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红与黑》的作家 司汤达（1783-1842年，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 无一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拿破仑（1769-1821)是在向世界证明，经过多少世纪之后，恺撒和亚历山大终于后继有人。
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数学家。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4)，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保护人，瑞士联邦仲裁者。1797年5月12日，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占领威尼斯共和国。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颁布《法国民法典》。1807年7月7日，法国皇帝拿破仑和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第四次反法同盟瓦解。1813年10月19日，莱比锡战役拿破仑惨败。1814年5月4日，拿破仑被放逐厄尔巴岛。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复辟，百日王朝开始。1815年6月2日，拿破仑颁布法国自由宪法。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病逝于圣赫勒拿岛。
这个拿破仑，也被马克思称作伟大的拿破仑！
这个拿破仑，有一个历史性的预言：
——东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睡醒，将震撼世界！
当然，马克思也有一个伟大的历史性预言：
——资本终会推倒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时，人们会在城墙上看到写着：自由、平等、共和国！
对于这两个历史性的预言，我较易理解马克思那个历史性预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许多著作和书信中谈到中国，而且还专门撰写了19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在这些专著及散论中，两位革命导师围绕着中国近代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如鸦片贸易、太平天国以及中日战争等，详尽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具体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我的理解是马克思着眼于资本主义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的视角预言中国的未来。
对于拿破仑，我是在读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时，才理解马克思称拿破仑为伟大的拿破仑！“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 马克思语），这个是拿破仑时代西欧宏观的社会历史走向。但不完全理解拿破仑对中国的未来的历史性的预言。
拿破仑卒于1821年。我在文（十七）中，引用了傅军《富国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的统计资料，1820年，GDP（1990年国际元）中国占世界之比为32.9%,同年, 全欧洲占26.6%、印度占16%、俄国占5.4%、日本占3%、美囯占1.8%。人囗，中国3.8亿、全欧1.69亿、印度2.09亿、俄国0.55亿、美囯0.1亿。这时的中国是－个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而且保存着传统的固有文化龙钟老态的中国。GDP与人口排在第二位的印度在这时已被英国控制了数＋年，并成为其在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地。拿破仑的“东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睡醒，将震撼世界” 的预言的视角，肯定不是马克思那个着眼于资本主义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的视角。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有一句话——这时的中国“仍然带着高傲的保守性与懒于改革的惰性，围绕着贫穷与饥馑的儿孙闲逸地吮啜着清茶，微微笑着”， 正好印证着拿破仑的“东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 的判断。
多年来，我对拿破仑那个历史性的预言是这么理解的：
——拿破仑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看清中国会历史中惯性力量的强大的“政治家”。 当然，在拿破仑之前，西方世界中也存有对中国的“热情”。 如，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莱布尼兹（1646-1716），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又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则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 而沃修斯，这个17世纪荷兰历史学家则把东方中国这个国家说得奇妙无比。在西方世界的思想理论家看来，东方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没有教会的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作为“政治家” 的拿破仑却看到传统中国的大惯性力量。如同司汤达说的， 在这个世界上 无一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拿破仑是在向世界证明，经过多少世纪之后，恺撒和亚历山大终于后继有人。也许拿破仑明白，他之后也肯定后继有人。也许拿破仑在告诫西方世界中他的继承人们，要主宰全球，主宰人类，就要使东方中国这头雄师永远沉睡着！也正因为如此，拿破仑的继承人们，一边向世人宣示着东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用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丛林原则驱逐中华民族；一边又害怕传统中国的那个大惯性力量。
前段时曰，在禾苗（灰学创始人，浙江省原农业厅厅长兼黄岩县委书记孙万鹏）博客上看到一个资料，即2010年，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了长达14页的封面故事《中国崛起之威胁》。在其特别报导的开篇，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如何以阶下囚的身份卧薪尝胆，最后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文章说，勾践的典故用来比喻中国再恰当不过了，而且这也解释了很多人对于中国的发展感到“威胁”的原因，他们害怕受到中国的“报复”。 实际上，这是一些仍然持有冷战思维“惯性”的人仍然持有拿破仑对于东方中国的“发展战略”—— 东方中国不会永远停滞，只能让它有限地发展。
正是基于自已对拿破仑与马克思对东方中国历史性的预言的思考，我在文（十八上篇）中不同意那种用大新民主主义或新新民主义超越左与右的“找替罪羊”和“托古改制”的思路，也不同意反回“文革” 的极左思路。回到老祖宗那里，并不是用新民主主义作为左与右的共同历史底线，而应该回到中国在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的共同之梦与时代的宏观历史走向——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共同的社会历史走向的底线。我在文（十八上篇）开头时说，近现代与以往从传统又复归传统不同的是，历史提供了一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舞台。正是这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规定着人们走的多远跳得多高！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当代中国尽管不复存在近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但却有一个寻找现代与后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问题。应该重新审视那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历史课题，在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进化与社会内生组织的成长发育的过程中重新培育发展意识的新种子。也就是要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重新架构“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见文十八上篇）。也许我的逻辑推论错了，但我仍然忠于自已的逻辑推论。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比俄国还要落后的国家，毛泽东那代人把它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们看来,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都很困难，何况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因此. 设置了中国以新民主主义的百年过渡时期，国家复兴了,工业化实现了, 在此基础上再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 我完全同意张木生对毛泽东那代人在中美苏等国际关系背景上的新民主主义的百年过渡时期的理论的考证)。历史的实际进程是,当代中国，从1949年起，激流奔涌六十余年，前三十年由毛泽东的路线左右着，后三十余年由邓小平的路线左右着。前后三十年确确实实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搞早了，资本主义阶段是不是真的不能跳过？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代中期就有过激烈的争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专门说了一段话：“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据……”这里，赵紫阳不仅明确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可以跳过的；而且指出，相反的主张是“机械论”，是“右倾”错误。这是很发人深省的。
众所周知，十三大报告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立论的。在起草报告时，赵紫阳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邓小平完全同意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立论。1987年十三大以后，理论界有人将“初级阶段”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并提。当然，高放就不同意这种并提。他在1988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能够与新民主主义论并提的应该是新社会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是序言，“初级阶段”论是笫一章。当然，新社会主义论还有待于实践的开拓与理论的探索。实事求是地说，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合理内核已提升到十三大报告中。正因为如此，民间世俗中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十二大去毛泽东“文化大革命” 十年 返1956年八大，十三大去毛泽东社会主义二十年，返1945年七大——退了一步又再退一步。
如今又有一个到底退到那里的升级版的争论问题。
前段时间，在共识网中看到高寒的《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回应……张木生》一文。高寒的这篇文章写于2005年1月1日，今年8月3曰，高寒重发此文。高寒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起因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可拨乱反正究竟该“反”（返）到哪？却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反反复复，乃至迄今仍不能从潜在的社会危机中自拔，就都与这个问题有关。现将高寒的重发按语全文抄录如下：
——此文写于近六年多以前。但它却对今年出版的张木生先生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中有关回归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似乎预先给出了回答。这个回归新民主主义，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改革派——除了极个别如朱厚泽之外——包括晚年反思的赵紫阳先生，迄今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这乍一看来，这个主张与笔者多年来的主张——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容跨越，社会民主主义即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干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应当大踏步地作战略撤退，退回到资本主义——真有点如出一辙了。
是的，差距在一步一步地接近，分歧已经似乎是很小很小了。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是在共产党是否握有天然的、不容置疑的“领导权”这一点上，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却原则地区别开来了。
既然……、张木生先生主张“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那就请他们也听一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吧。
高寒 2011年7月28日
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标榜自己是干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了。除去这个到底退到那里的升级版的争论问题，我还关注这么一些争论：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的大一统呢，为什么那么激烈反对中国的分裂呢？分裂就一定是不对的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台湾的独立呢？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我们放台湾一个生路，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台湾的独立呢？台湾一定要13亿中国人同意吗？廉政的普遍性必须有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需要两党共同的执政或者多党共同执政，一个党不可能长期做到公正民主，不可能做到廉政的。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观点说的就是党可以两党多党，国可以分裂出去的。
我不怎么关注“乌有之乡” 那些新乌托邦们的观点。“乌有之乡” 之中也有几个流派，有些观点还是具有合理内核的，在这里不作一一评说。需要指出的是，“乌有之乡” 中那个向世人宣示要返回到“文化大革命” 的流派是一个无视历史事实的流派。“文化大革命” 绝不是一个民主的时期。相反是一个对民主与法制践踏的时期。对“文化大革命” 作这样的认识还不够，还要加上一条，即“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军队介入的权力争夺战。记得十大政治报告中有这么一句，叫做天下大乱乱了敌人。其实，天下因农村相对安定而没有大乱，只不过是左方与右方为争夺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全面掌控策动了一场发生在城市的大动乱。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攺造运动及后来的大跃进运动真真实实地再现了“农村包围城市” 一幕。历史前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民身上的血已抽得差不多了，再也不可能从农民身上寻找到所谓的革命动力了。革命的动力只能到城市中去寻找。所以，天下大乱实际上只能说城市大乱。在那个时期哪里来民主与法制？“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军队介入的权力争夺战这一点，似乎人们还不太理解。按照那个坐过牢的吴法宪回忆，文革第一阶段，也就是三支两军之前，文革的主要对象是行政官僚们。这一阶段，军事官僚体系虽然也有参与，但更多的只是观望，卷入并不深。这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对行政官僚们长期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主导军事官僚体系的老帅们在政治上相对而言比较谨慎，趋于保守。但是，随着行政官僚体系的逐渐垮塌，军事官僚体系在政治上的卷入也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央文革急于冲击军事官僚体系，军事官僚体系与行政官僚体系开始结盟，行政官僚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军事官僚体系，而军事官僚体系也越来越多地支持行政官僚与中央文革斗争。二月逆流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结构下的冲突，中央文革为一方，军事官僚与行政官僚为另一方，双方直接冲突。不过，二月逆流的结果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原来的军事官僚在中央的代表中央军委的老帅们靠边站了，另一方面却是在地方上军队实际上接管了原由行政官僚拥有的权力。最明显的是，许多军区司令员都兼任了本省或本地区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这样，在原来的老军头们倒下的同时，新的军头们不仅继承了原来的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而且有相当程度的扩大。而在另一边，即中央文革一方，随着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众造反运动在七二零之后进入低潮，以王关戚的被捕为标志，中央文革在与军事官僚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输掉了一个回合。这一时期，虽然看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仍然在上升，但实际上失去了群众基础的他们已经没有了与官僚体系对抗的武器，因此在斗争中只好经常性地借助于毛主席的权威。到九大时，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达到了顶点，按照吴法宪的回忆录所说，军队代表占九大代表的一半以上，而文革造反派与原来的行政官僚体系的代表加起来还不到一半。在这种实力对比失衡的条件下，江青等人实际上无法替代行政官僚来约束军事官僚，以致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站到了军事官僚体系一边去，汪东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军事官僚仍然没有满足，意图彻底清除文革新势力。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与康生、张春桥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军事官僚体系驱逐文革新势力的最后决战。作为文革中崛起的新军事官僚体系在九一三之后土崩瓦解了，老行政官僚体系里的一部分人被重新起用，登上政治舞台。不过，老军事官僚体系并没有得到恢复，而是一批立场相对模糊、政治上倾向于中立的人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度靠边站了的叶吕端重新成为军委实际上的负责人，而其他老帅并没有被一起重新起用。而重新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僚体系也没有完全恢复，只是恢复了一部分人的权力，而是一批政治立场模糊的人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这些新崛起的代表人物便是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和许世友等人。但是他们也未能形成对老行政官僚的有效制约，老行政官僚在1971年到1976年迅速膨胀，直至最后形成“右倾翻案风”。文革新势力在此过程中虽然地位也在上升，但是政治经验并没有增加多少，在与老官僚体系的斗争中仍然处于下风。文革新势力的政治不成熟将政治上中立的华国锋等人推向了老官僚一边，而中立派也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于最后发生了怀仁堂政变。我认为吴法宪的回忆还是比较客观实际的。关于“文化大革命” 我已经在文（二）中点到了，在这里不多说了。需要对“乌有之乡” 中那个向世人宣示要返回到“文化大革命” 的流派，说一句的是，老祖宗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告诉你们答案了。
现在回到前面我所关注的那几个观点上来。归结起来有这几个：
——当代中国，真的需要再返到新民主义吗？
——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在当代中囯真的不容跨越吗？
——当代中国，究竟是统一还是分裂有利于发展呢？
——中国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行将不远应该让位于多党制呢？
上面这四个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有兴趣的读者可从共识网中参阅2011年12月7曰发布的《泛左翼如何看待民主——“国家主义和民主”研讨会》十篇文章，作者是杨帆、张木生、李晓宁、徐亮、苏伟、王小东、苏铁山、仲大军、司马平邦、郭松民、李晨、邵振伟、路北、吴长生、翁永曦、薛云等。在这十篇文章中可见到他们对上面四个问题的思考。
行文至此，这篇文章够长了，上面这四个问题，我将在文（十八下篇）给出我的思考结论（（本文中篇完）。
2011-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