村社里，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塾师，实际就起到了稳定、协调、整合中国社会的作用。传统中国的社会，基本上是民间自治、村社自治。在一定意义上，民间士人的权力大于族权，大于神权，大于王权。这种权力来自哪里？士人知识分子，他们参与到什么程度？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讲到，那时已经是士人和皇帝共治天下了。至少在宋代，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参与。比如，中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在当时，是相当好的相互制约的政治制度。现在“80后”“90后”的年轻人了解的历史，很多是戏说的历史，以为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余英时先生作为历史学家，他笔下的帝王，至少是宋代的几个皇帝，是有相权等来制约的，他的诉求要经过好多宰辅批准，甚至是中书舍人来讨论，有时往往被驳掉了。它其实是制度性的制约。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戏说、矮化、歪曲中国历史，认为中国历史无非是专制主义的。但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完全专制的社会。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在西方历史的国家统一与民族认同过程中，宗教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宗教起到的作用几乎是世俗王权所取代不了的。它们的政权要靠宗教来维系，它们的文化认同也同样离不开宗教。
中国靠什么？中国靠人文性的文化道德教育、人文性的宗教，主要就是儒教（即“人文教”），它既是宗教之教又是教化之教。这是在王权之上，又遍在民间之中的，如“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汉代叫周孔之道，唐代叫孔颜之道，宋代以后叫孔孟之道）。这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所在。《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赋予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善性”）叫作“性”，顺此性而行叫作“道”，学习、修养、维护此道叫作“教”。天道与人道一致，性、道、教是统一的。人性本善，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敬畏“天”的前提下顺人的善性而行，就是传统中国人的人文之“道”，修身、教化，就是“教”。通过《诗》《书》礼乐之教，陶冶人的人格、情操，也就是“教”。依此而修、齐、治、平。这就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道”与“国教”，即国本。政治上的王权，在此一“人文教”之下，故历朝历代的帝王不能不祭拜素王孔子。历史上凡清明之世，凡国祚长久的，无不是奉此信仰的。中华人文教、孔孟之道的中心是道德价值、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中国社会在王权之下其实很分散、很独立，“一夫授田百亩”，没有百亩也有几十亩，独立的自耕农。所以，在传统的宗法制下，人们的生存空间是很大的，儒家的知识人对于民间的、小民的利益诉求，有正当、正义的抗争精神。老百姓的生存权与财产权要得到保证，老百姓要受到尊重，这都靠宗族、家族与民间自治组织与知识分子在维护、维系。这其中的空间真的很大。
中国人有没有信仰，他的信仰在哪里？我又要引钱穆先生的话，他说，我们的教堂就是我们的家。我小时候，每逢节日，或每月初一、十五的时候，跟在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后面，在神龛前祭拜神灵，上供品、跪拜、磕头、焚香。我们家有“忠恕传家”“耕读传家”的传统，堂屋里悬挂着“忠恕”两个大字。堂屋里有一个较高的神龛，神龛里供奉的是祖宗牌位。过去，《朱子家礼》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很大，在日本、韩国也一样。我们家里的神龛，把前几代祖宗牌位供在那里，中间有一个主牌位写的“天地君亲师”。这些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唐君毅先生所讲到的中国民间三祭——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宗，今天到南方去看，这个传统还是保留的。广东等地区富了以后，使这些文化复兴起来了。实际上，中国的多神教的传统，虽然有天神是最大最高的神，也一直有土地神灵与其他自然神灵的信仰。一直到清末民国，甚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都还保留着。中国老百姓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是多神的信仰。道教、佛教，我们家老人也信一点。但我们家与中国千万家庭一样，代代相传的，主要还是儒家的道德伦理，这是做人做事、待人接物、行为方式的核心，是真正在人心之中具有约束力的价值系统。还是民间儒释道的善书、蒙学读物中所讲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还有“四书”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在民间的、活生生的作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信条的东西、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儒家、儒教、儒学，它在中国社会，起着如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一样的作用，端正人心、美政美俗、凝聚与净化社会。
中国宗教的多神崇拜，在民间生活中起怎样的作用？我想主要是让世人要有所敬畏，敬畏天地神灵与祖宗神灵，甚至敬畏佛教与道教的始祖，做一个有底线伦理的好人、善良的人。中国不是一神教的国家，不像基督教是一个一元的、外在的、超越的神灵崇拜。中国人的崇拜、宗教信仰就比较广泛多元。虽然我们在绝地天通以后，就不断地反对淫祀，但淫祀的传统还是有的。它没有形成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大的传统——一种一神教，一元外在超越的那种唯一性的排斥性的大的宗教传统。中国王权是大一统，但下面是分散性的，而中国的宗教始终没有达到西方宗教那样的统一性。你说中国哪里来一个梵蒂冈式的教宗的力量，没有！在中国不可能有教皇般的那种威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讨论，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在西方，神权和王权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为什么中国的文化没有发展出这样一个二元式的结构？从马克斯·韦伯以来，在帕森斯、张光直，或者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时代等所有的文明比较的讨论中，都谈到文明是“断裂式”的还是“连续性”的，西方是“断裂式”的，而中国是“连续性”的。
在爱琴海、地中海，一直到红海往东的整个这片地区，其中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同源宗教的发源地。在西方、印度文化诞生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异族入侵带来的大断裂。我们现在常谈到的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几乎都是异族入侵以后，改造它而发展的。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在发展中也不断地与异族文化相遇，比如中原周边的游牧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明末以后的传教士文化，但我们都把它们消化吸收了。我们基本上没有遭遇自身文明的断裂。在东亚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确如费孝通先生所讲，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在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也曾有炎帝和黄帝的大部落战争，东北的、北方的和山东一带的文化集团，或称作海岱文化集团和中原文化集团，还有西部的文化集团也参与的大规模族群及其文化冲突、整合的过程，还有周边与中原文化，中原和北方、南方的一些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有一个和西方文化史、印度文化史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文化几乎没有被入侵的异族打倒、征服过。相反，它是一个征服者被征服的过程。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独特性，善于消化、吸收不同文化，和而不同。
汉字“文”的本义指纹路。古人说“物相杂谓之文”，“文”是事物多样性的表称。中国所谓“人文”，指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相处出现的复杂的现象及社会人间事务的条理。血统、血缘、种姓各异的民族并存，各色人等相异、相安、相处，这即是中华各民族可以共存，各文化可以交流融通的意识。
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即在融合过程中比较容易超越狭隘的民族与地域的界限。中原与周边，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民族间、国家或地域间、文化间、观念间有冲突、排斥与战乱，但总体趋势是不断整合与融会，相互学习与补充，不断扩大。从《史记》开始，正史就为不同民族立传。长期以来，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突厥、吐蕃、回鹘及百越等民族不断交融，共同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华历史、民族、文化的融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形成了人的族群间、文化间、宗教间、语言间的沟通融合，在观念上形成“协和万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文化理想。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凝聚力。中国文化也以“人文”为中心，消化、吸收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形成新的文化，不断丰富自身。即使是以汉字表达的传统文化典籍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智慧，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今天，汉、蒙古、维吾尔、藏、壮、回等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着中华新文明。
元代、清代都是这样的典型，虽然元代很残酷，它的种姓制度也硬性推广开来，如九儒十丐，那个时候儒跟妓女属一个等级。但是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和民族整合、文化整合的发展过程看，它很有特点，你说它是糨糊也好，或是酱缸文化或其他什么也好，很有意思，它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各位专家可以考虑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千回百折，历经沧桑，继续走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道路，凝聚着中华社会，家国天下。它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强势的宗教教士集团，它没有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宗教组织系统、制度架构。
传统中国没有神权与王权的二分对立，这给中国文化史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如它的制约、监督不够，但是它有长处，即它完全适合于这块土地上的人群，主要是老百姓的生存，特别是农业民族。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讲到世界史中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比较，游牧民族的攻击性比较大，但中国发达的农业民族是以适合稳定居住、农耕方式而发展起来的，我们今天以为是落后的，其实农业文明是相当辉煌的文明，它能够包容、消化各种文化，乃至历史上在中国聚族而居的犹太民族也消散在我们中华民族中了，可以说我们的血脉是多元一体的，我们的基因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我们的人种与文化是多样统一的。
民族的整合过程或文化的整合过程，依靠什么来整合？我认为是精神价值或文化认同，而不是宗教组织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发展之所以有连续性，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正是周初统治集团的功劳所在，几百年后，这个精神价值由孔子继承下来。为什么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唐以前是周孔并称，宋代以后是孔颜或孔孟并称，中国文化的精神的连续性或安身立命之道，或者用今天的话，即核心价值是什么？基督教有它的核心价值，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价值——“仁爱”，“仁爱”不是某些人所讥讽的虚伪，它如同基督教的“博爱”一样。其实“上帝”“圣经”“博爱”，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专利。利玛窦等传教士很聪明，把传统中国这些词汇与观念，用来翻译、讲解基督教的信仰与理念。孔子讲“泛爱众”不就是博爱吗？韩愈明确讲“博爱之谓仁”。“上帝”也是我们的专利，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了。利玛窦以后，“上帝”成为基督教的汉语专用词，乃至现在青年人以为这只是西方的名词。的确，儒家就是宗教或具有宗教性，比如它有教主、有经典、有祭祀活动、有信众等，但就经典而言，它不止有一部经典，而是多部经典。基督教的历史上不承认多个经典，而我们儒家从“五经”，到“九经”，到“十三经”，到“十七经”，再到“二十一经”等，我们的经典允许多样。基督教的经典里，如《旧约》中还有一些上帝与诸神残暴、乱伦的记载，总是需要他们的经典解释学予以解释与剔除，而我们的经典已不需要这样的工作，已经净化了，除了《诗经》里稍微有一点，其他基本上是道德性的、理性的。中国的经典和西洋的经典，儒教的经典和基督教的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儒家允许经典多元，二是儒家诠释上很方便，不需要解释学家去剥离掉一些残暴的、弑父杀兄的、乱伦的神话或传说，在它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已经过滤了，是有相当高的道德精神文明的典籍。
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是自生的文明，不是次生的文明；是独立的文明，不是依附其他文明的影响而发展的文明；是连续性的文明，不是断裂式的文明。其中，没有基督教那种绝对、一神的宗教，没有教会式的组织架构。当然有经典，甚至可以说有教主和类似的组织载体，但是如以基督教为参照的话，这些都不典型。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不管是佛教的流传还是道教的兴盛，周公、孔子所奠定的核心价值理念始终是朝野的共识，或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具有极高的凝聚力。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不同，对此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宗族、家族组织本身在自治的农业文明中有它的完备性。比如社会性，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很多明代的契约，表现出很完备的行会组织，所以实际上，宗族、家族组织和与它并行的大的社会空间中，社会公共性质是相当大的，当然这里的社会性并非现代性的意义。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大致可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阶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术语，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很明显或很强的阶级社会或等级社会，士、农、工、商之间的流转性很强。另外，由于士阶级成为先秦百家争鸣时期最活跃的阶级，而士大多是教士出身，即殷代的神职人员出身，如孔子，按钱宾四先生的讲法，这样的士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它是一流品的。士以中国文化精神领导社会，这不是一种权势的领导，而是和政治权势相抗衡相协调的，是道义的代表。当然这种抗争有很多的困难。
为什么说儒家是主流，诸子百家或道教、佛教是儒家的补充？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儒家型的社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儒家奠定的。在中国的社会建构中，假如说我们有国家宗教，假如说我们有经典、教主，也有组织载体，宗法社会、文官制度与官私教育机构等，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士人）作为领导阶层，以它的意志与理念指导着世俗王权。所以在西方，基督教有很强的独立性，它有土地、财产。比照之下，中国的历史上佛教也出现过短暂的寺院经济等类似情形，但马上有“辟佛”，有“三武一宗”法难。为什么？它影响到世俗王权的经济利益，乃至造成一些民生问题，所以中国没有出现和王权并立的独立宗教，而有儒士集团或士阶层集团。几乎是在神权和王权比较整合的情况下，士阶级以自身的理念或道义的担当直接批评和干预社会治理。比方说董仲舒，董仲舒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给世俗王权戴上一顶帽子，加上一种神权，作为王权之上的管束、制约的力量。中国历史上确实有神权和王权的逐步合流，但是在王权内部，也有知识分子的参与，这种参与也体现在制度的架构上。中国的制度文明很发达，如君相制、三省六部制、监察制等，相比起现代西方的政治架构来说，这些制度的力量较弱，因为它不是在外部的强烈批评，但相比起现在的中国，制约、制衡的力量不一定更弱。儒家的外王学很丰富，需要深入细究。儒家的内圣学是提倡内在的德化，发展开来，要求道德的政治。儒家的抗争还会遇到强大政治势力的反击，儒家知识人有时甚至是非常委屈的，这固然是因为世俗王权的一时强势，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感召与内在质疑，士大夫或士大夫阶层在历朝历代受到尊重。宋代是不杀士人的，它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这个规矩，所以说宋代的文化是比较好的。隋唐五代以后，社会发生了转型，士庶二元对立的结构解体，变成一个逐步平民化的过程，随之文化下移，因此而有“四书”，“四书”代替“五经”，成为人人诵读的书。其实，这个过程从汉代就开始了，但唐以前基本上还是“五经”的传统，宋以后是“四书”的传统，“四书”是什么传统？可以说“四书”营造了整个东亚的文明，成为东亚的精神家园，它的作用相当于《旧约》与《新约》在西方，《奥义书》在印度，《可兰经》在伊斯兰教地区的作用。所以，从文化精神、安身立命、信仰信念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化不缺乏这些。它确实没有诸如教皇、教会、神权的组织系统等。为什么没有？不需要！它适合东亚土地上生活的人民，适合稳定的农业文明的社群生活的发展。
中国的“五经”里，大量的材料反映战国及以前、汉初的中国人的民间生活方式、生活世界，强调一种礼乐文明，其中有深邃的天地人三才统一的系统的宇宙观念，尊重自然，合理的政治理念与聪明的治理智慧，以及不排斥宗教、自然与科学的中国人文精神。孔子是素王，即无冕之王，历朝历代的世俗王权的领袖们都要去祭孔，行释奠礼。祭孔大典、释奠礼，在春秋两季仲月第一个丁日举行，在太学、国子监、孔庙举行。朝廷与地方政府都举行。这当然有收买人心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精神价值上的诉求，表示国本之所在，尊重士人，尊重教育与文化。残酷的战争，王朝的更迭，更迭以后怎么样？更迭以后还是要回到孔子，反哺孔孟儒家。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一定要实行这种转移。它有一个文化意义，就是一旦到了承平时代，就要请出素王。战争战乱的时候，可以批孔，但平治天下不能还是用打天下的一套，一旦到了承平时代，一定是要有一个精神价值的，凝聚人心、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整个社会作为精神指导的孔孟之道。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传统社会的国教。
诚如诸位所说，这里涉及和西方文化相比的一些问题，但我们认为，人们还没有把它的存在的合理性讲透彻。我们可以借用唯物史观说明一下，为什么出现前面所讲的现象？社会的需要！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董仲舒不是向汉武帝作《天人三策》，假如这里有一个神权和王权既分又合的过程，由董仲舒重新构架一套以孔子为教主，以“五经”为教义的一个全社会的教士组织系统，那我们想想看，可不可能，或者说有没有可行性？即使有了，它会对中国社会的构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文化、儒家一贯平易合理，不出偏。假如那样，或许会发生更多的流血冲突，而且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当然我们不好假设，但总体来说，中国士阶层或知识分子还是一个领导阶层，即使在明代那样残酷的刑罚、清代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知识人的理念、人文价值以及所彰显的人格本身使其成为社会的领导者。
所以在王权形态上，若问到儒家起到什么作用，读过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儒家起到的是非常良性的作用，即它使得专制的政体成为开明专制的政体，改造政体的野蛮性，使之更加文明，软化其残酷性。这当然是很艰难的过程。我们可以看朱子写的奏章，还有历朝历代的很多材料。我们现在跟学生讲国学，同学们以为集部是文学，那就糟糕了。宋代以后的哲学史的材料大多是从集部钩稽出来的。你看士人的文集，什么都有，诗词歌赋，哲学论文，里面还有大量的参与政治的记录，奏章、条陈等。
如南宋朱熹在知南康和提举浙东时，努力劝农赈灾，宽恤民力，为减免贫困县的赋税和积年旧账，多次奏请朝廷。朱子为赈荒写了数以百计的奏状、札子、榜文、布告，想了一系列办法，逼使朝中宰辅同意他的救济百姓的措施。朱子曾向孝宗面奏七札，严词批评孝宗主政二十年的弊病：“大政未举，用非其人，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朱子忧心如焚，视民如伤，大修荒政，调度官粮、义仓，对富户中纳粟赈济者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对乘机哄抬粮价、放高利贷者予以打击，抑制强宗豪右，严惩贪官污吏。他深入穷乡僻壤，拊问存恤，提出具体应对荒灾的办法，关注戢盗、捕蝗、兴修水利等事。足见古代廉吏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儒家“王道”“仁政”思想，竭力减缓苛政对百姓的压榨，使民众谋得温饱。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正义原则在开明专政、温和的统治时期，在制度上同样得以体现。
中国古代有一种机制，即农家子弟、贫民子弟，不是通过做教士来参与文明社会的建设的，而是通过“有教无类”，一种开放式的平民化的教育，然后做官，使得世俗王权善化。许多农家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中国文化的机制。中国传统教育的结构和中国的文官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经常讲这一点，你们现在讲罗尔斯的正义论，机会公平如何体现？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不能读大学，为什么？因为那时是推荐，而我是所谓“黑五类”子弟，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汉魏两晋举荐制、选考制有历史的功绩，为什么还是被隋唐科举制代替？任何制度实行之后，慢慢就有了流弊，“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相对而言，科举制救铨选制之弊，更能保证普通平民子弟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比不学而仕、学不优而仕要好。
传统社会，一些下层小知识分子、乡绅商贾，在本地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兼法律或道德的裁判者，在民间仲裁矛盾，起调节作用，对民众做心灵慰藉工作。这些民间小知识分子、乡绅等，就相当于基督教的教士，但他们不脱离家庭，在社会与家庭中尽职尽伦。
我认为要了解民国以前的中国社会，它的机制、状况与1950年以后的社会是很不一样的。传统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文化价值指导，是通过士绅起作用的。民间士人把儒家价值带到社会下层。士人不只是整合、凝聚族群，更重要的是矫正世俗王权。在神权和王权没有特别分立的情况下，中国文化走出自己的路子。我认为，基督教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但是有的方面，我们是学不到的，因为中西方社会性质与结构不同。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有自身特质，儒家、儒学、儒教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