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2011年09月19日电 (记者 禹志明 谭剑)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上述消息是记者9月19日下午在湖南省农科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承担着冲击亩产900公斤难关的百亩试验田位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羊古坳乡雷峰村，18块试验田共107.9亩。农业部委派的专家组成员到场进行现场监督验收，并进行产量测定。专家组按照严格的测产验收规程，测得隆回县羊古坳乡雷峰村百亩片亩产达到926.6公斤。

看到这则新闻，使我想起《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时几个粮食产量指标还是有合理內核的：

　——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75多公斤增加到200公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04公斤增加到250公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200公斤增加到400公斤。

在那时，这个《纲要》无疑是一幅宏伟蓝图！

我在文（六）中讲到这个“缩天地于玉壶，收山河于针尾” 的《纲要》的出台的前前后后。我在文（六）中也讲到这么一句：

——二十年前，我在浙江省衢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红壤(中国亚热带及热带丘陵山地属红壤带)开发研究基地工作（实际上是一项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工作）。当我笫一次读到《纲要》时，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剔除其中的唯意志的唯心主义成份，《纲要》中的拟走的农业技术路线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路子，对今天的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工作仍然有指导意义！

意思是说，在这12年内，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瞎折腾，宏伟蓝图一定会变成现实的美景！

在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十七条”。1956年1月，毛泽东又在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中共中央也曾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共1，375人，分组对《纲要》进行了讨论。应该说，毛泽东在制订《纲要》时，还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

问题的另一面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展开一场同知

识、科学技术脱轨的“大跃进运动”。 看看下面粮食亩产报道：

——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1958年6月12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1958年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

——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 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

——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

这些“报道”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登在头版头条的，绝非小道消息，更不是造谣。报纸上分明印着：这些产量都是在许多干部的监视下收割、打场、过秤称出来的，还要由上级领导机关验收。陈毅副总理原来对“高产卫星”将信将疑，到广东番禹县看了一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他亲眼看到了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彭德怀副总理视察了东北三江平原，见了听了大跃进的粮食大丰收，在部队干部会议上讲话激动地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每人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断言：“看不到新的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所起的伟大作用，看不到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作用，是‘粮食增产有限论’之所以错误的根本症结所在。”火箭科学家钱学森在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1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

看看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粮食亩产的报道，我们尊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算得了什么呢！？

我在文（十五）中讲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真真实实地再现了历史上的“焚书坑儒” 的一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內，既推行“焚书坑儒”， 又同知识、科学技术脫轨（陈伯达的《红旗》杂志拿起大批判的武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平衡论” 就是一例；康生在“大跃进”中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更是愚昧荒唐的一例；），究竟味着什么，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一点的。

我在文（九）中讲到“文化大革命”。现在，被左派力挺的何新，1988年在《危机与挑战：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之路——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文中说，“文化大革命” 是世界史上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噩梦！

多年来我是这么想的，假如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没有发生在思想大革命思想大解放，将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名义下，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幽禁在“思想牢笼” 之中，就不可能有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世界史上的一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 的噩梦！可惜,历史是没有假如的!!!

今年是《国际歌》诞生140周年。每个中国人都对《国际歌》的旋律非常熟悉，很多人还能唱出两段1962年修订版的歌词，“让思想冲破牢笼”是《国际歌》中的刻骨铭心的一句！最近新华社原国际部主任、巴黎总分社原社长杨起用最浅白的话，保持原汁原味，重新翻译了欧仁•鲍狄埃在1871年所作的《国际歌》。杨起在第二段中译了这么一句话：“要把我们的思想从囚室里拉出来”！

1958年前后，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球蓬勃发展的时候，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特别重视知识和人才，狠抓科技和教育。而我国却排斥知识和高级知识分子，发动一群科盲来搞发明创造，结果就“发明创造” 出 上面比袁隆平院士不知高明多少的这样一些愚昧荒唐的东西。

因此，看到“新华社长沙2011年09月19日电 (记者 禹志明 谭剑)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 消息之后，除了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油然而生敬意之外，却想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思想大革命思想大解放，将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名义下，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幽禁在“思想牢笼” 之中，从而为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世界史上的一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 埋下了种子；当然，也想到，今年是《国际歌》诞生140周年！

这篇文章是对文（十五）的补充：

——“让思想冲破牢笼” 或“要把我们的思想从囚室里拉出来”！

2011-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