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 是否不仅含有链条的笫一节——“新”民主主义，而且含有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的信息呢！？

行文到二十二文为止，一方面想写清楚，毛泽东那代人始终坚信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另一方面想写清楚，毛泽东那代人的历史实际进程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国家主义（新新民主主义）——复归新民主主义（这个说法是考虑到毛与邓是同一代人）。目的是想说清楚“文革” 与“攺革” 的种子在20世纪50年代同时播下，试图开辟另一“视角” 重新审视“文革” 与“攺革”（ 以后会写出相关文章）。因此，我己花了很大的精力肯定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那代人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新民主主义，作为近现代中国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笫三条发展战略道路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回往《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在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的近现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行新民主主义，有可能导向“亡党亡国” 与中华民族灭顶之灾的危险？！但到今天，还没有讲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局限或者说没有讲到毛泽东那代人在成功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同时遗留下什么的问题。我的潜意识是针对今人的，即既反对今人为自己开脫历史责任，也反对今人将失误与不足统统归于历史“遗毒”， 开出的“药方” 是解决“问题” 有一个遥遥无期的“历史过程”。

从逻辑上讲，中国走什么道路，己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因为70年前，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的头脑中一直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的“理性” 的选择！而实际是，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20世纪50年代中国果真走上社会主义，历史就不会这个样子；同样，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果真走上资本主义，历史也就不会这个样子。

我在笫十八文中点到“拨乱反正” 反到那里为止的问题，并写道：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以陈云、簿一波、邓力群、胡乔木等为代表，主张反到1957年以前，反到1956年中共八大路线。陈云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右”，1957年以后基本靠边站。邓小平和刘少奇管事到1966年，毛泽东还把邓称为“副帅”， 他自己是“主帅”。 起初按照邓小平、王震等人的想法，不一定反到1957年以前，反到1966年以前也许就可以了。还有很多中高级领导干部，对于“统购统销”、“ 农业合作化” 与工业上的计划经济也是不喜欢的，他们要反到《共同纲领》，反到“三大改造” 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持这一主张者，实际上以赵紫阳等为代表的“经济改革派”， 其中包括大部分老中青经济学家在內。“经济改革派” 在当时阵容强大。凡是派倒台后，党內思想、路线争斗依然尖锐曲折，但有一个共同底线，就是新民主主义。如陈云就曾说过，如果1956年毛泽东逝世，那么，毛泽东无疑地成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陈云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坚持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今天回顾头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的初期，以赵紫阳等为代表的“经济改革派” 与以陈云为代表的“还原派” 有过一个蜜月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云似乎比邓小平走得更远些。“经济改革派” 又比“还原派” 走得更远些——但到新民主主义为止。直到1987年赵紫阳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十三大报告，仍然以新民主主义为底线。十三大报告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是隐含着新民主主义的逻辑指称。

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隐含着这么一个逻辑, 即一方面复归新民主主义, 另一方面是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然而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逻辑，实际运行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没有超越民主主义。既然没超越，那么，考虑到邓小平陈云等为毛泽东同代人，将毛泽东那代人的历史实际进程界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国家主义（新新民主主义）——复归新民主主义。如果硬要在新民主主义和实际运行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进行区别，大概只能得出“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 的结论。

我对毛泽东那代人的历史实际进程界定是考虑到甘阳与陈子明的一个争论的。2007年，春天，主张儒家社会主义的甘阳发表了〈〈中国的道路: 三十年与六十年〉〉（共识网），冬天，主张宪政自由主义的陈子明发表了〈〈一百二十年与六十年: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共识网）。 甘阳说：“‘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陈子明认为，当前需要形成的不是“新改革共识”而是“新宪政共识”。这种共识所寻求的“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应当把1888年以来的传统都整合进来，同时分清精华与糟粕。甘阳把1949年以后的六十年分为前79（1949—1978，毛泽东时代）和后79（1979—2007，邓小平时代）两段，陈子明把1949年以前的六十年分为前19（1888—梁启超时代）和后19（1919—蒋介石时代）两段。梁和邓时代拼成一个六十年，蒋和毛时代拼成另一个六十年。 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梁启超时代是那一横，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是那一折，邓小平时代是那一撇。但这一撇只写了一半，所以这个“之”字显得还很难看。他们俩人分歧与共同点很明显。共同点是将毛与邓加以割裂的。在以后的文章中我有专门的点评新左派汪晖等“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这一充满悖论的中国历史现代性演进，以及“泛中国特色”派（或中国模式论，或儒家资本主义，或儒家社会主义，或具有复辟倾向，或回归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或回归正宗马克思主义等等），包括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派等等每个流派中存有逻辑或行动的悖论，因此，这里不对甘阳与陈子明的争论展开讨论。我想从从何处来，现在何处，将走向何处的视角，将毛与邓时代看成是矛盾自我同一体，他们的理论体系是同源同息同构的，或者说他们的理论体系是有共同的局限性的。如果意识不倒这一点，既违背他们的“实事求是” 的初衷，也无助于反思“文革” 与“攺革”！？

这里的中心问题是要搞清楚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局限或者说要搞清楚毛泽东那代人在成功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同时遗留下什么的问题。

为说清这个问题先来看一看，新民主主义的载体“农村包围城市” 问题 。

说句实在话，1988年夏天，我在上海《社会科学报》发表《解救哲学贫困需要热情》一文，以及冬天在北京《经济学周报》上占用半个版面发表了《通过沼泽地带：挥起亚历山大王之剑》一文这期间，我还沒有专门思考“农村包围城市” 问题 。1988年夏天，中国“包产到户” 首创人李云河在《中国农村户学》一书还没有出来之前，已将他从1956年至1987年的十几篇油印文稿交给我了。起先李云河的十几篇油印文稿把我引向了寻觅新民主主义的旧踪重新思考“拨乱反正” 问题。但还沒有专门思考“农村包围城市” 问题 。直到1989年1月8曰在北京《经济学周报》读到《农村包围城市是喜是忧》的短文后，才开始思考“农村包围城市” 问题 。文章的作者叫立早，直到今天不知道他（她）是何方高人。这里将这篇文章全文抄录如下：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总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大国，在民主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中国的实际，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笫一次伟大飞跃。

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不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又一范例，但由于改造浪朝从广大农村轰然而起，使“一化三改造”的任务在工业化并未很好实现的情况下迅猛“完成” 了。

在欢庆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之余，也给我们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进入了应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以城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后，人民公社运动和四清运动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滔天大浪横扫一切，给人们留下的只是无尽的深思。

70年代末，新的改革浪潮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掀起时，中国又以独特的农村走在前列的方式揭开了自己的改革序幕。农村显示了生机和活力，农村推动着城市“包围”了城市，甚至乡镇（现在更有村队个体）企业也以其灵活的劳动组合与运行机制令人羡慕。

搞了几十年大工业，为国家作出过难以计数的贡献的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中企业）的企业家们面对中国农民企业的巨大成就，面对“农吃工”“ 小吃大” 的崭新局面而慼到惊奇，但在惊奇之余不免产生许多的困惑？

是啊，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还要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究竟该喜还是该忧！？

正是这篇短文，使我想起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糟得很”和“好得很” 的问题。1980年代“农村包围城市”是喜是忧的问题，事实上又再现了“糟得很”和“好得很” 的问题。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最初表达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当时的背景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农民运动相继展开。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个省，全国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915万多人。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当然，那时党内主流观点，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的，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右”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7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 的政变，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历史的实际进程是，中共由不重视武装斗争到重视武装斗争，由城市为中心到农村为重点，走过了曲折而又艰难的道路。从“八七” 会议到“南昌” 与“秋收” 起义，都没有达到“农村包围城市” 的地步。井岗山可以看作是起点，但在“遵义会议” 之前仍然有过反复。总体上看，新民主主义的“农村包围城市” 的武装斗争花了22年！

无论怎么说，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首先是由毛泽东设计出来的。左右毛泽东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的新民主主义第一个成功结果便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美国学者 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有一段话是：

——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1949年10月1日却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曰子。------，其深远意义决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决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点，给中国革命提出非常不同的和更加艰巨的革命任务。

美国学者 莫里斯•迈斯纳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对“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的新民主主义一个整体评价。但是，要知道，与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用“现代化” 的棱镜来透视共和国史不同，莫里斯•迈斯纳却从既是“现代化” 又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视角全景式地探讨共和国史。莫里斯-迈斯纳终究是西方学者，与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彻底否定传统中国，并以此为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一样。因而他们不可能切身体会到，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被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彻底否定的传统重新“复兴” 的历史。而这正是“现代化” 在中国的难点与局限，

但我想有三个方面，史学家们绝不应忽视：

——一个呢，革命或改良，在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已经有欧美曰参照系，他们已经意识到，与“墨守祖法” 不切实际一样，“全盘西化” 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他们企图超越“中体西用”， 但在传统与近代的结合过程中，如同“中体西用” 一样，由于缺乏使两者结合的内在逻辑与有机载体，他们的主张无法在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效用；而在“五四” 前后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那里，既有欧美曰参照系又有俄国参照系，他们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思想，骨子里又脱不了“士大夫” 之气，他们是对孙中山的革命失望了的知识人土，对社会前途所作的看似新的理想追求，但当越过文化批判阶段而提出了各种各样设计，并以这个设计为纲领而行动时只能失败，直到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也只能是失败；历史终于只承认了毛泽东主张的现实性与可行性——走农民革命的道路——这是历史基础广远，现实基础深厚的农业文明的现存条件为依据的选择。

——另一个呢，1949年，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争夺中央权力一个句号——既表示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权力的结束又表示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权力的开始；在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里，中国换了很多国家中央政府；当然，夺取中央权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二千余年的中央王朝国家的克星有两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清皇朝从处于山海关之外的一个小小满族的地方政权入主中原一统中国证明了这一点，历次进了京城建立了年号的农民政权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在笫十四文中专门讲到，传统中国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传统国家，在近代清王朝（1840——1911）时期，还是千年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而且还是有“法” 有“天” 的，不然末代娃皇登不了基。中华民国（1912——1949）终结了千年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党权取代皇权后，国家仍然受传统惯性使然却又无“法” 无“天”，基本上是一个政党加军阀政治时代的国家。近现代中国，阶级的力量或所谓民主的力量仍不足以树立国家政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它不是一个阶级国家民主国家，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政党加军队政治的国家，国家仍然受传统惯性使然同样也无“法” 无“天”。 不同的是，前者是政党加军阀政治，后者是政党加军队政治，正是“阀”与“队” 一字之差，传统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得到“复兴”。传统中国，历代都有军队，但不能说历代都有军阀。历代统军除受皇权的支配遵循皇权的意旨外，别无自由，所有行动完全受皇权的指使。也就是说，统军虽率领着大军，但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受皇权的支配，所有军队是皇权的私有财产与工具，这便不是军阀。而军之所以为阀，是统军率领着大军，为所欲为，上天下地，唯我独专，不受任何势力支配，所有军队是他自已的私有财产与工具。在近代，中国的统军者，自袁世凯起，传统中国的约束力量不复存在，这时候，只有军事领袖为各方所借重，成为奇货。旧有势力要镇压新兴的民主势力，不得不借重军事领袖；如满清起用袁世凯与民主势力相周旋。民主势力要推翻满清，也不得不利用军事领袖。如辛亥革命，各省起来独立的都是满清属下的军事长官。帝国主义要在中国树立傀儡，更不得不利用军亊领袖。中国的军事领袖在旧势力、民主势力及帝国主义三方拿扯下，自然成为奇货。说得直白一点，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就是一个不受传统力量约束的军阀政治时代。在军阀政治里头，因军阀力量此长彼消而表现三个基本形式：军阀统治、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军阀统治是指霸占中央的军阀。霸占中央的，不一定能统治全国，只要得到几个列强的默认，对外代表国家，便可组织所谓中央政府。占据地方的叫军阀割据。割据一方的，几乎不受中央节制，事实上便是最高的统治者，与中央旡异的独立王国。军阀统治与军阀割据必然发生军阀混战。中共将党支部建到连队以下，政党取得军队绝对领导权，仅此就不叫军阀而叫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立国基础是政党加军队政治。当然，同样是一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还是有质的的区分的，一个是与城市大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结成联盟，一个却要与农民劳工联盟。但无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国家本质上是一个为民作主的国家，还不是一个让民作主的国家。

——最后一个呢，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传统中国以及自《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的特定的时空中，重新界定中国农民在近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在那些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中，农民成为坚决维护自已小片土地的政治保守势力。多数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伴随着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农民的激进主义的，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保守主义，马克思曾嘲笑“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 俄国革命，在列宁时代遇到过怀有敌意的农民，在斯大林时代有过一个与集体化恐佈相抗衡的阶段。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农村包围城市” 的武装斗争的22年，以及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农村包围城市”， 表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中国农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变迁与发展的载体，从来不“落后”。 而中国农民又事实上成为蒙受社会不公者，我们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做到不能只为了适应现实世界，而放弃对蒙受社会不公者的物质与精神的补偿这一最基本的伦理需求。

绕了这么一大圈，“农村包围城市” 是否不仅含有链条的笫一节——“新”民主主义，而且含有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的信息呢！？这问题，在前面立早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喜是忧》的短文中事实上有了明确的肯定的答案。这个信息就是：

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这个历史使命，已由从陈独秀以来的所有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大众完成。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近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但却有一个寻找现代与后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问题，而这个有机动力载体仍然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中国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行将不远应该让位于多党制，将取决于她在以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为载体的现代与后现代有机结合的历史性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

本文还沒有回答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局限或者说毛泽东那代人在成功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同时遗留下什么的问题，留给下文回答。

2012-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