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十八中篇）结尾时说自已关注着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以下四个问题：

——当代中国，真的需要再返到新民主义吗？

——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在当代中囯真的不容跨越吗？

——当代中国，究竟是统一还是分裂有利于发展呢？

——中国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行将不远应该让位于多党制呢？

本文拟给出我的思考结论。在给出我的思考结论之前，先对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作一扫描。

扫描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不能不说到凌志军和马立诚两位资深记者。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呈现出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凌志军、马立诚联手推出《呼喊——当今中国五种声音》一书。“当今中国，声音嘈杂”。书中把它们梳理为五种：主流的声音、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和民主的声音。他们对这些思潮进行反思，运用大逻辑大视野的审读和人物活动事件脉络的细节化书写，对五种主要思潮在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影响作出独立、深刻的剖析。这本书1999年1月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初版销售就达到200万册，引起海内外关注。今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了此书。凌志军和马立诚两位资深记者一直在扫描着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今年6月9日，在第113期腾讯燕山大讲堂里，马立诚做了一场《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的报告。在这场报告中他所指的八种思潮分别是：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嘈杂的声音，从20世纪90年代五种扩展到今曰八种了（腾讯公益网）。

当然，民间世俗对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也有一个说法：

——“改革派”（或者“邓派”）、 “传统派”（或者“毛派”）、 “社会民主派”（或者“欧派”）、 “自由市场派”（或者“美派”） 就是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的“四大派”。 这“四大派”之外也有一小派，这就是“新左派”——如果说欧洲的“新左派”是站在“社会民主派”立场上更多倾向于中下层利益，那么中国的“新左派”则既不属于以上阵营，又经常站在“社会民主派”的对立面，甚至成为“传统派”的同盟军。“改革派”属于“邓小平理论派”，也就是一方面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另一方面认同“生产力发展理论”,无论是“改革开放”、“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总体上而言都是对“传统派”的“理论修正”，那就是“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兼容并包，发展成为“中间道路”，既反对“传统派”的“教条主义”，也反对“社会民主派”、“自由市场派”的“西化主义”。 “传统派”属于“原教旨毛泽东思想派” ，是“四大派”中唯一的“复辟派”，也就是认为“阶级斗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更多推崇“领袖集权”，从而消弭社会差距。“社会民主派”属于“欧洲马克思主义派”，也就是一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接受列宁主义也不接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另一方面则主张改革向纵深发展从新进行权力分配。本来，“社会民主派”在欧洲属于“左派”，因为他们同情中下层民众，主张福利国家，限制高收入人群暴利。可是，由于中国的“左派”要比“社会民主派”更“左”，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右派”。 “自由市场派”属于“英美自由派”，对于民主、市场的偏好，远远超过对民生、民族的关注，或者说“自由市场派”天然是站在企业家一边，“经济发展”、“盈利”成为他们最大的关注。“自由市场派”站在“改革派”、“社会民主派”一边共同反对“传统派”的“复辟阶级斗争社会”，站在“传统派”、“社会民主派”一边共同反对“改革派”的“独享政权”、“对社会危机处理不力”。不过，“自由市场派”与“社会民主派”最大的分歧则是对“国家干预”的态度，“自由市场派”认为“市场的归市场”反对一切政府干预，认为“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效率”和“增长”，而“社会民主派”则认为政府必须“保护弱者”，因此必须干预市场经济避免“垄断联盟”、“弱肉强食”。

我想，民间世俗对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可能有这么一个基于利益倾斜的简单的判断：

——“改革派”拥有全国绝大部分政治资源，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的“合法性”， 多半是“官僚集团”及其追随者。 “传统派”更多是毛时代的“遗老遗少”和改革开放的失意者。“社会民主派”则多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企业白领。“自由市场派”多半是“企业家集团”及其追随者。 本来，“传统派”作为唯一的“复辟派”，“改革派”作为唯一的“当权派”，“自由市场派”作为唯一的“非干预派”，都可能引起其他派别“合纵”，只有“社会民主派”可以综合各方利益从而获得长足发展，可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社会民主派”实力最为脆弱——因为“传统派”有党内元老支持，“改革派”有国家政权支持，“自由市场派”有财富势力支持，唯独“社会民主派”属于“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处于“论战”中最不利的境地。

从逻辑上讲，要回答我在文中开头的那四个问题，必须首先对以上八种思潮或五个派别逐一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检讨”， 即“检讨” 他们对理想演绎的规范理论；“检讨” 他们对一般现在时态的描述的经验理论；“检讨” 他们对现在进行时态的从现状到理想的路径的战略、策略和社会工程技术。

但事实上我无能力做到这些。这里，我用简单再简单一点的思路，将那个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派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新左派单例出来，并将除此之外的所有思潮（或中国模式论，或儒家资本主义，或儒家社会主义，或具有复辟倾向，或回归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或回归正宗马克思主义等等）统统称为“泛中国特色”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觉得上述具有相当复杂性和差异性的各大流派, 都有一个难以跨越的屏障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就是每个流派中都存有逻辑或行动的悖论。而那个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派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新左派的言说，都可以说是立足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上思考当代中国的未来走向的，若从哲学层次上搞清他们各自潜层的世界图景的差异性根源，基本上也能解释清楚“泛中国特色”派中各流派的局限性。借用佛家文化的术语，每个流派各有各的“我执” ，从而得出各自的“自我” 解释。背后有一个差异性的潜层的世界图景 在支配着他们。

前段时曰，读到吴稼祥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和出路》一文（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２曰共识网）。吴稼祥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但对自由的强调不应导致对民主的怀疑和对革命的排除，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清醒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同时是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吴稼祥在这篇文章中讲到一句客观实在的话：如果说，新左派陷入的是形式逻辑上的悖论，自由主义者在中国陷入的是行动逻辑上的悖论，故尔称之为困境。读完吴文才明白，困境就是主张宪政自由主义者们存有对民主的怀疑和对革命的排除的倾向，故称行动逻辑上的悖论。这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吴稼祥是切切实实地体会到悖论的“意义” 了。

据考，“悖论” 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路可走”， 转意是“四处碰壁，无法解决问题”； 在英文中包括Paradox，指“同人们通常的见解相抵触的理论、观点戓说法”， 或Antinomy，指“自相矛盾的语句”。

逻辑悖论，说的就是，人们循着一条“无懈可击” 的推理思路前进，结果人们发现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构成了“怪圈”。

反正大家都在“返回”：

——返回到“文化大革命”；

——返回到“文化大革命” 前十七年；

——返回到延安新民主主义；

——返回到蒋介石的民国时代；

——返回到新文化“五四” 运动；

——返回到“辛亥革命”；

——返回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

——返回到“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

——返回到欧洲马克思主义；

——返回到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基于市场经济逻辑的民主、宪政、人权、自由、平等、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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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体西用”到“中国特色” 仿佛在艰难地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点。从前是“死人抓住活人”， 现在是活人让死人复活并召唤到战场。

那么，新左派的悖论是指什么呢？

１９９９年，旷新年在《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天涯》1999年第3期）一文中写到：

——毛泽东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和包围之中发展民族工业和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和降低，然而中国不仅终于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封锁，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毛泽东不仅为中国民族赢得了独立与尊严，而且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政治和经济的可靠基础，并且为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中国正是通过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从一个被列强虎视眈眈和殖民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成为挫败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心，并且正是通过反抗和解构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而最终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之中。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通过社会和阶级的平等进行民族广泛的政治经济动员，而且同时也是向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民族平等的诉求。只有通过土地革命，通过人民公社，只有在毛泽东的“平等”的基础之上，然后才能产生“责任制”，才能产生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

旷新年的《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一文发表至今有十余年了。十年前，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是汪晖、韩毓海、旷新年、崔之元等人。现在的阵营，跟那时候应该有所不同，旷新年在2006年《“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乌有之乡)一文中讲到：

—— 不仅全世界左翼全面沉沦，而且中国的左翼也正处于分化之中。最近一两年，中国的政治似乎有一种左转的势头，但是，左翼思想却在进一步衰退和窄化。前不久，我令人丧气地发现一些左派的朋友急剧地转向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这种转变是“一国社会主义”必然的结果，在一国之内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国际，就没有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的，必须突破民族的局限。这种民族主义转向并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许多年以前，当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到民族主义是中国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起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民族主义与左翼思想之间最终的生死对立。有些左翼朋友表示要坚守原来的立场。但是，不进则退，非生产性的空洞坚守，思想的空间会不可避免地陷落。在2004年右翼思想开始颓败的同时，左翼思想也同样失去了动力。2006年，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丧失了思想的冲击力。

新左派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祝东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2005年，乌有之乡)中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旷新年认为：

——祝东力可谓比较生动地剖析了这一代人曾经受的难以言传的精神隐疾。为什么会这样？这显然与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引发的现实矛盾密切相关。这种矛盾在知识界导致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新左派”的崛起。现在看来，新左的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堪称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在这之前，整个知识界和文学界弥漫着新自由主义和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思潮，中国人的思想几乎完全被一种狂热的发展主义理念所主宰和控制了，新左头一次对此发出了怀疑的声音。人们开始思考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更符合自己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以及怎样认识当下中国的真实处境，包括社会公正、平等的价值观，等等，再次成为了评估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

2009年，旷新年搞了一个《中国之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讲座，还发表了《超越民族主义，创造普世价值——回眸“五四”》 一文。但他却“在乌有之乡” 一些人中落下一个统一战线的右翼，甘心做“洋大人”的奴才的评价。旷新年在《中国之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讲道：

——正如20世纪，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一样，21世纪，民族主义同样救不了中国。如果中国简单地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替代的意识形态，那么就无力化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外的民族冲突。我注意到何新最近从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有罪的知识分子。他终于反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我要强调，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在宪政的框架下，扩展自由、民主和人权，创造自由、平等和有尊严的生活。

我搜索了旷新年的好些文章，终于明白他心目中的那个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传统实践一概肯定，在这种肯定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灾难，如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都被不经意地被轻轻地抹掉了——如同自由落体运动，空气阻力被忽略不计一样。恰恰在这一点上，同何新有区别的。我在文（九）中是专门写何新金观涛等人的。1988年何新在《危机与挑战：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之路——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文中说，“文化大革命” 是世界史上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噩梦！那时何新还说道：

————当代中国不仅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而且处在一个需要反省的时代——不仅有必要认真反思刚刚度过的、就整个世界历史来说也是罕见地惨绝人寰的“文革” 十年噩梦，不仅有必要认真清理、反省和重新评估我们的全部历史和文化，而且尤其有必要冷静客观地重新认识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国人为追求一个现代化的理想之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惊人的牺牲，但却至今距此目标为期甚远！

如果能让时光逆转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有良知与责任的知识分子是沿着何新的思路走过来的。因为何新的这个思路并不是他一个人独有，而是那个时期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正是这个共同的思维方式，使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等在当代中国重新复活。而何新同那个时期的先锋思想家们不同的是，走的是以全球化为观照的新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新新民主主义”。

在我看来，旷新年的如同自由落体运动，空气阻力被忽略不计一样的社会主义，具有某种极端化的国家主义与强烈民族主义的倾向，正好强力地支撑着被他看作有罪的何新的以全球化为观照的新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新新民主主义”。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就整体而言，新左派言说的自我悖论可集中概括为如下：

——促使他们言说的动机是对现实问题的焦虑和不满，可他们的具体言说思路则是全球化时代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与冲击、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东方笫三世界的控制与剥削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为了抗衡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于是他们又想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中找到与资本主义单向性发展相抗衡的东西。这样一来，就解构消亡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目的指向，又远离了对现实问题的实质性关注，也远离了他们自己那个把道德的批判转化成制度与体制的批判的初衷，从而有滑向体制卫道士的危险。

对新左派言说的自我悖论的危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姚新勇十多年前就谈到（可通过百度点击姚新勇博客搜索）。

说新左派言说的自我悖论，不能不说1994年汪晖在海外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一文。汪晖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这一充满悖论的中国历史现代性演进，阐明对体制的两面批判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谓对体制的两面批判，就是指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和对曰益单一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向的批判，而这又统一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代性的悖论中。所以，他强调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方向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因素的珍视，既针对西方资本主义，也针对本土正在展开的资本主义。想不到的是，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一文发表十几年之后，会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者陈子明作了一次“神交”。 2007年，春天，主张儒家社会主义的甘阳发表了〈〈中国的道路: 三＋年与六＋年〉〉（共识网），冬天，主张宪政自由主义的陈子明发表了〈〈一百二十年与六十年: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共识网）。 甘阳说：“‘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陈子明认为，当前需要形成的不是“新改革共识”而是“新宪政共识”。这种共识所寻求的“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应当把1888年以来的传统都整合进来，同时分清精华与糟粕。甘阳把1949年以后的六十年分为前79（1949—1978，毛泽东时代）和后79（1979—20 07，邓小平时代）两段，陈子明把1949年以前的六十年分为前19（1888—梁启超时代）和后19（1919—蒋介石时代）两段。梁和邓时代拼成一个六十年，蒋和毛时代拼成另一个六十年。 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梁启超时代是那一横，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是那一折，邓小平时代是那一撇。但这一撇只写了一半，所以这个“之”字显得还很难看。这个“之” 字是否隐含着汪晖那个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这一充满悖论的中国历史现代性演进呢？所不同的是陈子明从另外一个视角展开了对体制的两面批判。

总之，当代中国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派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新左派，都存有逻辑或行动的悖论。

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存有对现实批判的禁忌，也正因为如此，都存有导向南辕北辙的危险(文十八下篇笫一部分完)。

201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