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合作化就不能不说粮食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中记载了毛泽东在1953年10月2日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上的发言。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进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农村经济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时期。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这一个翼，如果没有计划收购粮食这一项，就不完全）。
陈云是20世纪50年代起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者和设计者。他提出和制定这一政策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当时粮食供销矛盾，但其根本目的，则是要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该政策最初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政策，但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持续的时间长达30余年之久。
1952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达3278亿斤，比上年增长10.6%，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3000亿斤（包括大豆）的9.3%，是土地改革之后的一个大丰收年。
到 1952 年下半年，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 完成，“三反”、“五反，，运动已经大体结束，抗美援朝战争也已经胜利 在望。1953 年，我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建设。
在丰收及政治形势大好的背景上，却发生了起源于1952年下半年出现的粮食购少销多而引发的，1952-1953年的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近代以来，农民笫一次有了温饱的曰子，但城市却发生一场“农业危机”。
我国城镇人口 1950 年为 6169 万 人， 1951 年增加到 6636 万人，1952 年又增加到 7163 万人， 1953 年达到 7826 万人，比 1950 年增加了 1657 万人。从1953年开始，粮食购销矛盾进一步加剧，
建国头几年，国家掌握粮食，以征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年至1952年粮食年度为61∶39；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为56∶44。鉴于各方面对农业税有不少批评，1953年5月25日，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今后国家掌握商品粮，实行“少征多购”的方针，几年之内公粮征收数目稳定在1952年（即348亿斤减去特殊灾情的减免数）水平的基础上。这样，通过增加农业税来增加商品粮收入的道路就堵死了。据估算，由于供应面继续扩大，1953年至1954年的粮食年度内，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数为243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要收到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统购统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的。
后来，为使统购统销走上制度化，国务院于1955年8月5日讨论通过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由原来的凭证供应到定量供应，对农业人口进一步确定“三定”（ 粮食三定，是指农村政策中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三定”是我国一九五五年春在农村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政策。“定产”就是国家根据粮田单位面积常年产量，作为计算国家粮食购销任务的基础。“定购”就是根据粮食定产数量，扣除农业税和农民自用的种子、饲料和口粮，计算出农民一年应有的余粮数量，然后按余粮的一定比例确定国家对农民的购粮数量，由农民在收获后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交售给国家。“定销”就是评定农民的缺粮数量，国家按照销售牌价给予供应）到户，真正做到统购余粮、统销口粮。
多少年来，人们总是从稳定物价保障城市粮食供给及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等肯定统购统销制度的历史贡献，讲到存在的弊端时往往是统得过死与限制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中的刺激作用二句话。这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一分为二的历史逻辑。
1949年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土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时，似乎是信誓旦旦地回答——二、三十年！几乎在一夜之间毛泽东就推翻了自已的说法。1952年秋天，在讨论“一五” 计划的方计任务时，毛泽东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后人总是用“头脑发热” 来评价毛泽东那代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所作所为。直到今天还少有人从潜存的沉重的历史负担及企图摆脫沉重的历史负担的动机来重新检讨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
建国初期, 毛泽东那代人所考虑的是两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
——要保证人有饭吃；
——要搞工业化建设。
围绕着这两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他们并不迷信马列本本，也不迷信所谓的苏联斯大林模式。相反，倒是传统中国的治国安邦之策深深渗透到他们的骨髓之中，不管他们口头上如何反封建，他们都在努力追寻一条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道路。
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如同军队一样的强大的组织系统。如，从县到区、乡就成立了县粮食工作办公室、区统购工作委员会、乡粮食委员会。最基层的乡一级分两套人马办事：一套人马以支书、青、妇为主搞统购，在乡支书领导下建立乡粮食委员会；另一班以乡长、公安、财粮为主搞入库公粮的计算造串工作。另外，村一级也成立了村粮食小组，从事评产等工作。但统一分片、分村、分社(农业合作社)组(互助组)，包干完成各项任务。这个强大的组织系统又是合作化的强大的促进者与组织者。
比如，为鼓励单干农户入农业社，浙江省有些地方的办社干部公开宣布：人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就要多派。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也如此。在那里，当时的征购额依产量指标而定，与实际产量无关。农民即是自己不够消费也必须交售固定数量的粮食给国家。这给农民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有些真的是不够吃。他们的出路之一是参加合作社，这样可以将征购的负担转嫁给集体，而更重要的是国家对合作社采取减免定额的优惠政策。如此一来，统购统销政策、尤其是“三定”政策不仅把整个小农家庭农场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实际上还强有力地把农民推向集体化的道路。
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的组织系统有一个“合理” 而又“现实” 的预期：
——希望合作化以后，从一亿多个农户变为几十万个合作经济单位，粮食工作总会好做一些。
合作化从某种意义上是粮食统购统销结出的果子。
关于合作化，我在“（四）”文中讲到，合作化，说到底是一场生产关系微观层次的所有制占有层次的变迁，结果是将亿万农民拴绑到宏观的国家政治活动战车上，使农村经济活动同宏观的国家政治活动紧密相联，使农村经济活动必然受到政治风波的左右。从而复活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
而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国内有不少学者从我国集体农业经济绩效的视角，提出国家粮食征购的比率对集体农业的粮食产量产生显著影响，并从理论上“验证” 了统购统销制度对集体农业经济绩效的负面作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持续的时间长达30余年之久的粮食统购统销加上剪刀差，中国农民每年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近300亿资本积累。对于学者们的中肯分析，我是这么理解的，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特例。历史如果真记得农民的话，那就是中国农民曾经苦难地推进着现代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
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我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视角来思考的。
传统中国，当着眼于王朝兴废相継，百姓悲惨命运，可以将人口同土地的矛盾看成是社会基本矛盾。历史的常规是土地的逐渐兼并使社会矛盾激化，然后通过动荡重新分配。
传统中国，当着眼于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可以将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看成是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劳心者” 与“劳力者”。 所谓“劳心者” 即统治集团及其附属的非生产劳动者。而“劳力者” 即从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民。“劳力者” 供聚集于城市中的“劳心者” 消费。城市是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工商业的集结地。商业不仅在地域上不能同政治军事中心分开，在空间上也难以摆脫官府的直接控制，不可能形成西方那种政治上独立的自治城市。商业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劳心者” 的消费市场，而“劳心者” 的消费市场最终又取决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农业为全社会提供多少剩余。官府通过“官工”、 “官商”、“ 皂隶”、“ 市肆” 等牢牢控制商业，实现“劳心者” 与“劳力者” 之间的“交换” 并服务于“劳心者”。 商业成为服务于城市控制乡村的“工具”。
传统中国，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大一统的国家组织有利于集中全国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产品，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
1956年初，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向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农业合作化后，农产品购销制度怎么办？要不要推行苏联的义务交售制？是形势提出的新问题。当时有一种议论：将我国的公粮制度（即农业税）和粮食统购制度合并起来，改为类似苏联的那种售价很低的义务交售制。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一点上又高度一致：
——决不学苏联那一套！
历史的真实是，毛泽东那代人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与要搞工业化建设这两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再现了传统中国曾经有过的国家之策！而通过粮食统购统销，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大战役”, 以顺着传统走出传统为出发地, 却倒流回传统目的地，而且把传统惯性力量放大到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
2011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