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健: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22-07-11 09: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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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健  

  

   摘要: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年初行科举,科考程式先“五经”而后“四书”,并保留“古注疏”,与元代科举既有关联,又有不同。三年后罢废科举,主要采取荐举方式取士,这与明初复杂的政治情势有关。洪武十五年复设科举,并规定科考程式定制,而以朱子“四书”为先,这体现了朱子学地位的趋于稳固。与永乐时期颁行三部《大全》作为科考文本依据相比,明初科举葆有较高的学术品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关键词:明初;科举;经学;四书学;南北榜

  

   谈到明朝初年的学术与政治时,钱穆先生有这样一个断语:

   明朝人得了天下以后,当然不肯照元朝人的,他们要推翻元朝人的一切。可是有一样没有推翻,就是科举制度。……明朝人仍要考试,而考试制度是跟着元朝的。元朝考试重要的是第一场考“四书”,“四书”已经决定取舍。第二场是考“五经”,因为从前都考“五经”,其实“五经”已不重要。明朝人就学元朝人的科举考试,先考“四书”,再考“五经”。[1]

   钱先生的这段话,就整个明朝的大趋势来讲是不错的,但如果考察明代初年的具体情状,却发现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明初(这里主要限于明太祖洪武时期)的科举考试,在十余年中经历了“兴-废-兴”的一波三折,科考科目也前后不同,从中既可以看出科举考试中“四书”“五经”之浮沉消长,又可以看出明初国家治理方略、经学发展大势,以及太祖本人的经学观。从科举看明初学术与政治,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五经”“四书”之间:明初科举之兴及科目规定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寒微,却能“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2]。在他尚为“吴国公”“吴王”[3]的时候,就曾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丙申,“命中书严选举之禁”[4]。可见朱元璋对于人才、对于选举的重视。又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三月丁酉,下令设文武科取士,令曰:

   盖闻上世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至于经纶抚治,则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岁,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选举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艺”,文武兼用,贤能并举,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5]

   这里关于“人生八岁”及“十五”所学内容的表述,显然受了朱子《大学章句序》的直接影响,可算一种“四书学”的话语;而“六德、六行、六艺”之说则出于《周礼》[6],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也确乎试图“上稽古制”,这又来自“六经学(或五经学)”的传统。从这一规定中还可以明显看出,朱元璋对于“经术”和“经史”传统,是颇为重视的。

   当然,此时的朱元璋仅是“吴王”,明朝尚未立国。洪武三年(1370),立国不久的朱元璋正式向天下颁布诏书,规定“开科取士,试‘五经’‘四书’义,举刘崧经明行修,召见奉天殿”[7],这是有明一代科举史的开端。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首行科举对于科目的规定:

   乡试、会试文字程式:第一场,试“五经”义,各试本经一道,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古注疏;《书》,蔡氏传、古注疏;《诗》,朱氏传、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古注疏。“四书”义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限三百字以上,诏诰表笺。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一道,惟务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第三场毕后十日面试。[8]

   在这一程式规定中,乡试、会试的第一场,是先试“‘五经’义”,再试“‘四书’义”,“五经”在前、“四书”在后,而钱穆先生所说的“明朝人就学元朝人的科举考试,先考‘四书’,再考‘五经’”,与之并非一致。那么,这一规定是否与元朝毫无关联呢?让我们考察一下元朝科考程式的基本沿革。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代初行科举时,程式规定如下: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9]

   这一规定最突出的特点是,汉人、南人的第一场考试中,先考“经疑”,再考“经义”。经疑从“四书”中出题,并且明确规定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基本依据;经义则从“五经”中出题,依据的书籍亦以程朱一派注疏为主。从顺序上讲,考试内容是先“四书”后“五经”。之所以有如此规定,应当与元代科举实行的主要推动者如许衡、王恽等都属于“四书”学者有关[10]。

   不过在元代科举推行了二十余年之后,至于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由于朝廷当权势力的强烈反对,科举被废除六年、停两科,至顺帝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才下诏恢复科举。科举复兴,朝廷对考试程式作出了调整。新程式中增设“本经义”“本经疑”,皆指“五经”而言。增“本经义”,易“四书疑”为“本经疑”,明显地增加了“五经”的比重,也加大了考试的难度。

   在至元元年中书省参知政事许有壬与丞相伯颜关于科举罢废的激烈争辩中,更多地体现出在如何看待选举制度及儒家品质方面观念上的冲突[11]。此外,在科举实际推行过程当中,“四书”与“五经”何者为重亦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比如当时即有反对者提出:“‘四书’赋题,世已括尽,宜兼‘五经’为疑问。”[12]这应该是至元年间恢复科举修改科考程式、增加“五经”比重的直接原因,也应该是明朝初年初行科举规定先试“‘五经’义”、再试“‘四书’义”的直接依据。从这一点上说,明朝人确实没有推翻元朝的科举制度。

   何怀宏先生依据乾隆年间所修《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九“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一语,认为:“这并不只是朝廷的一纸诏令,也是士人中一种相当广泛持久的共识。”又认为:“在‘经义’中,元明清均以四书义为首要。”[13]从科举史的角度来讲,这一判断对于明代中期以至清代而言大致是不错的,而对于元代以及明初来说,“四书”与“五经”则在进退消长之间。

   简言之,“四书”义、“五经”义首要地位不断更替的现象背后,实质可以表明:至少在元代以至明初,“四书”在科举领域还未取得如后世般稳固的统治地位。而且洪武三年诏书所言科考程式,即便提及考试“四书”,亦仅言于“五经”义外,亦试“‘四书’义一道”,并未如元朝皇庆年间及明代后来作为科考定式的表述中,规定“《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14]或“‘四书’主朱子《集注》”[15]。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明初科举领域的朱子学,相对而言没有元代中期及明朝中后期那样受到标举。

   那么,该如何理解洪武三年考试科目先“五经”而后“四书”的排列顺序呢?明太祖在当年的诏书中,曾追溯并标举成周之制,以为周代取材于贡士而使教化彰显,同时对宋、元以来科举既有肯认亦有批评,从而导引出明初实行科举以取人才的标准与宗旨[16]。从用意上讲,新的科考程式有革除前代科举之弊的明显意图。此时在明太祖的头脑中,科举领域,“五经”学传统比“四书”学传统可能更为重要。如此一来,科考程式规定先“五经”而后“四书”,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科举、荐举之间:明初科举罢废及其缘由

   在太祖及朝廷的满怀期待下,洪武三年的科举顺利进行,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无论在名额的分配(各地均有额数)、录取的比例(二百余人中录取一百二十,近乎一半)、程序的简化变通(不拘额数,俱免会试)上,还是在录取人才之品质(张唯、王辉等年少俊异)、对录取人才之重视(宠遇之甚厚)上,均颇值得称道,也正好满足了“天下初定,官多缺员”[17]的实际需求。

   然而科举仅行三年,到了洪武六年(1373),太祖便宣布罢废科举,他对中书省臣言:

   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材,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知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18]

   很明显,太祖对初行科举的效果非常不满,最主要一点就是“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且不堪实用,无法“以所学措诸行事”,故而无法实现他“责实求贤”的初衷。从统治者的角度讲,“归于务本”“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实用主义考量当然可以理解。不过从实际情形来看,明代的初行科举并非一无是处,“后生少年”不能“措诸行事”一说,似乎不能作为太祖罢废科举的充分理由。

   肖华忠先生认为,太祖罢废科举的真正原因有三:其一,“明朝立国刚刚三年,国基未稳,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对新王朝采取观望、怀疑甚至敌对的不合作态度,不热心仕途,因此对科举考试漠不关心。科举未达到明太祖朱元璋笼络士人阶层、扩大统治基础的目的”;其二,“洪武四年(1371)会试的结果,是中试者地理分布的极不平衡,进士的百分之六十六强集中于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这使明太祖朱元璋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这根杠杆,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地区间的利害消长和权力的分配失去了作用,科举未达到加强和巩固明王朝统治的目的”;其三,科举取士程序过于烦琐,并且参试和中试者人数稀少,形同虚设,不如“从起义将领中选拔各级政府官吏,直接任用国子监生作官和用荐举形式不断发掘和启用人才”这三种传统方式来得简便有效。[19]

   从思想的角度讲,毛佩琦先生认为科举罢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明太祖对待科举制以及士大夫的态度,他说:“为什么他不考虑对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进行改革,而是干脆废止了科举考试?其实,太祖所不喜者殆不止于此,连同这些建议实行科举的儒士们,太祖对他们也无太多好感。……真正的儒士在朱元璋那里是得不到亲近和实心委任的,……朱元璋的这一做法,也与他的出身和当时的形势有关。”[20]关于这一点,太祖的罢废科举,与他的罢废宰相之举,似乎正好可以相互印证,钱穆先生谈到明初罢相时就曾说过:“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于太祖。”[21]

问题是,废除科举后的人才选拔该如何进行?明太祖的选择是“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即推行他之前就采用的“荐举制”。如前所述,朱元璋在明代开国之前身为“吴国公”“吴王”时,就意识到人才选拔的重要性,比如他曾多次下达荐贤令。毫无疑问,在洪武三年正式开科前,荐举制是明太祖选拔人才最主要、最有效的方式。在国基未稳、尚无条件进行全国统一的大规模科举考试的情况下,荐举制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多贤能重臣也的确是通过荐举方式简拔而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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