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红色的网(续)——我的中学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0 次 更新时间:2013-10-13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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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雨迅  

1972年初春,我在家乡六合县四合公社上中学的时候,四合中学与小学还没有分家。因此我上学的地点没有变,只是从朝西的小教室搬到朝南的大教室,课桌依然是土坯垒的台子。每个年级仍只有一个班,但增加了许多新同学。我们这一级学生是通过考试录取的,我在全公社的小学毕业生中考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我的女同学竺修红,她现在是家乡的小学教师)。我似乎又找回了刚上小学时的感觉,自卑感也不象以前那样强了。在那所谓修正主义教育回潮时期,我的各门文化课都是优异的。我到底考过多少次全班第一,现在已无从查考。我却记得自己只有两次考了全班第二:一次是初一数学考试,题目特难,一共只有三人及格,我得了64分,排第一的李再山同学得了67分;另一次是初二语文考试,我得了91分,排第一的沈有银同学得了92分。因此,40年后的今天,我却还记得这两位初中同学。他们初中毕业后就走上了社会,一直从事体力劳动。

我能取得好成绩的主要原因还是我的失眠。我每天躺在床上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往事在脑子里过一遍,这自然就包括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我不爱接近老师,但这并不影响老师们对我的厚爱。关于这一点,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较深:刚上初一时,语文老师就破天荒地给我的作文批了90分,他说他从未给作文批过这么高的分数,还当着全班同学读了我那篇<<白毛女>>观后感。父亲后来也看到了这篇作文,他只是问了一句:“这是你写的吗?”还有一次政治考试,我实际只得了98分,老师认为我答题水平超出了初中生应有的程度,特别给我加到100分。至于数学考试,我上了初二以后,几乎每次都是满分。教数学的杨老师唯恐我会因此而骄傲,在最后3次考试时只给我批了99分,还把这个原因对全班同学讲了。谁又能想到,仅仅一年以后,还是这个杨老师却成了疯狂迫害我的主谋呢?

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上上下下抓教育的空气日浓。我经常把老师还未教过的题目做了出来,但也确有一些同学跟不上,只好抄我的作业。出于自卑和羞涩,我从不接触女同学,见面话也不说,她们也就很难抄到我的作业。我父亲的堂妹、我的小姑姑成了一座桥梁。她也是我的同学,与我家比邻而居,抄我的作业比别人要方便。小姑姑把从我这儿抄来的答案转给了女同学。这一年,四合中学还在全校学生中举办了一次语文、数学知识竞赛,各年级的语文试题是一样的。我不仅获得本班第一,而且语文成绩超过高中毕业班多数学生。我一度成为全校新闻人物,甚至传到了外校。学校发给我的奖品分别是一本练习册和一套三角板、量角器。我那时悉心期盼着老师经常出作文题,学校能经常开展类似的竞赛,因为那将是我获得赞誉的唯一途径。然而,这种机会又是多么少啊!我先后上了十多年学,尽管一向成绩优异,但受到学校奖励却仅有这么一次。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在学习上花多少功夫,大量的家务活也不容许我整天忙于学习。自我上中学以后的三年里,我家不仅养了鸡鸭,每年还养一头猪,采猪菜的任务全部落在我的身上。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提上篮子走向田野,采一大篮子猪菜。我至今还记得,猪最爱吃的一种植物俗称“灰灰条”,它一般长在背阴的地方。为了采到它,我多次受到蛇的惊吓。中午放学回家也是我最忙乱的时候:妈妈中午回不来,只为我买好了菜,我一边要赶紧淘米洗菜、烧火做饭,还得喂猪。被关了半天的猪听到人的动静,叫得令人心烦。我照顾弟弟吃完饭,还要给母亲送饭,这种状况从我10岁那年就开始了,并持续了多年。

忙完了那些家务活,我的乐趣就是唱样板戏和看书。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大唱样板戏,母亲和弟弟成了听众。有时弟弟也跟着唱。直到把弟弟唱睡着,妈妈叫我别唱了,我才意犹未尽地停下来。我几乎能把<<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从头唱到尾,直到今天还记得不少。不过,我从不愿意参加学校的宣传队。每当想起那段往事,我就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那时如有机会学点儿别的,该多好啊!

当时能看到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杂文、散文集。我读<<毛泽东选集>>和诗词的主要兴趣在其丰富的注释上,我的现代史知识最早就是这样获得的,它为我后来当民办教师和参加高考打下了基础。鲁迅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则更加深远,它不仅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还培养了我洞察世事的本领和批判现实的写作态度,并进而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鲁迅的作品是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启蒙读物,它使我产生了第一次写作冲动,不料厄运随之接踵而来。我还未满14岁就首次因写作而惹祸。

那是1974年1月,我们上完了初二第二学期课程,就放寒假了。由于学制又一次改变,我们要在初二上三个学期才能毕业。这个寒假一共只有14天,语文老师只布置了一篇叫<<寒假新事>>的命题作文,另外还要求我们向黄帅学习,写几篇日记。我在完成命题作文以外,加写了十几篇小文章,针对同学间存在的不良现象发表评论。由于这些小文章的写法大受鲁迅文风的影响,我就将它们装订在一起,弄个封面,竖写道:“向鲁迅先生学习”。历年的学生都惧怕写作文,而我一个寒假就写了十几篇,比老师一学期布置的还多呢,相信全校不会有人超过我。我期盼着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会因此受到表彰。我就是抱着这样满腔的热望将厚厚的各科作业及日记交给班主任杨老师的。第二天,杨老师果然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去。我一进屋就看见他的书桌上放着我的寒假作业。我激动得心跳都加快了,怕承受不住他对我的夸奖。然而他并未像我期待的那样,而是翻开我的一则日记,面带愠色地说:“你这么写不好”。原来我在这一则日记中记述道:“同学们纷纷议论杨老师与一位代课的女知青关系不正常,这已降低了杨老师在同学中的威信”。我见杨老师是这个态度,就说那就把它撕掉吧。没有得到杨老师的表扬使我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后来我果真把日记撕了,以为这事也就过去了。事实上,已经结婚生子的杨老师与那个女知青的关系已发展到公开化的地步:他们不仅在宿舍里共进三餐,晚上还在宿舍里摆弄乐器,俨然是一对情侣。杨老师的妻子原是其大学同学,正在40里外一所中学当教师,风闻此事后曾来吵过架。我的日记对他实际上起到了警醒作用,他本该感激我才是。因为此后不久,国家就狠抓了基层干部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的行径,还处决了一批人。于是,人们把女知青戏称为“高压电”。当时,即使一般的男女关系问题也会断送一个干部的前程。四合公社一名姓金的党委委员因男女关系问题败露,竟从南京长江大桥上跳江自杀身亡。

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正式开学后,我们才知道,杨老师已不再当我们的班主任,他已成为学校的二把手,而一把手正是“文革”初造反起家的张广和,他曾经亲手殴打过我的父亲。新的班主任与杨老师一样,也是“末代大学生”,他一上任就宣布改组班委会,把我免去,换上公社书记的大女儿,其他4名班干部一个未动。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杨老师授意的,因为新的班主任原来并不熟悉这个班的情况。班主任把这个决定一公布,立刻在班上激起很大反响。有几个同学为我鸣不平,他们的理由是:原来的班干部是全班同学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要改组也得大家投票。有个同学当众问杨老师:“班委会是按你的意见改组的吧?”弄得他无言以对。一个名叫方可伟的同学还执笔写了一份小字报,贴在教室门口,题为“究竟要不要民主?”引来好多围观者(方可伟后来因此失去推荐升高中的机会,尽管他的父亲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过三次一等功)。当时的政治气氛是鼓励学生造反,反对“师道尊严”,因此竟没有人敢把它揭下来。尽管我和我的支持者所做的与官方提倡的不是一回事,但由于此事在广大师生中已产生广泛影响,他们只好做出让步,同意仍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改选班委会。为了确保公社书记的女儿能当选,他们将班委会成员增至6人。改选结果我终于继续当选,书记女儿连边也未沾上。我发起并领导的第一场民主运动终于以我们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我当时的心境与曼德拉当选南非首任黑人总统时是一样的。三四十年后,我仍旧感到那场斗争获得胜利实在难能可贵。

公社书记的女儿感到很狼狈,这对于自尊感极强的她来说自然是个很大的挫折。她那种当了几天班干部又被选下去的懊恼不可能不让她父母知道。半年后,书记将这位大公主送到县城第一中学读高中,某些想借此拍当地最高当政者马屁的人终于弄巧成拙。其实,书记女儿在同学中如此落落寡合,校方有很大责任。例如在减免学费问题上就不妥。全班同学有三分之二来自农家,大部分都很困难。每学期却只有很少几个同学被减免,最多减免一半,而书记女儿的学费总是全免。理由是她家8口人,只有两人拿工资,人均收入比一般工薪人家低得多。然而同学们都知道,书记家的实际生活状况不是那样的。我就一直没有忘记从书记家飘出来的肉汤的浓香。同学们对学校的做法有意见,却又没法提,只能私下议论或软抵抗。我上初一时,班主任见我还欠一元五角学费,竟把我从课堂赶出去,逼我回家拿钱来。我从小道走到砖瓦厂后,就决定不回家,而是躲在砖坯间玩了一节课时间,最后我回到班主任那儿,说回家没有要到钱,因为我知道母亲确实没有钱。这是我儿时仅有的一次撒谎行为。在这个问题上,自然有不少同学把不满转移到书记女儿的头上。加上她自己又很孤傲,我记得她进教室时,总爱拿个手帕掩住鼻子,做出恶嫌的样子。她还率先穿上了“江青服”,处处显出她的优越感,她变得毫无人缘就不奇怪了。

班干部改选结果使班主任也感到非常难堪,我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他在给班干部分工时,指定我为劳动委员,我那时身高还不到1.5米(我的儿子14岁时身高已达1.73米),是全班年龄最小、体力最弱的,而其他5位班干部分别比我大3至6岁,这样分工显然是给我颜色看。我默默接受了,决心做好这项工作,以免授人以柄。为了保持教室及门前的卫生,我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有时值日小组偷懒,地未扫干净就走了,我就独自把它扫干净。我甚至将自己家里的条帚、抹布拿到学校来用。我简直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仲春时节,田边的杂草已很茂盛,正是一年一度打绿肥的时候。学校给每个班下达了完成绿肥的数量,我再将它均分到每个同学身上。按以前的惯例,劳动委员只负责验收和掌秤,不必像其他同学那样去打绿肥。而我放弃了这项特权,在不影响履行职责的同时,我挤时间完成了任务,并主动交给班主任验收。我所做的一切不仅未得到班主任的称许,反而经常遭到他当众的讽刺与挖苦。他的做法使我的工作更加困难。一些投机取巧的同学见我不给他们放秤,对我满腹怨气,有的甚至指着我的脸骂道:“你算什么东西,当心我把你揍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拎来同样多的草,到班主任那儿都不用称就算完成当天任务了。刚刚14岁的我哪里懂得这些人情世故啊!(即使多年以后,当我长期在高层机关从事人事工作,并在某些方面有很大决定权和影响力时,我的做法依然没有多少改变)。在那个学期里,我在教室里被同学打过两次,班主任对我被打事件既不调查,也不处理,只是在班会上说:“你们怎么敢惹他呢?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物!”孤苦无望的我知道无处申冤,只有哭泣。我之所以被打,除了当劳动委员得罪人外,还因为我上一年学习成绩优异而遭嫉妒。如一个姓许的同学学习成绩仅次于我,就为此一直耿耿于怀,此前就扬言要教训教训我,还说我一家人不是他一家人的对手。20年后,我回老家探亲时在街上遇到他,不料他竟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我那时的学习成绩比你好。”我见他如此执着,竟然默认了他的说法。他比我大3岁,智商确实不低,但由于比我发育早,他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那20个女生身上了。他曾是在小学给男女同学配对子的主谋。平时上课,他回答问题极踊跃。他的潜在动力只是为赢得异性的好感,学得并不扎实。长此以往,只因别人没有像他那样抢着回答问题,他却误以为大家都不如他,以至自我感觉极好。上高中时,有一次老师见课堂秩序太乱,不由感叹道:“像你们这样,全班能出几个人才!”不料他竟"呼"地站起来,高声说:"能出我一个人才就不错了!"不过,这个"人才"后来连中专都未考上,在当了近20年商业职工后终于失业。

尽管我遭到那么多不公正,处境极为可悲可怜,却丝毫没有减低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我几乎与生俱来就有这种担当大任的使命感,这使我常常为一些本与自己无关的大事而操心。当时学校的风气已经发生逆转,“5分加绵羊”已成了批判对象,我却做了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我见教室两侧墙上空空如也,就用家里的纸和广告色抄了毛泽东、鲁迅的几条语录,又在家里调好浆糊,一大早赶到学校,独自将它们贴上了墙。记得这些语录有毛泽东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鲁迅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凡事总须研究,才能明白”等。我自以为做了一件大好事,同学们见到墙上的语录时也都感到新鲜,有的还赞赏我字写得好。我选这些语录的动机有两个:一是期望同学们像我一样不为时事所动,始终热爱学习;二是暗示同学们,我所遭受的委屈是另有原因的,希望得到道义上的支持。“凡事总须研究,才能明白”就含有这个寓意。后来的事实表明,我的努力不仅都是徒劳的,我的处境反而因此更艰难了。校方把此事通知了我的家长,父亲因此责备母亲对我疏于管教。我却始终回忆不起来父亲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批评我的,或许是我自认这样做没有什么错,根本没有听进去。直到今天,我也看不出一个初中生这样做犯了哪个天条。不过,我还是按父亲的意见将贴在教室的语录全部揭了下来,拿回家烧了。父亲大概以为这事也就过去了,然而校方并未善罢甘休。转眼就要毕业,学校当权者几次三番地申明:升高中不采用文化考试的办法,而是像“工农兵学员”那样用推荐的办法,表现不好的不得推荐,推荐了学校也不接收。我的内心本来已像林黛玉一样敏感,听了这话自然十分清楚自己将失去升学机会。一股彻骨寒意已浸入我的骨髓。

与我心境相反的是,班主任似乎正春风得意,同学们发现他常常把本班一个女生叫到自己的宿舍去,谈得很欢。本校此前已发生过一起老师把一名高一女生肚子搞大的事,最后只好结成夫妻。这些来自城市的末代大学生们,被分配到乡村当教师后,确实面临着择偶的困难。于是他们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学生身上,被他们看中的自然是长相比较出众且有城镇户口的女生。在一所仅有十几个教师的学校里,一再出现这种有损师德的事,确实败坏了校风。班主任的所做所为,哪里逃得过同学们那几十双眼睛。有几个男同学一发现那位女生去了班主任宿舍,就用一面小镜子对着太阳,使阳光透过窗玻璃反射到宿舍内的屋顶上,那一片圆圆的阳光在班主任宿舍的屋顶上不住地晃动,搅得他心神不宁。班主任为此而恼羞成怒,却无可奈何。甚至有同学带我一道去研究班主任晾晒的棉被,还指出了几处未洗掉的精斑。

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终于结束了,我总算拿到了一纸初中毕业证、一张毕业合照相(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我的个子最矮,像个十来岁的孩子)和一份“成绩报告单”。在我的成绩栏里,除了班主任所任的政治、语文分别为“一般”、“良好”以外,其它七项主副科全是“优秀”。班主任还给我作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评语,我至今还保留着它。他在评语中说我“说话不朴实,作风不踏实,组织纪律性差(显然不是指课堂纪律,因为我是个很内向的孩子),”但又不得不承认我的“学习成绩良好,劳动较积极。”这短短的妙文确实颇费了作者的一番心思,由于找不到我实在的问题,只好闪烁其词,让人想起历史上著名的“莫须有”罪名。父亲看到这种评语很不高兴,认为这话不应该用到孩子身上;母亲更生气,因为街坊邻居只把乱搞男女关系称为“作风不好”。尽管如此,四合中学负责人张广和与杨某仍嫌不过瘾、不解恨,竟然诬陷我破坏课桌、砸碎教室窗户上的玻璃。

  我有生以来首次亲身体验到人性竟有如此卑鄙险恶的一面,实在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破坏公有财产绝对不符合我的人生哲学,我一生都在和这种人进行斗争。这还不算,此间他们还酝酿着更大、更荒唐的阴谋。1974年暑假的一天,父亲的两位老朋友来家中做客,他们分别是两所大队学校的负责人。他们向我们一家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四合中学负责人在公社“教革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竟然郑重其事地提出召开一场专门批斗我的万人大会,如同“文革”初批斗我父亲一样。由于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多数人认为这样做不妥,此事才未发生。我至今也想象不出他们能给一个14岁的孩子罗列出怎样“滔天的罪行”,后来我倒是悟出了他们这样做的动机,那就是借“批林批孔”的政治大气候,想制造出类似于黄帅、马振扶中学和张铁生那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事件,并借此飞黄腾达。如果他们当时搞成的话,我恐怕早已成为全国的新闻人物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现得很执着,第二年5月,他们就公然掀起了对倪岫云老师的迫害狂潮,并公开表明了其动机。关于倪岫云老师的遭遇,下面将专门加以记述。

我,一个年仅14岁,身高1米5的本地教师的儿子,一个一贯品学兼优、后来又成为援藏教师、南京市优秀"四有"青年、作家、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知识分子,一个为四合中学校史写下最精彩一页的学子,就这样在1974年7月被几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强行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

班主任对我长时间的敌意自然带来了反作用力,我的内心也渐渐滋长了对他的敌意。不过,我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我只采取孩子们所特有的方式进行了唯一一次报复:班主任的宿舍后面有一小块菜地,种着辣椒、茄子和丝瓜等。不过班主任自己从未付出劳动,全靠几个善于拍马屁的同学帮着伺候。一天晚上,我和三个同学悄悄来到这块菜地,将菜根一一拔断,两天后,它们全都枯萎了。我所参与的报复行动与这半年来他们无端加给我的迫害相比是多么不相称啊!大约十年以后,我在县城见到过这位班主任,他正与一个身材瘦小、长着一副哭丧脸的女人在一起,后来证实那就是他在三十多岁才娶上的妻子。他终于未能得到我那位皮肤白皙、面如满月的女同学。

至于迫害我的始作蛹者兼主谋杨某,在读到我的日记以后,与女知青的风言风语不久就平息了。然而,仅仅过了三年,他又故技重演,常常在宿舍与一位颇为风流的年轻代课教师一拉一唱,打得火热。这在本街一些年轻人中引起躁动和妒意。一天,当他从外地回校时,发现自己的宿舍一片狼籍,衣物和被褥被洒了硫酸、乐器被毁、连铝锅都被踩扁了。他一时气疯了,将自己的遭遇复写成传单,向各有关部门申诉。四个肇事者很快就查出来了,都是本街刚从四合中学毕业的社会青年,其中一个还是公社老干部的儿子。他强烈要求把他们当作打砸抢分子来处理,却未能如愿,最后只获得一些经济赔偿。这件事使他发现,他不仅找不到同情者,反而有人幸灾乐祸呢。他终于意识到,他已是不受欢迎的人。事实上,由于他与学校负责人张广和狼狈为奸,热衷于造反夺权,推行极左那一套借故疯狂迫害以倪岫云为代表的优秀教师和以我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家乡好几届学生的学业因此而荒废,前途为之断送。二三十年后,家乡的同龄人每当说到此事,对他们依然耿耿于怀。面对天怒人怨,他只好请求调离此地,回到精神有点失常的妻子和生来就痴呆的儿子身边,尽一点为夫为父之道。他离开四合中学时,我才17岁,已是该校的民办教师,与他成了同事。他感觉到了我对他的冷漠态度,我则亲眼目睹了他离开此地的凄凉景象,用“灰溜溜”和“落荒而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多年后,他调到县城一所末流中学当理科教师,据悉其业绩平平,却也知道用业余时间当家教挣钱。

我14岁就失学了,这令母亲为我的前途而深深地忧虑,她常责备我不该在学校“闯祸”。有一次,我提出去她单位做临时工,她冲我发火:“看你萝卜高一点,不好好念书,能干什么”。她怕人家嫌我太瘦小,觉得难开口。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依然非常困难,母亲因营养不良而长期贫血,常常头晕。如果我能做上临时工,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会得到较大改善。这一点,对母亲无疑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我终于获准去四合粮食加工厂做临时工。具体工作是将供销社收购的刺槐叶加工成面粉状,最后装入外贸部门统一制作的白布袋中,每袋70斤。生产车间就是原来加工饲料大屋子,一共只有两台粉碎机。而已收购来的树叶在院子里已堆积如山,撒落得满地都是,且每天都在增加。不仅火灾隐患很大,还担心遭雷阵雨影响其质量。因此,两台粉碎机必须日夜不停地工作。我上的全是夜班,这种夜班是要上一通宵的,但我不怕熬夜。夜班共有6个人,我自然年龄最小。我们分布在三个岗位上:一是负责将树叶运到车间里来,这是力气活,装树叶的大麻袋立起来时几乎与我的个子一般高,我当然背不起来;二是当司机,手执一截树棍,将树叶适量地喂进粉碎机,这活有点技术性,操作几天也就熟练了,这个岗位噪声和灰尘较大,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主要是夹在树叶里的金属一旦进入粉碎机,有可能蹦出来伤人;三是将绿色成品装入布袋,称好重量,用手工将袋口按统一要求缝上,再将它们堆码在指定的地方,这个岗位粉尘量很大,即使戴上口罩,一个班下来,鼻孔里掏出的也全是绿的。虽说哪个岗位都不轻松,但我的心境却比上学时舒坦得多:我可以靠自己的劳动生存,再不用担心别人讽刺、侮辱、殴打和无端陷害我了。何况与我一道当班的有母亲的同事,他们也尽可能地照顾我。其他临时工上一个班的报酬是一元,我因体弱,报酬仅八角。所以,我与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当我在夜幕下登上高处,将装满树叶的大麻袋往下掀时,我就像跟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一样,感到很有趣,而全然不感到困乏;当我在粉碎机旁喂树叶时,我把机器想象成我家养的那头猪,一边喂,一边念念有词:“吃下去,看你嘴有多刁”,“再不快点儿吃,看我怎么揍你!”干了一阵,我还会了一些技术,如粉碎机的金属筛子破了或者钢片磨平了,我自己就能换上新的,很快恢复生产,不用再去叫人来修理。大约是良好的心境掩饰了我的劳累,那两个月的通宵童工生活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痛苦记忆。只记得我在拖大麻袋时非常吃力,而别人是背着走的,我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什么叫力不从心。我还记得有一天凌晨三点多,一位阿姨见我连续在粉碎机旁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就主动来替换,叫我出去透一下新鲜空气。我走出车间,感到外面的空气确实很清新。我爬到麻袋堆上,双手兜住自己的后脑躺下,仰望着满天的星星。当听到有人叫我时,我发现天已大亮。母亲很快知道了此事,非常感谢这位同事对我的照顾。我与母亲一样,得到别人一点好处就终生难忘。

  这个暑假里我唯一挥之不去的烦恼还是升学问题。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一向不愿开口求人的父亲只好为我的升学问题而奔走,甚至硬着头皮去找造反派张广和。张提出,我升学的先决条件是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检查,承认破坏了校舍。我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不管家长怎么哄我还是打我,我都拒不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当我透过车间的窗户,看见本街与我同龄的孩子全都上学时,我的内心是何等酸楚、何等委屈啊!经过开始几天的煎熬以后,我向父母许了一个愿:我将自学高中的所有课程。母亲说那是孩子话,因为那样拿不到毕业证。父亲继续为我的升学而奔走,他甚至把公社书记、副书记请到家里来吃饭,这在我们家族历史上恐怕都是罕见的事。父亲的文才和书法在本地当属首屈一指,因此,公社冬季搞水利工程时,就把他抽到工程指挥部政工组搞宣传。由于这层工作关系,他与喜爱书法的副书记渐渐有了交往。于是,父亲把我升学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位副书记身上。父亲说:“我是个教书的,自己的孩子却没学上,就像卖香烟的没烟抽一样啊。”果然,副书记对我的处境很同情,愿意出面协调此事。为稳妥起见,父亲接受了副书记的建议,这才有了请书记吃饭的事。书记是个黑脸汉子,他女儿的肤色与他很像,所以在女同学中显得不出众。书记在四合公社已执政五六年,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在饭桌上自然是书记说话多,自然说到书法,因为书记本人也喜欢书法。当时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写一手好字,大约对各级官员产生了影响。直到将近30年后,我回老家时,发现"四合中学"校名竟是这位书记题写的。只是他修炼了几十年,可怜那毛笔字也不见长进。父亲曾为江苏省作家协会机关刊物<<雨花>>题写过刊名,地方官怎么就看不上他的字呢?为了招待好书记及陪同人员,我充当了伙计,上下跑得不停。话题终于转到我身上来了,书记说“现在的孩子读一阵书,劳动锻炼一段,再读书,再锻炼,有利于他健康成长。”当父亲表示无法再让我上学时,书记说:“老屠啊,你这想法可不好,这么小的孩子不读书怎么能行。我就把大姑娘送到城里上高中了,毕业后,我要把她放到生产队好好锻炼两年,然后再送她去上大学。”我从饭桌上的气氛看到,这个书记仿佛是个仅此于毛泽东的人物,有人似乎已把他当成了毛泽东本人加以崇拜。书记和陪同人员散去以后,副书记留下对父亲说,这样他去学校就好讲话了,他讲的就不仅是个人意见,而是党委的意见。因为那时实行的是“党委一元化领导”,学校自然必须无条件执行。

1974年9月下旬,我果然获准插入高一班继续上学。由于全公社有好几个初中毕业班,而高中只收一个班,这样教室就显得特别拥挤。好在高中不再用土台子当课桌,可以增加桌凳,否则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我入学时,一个空位子也没有。只好安排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过道上,在两张课桌之间搭一块木板算作我的课桌。全班大约有60个同学,其中有一大半是我初中同学,城镇居民的子女基本上都升入了高中。课堂秩序常常较乱,我也常常遭到捉弄:有时,我进了教室,却找不到那块木板,只好将书包放在膝盖上。木板被同学藏在密密的人堆里,知情者只是笑。有时,我伏在木板上写字,有人悄悄将我两头的课桌向外拉,木板连同毫无防备的我一道塌落下去,引来轰堂大笑。这些恶作剧表现了同学们的厌学情绪,同时不断把我的屈辱地位提示给大家。那些多年嫉妒我的老同学们因此而得到了满足感。

新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刘一明,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位"末代大学生",所学专业是德语。教我们数学与物理的就是倪岫云老师。倪老师是刚从外校调来的,同学们立刻发现他是那么与众不同:他的长相颇似列宁,已43岁仍独身一人。看上去他显得还要老一些,据说他是为了找对象,有意把年龄说小了。他上课时,总是自带两三支粉笔,其上半截用白纸包上了,以防劣质粉笔伤害手指。板书时,他的字体清秀而飘逸。特别让人奇怪的是,我们见他的宿舍里竟有四五个煤油炉和七八个铝锅,像个小食堂似的。据说他是在研究哪种煤油炉节省燃料。倪老师十几岁就考入国民党中央大学,上到二年级时,他那远在美国的哥哥曾劝他去美国继续深造,他没有去,而是留在南京迎接共产党和解放军。这样,他在中国大陆就没有一个亲人了。1957年,对新中国满腔热情的他被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六合县北部山区当教师,工资也随之降了两级。他从此不再关心政治,几年后,就被摘了"右派"帽子。当时,批林批孔运动对教育的冲击极大,物理化学课已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即使按这个教材也难以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一些脸皮厚的女生也常常捣乱,竟然称他"倪小伙子"。尽管如此,倪老师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职责与尊严。他常常给我们讲一些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如讲到原子裂变时,就顺便说起第一枚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历史;讲物质不灭时,说米饭烧焦后,把他损失的分子全部恢复过来,就能还原米饭;他甚至预知人类将来会用上可视电话,还可以将一部<<红楼梦>>放入薄纸片那样的东西里,到那时,一个图书馆的书,放在一个旅行包里就能拎走...。他讲的课很吸引人,课堂秩序相对好得多,但课后有不少同学认为他是在瞎说。如今,这些却正在成为现实。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在那特定的年代,长期独居在消息闭塞的乡村,过着举目无亲生活的倪老师怎么会知晓那么多当代信息技术知识的。在高中第一学期里,这两位老师难免受别人影响,几乎一致把我当成了一个坏学生。我为了避免再遭受厄运,也离他们远远的。然而,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终于彻底改变了对我的看法。班主任刘老师在“成绩报告单”上说我“不够活泼”(这与上学期给我的评语“组织纪律差”相去甚远),还给我的政治成绩定为"优良",这就彻底否定了上学期对我的评价。多年后,刘老师始终对我高看一眼,为我在恋爱上遭到的挫折愤愤不平,指责本街一些小市民有眼无珠。他还在工作上积极举荐我。我们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师生情。

第二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因有同学转走,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座位,刘老师还宣布任命我为学习委员,实在大出了我的意外(倒没有人认为这样宣布有什么不合适)。这使我那备受伤害的心灵稍稍得到抚慰,但伤口远未愈合。1975年3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坐在自家后院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忽然听到呼救声,我立即奔往几十米外的小池塘,见一个6岁男孩已漂到离岸约5米的水面上。我来不及脱掉棉衣裤,迅速扑入水中,把奄奄一息的孩子抱上了岸。一会儿,孩子的家长闻讯赶来,经过一番摆弄,孩子终于哭了出来。孩子的父母都在公社广播放大站工作,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当时对我们一家真是千恩万谢,因为孩子的母亲患有严重心脏疾病,不能再生育。我救小孩的消息被迅速传开,公社有的干部说,应该写篇表扬稿给县广播站。不过,这个表扬稿始终未见人写。我内心觉得这很不公平:金训华只是为了救一根落水的木头,还没救着就成了全国的学习榜样,都说他的精神可贵。我实实在在地救活了一个人,就因为我自己没有死,难道我的精神也就不可贵了?我从此就常常带着逆反心理看待官方的宣传。我救孩子的事自然传到了学校,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张广和在讲纪律问题时,忽然说了一句:“屠雨迅同学有了转变,他最近救了一个小孩”。仅此而已,未再多说一个字。我估计就连这番表态他也只是迫于当地舆论压力,显得极为言不由衷。

那时,班上已有二十多个团员,本班团支部书记也找我谈话,劝我写入团申请。因为杨老师还兼任着团总支书记,我深知自己的处境,担心若写了申请,不仅入不了团,反而会受到捉弄,所以直到高中毕业,始终未写这个申请。同时我的态度也是对几个支委的一种抗议:在我遭到如此不公正对待的期间,他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人为我说句公道话。现在看来,我是苛责了他们。因为在我后来的人生经历中,这样的人实在屡见不鲜。

倪老师对大家的学习态度很不满意,说大家是“中学生的个子,小学生的文化。”我却是个例外。有一次,他对我的母亲说:“你的儿子可以当他们的老师。”这句话对我是莫大的激励,我的学习兴趣本来就一直偏重于数理方面,企盼将来能当个发明家。然而一场罪恶的阴谋使我的心愿成了泡影。

1975年5月15日晚,天仍在下雨。倪老师的宿舍里依然漏得不停,以至无法休息。此前,倪老师已多次向学校负责人张广和反映,希望找人把屋顶破瓦换一下。张一直置之不理。倪老师见雨季来临,只好再次来找张要求修屋顶。据说,倪老师见到张时,带着怨言说:“你一家人呆着倒挺舒服,请你看看我的屋子漏成了什么样?”张说倪老师用脚踢了他家的门,于是发生争吵。事情本身就这么简单,而对一心想制造政治事件,使之产生全国影响的张广和与杨某而言,却可以大做一番文章。当夜,他们就把这定性为“5.15反革命事件”。第二天早上,我上学时,见街上已出现不少标语口号,记得有“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等。倪老师的教书资格不仅立即被剥夺,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学校安排学生轮番看守着他,连上厕所也跟着。自此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学校对倪老师的批斗会一场接一场。张广和可谓身先士卒,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批斗大会上常说的一句话:“倪岫云,你这个狗东西,你给我听着,你的右派帽子就握在我们革命师生的手里,你要是不老实交代,我们随时可以重新让你戴上。”为罗织倪老师的所谓罪证,学校安排专门时间,要求每个学生检举揭发倪老师的反动言论和罪行。同时还将倪老师押到各班巡回批斗,批斗会由各班团支部主持。我和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只听团支部书记高声叫道:“把反革命右派分子倪岫云带上来!”话音刚落,只见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团员把倪老师推上了讲台。4个团员分别反剪着他的双臂,还有一个负责压低他的头。稍不遂意,他们就使劲拧他的胳膊或踢他的腿。整个做派与"文革"初期毫无二致。为防止倪老师不堪凌辱而"畏罪自杀",他们将倪老师宿舍里的刀、剪等都收走。我也曾经被派去监视倪老师,我和另一位同学守在他宿舍的门口。整个校园的数百人都已把他视为另类。当我见倪老师独自拆装煤油炉时,不由想象着此前学校要开万人大会批斗我的事。我宁可咬他们一口,也不能这么受折磨。然而一看到批斗会上的气氛,我又胆怯了。因为那儿看不到一个同情者。有一天,我陪倪老师到邻近的公社医院拿药,走在路上,他忽然问我“你在看什么书?”我一下慌了神,赶紧将脸转向一边,没有回答他的话。我想,很多人不敢对他表示同情,实质上与我一样,都是害怕成为他的同类。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横行一时,正是利用了这一社会心理。

不久,张广和等人又把批斗倪老师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挂上了勾,而且他们的行动比中央的部署要早,他们把这当成自己重要的政治资本,言词也显得躁动不安。张在一次大会上说:“我们已把右倾翻案分子倪岫云的反革命案件报到县里去了,但是至今没有回音。从全国形势来看,右倾翻案分子活动很猖獗。这个反革命案件县里如果再不处理,我们就报到省里去;省里不处理,就报到中央去。总之,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否真的“报到中央去”,如果真的报了上去且得到“四人帮”的支持,那么他们在短暂的风光以后必将难逃制裁。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厌倦“文革”初期那一套做法,毛主席也刚刚说过“全国以安定团结为好”,所以各级基层组织对所谓“右倾翻案分子倪岫云反革命案件”持暧昧态度也就不奇怪了。因此,他们渐渐降低了批斗倪老师的热度,把斗争矛头对准其直接上级公社“教革组”组长。这位组长兼任着教育党支部书记,张、杨二人因入党的愿望未实现而对他充满怨气。随着毛主席逝世和“四人帮”的垮台,张、杨合伙炮制的这场闹剧终于无声无息地收场了。

倪老师则被调到县第一中学继续任教,不久还与一位38岁老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八十年代初,我在县城大街上遇到过他,只见他独自边走边说,旁若无人。有人告诉我,倪老师已患有精神疾病,不能再上课了。这以后,我的工作已远离家乡,关于倪老师的消息全无。不过,我还一直没有忘记他的不幸遭遇以及对我的启迪。1996年9月1日,我正在煤炭工业部人事司工作,在<<中国煤炭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智慧的明灯>>的回忆文章,在这篇近3000字的散文里,我把倪老师比作夜幕中一盏智慧的明灯,并记述了它如何被熄灭的经过。1999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向一个同学问起倪老师的情况,获悉倪老师已在3年前去世。由此看来,我仿佛早已在冥冥之中闻知倪老师的死讯,而这篇<<智慧的明灯>>正是特地为他所作的祭文。

张广和后来又演了几场戏。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开始搞“三大讲”,并清理“三种人”。张广和竟然在公社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述说自己曾如何受到侮辱和迫害。事实是由于他迫害倪老师,招来广泛怨恨,加上他教学能力低下,在师生中没有威望,于是出现了一些针对他的顺口溜,墙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辱骂他的口号。根本谈不上是对他的迫害。尽管他像个变色龙一样善于伪装自己,还是被免去四合中学负责人的职务,让他专职搞扫盲。仅仅几年后,他居然把尚有数千文盲的这个落后乡吹成了南京市“无盲乡”。<<南京日报>>还在头版头条位置专门载文介绍他的所谓先进事迹。当时,我正在四合中学当语文教师。同事们看到这个报道感到啼笑皆非,他们纷纷说“我家就有几个文盲,张老三(张广和)怎么没给扫盲?”大家都知道,张为了应付上级抽查,曾让许多在校学生答脱盲试题,一个学生做好几份,署上不同的姓名。张的无耻行为果然博得了基层干部的好感,这个本该清查的“三种人”却因此很快入了共产党。我愤然地写信给<<南京日报>>社,揭露张的真面目。上面果然派人下来调查张迫害倪老师的情况。人们却误以为是倪老师看到关于张的报道后,气愤地到县政府进行抗议,才引来了调查组。不过,这次调查过后,一切不了了之。九十年代,张调到县城一所新建的中学搞后勤,未到退休年龄就已中风偏瘫。这个几乎做了一生坏事,丧尽了天良的人在回忆往事时不知有没有一丝忏悔之意?

倪岫云老师被批斗以后不久,班主任刘老师因身体原因断断续续歇了好几个月病假。两位老师所任的课程先后由三个代课教师担任,其中一个是上海插队知青,另两个是比我早两届的本校毕业生(我的这3位老师1978年与我一道参加高考,全都落榜)。他们上课时,课堂秩序更加混乱,教学工作实际上已被废弃。同学们常常空着手去上学,能拿本书就算好的了,我也一样。母亲见状非常着急,几度逼我带上书包,其实带上书包又有什么用。可怜的家长们哪里想象得出学校已乱成了什么样子!

四顾茫然之际,阅读书刊几乎成为我的唯一兴趣。公社文化站时常买一些新书,还订有几本杂志,我将它们一一通读了。什么<<艳阳天>>、<<金光大道>>、<<大刀记>>等等当时流行的大部头小说我全都读过,文艺期刊只有<<朝霞>>和<<江苏文艺>>两种,我自然每期必读。其间也偷偷读过两三部“禁书”,因为是很不容易才借来的,我往往是一通宵读一部。这种书异常破旧,没有封面,当时并不知道书名。直到几年后,我上了大学才知道它们是<<苦菜花>>、<<青春之歌>>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年少的我对写书、撰文者的崇拜几乎带有宗教狂热,我把他们当成了神,以为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些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提高了我的阅读能力,部分弥补了我在语文知识方面应受的教育。继鲁迅作品之后,它们还成为我喜爱写作的第二个推进器,尽管那实际上对我是一种很深的毒害。1977年夏,我习作的第一篇小说<<阵地>>就是“三突出”的一个标本,我用8000字的篇幅编造了一个阶级敌人如何破坏粮食加工厂电动机的俗套故事。我误以为人世间的小说只能这么写,写别的就是歪门邪道,是毒草。

尽管我所看到的小说大都很缺少人情味,我仍能从字里行间隐约窥见到男女间的秘密。特别是焦淑红、林道静和冬妮娅几乎成了我心中的青春偶像,她们那鲜活美丽的影像时常活跃在我的脑海里。与此同时,我真切体验到自己体内正升腾起一股全新的活力,我终于发育了。上高中那两年,我长高了约15公分,使我在同龄人中不再显得那么矮小,加上我的皮肤很白皙,昔日的丑小鸭已长成了一副奶油小生模样。学校的风气更坏了,不仅经常出现酗酒打架事件,还有好几对公开搞对象。一个家住本街的女生竟然说,除了某某与某某两个男生以外,别的她都没眼睛看。这个女生果然与其中一个男生热恋上了,他们每天出双入对或到黄山等风景地旅游。我在日记里痛斥这些同学的人生观,其实我的人生目标又在哪里?我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学校生活已厌倦透了,我唯一期待的只是那张高中毕业证,母亲说,那对我今后招工时很有用。我唯恐授学校以柄,使他们借故扣发我的毕业证,因此言行都极为谨慎。临毕业前,学校组织的最后一次支农劳动,是顶着烈日去丁庄生产队锄棉花地里的杂草。我发现全班只有几个人来了。那些入了共青团、当了班干部和红得发紫的同学大都没来。后来,我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撞入了官场,这种唯恐权势人物借故整我的心态就常常伴随着我。

1976年夏,我终于拿到高中毕业证。其实我的内心早已被自立的强烈愿望所吸引,我立即去一个建筑队做临时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工钱一元。当时没有任何施工机械,工作的劳动强度很大,我那正在发育的身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最让我力不从心的是用铁掀抄混凝土,为了抄动它,我将铁掀把压在右膝上,使出浑身的力气,以至身子都蹲了下去。有时,我参加拆旧房,不仅极脏还时时面临墙倒屋塌的危险。有一段时间,我们去冶山铁矿建房,每天往返步行20里,过度的体力消耗使我的食量大增。我继承了母亲的秉性,干活时从未想过偷懒。有一天,外面正下着雪,我们只能搞室内粉刷。粉刷用的黄泥浸泡以后,要加上稻壳和石灰水,然后用脚将它们踩得粘合起来才能上墙。当时,人们穿着棉鞋还冻得打哆嗦,工头为难地望着我们几个,最后让一个年龄比我大3岁的小伙子去踩,他推却了。我虽然年龄最小,却自认为当英雄的时机来了,马上脱下鞋子去踩泥,一个多小时以后,我的双脚又红又肿,火辣辣的。那几个月,抬100公斤的沙石或肩扛50公斤的水泥是我们每天要干的活,有时要负重行走两里路,简直成了搬运工人。

在建筑工地打工那几个月里时,我常常得到陆秀朝同学的照顾。他比我大3岁,个子比我高近10公分。当我们俩共抬一筐沙石时,他总是将筐子往自己那头挪一点,以减轻我的负重。直到今天,尽管我们俩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且相距遥远,但友情一直未断。虽然我那诚实的劳动态度虽然得到了工头和建筑工人的一致好评,但自此以后,我的个子却再没有长高过。有好心人告诉母亲说看见我抬大筐时,走得踉踉跄跄,劝母亲别把孩子压伤了。父母决定再也不让我去干这样的苦活。

在我打工期间,国家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9月9日中午,我从有线广播上听说下午4点有重要内容要广播,当时自以为是久未露面的叶剑英去世。当听说毛主席逝世时,我和一同侧耳收听的父亲、叔祖父简直惊呆了。第一个反应是:“今后怎么办?”因为多少年来,我们所受的宣传教育都说“毛主席是大救星”,我们所享有的一切福祉甚至包括阳光、空气和水都是他的恩情。毛主席逝世还不到一个月,“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成了十恶不赦之徒。不过,政局的巨大变化一时还没有影响到乡村。我16岁了,虽然已经走向了社会,却看不出没有了毛主席,将给我自己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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