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静宁:当年我被推进手术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0 次 更新时间:2024-01-22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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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静宁 (进入专栏)  


我已经用“当年我……”这个标题写了好几篇随笔。这些碎片性的回忆文字,真实地反映了我曾经走过的路和内心的感受,以及对某些事件的反思。现在要写的是关于我在1954年被推进手术室作“肺叶切除手术”的事,我非常感激那个伟大的时代,感谢白衣天使们,也为自己手术成功庆幸!

一、不知者无畏

1953年我怀着极大的热情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我不仅奋发努力学习,还积极投入各项社会活动。入学头一学年就与同学金文一道,在怀仁堂向“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代表献花;我还作为司仪,主持了北医学生与刚刚上映的电影“白毛女”田华、陈强等主演见面的活动;在迎接志愿军归国的北京饭店的联欢活动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委员长、周总理、陈毅元帅等中央领导;后来,我还作为数名北医学生代表之一向彭真市长拜年;最难忘的是我与同学邱雪珂作为北医学生代表参加了毛主席在机场迎接伏罗希罗夫访华的欢迎仪式…… 但是,这只是我光鲜的一面。这些光鲜的活动并不能掩盖我从小就长期咳嗽的痛苦。幸运的是,我参加以上重大活动时咳嗽均处于平稳期,精神状态极好。

自从我进入大学后,生活水平上了好几级台阶。人们以为我是从上海来的,家里条件一定很好。我家住在虹口区吴淞路余杭路一个小弄堂里,别的不说,一是家家生炉子,烟雾腾腾,二是拖糞车来了家家争先恐后倒马桶,刷马桶离我们家最近,臭气熏天。因此当我住进明亮的学生宿舍时,虽然8个人一间,我已经很满意了,还特别珍惜医学院优越的教学条件。奋发学习,积极要求进步。

长年咳嗽咳痰带给我苦恼,体质消耗很大。我记得我8岁就咳嗽,剧烈时连续的咳,咳的喘不过气来,脸都胀红了,咳的不能与小朋友玩了。小时候用过偏方,在上海上中学时也看过医生,用过一些止咳药水。

大学的第一学年结束了,第二学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因感冒咳嗽加剧,我在校医院开了一张“三联单“就到北大医院内科门诊去了。一个中年医生作了即时处理后,要我一周后再来复诊。复诊时仔细听了我的病情,了解到咳嗽咳痰已有10多年了,就问我愿不愿意根治,这真是问到我的心坎上去了。我说,太愿意了,他说要在气管上作一个手术,我也爽快答应了。他说先要做一个检查来确诊,开了一个”支气管碘油造影“单子,并约定时间。这项检查是我平生经历的最最痛苦的检查,实在不堪回首!将碘油注入我的气管,在不断上下左右搬动我的体位使碘油充满双侧支气管时,碘油的剧烈刺激使我整个胸廓几乎要爆炸了!后经X射线拍片,确认了我的”支气管扩张“的诊断,医生当时也没有告诉我结果,我想医生已经肯定了我有手术指针。有意思的是,术后,我在学习”放射科“时,老师展示的X片就是我的片子,这样典型的支气管扩张是不多见的,那时我才看到我的支气管扩张好严重、好广泛啊!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通过课程学习我才知道“支气管扩张”是一种不可逆的呼吸系统病变,是一种进行性的恶性循环病症,如果病灶局限手术切除相应肺叶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接着我就住进了北大医院内科病房。在那里有幸遇到先我住院的、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才女、当今的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乐黛云先生,她成了我终身崇拜的偶像,才有后来我与杨工的“平生第一邂逅”,从而改变了我的命运。

不知者无畏。医学院大学一年级学的是一般公共课,有政治、生物、化学、物理、俄语。还没有沾医学的边。对气管、支气管、小支气管、细支气管、呼呼性细支气管、最末端就是肺泡这样的基本结构全然不知。医生说在气管上做一个手术,我以为很简单。我后来才知道我做的是全身麻醉下的肺叶切除术,历时8个小时,我的天啊,我的左侧3叶肺切除了下叶与舌叶两叶,只剩下上叶了。

我做这么大的手术,没有家长在场,事先医生也没有说有什么风险,手术签字是我的同龄人团支部书记签的,想起来真有意思,一切都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手术这样快定下来了,一是我渴望根治咳嗽,我什么也不懂,反而没有什么顾虑;二是医院的胸外科手术正在起步,正在物色病人,我是第3例。前面有两例志愿军战士不知是什么病作了肺叶切除手术,一例不幸死亡,一例我还见到的、我出院时他还没有出院,因手术后感染,胸膜粘连,多次胸膜剥离,苦不堪言。好在这些情况都是我手术成功后才知道的。

我是多么幸运啊!手术的成功,医院的医生和领导最高兴和满意了。不知者无畏,我就这样做了一个大手术。当时,我的政治热情很高,有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在被推进手术室时,只有乐黛云为我祝福,我心里拼命想刘胡兰面对铡刀时的英勇,我终于忍住了将要流出的泪水。在我与杨工相识后,我的21岁生日时,他走遍全北京,终于买到一尊美学家王朝闻创作的汉白玉刘胡兰雕像送给我,这是多么有意义的生日礼物啊!这尊雕像至今仍迄立在我家博古架的花丛中。

我几乎没有想过手术的影响与后果,真是不知者无畏。可能由于年轻,代偿能力还不错。可能由于性格不甘落伍,我丝毫没有因为比别人少两叶肺而有异样的感觉。由于全面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大变动,手术后3个月我复学了,掉了一班,我仍保持着勤奋与热情。我不顾医生开的免修体育课的证明,不仅上好体育课,还积极参加了当时学习苏联的“劳动卫国体育奖章”制度,经过努力取得了班上为数不多的预备级奖章。此外,经过严格的选拔(演唱与识谱),我如愿以偿地参加了郑晓瑛指挥的“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我还组织了北医诗歌朗诵社,我最投入的诗朗诵是一首歌诵刘胡兰的诗:“吕梁山上一片蓝,仿彿那战斗的烟雾还没有消散……”。在下乡短期劳动中,挖土,挑担,揷秧,割麦不落人后,行军拉练动作果断。虽然手术后右肺还有支扩病灶,时有感染加剧,总的来说还是效果比较好的。自从调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后,生活安定,健康得以改善,事业顺利发展。

二、难忘三联单

前面提到的“三联单”是一个历史现象,是当时公费医疗的一种看病挂号凭证和记账结账单据。是校医务室认为必须转院才开的。有了三联单,你不用带一分钱就可去大医院看病。那时病历是由医院挂号室保存的,首先凭三联单挂号,拿到自己的病历去相应科室就诊。以后的诊断治疗、包括住院手术的所有费用都分文不交。我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最后究竟花了国家多少钱,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北京医学院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北京大学独立出来的。座落在府佑街,景山旁的北大医院是历史悠久的临床教学医院,我在那里先住内科,是为外科手术创造必要前提,然后转到外科病房准备作手术,幸运的是又与乐黛云同住一个病房,难忘她的友谊与关爱。

我是1954年11月1日作的手术,11月15日拆线就出院了,算是很顺利的。出院后我就住在学校专门给病号休养提供的一间屋子里,吃的是学生食堂饭菜,也没有想到手术后要补充营养什么的。3个月后复学我就搬到班级女生宿舍了。

北大医院是平房结构,有一个很大的美丽的花园供患者休闲散步,我手术前穿着病号服在花园照的相片还收入了杨祖陶著《回眸》中。我手术前天天在花园作操,行走,还玩双杠倒挂。

三联单的使用在医院通行无阻。说来我自己都有点难以置信了。我无论看门诊作特殊检查、住院做大手术,输血达3000毫升,我没有交过任何一次费用,连费用是多少都不知道,所有的费用都是一张“三联单”包下来的。我一个在读大学生,对社会还没有贡献,就享受了建国初期、国家财政还不十分富裕时的100%的公费医疗,叫我如何不感动?叫我如何不努力?

我的手术没有亲人签字,手术后没有亲人陪同护理,一切的一切都是医院包下来的。我是11月1日上午8点进手术室的,全身麻醉作手术,下午4点出手术室,我被推到独自一间病房,享受24小时特别护理待遇,我手术后的特护是由一名美丽的温和的有经验的护士承担的,她要注意两个静脉点滴输液瓶,还要及时处理胸腔插的两根管子用两个减压瓶引流的情况,要定时量体温,血压,计出入量等等。特护很同情我麻醉过后的钻心疼痛,她协助医生要在我背部脊椎神经根部依次注射7针才能止痛,这样的操作重复了好多次。术后的饮食都是营养师配制的,按时送来,由于全麻后胃口不好,当着特护的面还是努力地吃,趁她不注意,我把鸡蛋扔在痰盂里,还骗她说吃了,真是幼稚不懂事,加强营养有利于恢复呀。由于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关照过,有时都不好意思,那一段特别护理实在令我难忘。

现在我要感谢我的小班同学对我的看望。手术后,我的小班同学团团围在我的床边,我麻醉刚刚醒来就说,你们怎么不上课,怎么来这里?同学说,“你做了手术,很成功,大家为你祝贺”,我当时还不相信呢!还问我真的做了手术吗?奇怪的是,我当时还不是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不停地叫着:“原索,原索!”乐黛云还以为我在叫心中的男同学呢,不是的,不是的,是生物学讲的动物分类,腔肠动物、原索动物什么的,这时我怎么会冒出这个词呢,这是很奇怪的,可能表明我脑子里还在想着上生物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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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们国家现在富起来了,多少现代化医院拔地而起,高至20-30层,电梯拥挤不堪。现在看病实在太难了,特别是未富先老的老年人看不起病,空巢老人、高校某些老知识份子晚景凄凉超出人们的想像,他(她)们得不到医疗救助,成为最弱势的群体。现在普遍认为真是看成不起病,住不起院,医院已丧失了公共福利的功能,动辙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有的名流医疗费用上百万。

此外,除医药费外,病人要请护工照料,每天180—200元,实在不堪负担。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少数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成为社会不公的最突出问题,成为医疗改革必须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

我有幸在50年代初期,作为一名大学生,经历了上学不要钱,看病动大手术不要钱,手术后还有特别护理。只是后来这种好的传统怎么就丢失了,这是医疗产业化的后果吗?

难怪有人说,千重要万重要,老百姓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最重要。这是再朴素不过的表白了!

肖静宁于珞珈山麓 2018-03-16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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