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清纯”的政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9 次 更新时间:2010-11-08 09: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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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  

  

  一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号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不仅干净,关于这部电影,最常见的形容词还有纯真、简单、朴素……张艺谋抱怨清纯的女孩越来越难找,更是引发一片附议之声。

  然而,在众多附议声中,小说原著的作者艾米,却成为坚定的异议者,她在博客上对张艺谋持续进行批判。按照常规,张艺谋已经与莱妮·瑞芬斯塔尔并肩,在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艾米在《山楂树之恋》之前没有什么名声,能够得到张艺谋的青睐不亚于被“钦点”,可是这位作家似乎没有兴趣成为御用导演的御用编剧,大有与张艺谋划清界限的意思。在接受《时代周报》(2010年10月18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要“尽力指出张艺谋对小说的误读”。

  “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这句广告词沿袭小说原著而来,并非作者艾米的意思,而是出版商的行为,仅是一种宣传,不可当真,张艺谋却把广告词的精神贯彻进电影,一丝不苟地寻找起清纯的女孩。记者询问小说作者艾米:“很多讨论都是围绕 ‘纯’、‘不纯’、‘装纯’这样的概念,作为作者,你认为用这些概念来讨论这本小说有效吗?”艾米回答:“讨论‘纯’‘不纯’‘装纯’的人,不是在讨论这本书,是在讨论张艺谋。至于有没有效,要看你对‘有效’和‘纯’如何定义了。如果‘纯’就是张艺谋理解的‘对世事一无所知’,而‘有效’就是读懂这本书,那当然是无效的。”

  为什么小说作者艾米认为无效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发扬光大?先是出版商,然后是张艺谋,接着是人民群众,都对“清纯”产生了兴趣。当然,读者有“误读”的权利,但是读者们的“误读”为何如此一致,仿佛被统一了思想?

  

  二

  

  “山楂树之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男女关系,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不仅不怎么干净,还有些下流。女医生陈清扬见到男知青王二,让他证明她不是破鞋,可是王二反而和陈清扬发展成“奸夫淫妇”。当地的惯例是“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王二的下流行径具有了以毒攻毒的特效,消除了陈清扬的烦恼。

  《黄金时代》的文字,以纯真、简单、朴素的标准衡量,称得上低俗、庸俗、媚俗:“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为了免去打字的麻烦,我在新浪网上找到这段文字复制粘帖,发现“性交”两字被х号代替,再接着看看上下文,王小波的小说遍布х号。

  与张艺谋的清纯美学相比,王小波滑到了低俗美学的边缘。电影《山楂树之恋》有没有美化历史,成为争论的焦点。批评者认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纯属虚构,或者只是个案,以此批评电影美化历史。辩护者则反复声明剧情源自真人真事,并非孤例,以证明电影忠实于历史。“史无前例”时代的爱情状况,需要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在看到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我基本持中立态度,认为当时的爱情是干净和下流并存,《黄金时代》里的“奸夫淫妇”和《山楂树之恋》里的“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平分秋色。

  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对那个时代充满缅怀,表示误解了过去,对“史无前例”的时代不能一概否定,不能简单称之为灾难,因为那时还有“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在文艺青年的思维里,“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纯情故,生命亦可抛”,悲剧的时代制造了悲情叙事的气氛,恰恰满足了他们自我感动的情感诉求。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山楂树之恋》里,成为“贫穷而饱含理想的时光”。

  我对电影持批评态度,但并不认为“史无前例”的时代不可能出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而是认为,一个时代,即使真的遍布“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也不足以心向往之,只会让人心生恐惧。以“干净”和“下流”来衡量爱情,彰显“干净”、批判“下流”,这个标准本身就值得存疑。身体接触是“干净”还是“下流”?接触到什么程度是“干净”?在电影里,静秋和老三的亲密接触重在拉手,而在原著中两者的关系不限于此。为了达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的效果,张艺谋“净化”了原著。“干净”成了禁欲的代名词,“史上最……”无非是“史无前例”的另一种说法。

  

  三

  

  一个在《英雄》里盛赞暴君的导演,怎么缅怀起“干净的爱情故事”?在《英雄》里,秦始皇被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先知”,痛心于列国纷争,认为只有统一才能天下太平,这种精神最终感化了刺客。《山楂树之恋》是女高中生静秋和男地质队员老三的纯情故事,纯情到男主角得了文艺电影最为高发的白血病。两部电影的剧情似乎毫无关联,却又有着隐秘的联系。

  张艺谋歌颂完善良的暴君,又寻找起清纯的民女,这是精神分裂吗?以民女的视角来看,这当然是精神分裂,民女见到暴君避之惟恐不及,一个人怎么能既喜欢民女又喜欢暴君?但是以暴君的视角来看,就没有什么矛盾的,民女越清纯,越能唤起暴君的欲望。“山楂树之恋”正是献给“英雄”的礼物,天下一统了,接下来可以玩点“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了。

  《英雄》的秦国以法家治国,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另一个细节却被忽略,在《山楂树之恋》的纯真年代,京城正在发起一场叫做“批儒崇法”的运动。“崇法”,这是《英雄》和《山楂树之恋》的隐秘联系。这不是说张艺谋具有商鞅、韩非、李斯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是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这层意思,或者说张艺谋的知识结构就来自这种模式。莱妮·瑞芬斯塔尔后来反复辩称:“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我只忠实于一切美与和谐的事物,或许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相当德国化的,但这并非出自我的意志,而是源自潜意识。”张艺谋同样可以这样自我解释,只需要将“德国化”换成“中国特色”即可。

  

  四

  

  《英雄》的逻辑是天下“定于一”,“定于一”有儒家和法家两个传统。

  在《孟子》里,孟子见梁惠王,称天下“定于一”。如何理解这个“一”?孟子以仁政作为“一”的核心精神,明确表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但按照公羊学的思路,天下定于“大一统”,这也是后来的主流解释。如果“大一统”和仁政产生冲突,何者优先?在孟子那里,仁政优先。公羊学不否认仁政,也强调“大一统”的合法性,但是,当它成为“儒表法里”之儒,仁政就逐渐作为口号而存在,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法家成为主导。

  在《商君书》里,“壹”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法家的“壹”不是指仁政,主要指农战,即对内重农,对外重军,“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重农,经常被视为君主注重民生,但是在很多时候,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君主之腹”。民国学者刘咸炘强调法家和农家的区分:“务地贵粟,古之政要,李悝、商鞅亦与许行、白圭异趣,不得以为农家。”(《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在重农与抑商并列的情况下,重农的根本目标是成为军事帝国,国家富强的实质是君主专制、民力枯竭。民和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里的“国”是君主的代名词。《商君书》中“弱民”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英雄》让秦国提前贯彻了“儒表法里”的精神,“大一统”是无可争辩的目标,反对者要么幡然悔悟,要么自取灭亡。这是一封写给反对者的“劝降书”,劝说反对者以天下为重,搁置争议,拥戴秦皇,否则就是意气用事,目光短浅,不理解秦皇的良苦用心。

  孟子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顾炎武严格区分“国家兴亡”和“天下兴亡”,前者“肉食者谋之”,后者“匹夫有责”。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不把自己与一家一姓之国家捆绑在一起。《英雄》也强调天下,但是这个天下被纳入到秦国的国家利益,天下国家化。根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三见秦孝公,前两次谈论帝道、王道,秦孝公志不在此,第三次见面,商鞅谈论霸道,与秦孝公一拍即合,掀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这里所说的“帝王之道”,以三代为模范,重在“天下”,而“霸道”重在“强国之术”。

  《英雄》于2002年上映时,“定于一”的国家叙事在知识界尚未成为主流,电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如果《英雄》在五六年后上映,张艺谋可能会受到称许,因为国家主义已经成为思想时尚。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比刘小枫、甘阳更敏锐,只是后两者更具理论抱负。

  

  五

  

  德国学者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2010年)里指出:“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为纳粹政体的追随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受种族宣传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而更多是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

  张艺谋作为“秦粉”(这个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古今大战秦俑情》),“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不仅反复以秦国为主题,还在《山楂树之恋》里回到最接近秦政的时代。有人批评张艺谋热爱“史无前例”的时代,他像莱妮·瑞芬斯塔尔一样倍感冤枉,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意的是艺术,不是政治。但是,艺术和政治很难截然二分,尤其在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秦政时代。“清纯”不仅与美学有关,更与政治学有关。对此,《商君书》已有详尽论述。

  朴和淫,在《商君书》里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民风是朴还是淫,不仅属于个人的道德和美学范畴,更是关系到国策层面,关系到能否定于壹(农战)。《商君书》明确指出,重农政策和愚民政策、先军政策构成良性循环,农耕不需要民众有太多学问,民众思想简单,就不会轻视农业,“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全民务农有利于愚民,愚民有利于国家稳定,既能让国家拥有粮食储备,便于发动战争,又能使农民平时安于耕种,战时积极充当炮灰。正所谓:“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公开称赞愚民政策,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很多时候,《商君书》用“朴”代替“愚”,强调“重农”胜过强调“愚民”。这是一种政治的修辞学,“朴”和“愚”、“重农”和“愚民”基本可以划等号。可是,后世读者往往被这种修辞学吸引,赞美重农政策下民风之朴,忽略愚民政策下民风之愚。还有一些读者,认为可以取重农之精华,弃愚民之糟粕。但法家的重农和愚民是同一件事情,无法分割。《商君书》反复表示:“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重农之精华就是愚民,如何取舍?

  《商君书》指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之后,接着指出:“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强则越志;轨则有用,越志则乱。”(此处有两种版本,本文依蒋礼鸿,从简书之说)朴和淫成为治理国家的一对重要指标,民风纯朴就会循规蹈矩,服从命令听指挥;民风淫荡就会有奇思怪想,破坏稳定团结的局面。

  淫(有时也称为“奸”)不限于作风问题,包括除了朴之外的几乎所有品质。按照《商君书》的思路,要对贵族征收重税,但“劫富”不是为了“济贫”,而是为了从根源上杜绝“辟淫游惰之民”,即游手好闲之徒;要禁止粮食买卖,于是农民中的懒汉必须努力耕种,商人中的勤劳者也无利可图,只能改行务农;要禁止靡靡之音、奇装异服,这样才能“意壹而气不淫”,专心耕种;要禁止旅游,以免产生“奸伪、躁心、私交、疑农”的花花心思;要把酒肉视为奢侈品,然后鼓励艰苦朴素……

  是否有利于农战,是朴和淫的判断标准,有利于农战者是朴,无助于农战者是淫。朴,包括但不限于干净、纯真、简单、朴素、清纯、勤劳、老实;淫,包括但不限于游手好闲、靡靡之音、奇装异服、好逸恶劳。

  为什么张艺谋既热爱帝国和君主,又热爱清纯的民女,《商君书》早已给出答案。“清纯”,是一种政治学。

  

  六

  

  文章写到最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考证《山楂树之恋》的剧情。作者认为地质队员老三得了白血病,不是出于文艺电影的惯例,而是因为这个地质队在探测铀矿,而铀是制造核武器的必备材料。

  这个花絮再次告诉我们,“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和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如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201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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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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