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白色的山——我的援藏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8 次 更新时间:2013-10-14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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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雨迅  

南京要抽调教师援藏!我得到这个消息却非常偶然:那是1982年6月的一天晚上,六合县东王乡文教助理破例到中学来玩麻将,我也很难得地站在后面看了一会儿。文教助理一边摸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嗨,今天去县里白开了一个会,要抽教师援藏,没有我们的任务。”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像被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立刻回到自己的宿舍,翻开那本破烂的地图册,思绪早已飞向那雪域高原。我还立即给一位同学写信,通报此消息,约他去县文教局报名。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站在文教局人秘股长面前,提出无条件参加援藏的申请时,一向城府很深的股长显得非常高兴。原来,他正为援藏人选问题犯愁呢。他反复叮嘱我们:“这可不是开玩笑,千万不能反悔呀!”于是他给我们填了一份志愿表,让我们填上后加盖本单位的公章,再交上来。我见已赶不上回去的公共汽车,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回去,下午又骑回县城。在炎热的夏天骑车130里,是我有生以来仅有的一次。几天后,我就接到通知,说我已被正式批准援藏了,办事效率真的很高。我们属于江苏省第五批援藏教师,为期两年,由南京市负责选派,共60人,其中本县10人。我是本县北部山区唯一的援藏教师。通知还把出发时间定在7月下旬,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我还领到了300元着装费,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我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大一笔钱。

1982年9月8日,南京市政府为我们举办送行活动。9月20日,我们乘坐的伊尔18型飞机降落在距拉萨190里的贡嘎机场。我们一行60人终于抵达雪域高原。南京方面为了节省旅途费用,原来计划让我们乘汽车从青藏线进藏,却告诉我们乘车进藏比坐飞机安全。我当时就想:既然如此,胡耀邦进藏时为何还坐飞机呢?眼看西藏已开学,青藏公路仍不通,这才被迫决定让我们从西安坐飞机进藏。19日下午,我们从西安起飞。西安机场戒备森严,因为不久前,从该机场起飞的一架客机被5个人劫持,他们被机组人员制服后,全部被判处死刑。两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格尔木机场。上飞机前我们还穿着短裤和背心,下飞机时却穿上了棉大衣。让人不能不感慨大自然的魔力。在格尔木机场住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我们回到原来的机位上继续飞行。此行让渴爱旅游的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整个飞行途中,我的视线总是盯着无边无际的云海和像海岛一样突现的雪山。特别难忘的是格拉丹冬主峰,它像一支巨大的冰棍矗立在纯净的蓝天下。虽然它可能与我们相距达几百公里,但依然白得耀眼。有生以来,我的视野和心境从未有这样开阔。

贡嘎机场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大山谷中,它的北面是唐古拉山脉,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当我们走出机舱时,发现一切景物都亮得晃眼,空气中夹带着一股羊肉的膻味,跑道附近居然放养着一群羊。在等待班车和行李的间隙,我们席地而坐,有同伴打开了小收音机,收听到的都是南亚音乐。机场的班车终于来了,两名手持长枪的人把守在车门口,像押送犯人一样把我们拉到一公里外的候机室。随后,我们乘上山南地区派来的大客车,一路向东行驶。目的地是200里外的地区所在地泽当镇。我带着好奇的眼光一路观赏那陌生的环境:两边的山上既没有一棵树,也看不见草。天空蓝得出奇,我看见前方一座山顶有积雪,以为只有几十里远,结果走了200里,那座雪山还在前方,人们用一句俗话概括此现象是“望山跑死马”。车子基本上沿江下行,公路忽而紧挨江边,忽而离江水有几里远,中间地带全是沙丘。所谓的公路就是简易的砂石路,车子过后立刻扬起长长的尾巴。养路工保养公路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开着四轮拖拉机,拖着一捆树枝前进,让大峡谷的风将路面积累的灰砂吹到路基下面去,以免路面呈沙漠化,增大行车的阻力。途中,我还看到了几头牦牛,它们的腿很短,几乎全被那长长的毛掩盖住了。当见到我们的车子靠近时,他们争先恐后往路边山坡上爬,有时爬了一半又随着沙石滑落下来。显得非常憨实可爱。

泽当镇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与雅咙河交汇处,海拔3550多米,约比拉萨低100米。这儿拥有西藏最大一块农田,约几万亩地生长着即将成熟的青棵,我发现它实际上就是老家所称的大麦。这片平原上的树木也比沿途繁盛,但品种单一,都是高大的藏青杨。奇特的是,它的叶子有一面是白色的,这一面总是对着太阳,用以抵挡强烈的紫外线。泽当有2万人口,它不仅是山南地区行署和军分区所在地,还是乃东县政府所在地,因此算是西藏的一个大市镇了。我们被安排住在地委招待所,按规定休息适应半个月。招待所是一座新建的U字形3层建筑,各种生活设施非常好,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服务员大都是四川来的汉族姑娘。第一天晚上,我头痛得几乎一夜未睡着,第二天头脑也昏沉沉的,浑身感到很虚弱。当我在路边散步,看见几个藏族小孩迎面跑来时,心里就很紧张,惟恐他们会撞倒我,这种心态大概只有垂死的老人才会有。

尽管当地负责人反复告诫我们不要外出活动,我们几个还是无法抵挡大自然的诱惑,第二天就步行到江边去了,往返路程约10里。江边有一大片人工栽培的藏青杨林,林间都是平整的沙地,除了偶见一头牲畜的尸骨,就再没有别的杂物。此时的雅鲁藏布江还不到100米宽,江水像海水一样是深蓝色的,水冰冷冰冷的。江对面有一座山,看上去只有三四百米高,据说登上此山就可以看到布达拉宫。不过我们后来始终没有机会过江、登山,这种说法也就一直无法验证。

山南地区是江苏、河南两省对口支援的地区,其中江苏派教师,河南派医生。它是西藏面积最小的一个地区,但也有14万平方公里,比江苏省和上海市加起来还大不少呢。10月初,我们60个援藏教师被分配到近20个学校工作,其中有一半人被分配到山南地区所属的13个县。我们6人则留在泽当第一小学工作。这是西藏的样板学校之一,校舍整齐,教学条件也不错,比我老家的中学还强呢。我们两人合住一间宿舍。工作单位安定下来以后,我首先想到给母亲写信,因为这世界要数她对我最牵挂了。我永远无法忘记9月14日那一天的情景:母亲简直如同生离死别一般,精神几乎面临崩溃。当初,我报名援藏时是瞒着她的。直到被批准以后,我才慢慢地做她的工作,她见我的态度那样坚决,只好认可了。这样一来,她仅有的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服役,一个支边,成了社会主义文学中常见的那种伟大母亲的形象。然而,我的原单位以及当地政府却没把这当回事。那天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的没有一个官方人物。后来,我弟弟立了三等功,部队将喜报寄到乡政府时,居然扔在办公桌上个把月无人过问。后来还是我的一个在乡政府工作的同学偶然遇到我时,叫我自己去把那喜报取了回来。政府的职责、良知在哪里?难道仅仅表现在虚幻的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中。如果是乡长的儿子上大学,那末跑前跑后忙送行的人一定很多。政府的形象与感召力实际上完全是被自己给毁了。因此,母亲怎能不感到非常伤心呢?

“泽当”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猴子玩耍之地”,相传这些猴子就是藏族的祖先,泽当也因此被认为是藏族的发祥地。校园东边的贡布山上有个猴子洞,据传是藏族祖先最早的栖息地,是藏族人心目中的圣地。难怪山上总是经幡飘飘、香烟缭绕。贡布山大约有400米高,山势很陡,我有时甚至担心山上的巨石会滚落下来,砸烂我们的校舍,伤及师生。每天早上,由于时差的关系,加上贡布山的遮挡,阳光直到10点多钟才射进校园。我们渴望亲自去一趟猴子洞,寻觅藏族祖先的足迹。藏汉同事们都劝我们暂且不要去,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适应高原气候。

11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去攀登这座圣山。由于山脚曾是采石场,到处是乱石块,根本找不到上山的路,我们只好沿着山沟小心翼翼地缓缓前行。特别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老是听到有学生在叫我们,我们却看不见他们,不知他们藏在哪个石坑里或大石头后面。当我们好不容易登上半山腰,走出乱石堆时,早已累得喘不过气来。所幸山的上半部表层完好,甚至还残留着一些草根,比较有利于攀登。我们每往上走几十步,就不得不背朝山峰坐下,大口地喘气。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得很急,就对着手表数了一下,发现每分钟竟跳了160次。也难怪,我躺在宿舍时心跳还达到120次呢,而我在老家时每分钟心跳只有70次。高原环境对人的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有些当时就能感觉到,有的要过几十年后才能发现。我们就这么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顶峰。此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逶迤不绝的群山,当我想到这宏伟的气势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奋。泽当镇的景物自然尽收眼低,我们甚至可以看见从我们宿舍门前走过的人,只是看不清其面貌。

贡布山顶几乎是一览无余的,我们正感到困惑时,见东面坡下有人主动招呼我们。我们于是应声而去。原来他们有七八个人呢,是西藏文联组织青年作家和诗人寻根来了,其中一个年轻小伙子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扎西达娃。由于我们俩几年来在文学上屡遭挫败,因此对他们肃然起敬。东面的山坡极为陡峭,我们沿着“之”字形小道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有一个路段在深不见底的悬崖绝壁上面。我们一个个拉开距离,背对着深渊横着爬了过去,真是胆颤心惊。那一瞬间,我甚至对此行产生了懊悔情绪。猴子洞终于到了,与别处不同的是,洞口附近长着不少灌木丛,大约是一代代藏族人精心留下的。如同黄帝陵保留着许多千年古树一样。猴子洞还不到两米深,洞口直径也不到两米,若下雨时最多能容下5个人避雨。洞内石壁上有一些画像和藏文,我们都无法看懂,还粘有一些小面额的人民币。我们感到猴子洞与我们先前的想象有很大差别。我们往回返时才知道山上原来是有路的,路的标记是一堆堆乱石头。我们沿着这样的路下山时,觉得方便多了,再也不用经过杂乱的采石场。我想,藏族的祖先当年或许就是沿着这条路下山采集食物的呢。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搭上西藏文联专用的大客车,前往60里外的穷结县,专门参观吐蕃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陵寝。客车从泽当沿雅咙河向西南方向行进。所谓的雅咙河实际上只剩下干涸的河床,河床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它们证明了这条河的古老。河的两侧也都非常荒凉。车子过了穷结县城,再往西行驶不到5分钟就停下了。我们随着导游模样的人走上一个土墩,上面有一间很矮小的屋子。我们一行十多人轮番着进去,见屋内光线很暗,点着酥油灯,有一个守墓的老人在向我们介绍说,屋内供奉的画像是下葬在这里的十几位吐蕃王。我却意外地发现,这儿还供奉着一张达赖喇嘛的黑白照片。小屋门边有一块约一米长的小木牌,上面有一行汉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走出小屋,我们感到峡谷的风更强了,这也是木牌不能放在外面的原因。按照知情者的指点,我们才发现面前展现着十多个四方形的大土堆,土堆的顶部很平整,面积比篮球场还大。每个土堆就是一个藏王的墓,远处最高大的土堆正是松赞干布墓。我们脚下实际上也是一座藏王墓。附近的山上几乎看不到土壤,放眼望去,全是沙石。那么当年建这样庞大的墓群时光运土一项工程就非常浩大。经过一千多年风雨的侵蚀,它们依然如此壮观,而当年的气势就更不同寻常了。据介绍,国家至今没有对松赞干布墓进行发掘工作,一是顾及藏族的风俗,二是勘察的手段还不很先进。我们走下土堆,在墓群中穿行着。忽然发现一块近3米高的石碑,它曾经被折断过,上面刻满了藏文。我请教文联的藏族同志,碑文记载了什么内容。他们琢磨了好一会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上面刻的都是古藏文,他们都看不懂,1984年,此碑才被挖出来移入室内,竟有7米高。此行途中,我们还看到了相传是最古老的藏族民居雍布拉康。

直到第二年,即1983年夏天,我才去了一趟拉萨,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等景点。有关这方面的介绍比较常见,我不想再作记述。就这样,由于交通不便,我在西藏20多个月,实际上并没有游览到更多的地方。

泽当第一小学的规模不小,有28个班,师生过千人。校长是个姓宋的汉族人,两位副校长都是藏族人。全校有60多名教师,汉族教师大部分原是四川、河南等省的农村妇女,嫁到西藏后才转了户口,安排了正式工作,一般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藏族教师虽然大都受过正规教育,但实际文化水平却不高,有个教师当时任团中央委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7年(包括预科),却连小学三年级算术题都不会做。每个年级都有一两个藏语班,全部由藏族教师任教,学生也全是藏族的。其它班级的教学基本上与内地相同,教材是全国通用的,不同的是每周有几节藏语课。藏语班的学生每周也有几节汉语课,如同内地小学开设外语课一样。我教的是毕业班语文课,全班的学生有40人,其中藏族学生只占三分之一。学生的成分非常复杂而且见多识广:他们分别属于12个民族,来自20个省区。有一次,我请坐过飞机的同学举手,结果一大半同学把自己的小手举了起来。

当这些不同出身的孩子成了同班同学以后,他们在相互交往中知识面得到了迅速扩展,就连我有时都从中增加了见识。我曾经给他们布置过一篇命题作文叫《我的家乡》,结果至少有十几个学生写得很有特色。例如有个叫周晓明的同学记叙了四川省江津县盛产柑桔的情况,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前我以为只有浙江省才盛产柑桔。我还惊喜地发现,不少同学对作文的悟性很强,甚至超过内地的初中生。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叫旦罗的藏族学生对捕捉一只乌鸦的精彩记述;还记得一个叫次综的藏族女同学因为下河玩水而遭到母亲责罚的故事。我曾选了两篇学生作文参加国际少年通信比赛,不久,《中国少年报》在给学校的回信中说,其中一篇已在国内评选中入选,要求调查一下它是否确实为该同学所作。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我布置作文都是当场就交的,即使想抄也没有机会。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信息量是同学们作文取得成绩的主要因素。我们还办了一份油印的小报,专门刊载学生的优秀作文并评点。1983年夏,本校毕业生的升学考试成绩在全地区十几所小学中名列第一。

我的学生们都是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都天真无邪,对我无比信赖。他们有时喜欢把自己带来的零食请我品尝,什么干果、奶豆腐等应有尽有。我虽然一向不吃零食,但面对这童真的盛情,也只好品尝一点。我们在一起时常常忘记了自己属于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不过,藏汉语言不同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相互交流时往往用一种混合的语言。学生之间通常说汉语,用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使我也自觉地改掉了一些方言。当他们叫某个男孩时总是称“该依”,叫女孩时称“麦依”,这又属于藏语。一次,学校举办运动会,有两个藏族教师大概是对比赛分组或比赛成绩有意见,就有学生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在讲我的坏话,并将他们用藏语说的话一一翻译给我。我知道他们错怪了我,但也没当一回事,没去跟他们计较,弄得孩子们很失望。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与民族团结相比,那点儿事实在是太小了。有两个学生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当地称这些混血儿为“团结族”。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智商与别的同学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其中一个叫廖丽的女孩长得如同其名,皮肤洁白。后来我见到了她的母亲,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们竟会是母女俩,因为从她们的相貌上实在找不到任何共同之处。当时,国家正在分批从西藏内调干部,汉族人在西藏的比例随之锐减。到第二学年开始时,我发现汉族学生只占全班的三分之一了。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些孩子的单人照片和毕业合影照片。

这里要专门说一下藏族人的名字。藏族人没有姓氏,名字一般都有一定的含义。如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名字的含义是“长寿的仙女”。最常见的起名依据是孩子的出生日,如星期一出生的叫达瓦,星期二叫米玛,星期三叫拉巴,星期四叫普布,星期五叫巴桑,星期六叫边巴,星期日叫尼玛。其中达瓦有月亮的意思,尼玛有太阳的意思,这与英文的意思有相似之处;有些名字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如“丹巴”意为佛教,“多吉”意为金刚,“格列”意为吉祥,“丹增”意为主管圣教的人等;有些文化落后的地方起名字很随便,很像汉族人的小名,如“那日”意为黑蛋,“白巴”意为青蛙,“嘎嘎”意为可爱的;还有一些名字是反映生理特征的,相当于汉族人的绰号,如“扎西巴杂”意为麻子扎西,“次丹堆古”意为驼背次丹,“巴桑甲巴”意为胖子巴桑。藏族人名还能表示性别,如同是星期一出生的,男的叫达瓦,女的叫达娃。由于藏族人取名时前两类居多,因此同名率极高。在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个班里,往往有几个央金、几个米玛,为了便于区分,就把他们称为大央金、小央金或大米玛、中米玛、小米玛。久而久之,这些人在填表时也把大、中、小写上,使之与名字形成一个整体。古代藏族人曾一度将家族名称当作姓氏排在名字前面,加上受一些有姓氏民族的影响,有些藏族家庭出现了姓氏继承的情况。如当时乃东县委书记扎西平措有两个女儿,名字分别叫扎西德吉和扎西龙珍。我最喜爱的藏族学生次综有个哥哥叫次佩,妹妹叫次央。这种现象或许最终能导致出现姓氏。生活中还有些藏族人的名字与汉族人一样,更常见的是没有姓氏,如“玉红”、“玉珍”、“小红”等,我有个学生甚至叫“文革”,他是个皮肤黑亮,极为好斗的学生,叫上这么个名字还真是名副其实呢。

我们按照领导的要求,非常注意处理好与藏族教师之间的关系,惟恐节外生枝,影响民族团结。有一次,一位藏族教师看中了我当时戴着的钟山牌手表,想用走私的瑞士表与我交换。我一再解释我的表只值30元,没有他的好,他就是不信。我坚持没有换,我担心他一旦知道两只表的实际价格后可能会反过来说我骗了他。我们宿舍隔壁住着两个藏族人,都是本校食堂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他们每到子夜一两点钟时就敲我们这面墙,而且连续敲打两三个小时,弄得我们无法入睡。我们深感苦恼,却不敢找他们说理。有一天,我实在无法忍受,就去敲宋校长的门。宋校长让我转告两位藏族伙夫,叫他们别敲了,影响别人休息。这一招果然管用,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家都很怕校长,因为校长是佩了手枪的。

有一天晚饭后,我与本校4位藏族青年教师一道出去散步,闲谈中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们说,每当看见穿公安制服的人进了校园,就担心是来抓自己的。我感到很奇怪地问:“你又没犯法,怕个什么?”他们说不清原因。随后,他们无比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的国王就要回来了!”说着掀开各自的外衣,在胸口露出一张两英寸大的达赖喇嘛照片。他们还竭力赞美一个在59年平叛时“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女英雄”,说她长得像天仙一般美丽。虽然我竭力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劝说他们,别轻信谣传,但他们的情绪还是越来越激动,以至大声责骂才旦卓玛、潘多等人是“民族败类”,只因为她们都嫁给了汉族人。那次散步使我亲身感受到西藏民族问题隐藏着危机。仅仅几年后,这种危机就公开爆发了。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与当地的汉族教师之间发生了不少摩察。前面说过,这些汉族教师大部分原是内地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也不高,我们的到来不仅使她们在工作上显得相形见绌,还激起了她们对我们能重回内地工作的羡慕和嫉妒。基于上述原因,她们对援藏教师特别挑剔。有一次,学校组织教师听一名援藏教师的课,这个青年教师原是南京市区的中学教师。那天的课其实上得不错,她们却横挑鼻子竖挑眼,偏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有两个援藏教师因在学生家里吃饭被处理,与她们的推波助澜也有很大关系。到第二学年,这种攻击矛头一度也指向了我。有一次开教研会,女教导主任当众批评我工作不负责任:“有家长到教育局反映,都上到第10课了,他才布置两次作业,还不认真批改。”随后,宋校长派另一个女教师背着我收走了部分学生的作业,同学们纷纷把此情告诉我。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将全班的作业本搬到宋校长那儿。它们表明我实际上布置了14次作业,而不是两次。我要求教导主任在相同场合澄清事实,并赔礼道歉。宋校长愠怒地说:“你想在这个问题上弄出什么是非,那是不可能的!”我说:“那也总得实事求是呀。”他忽然发了火:“你就这样对我说话?”我也不甘示弱地回道:“难道我应该跪着向你说话?”我还批评他派人背着我查作业是“文革”作风。他倒没再说什么。几天后,他终于单独向我说“那事弄错了”,那个教导主任也跑到我所在的语文组,当众“自我检讨”,还请我们剩下的4个援藏教师到她家吃水饺,我坚决不参加。这种毫无来由的冲突我还遭到过一次:冬季的一天,本办公室的一个女教师忽然指责我们在教导主任那儿告了她的状。我们俩自然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就批评她别乱猜疑。她一下子认准是我告的状,立刻朝我扑来,并揪住我大衣的领口,在场的教师上前将她拉开后,她又搬起椅子朝我砸来。我却始终未还手,只是将情况向援藏队队长反映了。不久,这个女教师在一次教研会上作了检讨,并“希望两位老师原谅我”。我对此事的背景从未深究,至今也不知道是谁挑动的。我为人处世极为谨慎,两年里只在一个姓赵的学生家里吃过一顿饭,他的父亲是部队营级干部。那天,他们一家人一再强留,我看实在却不过面子才破了例。因此,不管怎么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确实找不出整我的借口,他们想搞臭我们、挤走我们的企图终于破产了。后来,援藏队队长召开援藏教师大会时,对我们有理有节的做法给予了赞赏。如果没有援藏队队部依托,我们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委屈甚至陷害。

这里,我要特别记述同行中的一位死者。他叫刘志勇,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进藏以前我与他并不相识,只是在山南地区招待所与他共同生活了半个月。他后来被分配到距泽当100里的扎囊县中学当教师,不到3个月,就听说他经常闹病。早期症状是断续发生头痛,这显然是缺氧造成的,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到后来,他几乎每天上午犯病,症状似癫痫,下午和晚上又好好的,可以说笑、打牌。其间虽几度去医院诊治,也查不出病因。不少人竟据此认定他是故意装病,不愿工作。直到他的病越来越重,医院开出“病危通知书”以后,人们才相信他确实病得很重,以前的传言也不攻自破。1983年春节前,我们的队长与一名医生护送他回内地治疗。他们一行3人却买了5张飞机票----刘志勇的担架占了3个座位。半年后,我们得到内地传来的消息说,刘志勇经多方医治无效而死亡,时年25岁。他不仅大脑萎缩,连浑身的肌肉都萎缩了。他的女朋友一直像亲人一样关心照应着他,但回天乏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生命的摧残有时是毁灭性的。面对这样的噩耗,我们真有兔死狐悲之感,同时我们对那位不知名的姑娘也充满了敬意。其实,在西藏突然发病死亡本不是稀罕事,就连享受较好医疗保障的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还有十世班禅先后都命丧高原。

西藏的冬季非常漫长,正如古诗所云:“胡天八月即飞雪”,公历9月下旬,天空就飘起了雪花。单位虽然每年给职工发放了6个月的烤火费,却并不能解决取暖问题。这儿的日温差很大,夜间零下十几度,白天又能达到零上十来度。上午10点以前,太阳未射进校园时,冷到滴水成冻的程度。为防止自来水龙头被冻死,只好在夜间将阀门开着,让它保持细水长流。一夜过来,水龙头下就形成了一座小冰山。有一天早上,学校为了迎接上级一个检查团,将校园认真打扫并洒了水。这些水立刻就结成了冰。当检查团成员在鼓乐声中步入校园时,接连滑倒了好几个,弄得大煞风景。为了取暖,我喜欢背对着太阳批改作业,我还每天晒棉被,这样晚上盖起来就暖和一点。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强紫外线的作用,我的几件外衣和两条棉被后来都像报纸一样不结实,最后碎成了片。我在西藏的最后几个月实际上盖的是棉絮。西藏冬季的风沙也很大,几乎每天下午两三点钟,随着太阳偏西气温骤降,雅鲁藏布江峡谷就会刮起12级大风。狂风卷起沙石将窗玻璃打得沙沙作响。尽管我们关紧了门窗,仍感到满口是沙子,很碜牙。为了防风,屋顶都是用白铁皮钉成的,但我们仍能听到屋顶被整体掀动的轰响。风停后,原本干干净净的窗台上已积下厚厚的一层沙。

这种恶劣的气候使峡谷大部分地段成为沙漠,1983年植树节我们曾经去几十里外的江边沙滩上植树,第二年又去同一个地方植树时才发现,上一年栽的树99%以上没有成活。冬季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长达两个月的寒假里,学校食堂每天开饭两次,只有馒头和炒土豆丝。我们与其他汉族教师一样通常不买食堂的饭菜,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不爱吃面食,二是感到不卫生。藏族人有个习惯,大便后不用纸擦,而是用手指抠,然后将抠粪便的手指在厕所的墙上擦干净。本校宿舍区的那个公共厕所墙上就布满了粪便的痕迹,学校为此每年将其粉刷两次,也无济于事。

为了方便教师自己做饭烧水,学校给每间宿舍发了一只电炉。冬季枯水季节,有限的发电量首先满足军政机关的需要,其次是一些拥有一定权力的单位,而我们学校则被称为三类单位。只有到下半夜别的单位都不用电时,才有可能给学校送一会儿电。因此,漫长的冬季里我们只好用烛光照明。那些劣质的蜡烛在运输储存中早已变了形,很难让它直立起来。即使勉强让它立起来,烛光也很暗淡,不仅无法看书,而且短短一会儿就在桌上淌了一大摊蜡烛油。不得已,我们只好将这些蜡烛熔化在罐头盒里,专做一个芯子。这样一来,果然亮堂多了,当然屋里的空气一定也因此而混浊不堪。就这样一直等到子夜过后,电炉丝会忽然响起来,然后渐渐变红,那声音如同一支动人心弦的乐曲,那颜色如同大都市的霓虹灯。我们在昏昏欲睡时会立刻被它唤醒,于是赶紧下床忙着做饭、烧水。一天中,唯一一顿像样的饭都是在凌晨1点吃的。吃完赶紧睡觉,致使我多次发生消化不良病症。到中午12点时,我们吃另一顿饭----用夜里烧的开水泡米饭。有时开水不够了,我们就点煤油炉将泡饭烧开。这段生活使我落下了终生的胃病。

虽说是煤油炉,烧的却是汽油。在严重缺氧的高原即便是汽油也很难点燃,我必须将煤油炉的两个火圈全部拿掉,再将八根芯子一一点燃,最后轻轻地将火圈盖上,动作稍快所带起的风就会将微弱的火吹灭。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少用煤油炉,因为汽油很难弄到。我至今都没有忘记邻居扎西央宗曾经送给我两小瓶汽油,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虽然它还不到一升,却解决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困难。

缺氧、寒冷、极度干燥和风沙,使我们经受着极为严峻的考验。然而,这些在我看来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将连续几个月吃不到蔬菜。老家人说:“三天不吃青,嘴里冒火星”。为了帮助我们渡过第一个冬季,学校采购来一批卷心菜、萝卜和土豆。我们学当地人的样子,在门前挖了一个坑,将这些菜贮藏在里面。由于高原紫外线强,这些卷心菜和萝卜分别长到20多斤重一个,纤维和淀粉含量很高,自然远不如老家的菜好吃。尽管如此,它们也是非常珍贵的。到元旦的时候,它们就全没了:一部分吃掉了,另一部分烂掉了。这以后的几个月只好吃老家寄来的香肠、偶尔买到的豆腐和学校发的罐头等。1983年春节,一位江苏同乡送给我们一棵大白菜,虽然它只有一斤多重,我们却感到非常珍贵。这时候,即使用两斤香肠也换不来一斤白菜。学校有一个约200平米大的玻璃温室,里面生长着青椒、西红柿,还有鲜嫩的小白菜。整个援藏期间,学校只是在第一个春节给我们发了一把小白菜。当看到宋校长家养的兔子在门口吃白菜叶时,我不由愤愤地想:我们还不如校长家的兔子呢!

1983年夏秋,我在门前那一小块地上大约收获了300斤大白菜、莴苣和四季豆。特别是四季豆结得特别多,据说本校教师从未有过这样大的收获。我的母亲是菜农出身,我儿时就会种菜,早在1977年,我在家乡当民办教师时,就在学校种过四季豆,而且收获颇丰。西藏的四季豆有一尺多长,而且很宽,做菜前必须用开水将它们煮一下,将水倒掉,否则食用后会出现中毒反应。暑假里,有好几个本县的援藏教师来泽当,有的在我们这儿生活了20多天,这些菜加上我们买的罐头大部分用于招待同乡了。因此,当第二个冬季来临时,我们还是遇到了吃菜的困难。我们宿舍的北墙有一扇小窗户,大约有20英寸彩电屏幕那么大。窗外是学校的菜地,地里还残留着土豆和萝卜。情急之下,我们就从这小窗口钻出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偷了几个。我们也准备着万一被发现,就趁便提出自己面临的生活困难,所幸未被发现。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再偷第二次。

后来,我居然成功地在宿舍里培育出了绿豆芽。我将暖瓶外壳倒过头来,塞了一些棉絮,再洒上绿豆,每天浇两三遍温水,一个多星期后,绿豆芽就能长到三四寸高。尽管数量很少,但做成菜以后味道非常鲜美。随着寒冬日夜逼近,室内温度也越来越低,连浇豆芽的温水也很难得。唯一的办法是在室内种小白菜。于是我从外面挖了不少冻土,敲碎后铺在我的床底下。然后撒下从老家寄来的种子。半个多月后,床底下果然长出绿茵茵一片。我欣喜欲狂,吞咽着碜牙的口水,满以为就要尝到久违的美味了。然而,又过了半个月,它们那细长的茎由于天生不足,成片地萎缩了。在阳光最充足的青藏高原,它们却连一丝阳光也未沐浴过,其萎缩本应是预料中的事。1984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我把门前那15平米的菜地深翻后灌上自来水,然后把剩下的菜籽全撒了下去。经过无数次热切的看望和漫长的期待,我终于在地里发现了第一点绿色。随后几天,绿芽一天天多了起来,我坚信,这次的希望不会再落空。哪知,我高兴得还是早了点。我的邻居扎西央宗老师告诉我:那些最先冒出来的绿芽不是小白菜,而是野草。我大为惊骇。她还细心地告诉我两者的区别:白菜的叶片像扑克牌的红桃,野草的叶片像黑桃。于是我将黑桃形的绿芽一一拔除,好让我那可爱的小白菜快快地生长。四月下旬,我拔了几十株小白菜,做了一碗汤。我像濒临窒息的人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一样吃了它,感觉到那滋味是人间一切美味都无法与其相比的。

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长期受地理、交通等方面的制约,因而一直保持着本民族文化。他们不仅仍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传统服饰,还保持自己的居住和饮食习惯。藏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藏传佛教的经文浩如烟海。尽管也有多个教派,但教人行善的宗旨是一致的。我至今还记得《西藏日报》的一则报道:1983年春发生了大面积青棵虫害。大批藏民每天凌晨去地里捉虫,装入自带的瓶里。农技人员要求他们将装满虫的瓶子盖上,将虫子闷死。可是藏民都不愿“杀生”,于是大批害虫又回到地里,继续危害庄稼。藏民虽然经常吃牛羊肉,但屠宰者都是职业化的。屠户遭到藏民普遍的鄙视,吃饭时不能与他们同桌,只能屈辱地坐在门槛上。藏民也不愿与屠户结为儿女亲家,认为屠户的骨头是黑的。

我曾经参加了本校一对藏族教师的婚礼。婚礼一共进行两天,第一天举行仪式,随后来宾与新人一道唱歌跳舞,喝青稞酒、酥油茶,吃奶豆腐及各种干果。跳舞的来宾都穿长统皮靴,脚踏在一块可移动的木板上,增强了节奏感。第二天中午宴请来宾,有八样热菜,其中麻辣牦牛肉特受欢迎,于是又加了几盘。藏族人并不介意来宾带了什么贺礼,更不想借办婚礼敛财。有的年轻人用红布包了一块砖作为贺礼,主人也一样很高兴地收下了。

藏族人还拥有自己的“春节”——藏历年。藏历和汉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汉历把60年称为一个甲子,藏历称60年为一个“饶琼”;藏历也有12属相,如1983年叫水猪年,1984年叫木鼠年等。藏历年与春节的时间并不同,如1984年的藏历年就比春节迟了30多天。在藏历年之前一个月,藏民就开始准备过节的东西。他们先是用小盆或小罐精心培育青稞。到新年初一,他们便将长成的青稞苗放在佛龛前的香案上,预祝新年丰收。接着,家家都要做一个名叫“竹素琪玛”的五谷斗,斗内盛有拌了酥油的糌粑和炒麦粒等,再将青稞穗插在里面,以庆过去一年的丰收,同时也预祝新年里风调雨顺,再获丰收。藏历12月29日(相当汉历除夕)晚上,藏民全家坐在一起,吃一种名叫“古突”的面团。面团里分别包着辣椒、石子、木炭和羊毛等东西,吃到这些东西的人都要当场吐出来,谁吃到包有辣椒的面团,就预示他在新的一年里嘴很厉害,吃到石子说明心硬等。当然,他们并不把这当真,只是博全家一笑而已。藏族人喜欢在新年升彩旗,而且尽可能升得高一些。从藏历新年初二开始,大家互相拜年,互祝“洛萨桑尔”(新年好),并互敬青稞酒、酥油茶,尽情玩乐。此时,排练多时的业余演员在热闹的地方演藏戏、跳舞,围观的人往往会随着唱,久久不愿散去。其中藏戏《格萨尔王传》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是经典保留节目,久演不衰。

我们刚到西藏时,就认识了几个四川籍的汉族姑娘,她们是山南地委招待所的服务员。在招待所生活的十几天里,她们对我们是如此热情周到,一下子就扫除了我们心中对高原的陌生感。起初,我们以为她们受过良好的职业训练,她们的热情也仅仅属于履行职责。后来我们才有了异样的感觉,原来她们只喜欢围在我们这些20出头的年轻教师身边。当我们在房间打牌时,她们会跑过来无休无止地站在我们身后唱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康定情歌》。其中一个姓付的姑娘不仅歌唱得好,而且人也长得不错。当我们即将离开招待所分赴各单位时,她唱的那些歌如怨如诉,甚至凄婉动人。我们到第一小学工作以后,她与一个同伴曾来校园约我们俩出去散步。我们已看出她们的意图,因而未加理会。几个月后,我们俩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她们俩忽然来到我们跟前说:“怎么,不认识了吗?”我们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话回应,客观上却造成了不理睬她们的效果,她们只好悻悻地走开了。自此以后,我们虽然离地委招待所只有几百米远,但与那儿的女服务员再没有过任何接触。后来,那个姓付的姑娘与一个姓朱的援藏教师热恋上了。这个援藏教师在南京市区工作,其父亲时任南京市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个人条件比我们强得多。他当时被分配在山南地区第一中学,与招待所仅一墙之隔。起初,那姑娘往他宿舍这边扔一块砖头,他就会应声而去与她约会。发展到后来,那姑娘也常到他宿舍来,两人亲昵时甚至到了旁若无人的程度。他们那种热恋的情景着实令人感动,然而,这份感情不可避免地被现实的难题毒化了。姑娘的心愿显然是想跟随他落户南京,可是这样跨地区的调动在当时几乎比登天还难。后来他毅然宣布,为了这份爱情,宁愿扎根西藏。他的想法不仅得不到家庭的同意,连我们援藏队部也不赞成。我不知道他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一番感情折磨和生离死别的考验,只知道他们最终还是向命运低了头。他完成援藏任务后按时回到南京,那个爱唱歌的四川姑娘终于被遗弃在高原。我虽然再也没有听到过她唱的歌,但可以想象出她的歌声一定更加凄楚动人。

我们远离家乡以后,与亲朋好友联系的唯一途径是写信。我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寄出的信约300封,因此,泽当邮局是我们常去的地方。邮局有个年轻女业务员姓夏,她是个可爱的汉族姑娘,每当我们去买邮票或寄挂号信时,都由她经手办理。只要我们一进邮局大门,她就会笑吟吟地起身向我们打招呼。她对我们的态度是那么亲切,我起初只当是她服务态度特别好。后来我们从她的口音里听出一点吴侬软语的韵味,一问她果然是江苏南通人。这使我们从感情上更贴近了一层。每当我们俩在邮局与夏小姐闲聊时,她的目光总是专注于我,仿佛我的同伴压根就不存在似的。这令他万分苦恼。直到有一天,我的同伴非常唐突地告诉她,我已经有对象了,我也当场加以认可。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时,我们俩一道散步,他忽然说要去夏小姐的宿舍看她,还特别嘱咐我先回去。我自然从命。然而,本校有一个山东籍的女教师告诉我的同伴,夏小姐早就不是姑娘了,因为她与上一批援藏教师中一个姓欧阳的已恋爱很久,而且同居了。这个欧阳是苏州地区人,当年也在本校工作,因此他与夏小姐的恋爱史许多人都知道。夏小姐自己对此也不否认。有一天晚上,同伴喜滋滋地告诉我,夏小姐说他长得很像欧阳。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暗示了。由于我受命护送病人提前离开了西藏,因而未能亲眼看到他们俩曾热恋到何等程度。不过,同伴与欧阳一样,同样没有能力将夏小姐调回江苏。同伴完成援藏任务回到家乡以后,似难舍真情,曾给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写过一封信,希望正式调往西藏工作,以圆秦晋之好,孰料竟毫无结果。这大概也不合夏小姐的初衷,她满心指望着随他调回江苏老家呢。夏小姐终于再一次被遗弃在高原。

以上两位被遗弃的姑娘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一无所知。令我感慨最深的当数夏小姐,一方面她是我的同乡,再一方面我与她接触相对较多、时间也较长。因此,她那明媚的笑脸此刻正在我眼前晃动。或许她的笑容里早就潜藏着哀怨,因而显得如此与众不同。我无法想象她面临那一次次不幸时,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甚至也不敢设身处地去想象她那悲戚的模样,仿佛那就是我自己所曾遭受过的创伤一样。

当年西藏的信息很闭塞,内地的报纸一般要到一星期以后才能看到,有时甚至一个月以后才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则要到两星期后才能由泽当的差转台播出来。这座差转台是来自无锡的援藏干部任国庆一手筹建的,十几年后,当他因食道癌濒临死亡时,全国各大媒体曾广泛宣传过其事迹。不管高原的环境与家乡有多大的变化,我的生活习惯却依然如故。读书和写作仍是我业余生活最主要的内容。本校有一间图书室,约有2000册藏书,书的种类很杂,有些甚至都不成套,可见买书者对书非常外行。我从那儿大约共借阅过200本书,平均每星期两三本。这是我读书最杂的时期,往往几本书同时读。与此同时,我还看过200多部影片,有一次一天就看了3部。一些国产影片的编剧者文学水平之低大大败坏了我的欣赏趣味。我为此写了一批电影评论,投寄给《大众电影》等杂志。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当年的一些观点也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它们无一例外地被编辑扔进了废纸篓。我在那严酷的环境下历尽辛苦、付出许多心血写出的东西竟全部杳无音讯。我对杂志编辑那种冷漠态度充满怨愤,期盼有一天人们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当时的《大众电影》杂志确实非常火爆,我也几乎把它当成高空一枚耀眼的星宿,简直不可企及。谁能想到,仅仅十几年以后,它就被淹没在很多后起的杂志里了。如今,我就住在《大众电影》杂志社附近,我几乎每天晚上散步时都会走到它的门前。它早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相信其编辑们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此间,我继续尝试写小说。当时,山南地区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山南文艺》,每季度出一期,其唯一的编辑人员姓张,是安徽人,他的妻子是我们的同事。他约我们给他写稿,我们是头一遭被人约稿,自然很重视。我们终于按其要求各送一篇小说给他。我的小说叫《少年达瓦》,约5000字。我描写了一个机智的藏族少年的故事,这多少借助于我的学生的形象,但立意不新。几个月后,张编辑告诉我们,他的领导有指示,《山南文艺》只刊载本地作者的稿件。然后他又向我们埋怨说,地委行署各部门的官员们也往他这儿压稿子,许多稿子实在不象样,很难编,但不用还不行。我愤愤不平地想,这些官员不仅享受着氧气袋、温房蔬菜和枯水季节稀有的电力,可以说占尽了一切好处,居然还附庸风雅,连这么一点好处都不肯放过!

与《山南文艺》的这次交道使我明白自己以前为何投稿无门了:内地那些文学杂志的人际圈子更大,面临的各种压力也更大,无名作者自然很难得到机会。这使我对自己将来能否公开发表文章越来越缺乏信心了。尽管如此,我仍没有放弃努力。我从事习作已经5年整,所写的各种文章和日记高达150万字,然而我至今仍未发表过一个字。这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要么在同事和身边的人眼里越来越显得迂腐可笑,要么自己陷入偏执与绝望。两者都可能毁了我,使我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天才与疯子的区别往往在于他们是否取得成功。事实上,家乡有些小市民已经在散布我有精神病,有人还试图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姑娘介绍给我。在他们看来,我只配娶一个同类人。我有点懊悔自己不该选择写作这条路,它使我的付出与所得极不相称。

我决定暂且放弃写小说,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我将绝大部分小说稿烧了。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我打算写一点有可能公开发表的文字,以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孰料这一想法一经实施,很快就有了意外的收获:1983年9月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刊载了我的来信,题为《希望尽快改变进藏物资倒流的状况》,虽然它只有几百字,但其影响范围却很大,它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仿佛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又先后在《文汇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几篇小文章,有的带有歌功颂德意味,有的不免含有违心之言。大约是这几家国内首屈一指的报刊很少刊载外来稿件,因此,我的文章下都标明了通信地址。这就给我带来了某种名人效应,我陆续收到来自二十多个省区的读者来信100多份。其中一封信来自日本姬路市,写信人是该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福田一郎先生。其他来信者大都是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他们把我当成神通广大的人,希望我帮助他们来西藏工作。我知道他们大部分人的思想陷入了误区,他们压根儿不了解西藏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状况,只把这儿当作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由于我饱尝过写信不被人理会的经历,因此我对这些来信大部分都回了信。

两年的援藏生活终于圆满结束。这段经历是我的宝贵财富,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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