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州级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导致美国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不同于以议题性两党对抗为特征的联邦政治极化，美国州级政治极化主要表现为空间性两党分治，极化水平上升更易催生州级府会一致。州级政治极化对美国政治生态产生了两方面重要影响：一是选举塑造，即通过国会选区重划特别是不公正划分，推动“安全选区”数量持续增长并催生“初选即决战”效应，共和党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政策塑造，即由三权分立而来的州级政策自主并衍生出州际政策联盟，向上溢出形成联邦范围的红蓝对抗，共和党看似强势但实则两党僵持。州级政治极化自下而上地影响美国联邦政治的未来走势，或将成为美国进一步滑向“冷内战”的加速器。
关键词：美国州级政治极化 美国政党政治 选区重划 政策联盟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7期，注释略
美国政治极化指民主、共和两党及其支持者政治分歧越来越大、妥协空间越来越小，在联邦层次表现为议题性两党对抗持续升级，在地方特别是州级层次则表现为空间性两党分治日渐显著。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一度担忧政治极化水平过低导致政策辩论不足，但随着联邦和州级政治极化在冷战结束后愈演愈烈，缓解因极化水平过高而导致的政策僵局正日益主导研究议程。尽管如此，既有研究主要聚焦联邦政治极化，对“文化战争”兴起后启动并于2010年起加速的州级政治极化关注不足。美国州级政治极化持续加剧呈现州级两党分治、共和党强势和选民州际重组等特征，并因选举组织方式和政治制度设计等对美国选举政治和政策决策产生长期重要影响。
美国州级政治极化的基本特征
美国政治极化在地方层次主要体现为州级政治极化。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战争”兴起以来，美国州级政治极化逐渐加剧，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特征。
第一，两党分治。州级政治极化以两党分治为关键特征，其衡量指标主要有两个：最重要的是州级府会一致（Trifecta），即一党同时控制州长、州众议院和州参议院而形成的“强一致”政府；另一指标是州级三权叠加（Triplex），即一党同时控制州长、州司法部长和州务卿但未必同时控制州参众两院的“弱一致”政府。府会一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三权叠加，而三权叠加并不必然导致府会一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府会一致州数量持续上升，而府会分裂州数量则整体下降（见图1）。2024年大选前，府会分裂州数量创下195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仅有10个。截至2026年4月，共和党拥有23个府会一致州，24个三权叠加州；民主党拥有16个府会一致州，21个三权叠加州。尽管有11个府会分裂州，但仅有5个不是三权叠加州。
图1：1992—2026年美国州级府会一致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州议会全国联合会和选票百科（Ballotpedia, https://ballotpedia.org）的相关数据制作。
州级两党分治的重要后果之一是向联邦输出本党精英，进而推高联邦层次的两党对抗。以联邦参议员的构成为例，1980年，各州的2名联邦参议员往往来自不同党派，而到2018年，已有近70%州的联邦参议员均来自同一政党。截至2026年4月，除缅因、宾夕法尼亚、佛蒙特和威斯康星等4个州之外，其他所有州的联邦参议员（每州2人）均来自同一政党，其中民主党42人，共和党50人。
第二，共和党占据优势。2009年前，美国州级政治极化虽呈加速发展态势，但主要发生在15个州，其他州相对缓慢。冷战结束后，共和党的两项关键行动成为州级政治极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一是共和党在前众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领导下推动“共和党革命”并于1994年赢得中期选举，对自20世纪30年代“新政革命”以来民主党在州和联邦议会中的长期优势造成显著冲击；二是共和党在2007年州级选举失利后推出“描红地图”（REDistricting MAjority Project, REDMAP）计划，试图彻底扭转两党力量对比格局。结果，共和党在2010年州级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新增13个府会一致州，而民主党则输掉7个府会一致州。2011—2026年，共和党的府会一致州始终保持在21个以上，最高纪录是2018年的26个。民主党在2015—2018年一度陷入低谷，2017年仅余6个府会一致州；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的府会一致州重回14个以上。
共和党府会一致州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掌控更牢。截至2026年初，共和党在15个州维持主导地位14年以上，其中犹他州自1985年起一直由共和党主导。更重要的是，共和党府会一致州呈阶段性扩张态势：1994年增加3个州，2010年增加7个州，2017年又增加3个州，且均延续至今。相比之下，民主党在2011年才新增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和夏威夷等3个府会一致州，2019年和2023年取得较大进展，分别增加5个和4个府会一致州。自1992年以来，从未实现府会一致或三权叠加的州仅有5个，但共和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均时间为15.8年，最长为26年，仅2个州超过20年；而民主党的平均时间为22.5年，最长34年，超过30年和20年的均有4个州。共和党在州级两党分治中的优势地位，使其在联邦参议院长期占据优势，在联邦层面推进保守主义议程更为顺利，而民主党则在多数议题上呈防御态势。
第三，选民州际重组。有研究表明，1984—2016年，美国政治极化演变有34%可归因于国内移民导致的人口变化。两党选民在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生活标准、地方政策等因素驱动下不断移居和聚居。自冷战结束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国内移民呈现从民主党主导的东北部向共和党主导的南部移居的态势。2000—2023年，美国国内移民增长人数最多的州均是由共和党占据主导地位的“红州”，其中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北卡罗来纳、亚利桑那、佐治亚等位居前列，分别新增340万人、270万人、150万人、140万人、100万人，而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华盛顿等5个州的新增移民人数也超过50万人。相比之下，同时期人口损失最大的都是民主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蓝州”，其中纽约、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和新泽西分别移出400万人、380万人、190万人和110万人，俄亥俄、马萨诸塞和路易斯安那等3个州的移出人口均超过50万。更为重要的是，从“蓝州”移入“红州”的选民大多选择注册为共和党人，但从“红州”迁往“蓝州”的选民大多继续注册为共和党人，导致“红州”更红但“蓝州”未必更蓝。如同《纽约时报》所指出的，正是由于过去半个世纪中不利的选民州际重组，民主党可能在2032年后面临一场持续的选举悬崖。
选区利益是美国政治的原动力，联邦政客的政治立场很大程度上为州级政党和选民基础所决定。因此，州级两党分治、共和党保守主义化和选民聚居意识形态化等，最终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不仅强化美国“红蓝对立”的空间和人口基础，更可能通过选举组织和政策决策两大渠道影响美国政治生态。
州级政治极化的选举塑造效应
美国选举管理权下放至州甚至县，赋予各州划定和调整决定总统和众议员选举结果的国会选区的权力，为州级政治极化影响美国选举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宪法第1条第4款即选举条款规定，“举行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的时间、地点与方式在每州由该州立法会决定”。基于此，由州决定的联邦国会选区重划，或更准确地说是选区不公正划分（即“杰利蝾螈”现象，Gerrymandering），就成为州级政治极化影响联邦政治极化的重要途径。选区不公正划分指负责选区重划的政党刻意扭曲人口地理结构，以最有效的选民分配方式塑造不平衡的选票分配，使选民数量并不占优的政党仍可赢得立法机构多数席位。伴随州级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分治现象愈演愈烈，选区不公正划分在1994年后快速升级，对美国政治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是塑造联邦议员特别是众议员的选举行为。
一般而言，选区重划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中短期的。首先，选区重划的依据是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这既意味着整10年份的州级议会选举很重要，也意味着选区重划最长只能影响10年。其次，技术层次的选区重划策略选择相当重要，过于激进或预留优势较小的选区重划策略极可能因小幅人口结构变化而失败，而过于保守或预留优势较大的选区重划策略又往往导致选票浪费。最后，宏观层次的人口流动、年龄自然增长、代际更替等也可能导致选区不公正划分演变为选区虚假划分，即出现有利于对手的后果。尽管如此，选区重划特别是选区不公正划分，仍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州级政治极化，并从三个方面影响美国政治发展。
第一，选区不公正划分推动“安全选区”数量持续增加。“安全选区”指一党得票率明显高于另一党的选区，其衡量指标可分为5%、10%、15%和20%四等。例如，以5%为标准，在美国435个联邦国会选区中，民主党的“安全选区”从1997年的125个增至2025年的184个，共和党从151个增至194个，而“摇摆选区”从159个降至2025年的57个。“安全选区”增多导致联邦大选中的分裂投票现象减少，在巩固州级两党分治的同时，使两党竞争集中于争夺“摇摆选区”。分裂投票是指选民在大选中采用“两面下注”方法，在支持一党总统候选人的同时支持另一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在1956—1996年的11次总统大选中，分裂投票的国会选区始终保持在100个以上，1984年大选甚至创下190个的历史纪录。但自2000年大选以来，分裂投票选区数量不断下降，到2020年和2024年大选中均仅有16个，略高于1920年的历史最低纪录（11个）（见图2）。为赢得2026年中期选举，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7月“建议”得克萨斯州通过选区不公正划分增加“安全选区”数量，诱发自1800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两党中期选区重划竞争，迄今已有约20个州卷入其中，州级两党分治和联邦两党对抗同步上升。
图2：美国大选分裂投票选区数量与比重（1900—2024年）
资料来源：“Share of Voting Districts Splitting the Vote Between Presidential and House Candid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00 to 2020,” Statista, November 3,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62064/split-ticket-voting-districts-us/.
第二，“安全选区”数量大幅增加，不成比例地放大初选的重要性，将更多极端候选人推上政治舞台。传统上，初选只遴选两党候选人，最终胜出者要到正式选举才能见分晓，但随着选区越来越“安全”，与党内其他候选人的竞争变得远比与另一党候选人的竞争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由于选区是“安全”的，各党候选人只要赢得党内初选，就能保证最终当选。不过，党内初选历来关注度极低。例如，在2016年大选共和党党内初选中，特朗普赢得的选票仅占全美选票的5%；而大批茶党党员在2009年后步入政坛，其初选得票率在其选区内也仅为12%—15%。基于此，候选人更多受关注初选的少数选民所影响，政治立场可能变得相对极端。一项对超过8万次初选的定量分析发现，“安全选区”数量增长的重要结果之一是，温和派候选人的获胜空间遭到持续挤压，而持极端立场的候选人获胜概率明显增加。“安全选区”事实上挤压了两党温和派的政治空间，将更多极端派推上政治舞台，进而使美国联邦和州层面的政治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第三，共和党利用选区不公正划分的能力增强，催生联邦政治保守主义化与州级政治自由主义化的反向发展。美国库克党派投票指数的数据显示，1997—2023年，民主党与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来源存在重大差异：在民主党新增的39个“安全选区”中，仅有3个源于选区重划；共和党新增的38个“安全选区”中，有29个源于选区重划。这导致巨大的选举后果差异：在2000年和2010年选区重划后的第一次美国国会选举中，共和党的众议院席位平均增加9.1%；在两次选区重划后的前3次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众议院席位平均增长8%；与无党派委员会控制重划的选区相比，共和党众议院席位增加9.8%。而民主党席位在上述3种情况下均无明显增长。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席位随着“安全选区”的增加而增长，使美国政治整体朝保守主义方向发展，进而导致联邦层面的“共和党进攻—民主党防守”态势更趋明显，引发两党在州级政治主导权层面出现连锁反应：1996—2020年，美国99个州议会中有51个朝保守化方向发展，47个朝自由化方向发展，但从州议会保守化和自由化的相对速度看，后者比前者快30%左右，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民主党人的心理焦虑。
州级政治极化的政策塑造效应
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使地方特别是州拥有高度的立法和政策自主性。这一自主性因州级政治极化下的两党分治而进一步放大，府会一致意味着本党政策议程更易在州层面实现。两党府会一致州围绕特定政策议题展开协调甚至结成政策联盟，向上溢出并加剧联邦—地方对抗和议题性两党对抗。2024—2025年，移民政策变化诱发联邦—地方对抗的“大反转”：2024年，得克萨斯州与拜登政府对抗，22个共和党州与得州组成“攻守同盟”；2025年，加利福尼亚州与特朗普政府对抗，也有22个民主党州与加州共进退。从政策决策或议题性两党对抗看，州级政治极化的政策塑造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利用立法便利影响政治决策。在联邦政治极化严重的情况下，利用府会一致下的立法便利（主要包括塑造性立法和预防性立法两种方式）推动本党政策议程，成为州级政治极化影响美国联邦政治决策的重要途径。塑造性立法指积极推动特定议题的立法同时实现横向扩展和纵向深化，即不但提出大量议案，而且大力推动议案最终立法。以2025年州议会立法结果为例：在立法效率方面，民主党府会一致州的平均立法效率为12.68%，且仅有一个州的立法效率位列前10，而共和党府会一致州的平均立法效率达到33.39%，且有8个州立法效率位列前10；在提案数量方面，提案最多的10个州中，民主党府会一致州有6个，共和党仅3个；在通过法案数量方面，立法最多的10个州中，民主党府会一致州仅有2个，而共和党多达7个。尽管如此，民主党立法议程上升为联邦立法的成就更大，民主党府会一致州涉公民选举权利、弱势群体权利及加州涉气候变化等地方法规均有大量内容最终写入联邦法律，这也是当前特朗普政府强烈反对气候变化和多样性、平等与包容（DEI）等“进步”意识形态的根源所在。
预防性立法指执政党为避免或消除由三权分立或政党更替导致的立法挑战或冲突而预设立法门槛的做法，主要包括设定最低门槛的最小化立法和设定最高限额的最大化立法。民主党偏爱最小化立法，其典型是最低工资法；共和党倾向最大化立法，被广泛应用于枪支管理、气候变化、教育及性少数群体权利等领域，也经常被用于限制“红州”内“蓝县”的潜在立法冲突。例如，截至2023年底，所有共和党府会一致州都通过预防性立法对有关收紧枪支管控、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等潜在立法冲突加以阻止。预防性立法由州向联邦扩散的新近典型是，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8日签发《防范州政府过度干预以保护美国能源产业》总统行政命令，要求依据联邦层面立法审查州和地方立法，撤销或废除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限制国内能源开发的既有立法，并阻止未来的潜在立法冲突。
第二，通过政策联盟协调立场。以党派划线的相同或相似立法，为两党分治下的党派政策联盟奠定法理基础，并可能向上溢出导致联邦法律和政策调整。例如，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3月签发的《维护和保护美国选举公正性》总统行政命令，使两党围绕公民选举权利的阵营化斗争进一步凸显。自冷战结束以来，共和党府会一致州不断通过技术性和进攻性手段（如投票时必须核验身份证件等）加大限制非法移民参与选举的力度。截至2026年4月，包括共和党府会一致州在内的36个州通过法律要求选民在行使选举权时提供某种形式的身份证件，仅1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不作要求。相比之下，2020年时有3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不对选民身份证件作要求。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更多采取整体性和规范性的选举权利促进方法，特别是推动通过州级《选举权利法》。自2013年以来，华盛顿（2018）、俄勒冈（2019）、弗吉尼亚（2021）、纽约（2022）和康涅狄格（2022）等5个“蓝州”成功立法。尽管相对缓慢，但民主党塑造的“道德盾牌”往往占据优势，共和党的“技术利矛”难以穿透，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尝试在联邦层面通过要求选民必须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的《拯救美国法案》以破除民主党的优势。又如，各州也尝试通过“诉讼联盟”即对联邦政策、法律或判决提起上诉的方式，塑造美国政策决策，其典型案例是美国最高法院于2022年夏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该判决来源于共和党府会一致州的上诉，后又促进了共和党府会一致州限制堕胎的政策联盟建设。截至2026年3月，美国已有21个州通过立法禁止或部分禁止堕胎，尽管仍有包括17个民主党府会一致州在内的29个州支持堕胎。
第三，以非正式网络为纽带塑造政策。将立法与政策联盟联系起来并使政策塑造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下纵向会际关系、横向州际关系以及草根公民倡导团体等共同构成的非正式网络。从横向的州际政策联盟看，最为重要的是两党州长协会和州议员协会。例如，共和党州长协会重点围绕税收、经济、教育等展开政策协调；而民主党州长协会则强调经验交流，并不注重具体的政策协调。从纵向的会际关系看，美国国会中的议员连线（Caucus）机制已成为志同道合者推动州际政策联盟的核心机制，而正式的两院小组委员会更多是两党斗争和谈判的场所。草根层次的公民倡导团体更加复杂多样，也是推动州级政治极化通过政策联盟方式向上传导的重要力量。例如，1972年成立的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在通过“诉讼联盟”建设推动共和党议程方面高度有效：美国最高法院审查了该委员会17%的诉讼案例，而对其他诉讼案例的审查比例仅为1%。又如，在批判种族理论陷入激烈争论的2020年10月至2021年12月期间，美国各州共计爆发129次相关抗议，其中102次是由反对批判种族理论的公民倡导团体所推动的。正是在复杂的非正式网络推动下，两党的政策创新往往首先出现在州级党纲之中，凸显了州级政治极化对联邦政治的影响。以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为例，在民主党正式表态支持其权利前已有13个民主党州委员会正式表态支持，在共和党正式表态反对前已有14个共和党州委员会正式表态反对。
结 语
美国政治极化被认为已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州级政治极化的三个趋势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州级政治极化正长期性地改变美国选举的深层逻辑，即“安全选区”的增多赋予党内初选决定性意义，使两党角逐变得无足轻重，“初选即决战”逻辑正推动候选人向极端立场方向发展；二是两党战略战术迥异，民主党注重整体性、规范性和侵蚀性，而共和党强调局部性、战术性和进攻性；三是尽管共和党在联邦层面咄咄逼人，但民主党所构筑的政策议程“道德盾牌”在地方特别是州级政治中仍然牢固。长此以往，州级政治极化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持续增强。换言之，州级政治极化因两党分治加剧、共和党强势和选民州际重组而助长两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长期对抗，进而可能成为美国进一步滑向“冷内战”的加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