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 王金红:被治理者的政治:一个新理论范式的建构与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 次 更新时间:2011-11-30 20: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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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   王金红  

  

  摘 要:为了区分流行于欧美社会的民主政治,查特杰基于对印度社会的观察,提出了"被治理者的政治"这一概念。但是,其尚未对这一理论做系统阐释进而形成完整的理论范式。因此,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研究对象来看,被治理者的政治所关心的主题是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从研究视角来看,被治理者的政治是从治理与被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政治;从社会结构来看,被治理者的政治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社会,而非公民社会;从政治后果来看,政治社会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与潜在问题;从行动后果来看,政治社会中的人民具有逆向驯服治理者的能力;从治理手段来说,治理者必须在道义逻辑与治理策略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被治理者的政治 大众政治 政治社会 道义逻辑 治理策略

  

  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在《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一书中提出了"被治理者的政治"这一概念。全书试图从地方和全球这两个维度来诠释被治理者的政治,这就是印度的地方经验和9·11前后的世界政治大势。但是,由于该书是查特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舍夫纪念讲座(2001年)和其他一些讲座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其本身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建构。近年来,查特杰所提出的"被治理者的政治"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意味着一个新理论范式的萌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查特杰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完整、清晰的理论阐释。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查特杰的基础上系统梳理"被治理者的政治"这一理论范式并初步加以阐释。

  

  一、被治理者的政治以"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为研究对象

  

  所谓"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指,而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概念。这里的"大众",并不必然假设任何特定政治制度化形式或政治过程的存在。也就是说,这里的"大众",是一个非常宽泛意义上的概念。它并不限于某一国、某一地区,也不限于某一政治行动或者具体的政治过程之中。它只是一个对象概念,而不必对这一对象本身附加任何政治制度性或者政治过程性的限制。这里的"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人民现在普遍期望政府在其功能中将之包含在内的各种现代治理体系(modern governmental systems)的功能和活动为条件的。由于这些期望和活动,政府和人口(populations)之间遂开始出现某种关联。"大众政治"就是在这些关联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并为这些关联所塑造。问题在于,人民的期望并不总是能够实现。一旦他们的期望趋于落空或者出现真空之时,这种关联就不再仅仅是关联,而是超越了简单关联的界限,趋于一种紧张的关联,甚至毫无关联。这里的"大部分世界",指的是世界上未曾直接参与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演进历史过程的那些区域。当然,这一范畴也包括西方世界相当大的一块区域。因为,当代西方社会中也存在着一大块区域,其并不必然构成以现代西方之名而为人所知的那一历史实体的组成部分。简言之,今日人类中超过3/4部分的人(概略意义上)都属于这一"大众政治"的范畴。(查特杰,2007:3-4)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考察的话,在整个世界政治中,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大部分世界"之列。实际上,这就是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依附理论"。其中,拉丁美洲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拉丁美洲文明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一种边缘的、从属性的、被奴役的文明,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文明。它为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或者美国而生存,根据这些强国和宗主国的要求发展经济,构造社会,而从未取得过属于自己的,围绕自己目标的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最基本内需的发展。尽管决定拉丁美洲经济建设和社会组建方式和形式的外部霸权中心已经出现了变化,但是,拉丁美洲社会生来就是被奴役和被控制的事实却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如果忽视在一个较长时段内拉美处于边缘地区和被统治的事实以及相应的历史结构,也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拉丁美洲。(罗哈斯,2006:6-7)

  就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而言,这种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即恩赐少数,牺牲多数,依然成立,而且根深蒂固。弗里曼等论者指出,"惠赐少数,排斥多数的模式已随着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迁而宣告结束。特权和权力的牢固网络曾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弗里曼,2002:导言第6页。)可是,如果我们用被治理者的政治来考量的话,尤其是分析诸多维权抗争的话,不难发现,惠赐少数,排斥多数已然是被治理者的政治的基本内容。这就是说,它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宣告结束"。在很大程度上,特权和权力的稳固网络依然成为治理这个社会的关键支柱。易言之,大众政治,就是被治理者的政治。这就不仅从政治的主体、而且也从政治的空间,不仅从政治的发生、而且从政治的演变的角度,对"被治理者的政治"这一概念做了较为明晰的界定。这也就内在地引出了此一研究的视角问题,即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二元划分。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所谓的"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其中的"大众"是什么样的人?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被治理者的政治从治理与被治理的视角研究政治

  

  安东尼·吉登斯从一个历史的视角阐述了这种被治理者与治理者分野的"悠久历史"。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瓦解了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组织体制。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由纯粹人间理想所指引的运动,这种理想就是自由和平等。它彻底瓦解了既有的社会秩序。虽然到现在,革命分子所标榜的理想仍未完全实现,但他们创造了政治变革的氛围,为当代历史发展提供了动力。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宣称自己所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无论他们实际的情况是否如此。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崭新局面。的确,历史上也存在过类似的共和政体,尤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但是,这些政体本身就是极为少见的现象,更何况在这些社会中,那些可以被称作'公民'的人仅仅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是奴隶或其他阶级,他们不享有上等公民群体所享有的特权"。(吉登斯,2007:3)既然能够被称为"公民"的人总是人口中的极少数,那么,其他不能称得上"公民"的人,则绝大多数都是被治理者。

  对政治的研究随着所采取的视角的不同,其所关注的重心也不一样。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国家、公民身份和权利(citizenship and rights)对政治的研究视角不同,被治理者的政治主要是从"治理者"和"被治理者"(those who govern and those who are governed)的视角来考察政治。这里的"治理",是治理者所使用或者为了进行治理,治理者所使用的知识和技术系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民主制,并非是由人民组成的,也不是为了人民而组成的政府。恰恰相反,它应该被视为"被治理者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查特杰,2007:4)这里的"被治理者",强调的是处于治理对象的客体。他们往往只具有工具意义和数量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类似于印度底层研究论者视域中的庶民(subaltern)。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指出,庶民是一种总称,用以指称南亚社会中被宰制的下层(subordination),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出来,还是以其它任何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庶民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他们是相对于"权力中心"外围的众多的"他者"而言的。(刘健芝、许兆麟,2002:1,"序一"第15页)

  被治理的政治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权益分配的过程。这就涉及到这些问题:谁受益,谁受损?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受益或者受损?哈罗德·拉斯韦尔对此的研究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现代发生的事件尖锐地提醒我们,除了讨价还价之外,分配主要依靠神话和暴力(依靠信仰和掠夺)。"政治研究的对象是权势和权势人物。谁是权势人物?权势人物是那些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可望获取的价值包括尊重、收入、安全等。取得价值最多的那些人就是精英,其余的则是群众。例如,尊敬是所有政治人格的一个共同特性。一个充分发展的典型政治人格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在充满公共事物的世界中实现他的命运。他总是打着公共利益、集体利益的旗号,把私人动机转移到公共事物上面。(拉斯韦尔,1992:序言第2页;3,11)

  詹姆斯·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的农民抗争与反叛时,也特别关注这种权益分配问题。斯科特指出,关键问题不是精英阶层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余财富,而是他们的稳定收入以谁的牺牲为代价。谁牺牲谁的利益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谁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权力问题。殖民统治在乡村的权力,精确地表现在以牺牲村民的利益确保其收益的能力。基本情形是,地主和政府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去维护自己的收益。因此,农民会尽其所能地抵抗,一旦环境许可,他们便要进行反叛。(斯科特,2001:1、8、10、84、122)

  至于如何进行利益分配的问题,则涉及到权力、权力网络的具体运作问题。"这些利益中的大多数,并不是任意分配的,而是借助于同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地方的权力代理人的联系而实现的,而地方的权力代理人则利用自己的地位扩充地方的追随者队伍。此种联系纽带,可能是新式的,但同时又常常是传统的'保护人-委托人'之间服从关系的同类型复制品。"(斯科特,2001:276)被治理者的政治所涉及到的权益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与斯科特所谈到的权益分配并无二致。或者说,只是在一种不同的时空环境下的复制而已。问题在于,如何深入理解这里所谓的被治理者?他们是臣民还是公民?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他们是被治理者还是同时身兼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双重身份。或者反过来说,亦是如此。

  

  三、被治理者的政治主要关注政治社会而非公民社会

  

  与公民社会完全不同,政治社会具有其特定内涵。这既是被治理者的政治的政治社会情境,又是被治理者的政治的结构化特征。其关键词是:人口,而非公民;臣民,而非公民;被治理,而非治理;政治社会,而非公民社会。

  1.人口,而非公民

  在被治理者的政治里,人口概念具有特定内涵。人口与公民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大众民主在20世纪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形成导致了这一完全不同的区分。公民占据政治理论领域,人口占据政策应用领域。与公民概念不同,人口概念完全是描述性与经验性的,它并不带有一致规范性的含义。人口是可以按照经验标准或者行为标准去辨认、分类和描述的,是可以通过诸如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等统计技术加以检验的。与带有参与国家主权的伦理意涵的公民概念不同,人口概念并不具有任何道德主张,它只是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的一套可理性操作的工具,以接近一个国家的较大人口区域作为他们的"政策"目标,诸如经济政策、行政政策、法律甚至政治动员。号称要为人口提供良好的福利,改善人民的福祉,宣扬要为逐步提高人口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已然成为当今世界掌权者或者谋求权力者的一个基本共识。诚如福柯所言,当代权力统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某种"国家的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 of state)。这一统治之所以能够获得合法性,不是通过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而是通过宣称为其居民提供幸福生活。其论证模式不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开放性,而是通过一种工具价值的得失观。其职能部分不是共和国的议会,而是一个巧妙的监视网络。通过这一网络,需要被照顾人口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信息都被收集上来。(查特杰,2007:4)这就使"人口"的臣民色彩,而非公民意涵更加凸现出来。关于人口与公民的区别,可参见表1:人口与公民的区别。

  

  

  

  政治社会中的"人口"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当权者将人口仅仅视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行动表明他们不只是限定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数量概念,他们还会成为政治行动者。从人口到公民、从政治排斥到政治参与、从政治边缘者到政治行动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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