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一位持不同意见者的“西行漫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0 次 更新时间:2011-10-19 11: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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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  

  

  晚清时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

  

  宪法不是挡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

  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受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那种宏大叙事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

  

  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罗贯中帮林冲报仇雪恨,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

  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的黄河鲤、蟹黄等菜。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

  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躲猫猫”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鸢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

  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玑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玑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玑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玑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玑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

  温世霖盛赞张瑞玑:“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玑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经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联想起黑旋风李逵或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禀见”。温世霖称:“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

  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

  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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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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