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外交、美国、亚太、区域合作。
摘要：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系统方案，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全球治理倡议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两个结合”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垄断，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诉求，引发广泛的国际共鸣。全球治理倡议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捍卫和坚守，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和迫切需要，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指引正确方向和实践路径，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思想动力。
关键词：全球治理倡议 ；国际关系理论；“两个结合”；命运共同体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复杂矛盾与问题层出不穷，安全失序、发展失衡、治理失效日益突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显著增加，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何去何从成为国际社会亟待回答的问题。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系统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原则、方法和路径，是对全球治理规律认识的创新和升华，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本文旨在从“两个结合”的维度，诠释全球治理倡议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分析这一重要倡议引发广泛国际认同的逻辑特征，探讨推动落实的有效途径。
一、“两个结合”指引下的全球治理范式创新
全球治理倡议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既回应了当代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又超越了西方主导的治理范式局限，彰显了鲜明的理论创新性与时代适应性。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全球治理倡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全球治理演进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思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创造性发展。
第一，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治理的内在统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从封闭走向全球化的必然规律与发展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与必然趋势，而全球治理正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世界历史已经形成且不断深化的客观现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诠释。
从近代历史演进看，全球治理经历了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国家协调，到国际联盟的初步尝试，再到联合国主导的多边治理体系的发展过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突破性地将主权国家确立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确立主权平等原则，改变了此前欧洲政治中教皇权威与世俗王权交织的混乱状态，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最初的规范基础，但受制于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地战争，主权平等这一规范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全球属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因沦为战胜国维护既得利益、巩固战后国际秩序的工具而失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殖民地的新高潮，世界市场形成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关系。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才真正构建了全球性的治理平台，《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体系，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全球治理被异化为西方治理，少数国家仍凭借权力优势垄断国际规则制定权。
正值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将主权平等作为首要原则，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倡议强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改革和完善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更好服务全球南方国家。这一主张契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唯物史观。全球治理改革建立在各国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是历史的必然。当前“全球南方”卓然崛起，经济总量占比已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其群体性崛起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根本动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我们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正是全球治理倡议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第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从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出发，将共同体视为衡量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强调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将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三种形态，这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最终的发展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于走出全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全球治理倡议以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升华。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是实现全面人类解放的必经阶段与现实选择。
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治理实践。主权平等是共同体的基础，以保障全球事务的共同参与；国际法治是保障，以维护治理体系的公正有序；多边主义是路径，以加强世界各国的团结合作；以人为本是目的，以促进治理成果的普惠包容；行动导向是动力，以实现治理进程的务实高效。这一理论体系打破了西方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倡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合共生关系，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塑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第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治理维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当代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提供了核心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指引。其一，为破解全球经济不平等格局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指出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发展的不平等本质。全球治理倡议立足这一理论洞察，直面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尤其是少数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不平等交换等方式剥削发展中国家，导致南北鸿沟扩大。倡议主张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公正合理转型，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契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平等发展的核心主张。
其二，为确立以人为本的治理价值导向筑牢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批判资本主义将人异化为资本增殖工具的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全球治理倡议创新性将这一思想转化为以人为本的治理原则，主张全球治理最终目的是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共享成果，更好地弥合发展鸿沟。这种价值导向打破了西方主导的治理中重资本轻民生的倾向，使全球治理目标转向关注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回归服务人类的本质。
其三，为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提供逻辑支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从全球角度协调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使各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竞争与合作并行，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生产力的全球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性经济组织、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全球治理倡议倡导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世界经济规律必然要求。面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新形势，国际社会需要改革和完善多边机制，推动全球协同治理。
其四，为推动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引。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强调理论须服务于改造世界的实践。全球治理倡议并非单纯的理念倡导，而是包含具体行动方案的实践体系，倡议强调行动导向，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全球行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传承，打破了传统全球治理中承诺与落实脱节的弊端，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为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倡议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为全球治理贡献东方智慧。
第一，天下为公是主权平等原则的伦理根基。《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吕氏春秋》阐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一理念反映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强调“天下”为全民共有，反对少数人垄断事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全球治理倡议将奉行主权平等作为核心理念，强调各国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正是中国古代“天下观”在当代国际关系原则的转化。天下为公理念下的全球治理尊重主权平等，反对强权即公理。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主权平等，成为新生国家捍卫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强大思想武器，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秩序改革完善的历史进程。全球治理倡议将这一传统延续发展，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与天下为公一脉相承。
第二，德法合治是国际法治规则的价值导向。德法合治是历史上中国长期践行的治理理念，主张将德礼与法律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施行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捍卫道德。《论语·里仁》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王制》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这种“义利之辨”要求遵道秉义，不能无视道德规范、法律准则而去追逐利益。《尚书·康诰》言“明德慎罚”，《论语·子路》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均强调社会治理中道德的引导作用。在历史实践中，德法合治体现为律令体系与道德规范的协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德法合治理念为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价值指引，是全球治理倡议国际法治主张的重要思想来源。倡议强调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不搞“双标”，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强加于人，正是对德法合治思想的现代转化。当前国际法治之所以面临突出困境，正是部分国家将国际法视为“选择性适用”的工具，在人权、贸易、安全等领域奉行双重标准的结果。
第三，和合共生是多边主义主张的文化基因。《周易》强调“与天地合其德”，《论语》强调“和而不同”，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和合共生的治理智慧，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而非对抗冲突；通过多元协同凝聚共识，而非排他性竞争。习近平主席曾对“和合”有着生动的阐释，认为“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全球治理倡议将践行多边主义作为核心原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反对单边主义，正是这种和合文化的当代实践。和合共生蕴含着和平、包容、合作等多重维度的治理智慧，为多边主义提供了价值原点。
第四，民为邦本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精神传承。民为邦本思想强调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保障人民利益。《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民为邦本思想历经千年传承，形成以人为本的治理传统。这一思想为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深厚历史滋养。它强调普惠发展，反对脱离民众需求的治理。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每个国家都想过上好日子，现代化不是哪个国家的特权。”全球治理倡议主张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逐步缩小南北鸿沟，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提升各国人民的获得感。
第五，知行合一是行动导向范式的哲学根基。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为知与行不可分割，互相成就，强调认知的关键在于践行。在传统哲学语境中，“知”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洞察，“行”是以正确认知为指引的自觉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知行合一延伸至全球治理领域，就是不仅要“知”全球性挑战、人类命运与共，更要“行”治理之策，力求实效，以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评价指标。但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若仅停留在“知”的层面，再多的国际宣言也会沦为一纸空文。倡议强调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摒弃空谈。
（三）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全球治理模式的扬弃与超越。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建构立足当代全球性问题和国际关系新特点，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性扬弃，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理论体系，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范式。
第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平等包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以西方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为标准，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全球治理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形成，其相关概念、逻辑和推论，与“普世价值”、种族优劣论等密切关联，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实践中，传统全球治理理论常被一些西方国家用来为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辩护，比如以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以西方治理全球为视角，忽视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摒弃了文明优劣论、种族优劣论，推动构建一个平等、包容、多元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倡议强调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多体现和反映大多数国家利益和诉求。
第二，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合作共赢。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和利益最大化，必然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在这种逻辑推动下，西方国家力推“小圈子”政治，通过结盟、阵营化，垄断国际事务，制造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对抗，严重削弱了全球治理效能。全球治理倡议摒弃零和博弈旧思维，强调主权平等，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倡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打破了赢者通吃的传统权力政治逻辑，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价值导向。倡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使全球治理的目标更具全球性和长远性。
第三，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坚持多边主义。新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认为世界秩序需由单一霸权国主导，国际规则由西方大国制定。这种模式下，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常被排除在全球治理核心议程之外，被动接受西方规则。西方近年热衷搞“小圈子”和单边制裁。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是治理基石，必须毫不动摇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反对霸权政治、双重标准、长臂管辖。全球治理应坚持真正多边主义、维护多边原则、体现多边实效，抵制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反对借多边之名，将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国际社会；反对将多边意识形态化，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价值观同盟。
二、国际认同的逻辑特征
全球治理倡议融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底色，超越意识形态与文明差异的局限，强调人类前途命运与共，体现了真理力量与文化力量的高度统一。全球治理倡议开辟了中国共 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它来源于中国长期以来参与全球治理丰富实践，并在参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进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一 重要倡议契合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声，一经提出即引发国际广泛反响。
（一）体现了真理力量与文化力量的高度统一。全球治理倡议锚定“两 个结合”理论内核，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国际 观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时代性呈现。其理论逻 辑具有深厚的真理力量与文明底蕴，让国际社会深刻理解这一重要倡议的 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全球治理倡议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人民主体思想、正义理论等在当代全球治理中的实践。这种理论传承让倡议具备了超越意识形态的 普遍意义，回应了各国人民对公正合理全球治理秩序的共同诉求。倡议孕 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是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等传统文化 思想在当代全球治理的话语转化。这些文化精髓让倡议不仅是一套治理理 念方案，更成为一种文明对话的载体，为跨文化沟通提供了天然的共鸣基 础，实现了传统文化话语的国际化对接。
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的时代之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它不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的另起炉灶，而是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增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执行力、有效性，使之更符合变化的形势，更及时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更好服务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通过构建全球治理逻辑链条，让国际社会清晰理解倡议的理性。这一倡议直面当前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围绕全球性痛点难点，探析解决之道，呼吁共同行动，让国际社会看到倡议的现实价值与实践力量。
（二）实现了经验总结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全球治理倡议以中国长期外交实践为经验源泉，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倡议五大核心理念均能在新中国7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找到对应轨迹，是对主权平等、多边主义、公平正义等实践经验的系统化总结。倡议以新时代中国外交参与全球治理的恢弘历程为基础，从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等实践中提炼话语资源，实现了理论创新。
奉行主权平等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要原则，其直接源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经验。1953年中国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准则。全球治理倡议提炼了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实践经验，针对当前国际秩序中少数国家垄断国际规则制定等问题，将主权平等作为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要求，反对少数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正是对中国长期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践的理论升华。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践行多边主义，是对中国参与全球多边体系经验的高度提炼。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多边机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组织，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积累了丰富的多边合作经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从多边机制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机制，打破了传统多边机制由西方主导的格局。中国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区别于西方“小圈子”伪多边主义，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合作平台。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要遵守国际法治，深度提炼了中国外交坚持的正确义利观实践经验，将道义优先、反对双重标准的外交实践转化为国际法治的核心要求。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始终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强调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张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倡议将遵守国际法治作为根本保障，提炼了中国外交坚守国际道义、反对霸权的实践经验，正是对中国外交价值取向的理论升华。
全球治理倡议中的倡导以人为本，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共享实践经验的升华。中国外交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归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优先实施民生工程，惠及沿线国家民众。全球治理倡议倡导以人为本就是要让治理成果惠及各国人民，而非服务于少数国家的利益集团，这正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经验的提炼。
（三）契合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声。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国际社会共同诉求，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倡议自提出以来，迅速得到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明确支持。这种共鸣既体现为官方立场的支持，也表现为民间社会的积极反响，标志着倡议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第一，俄罗斯和“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呼应。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正当其时，旨在为国家间带来积极变化。“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发表题为《中国的新“全球治理”：它到底是什么？》评论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一个旨在解决当前国际秩序结构性缺陷的框架。
全球南方国家与倡议叙事存在天然的话语契合，其对主权平等、公平正义等诉求，与倡议核心理念高度一致，已成为倡议的主要认同者与传播者。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全球治理体系边缘，如今从全球治理倡议中感受到理论的力量，纷纷通过相关平台集体发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47个国家的民调显示，92.9%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受访者赞同倡议倡导的各国平等参与原则，86.6%的受访者认可发展优先的治理导向。这一数据充分印证了倡议的国际共鸣与实践价值。
在官方层面，全球南方国家纷纷表示支持倡议。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称，全球治理倡议在多边主义体系面临挑战的当下具有重要意义，马方对此表示强烈支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明确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契合巴西所捍卫的价值观。委内瑞拉政府发表声明，称委方全力支持全球治理倡议。尼加拉瓜政府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认为该倡议重申了国际法原则，为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学者形成倡议研讨热。加蓬媒体“加蓬媒体时间”发文称，全球治理倡议顺应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符合当今世界的紧迫需求，恰逢其时，意义重大。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指出，倡议强调合作交流，有助于打破西方在治理话语上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和机遇。南非《外交》杂志主编克里坦·巴哈纳认为，相关举措体现了中国真心诚意帮助非洲发展，积极回应非洲国家对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的诉求。这种舆论共鸣、学术认同进一步扩大了倡议影响力。
第二，国际组织理念认同。国际组织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理念相契合。联合国等组织纷纷对倡议表示认同，不仅对核心理念进行呼应，还逐步进行机制对接，使倡议理念融入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增强了话语的权威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倡议以多边主义为基础，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菲勒蒙·扬表示，倡议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进一步彰显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承诺。2025年12月9日，中国与42个国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告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发表了共同声明，强调加强联合国作用，就全球治理重大问题协调行动。同日，中国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1+10”对话会，强调共商全球治理，共谋全球发展，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组织负责人纷纷表示，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树立了典范。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发表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宣言，重申恪守《联合国宪章》和《上合组织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支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非盟委员会高度认可全球治理倡议。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阿明表示，非盟愿同中方加强在多边平台上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国际秩序。
第三，西方社会积极反响。部分西方国家明确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认可倡议的问题导向，表示要加强协调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5年12月访华期间，中法签订关于加强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法方高度重视并赞赏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认为该倡议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法方愿就此与中方开展合作。此外，中法还就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和环境挑战、持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等具体领域合作发表联合声明。意大利总统马塔欢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符合各国人民愿望，意方期待中国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西方前政要、学界对倡议的研究逐步深入。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推动世界各国重回合作正轨的重要一步。”欧洲《现代外交》文章指出，该倡议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符合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期待。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阿尔弗雷德·德扎亚斯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推动构建更加包容、平衡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符合全球多数国家的愿望。英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认为，全球范围内治理模式及治理原则正遭受冲击，明确一套适用于国家治理、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原则至关重要，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非常及时。尽管部分西方学者仍持意识形态偏见，但客观理性的评价正逐步增多，为推动全球治理对话合作创造了条件。
三、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路径
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既立足当前全球治理中紧迫问题，又着眼长期治理体系建设，通过务实合作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
（一）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一是要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全面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推动联合国改革朝着有利于联合国长远发展和全体会员国共同利益的方向推进。支持联合国在落实《未来契约》等方面加大沟通合作，积极凝聚共识、锁定成果，争取早期收获。中国对联合国的支持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宣布建立中国—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支持机制，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上海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参与联合国减贫、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议程。中国支持联合国力行革新，加强对联合国系统的支持。
二是要推动改革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支持按照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整，支持世界银行改革股权结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高管层的代表性。支持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发挥更大作用，对现有金融机构形成有益补充，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挥世界贸易组织（WTO）功能，维护开放包容贸易环境。中方在WTO谈判中坚持自身发展中国家定位的同时，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实际行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推动“债务暂停偿还倡议”延期，已帮助46个国家缓解债务压力。
（二）优先考虑紧迫性和赤字较大领域。首先，聚焦全球性挑战的重点难点领域。一是推进绿色发展治理。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原则，构建“基础能力—减缓行动—适应行动”三位一体的应对气候变化标准框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聚焦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脆弱性，为小岛屿国家、非洲国家提供气候适应资金。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二是加强国际减贫伙伴合作。深化减贫经验交流，创新合作模式。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推动减贫知识共享与人才培养。中国向发展中国家介绍中国“精准扶贫”经验，通过“一带一路”产业园区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育特色产业。三是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强调调解与谈判、仲裁、司法等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优先作用。中国与32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国际调解，可为多种类型的国际争端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调解服务。
其次，构建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机制体系。一是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确保各国在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引领各国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对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弥合智能鸿沟。建立全球人工智能安全监测平台，共享技术风险信息。加强人工智能的监管与问责机制，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合规使用与责任追究。二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摒弃阵营化思维，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安全和稳定。支持联合国在制定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制定全球统一的网络安全规则，建立跨国网络攻击溯源与追责机制，保障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数据跨境安全流动。中国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深化网络安全领域合作伙伴关系，与多国签署网络安全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网络安全应急响应国际合作。三是完善外空治理。坚定维护外空委主平台作用，确保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航天国家在外空规则制定、治理体系完善中全过程参与权、发言权。坚持《外空条约》及其奠定的外空法基本原则，加强和平利用外空国际合作，推动制定外空资源开发与活动规范。反对外空武器化，尽早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外空军控条约。
（三）强化区域和跨区域协同合作。推进以区域机制为平台的合作。不同区域的国家因地理相邻、利益相融，更容易形成治理共识，通过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将抽象的全球治理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区域实践，形成可借鉴的治理模式。中国—东盟合作已超越单纯的双边或区域合作范畴，成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成功典范。双方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跨境疫病防控等议题上的深入合作，正是基于地缘邻近性与利益共通性，通过区域机制实现了治理资源的高效整合。中国与东盟合作推动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仅夯实了区域经济融合的基础，更构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区域治理模式。上合组织在维护区域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深化协作，建立反恐中心、推进上合开发银行建设等举措，彰显了区域协同在应对复合型安全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中的重要作用。
跨区域合作能够打破地理边界限制，推动治理经验的跨区域传播与融合，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多元活力。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与非盟《2063年议程》《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领域的跨区域治理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强化跨区域规划协调、标准互认、理念创新，优化了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机制。金砖国家机制扩员后，已经形成跨区域合作典范，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安全、贸易秩序等方面提出合作方案，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通过建立区域机制间的对话平台，能够打破区域壁垒，形成全球治理的协同网络。一是南北机制合作。比如，欧盟与东盟建立峰会机制，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开展跨区域合作。二是南南机制合作。比如，中国—东盟—海合会深化规则对接与产业协同，协调发展战略，为应对当前碎片化困境之下的全球治理提供改进方案。三方机制为区域间的政策协调提供平台，增强共同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四）促进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强化发展中国家赋能行动。一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规则话语权。支持金砖国家扩员、亚投行与新开发银行扩容，强化全球南方制度性话语权。支持发展中国家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参与规则制定。二是夯实自主发展与治理根基。推进南南合作，推动绿色能源、数字技术转让与标准互认，支持“小而美”民生项目，如农业技术推广、远程医疗，缩小数字与技术鸿沟。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人才培养，支持构建适配本国国情的治理体系。三是破解发展与治理的资金瓶颈。建立发展中国家治理融资合作机制，通过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绿色转型的资金支持。撬动私人资本参与南南合作，形成资源合力。
促进全球治理前沿学科知识体系建设。一是深耕基础理论研究。坚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构建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信息科学交叉培养体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范式局限，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治理原理。二是强化新兴领域研究交叉融合。促进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环境科学等理工科的跨界融合，设立数字治理、气候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交叉方向，构建复合型知识体系；三是深度融入中国全球治理实践。聚焦全球发展、安全、文明等关键议题，结合最新实践成果，构建涵盖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效能评估的实践知识模块。
完善人才培养与国际学术交流机制。加快国际事务等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构建通识教育、领域基础、专业核心、实践实训的组成的课程体系，培育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治理人才。强化跨文化沟通多边谈判、数据分析等实践能力培养，通过全球田野调查、国际组织实习、政策模拟实验室等形式，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打造具有引领力、权威性的全球治理学术话语平台，通过联合科研、学术联盟等形式，汇聚多元治理智慧。
强化全球治理理念国际传播与国际认同。一是搭建多层级传播渠道网络。通过多边论坛、双边交流等多种渠道，广泛传播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方案。利用联合国、G20、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引领形成全球治理共识文件和合作方案。打造多语种传播矩阵，讲好全球治理的中国故事。二是构建多元协同的实施主体。推动形成国家政策引导、国际组织协同、学界智力支撑、企业积极参与、民间交流合作的多元实施格局。凝聚国际共识，推动落实相关领域治理的履约承诺。三是持之以恒推进国际认同建设。强调倡议的包容性，防止意识形态化，避免将其标签化为对抗西方，突出补短板、强执行的建设性定位。尊重文化差异，传播内容适配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社会语境，引发国际共鸣。
结语
全球治理倡议以“两个结合”为重要切入点和方法论，实现了全球治理 范式的突破性创新，既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精髓，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治理价值，又超越传统西方中心主义治理范式，构建起平等包容、互利共赢、可持续的新型治理框架。这一倡议所蕴含的真理力量与文化力量，契合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诉求，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彰显出强大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需通过机制改革、重点领域突破、区域协同合作与治理能力建设多维发力，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系统方案。未来，随着倡议的深入推进，必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动力，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