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士人不知何处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12-07-26 20: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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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  

  

  以“驯化君主”为名与君主达成妥协,这是思想界常有的思路。可惜的是,最终的结果多半是“圣人”被君主驯化,而非驯化君主。

  

  一

  

  汉初,叔孙通为了筹备朝廷典礼,到鲁地征召儒生。众生云集而响应,惟有两位儒生拒绝,理由有二:一是叔孙通先后追随多位主公,都以当面奉承而邀宠(“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二是天下刚刚安定,不宜大兴礼乐,礼乐需要积德百年才可能兴起(“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

  两位儒生言之有理有据。叔孙通如果像孟子般为了坚持道统而周游列国,士为主、君为客,自无可非议。但叔孙通朝秦暮楚(此处“朝秦暮楚”不仅是修辞,也是实指,他曾追随秦二世和楚怀王),却是道与时变,君为主、士为奴。至于礼乐兴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可于一朝一夕间完成。

  叔孙通对两位儒生的批评不以为然,直接斥之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带着其余三十位儒生晋京。他领衔排练的朝会礼仪大获成功,让刘邦尝到了做皇帝的荣贵(“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和儒生们获得皇帝的嘉奖,儒生们兴奋地把叔孙通称为“圣人”,称赞他“知当世之要务”。梦想照进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但是何谓“君子儒”,何谓“小人儒”,在叔孙通这里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君子儒”成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小人儒”成为知当世之要务的“圣人”。

  读过《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这段记载,我总是对那两位不知下落的“鄙儒”念念不忘,可惜史书没有交代。

  回看历史,不知时变的“鄙儒”屈指可数,又不绝如缕。钱穆先生对“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的历史人物尤为重视,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一文里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系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

  这段文字不动声色,却有浩然之气。这里所说的隐者,不是无可作为,而是将以有为。今人常以不问世事甚至不问世间长短为“隐者”,那不是隐者,是“乡愿”。隐者,有所不为,但有所不为是为了有所为,可惜后者常被忽略。如果隐者只是无为,那和众人也没了区别,不必专门称为“隐者”。或许,可以把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的人物直接称为士人。我所理解的士,至少要有两点:一是坚持道统;二是有所担当。他们为了坚守自己的价值尺度,宁可被边缘、被遗忘,与那些为了现世安好放弃价值判断的“乡愿”截然不同。

  

  二

  

  在一个恶的时代,最可怕的不是恶的人、恶的事,而是善恶的尺度被混淆、被颠倒。一个时代的悲剧不是没有“隐了的贤人”,而是即使存在,他们也被视为不知时变的“鄙儒”。钱穆将这种“觌面不相识”的景象称为“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极大危机”。辨认那些被遗忘的人物,是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使命之一,他们虽然在现世中隐没,但是在历史中显现。

  读过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周辅成先生的《问道者》(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野夫先生的《乡关何处》(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最可安慰的是在其中看到那些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的人物。

  因为《燃灯者》的缘故,一向不为公众所知的周辅成,慢慢走到读者面前。早在《燃灯者》出版之前,《周辅成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已经出版,但是厚厚的两本,对于许多专业以外的读者而言有些难度。

  《问道者》由赵越胜编选,选入周辅成的13篇文章,每篇文章之前有赵越胜的阅读感言,便于读者一叶知秋,对周辅成的思想有所了解。毋庸讳言,周辅成的文章今日读来颇有“陈旧”之处,不乏阶级分析的遗迹,只有耐心阅读,才会依稀可见先生在日暮途穷之处的艰难思考。我个人对《周辅成文集》中的《冯桂芬的思想》《陈炽的思想》《郑观应的思想》有些兴趣,这些人物所属的思想谱系,一度被思想界重视,这些年又是门前冷落。

  周辅成编有《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和《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如果能从这两本书中辑录一部简明本,价值当在《问道者》之上。《燃灯者》反复提到的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可以一并收入。

  因为手边有台版《江上的母亲》,见到野夫的《乡关何处》,有些惊喜。钱穆专门提醒读者,在“各地地方志,及笔记小说之类”中,可以找到那些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的历史人物,“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乡关何处》收入野夫的几篇新作《畸人刘镇西》《幽人苏家桥》《烈士王七婆》,篇篇过目难忘,读后让人感叹这个时代竟然还有这等人物存在,也印证了钱穆的说法。

  《乡关何处》未能收入《乡绅之殇》。“乡绅之殇”不仅是野夫家族的血泪史,也关系到整个国史的起承转合。士绅阶层的消失,使得中国文化“零落成泥”,也使得士人无处容身,只能流离失所、孤绝于世。同样未能收入的《民国屐痕》《“革命时期”的浪漫》已是广为传诵的名文,有心人不难寻觅,这里点到为止,不再赘述。

  赵越胜、野夫以及高尔泰的文章,有着共同的特点:语言典雅,文白相融;思想开放,不问中西。无论文字还是思想,尽显传统之美,却绝不自我封闭,而是敞开自己,情感上也相当节制,哀而不伤。但是,阅读《燃灯者》《乡关何处》以及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都需要一个前提,即内心力量足够强大。否则,很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读者一边被书中人物的精神力量打动,一边折服于书中世代的残酷规则,认为非接受那些规则不可,因为像书中的人物那样有所担当,过于艰难。这既不能归咎于作者,也不能归咎于读者,只能说,历史太残酷了。

  

  三

  

  钱穆讲到“隐了的贤人”,引用了《易经》的一句话:“天地闭、贤人隐。”赵越胜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获奖感言中,也引用了《易经》的一句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经》如今是政商两界的热门书籍,但多半被等同为“占卜”。他们阅读的《易经》和钱穆、赵越胜先生阅读的《易经》,仿佛是完全不同的两本。

  如前所述,在赵越胜、野夫和高尔泰的文章中,可充分感受到传统之美和士林之风骨,虽然他们很少直接谈论这些主题。相比之下,很多赞美中国传统的著作,读后反让人对传统望而却步,比如有位儒教学者一边表示“现在西方超级霸权国家看到不能通过军事威胁、经济制裁、政治演变改变中国,开始谋划通过‘宗教颜色革命’改变中国”,一边呼吁成立儒教财产清算委员会,收回中国历史上属于儒教的财产,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

  叔孙通的“圣人”传统,比两位“鄙儒”的传统更为热闹,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有学者为叔孙通辩护,称他之所以与时俱进,是“忍辱负重”,为了“驯化君主”。以“驯化君主”为名与君主达成妥协,这是思想界(不限于儒家)常有的思路。可惜的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最终的结果多半是“圣人”被君主驯化,而非驯化君主。叔孙通能否“驯化君主”,取决于君主,没有制度保障。余英时先生对叔孙通的评价是:“这位‘与时变化’的‘圣人’把‘尊君卑臣’变成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他是汉代第一个法家化的‘儒宗’。”(《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余英时对中国传统的解读最为值得称道,他和老师钱穆的共同之处是“一生为故国招魂”,不同之处在于钱穆对中国传统多有虚美,余英时对中国传统有直接而深入的批判,尽得“青出于蓝”之长。余英时的著作,内地出版社已有大量引进,不足之处是文章互相交错,让读者难以取舍。刚刚出版的《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适合对余英时比较陌生的读者作为入门读物。

  钱穆高度评价相权对皇权的制约,但是没有解释为何皇权可以废除相权。王毅先生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试图回应这个问题:“这种高度发达的政体,其基本设计理念、制度路径和权力的运行方式,究竟是如何越来越悖逆于‘通过法律限制政府’这个近现代世界的普遍方向。”可惜这本已经在市面上脱销的书,迟迟没有重印。

  虽然现实并无太多乐观之处,但是从阅读的口耳相传之中可以看出思想的暗潮涌动。“你点亮了灯,我才开始恐惧黑暗”,赵越胜在获奖感言中引用了诗人朱嬴的诗句,接着说道,“正因为体会到此一恐惧,我们才奋起争取光亮。”来源: 《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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