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泉:试论老子与哈耶克政治哲学之异同

——兼论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的态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6 次 更新时间:2011-07-03 13: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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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泉  

  

   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传统更多地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来,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如果说中国的自由主义曾经与“全盘西化”以及“文化激进主义”等标签相联系的话,那么在今天,它似乎越来越多地跟文化保守主义连在了一起。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与哈耶克的影响分不开的。秋风在《经过哈耶克重新发现和转化传统》一文中指出:“在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于传统普遍地秉持一种比较亲合的态度”,[1]他尤其以周德伟和林毓生为例,说:“我们可以断言,周德伟和林毓生之所以对本土传统采取了亲和、同情、甚至与西方资源一视同仁的倾向,正是因为哈耶克的理论。”[2]应该说,秋风的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判断,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出现与文化保守主义合流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拜哈耶克所赐。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的眼里,中国的传统已不仅不是实现自由主义的负担,而且是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源泉。在作出如此判断时,他们有时也引用儒家的思想资源,但更多的时候是引述老子。在他们看来,老子的思想不仅内在地包含着自由主义因素,甚至还是西方自由主义包括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据笔者所知,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中比较早地提出老子思想与自由主义相接近这一观点的是殷海光。他曾经指出:“在中国文化里,跟自由主义能发生亲和作用的是佛老思想”。[3]但是,殷海光对此并未展开说明,而且在他看来,老庄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因子也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对中国传统总的来说持批判态度,到晚年思想才有所转变。比较早地提出并论证老子思想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有相似之处的是台湾学者石元康。他在1986年提交给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的论文《自发的秩序与无为而治》中,详细论述了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的一致之处。他认为:“海耶克所提出的自发秩序与道家的无为而治,在结果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它们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道家的政治哲学可能可以为自由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提供一些哲学上的理据。”应该说,石元康的论证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在判断时他经常使用诸如“可能”、“也许”、“相似”之类的词语,并明确指出:“我并非要辩称道家的政治哲学是一种自由主义。”[4]相比之下,大陆的一些学者对此就要自信得多了。盛洪提出:“原来斯密所‘发现’的原理,在两千多年前已经被中国的先哲们用另一种语言更为简洁和优美地表达过”;而哈耶克“比斯密在风格上更接近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5]另一位经济学家韦森在《哈耶克与老子》中也说:“不管哈耶克读没读过《老子》,其‘自发社会秩序’的分析理路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件明显的表层事实。”虽然他接着指出:“千万不得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划等号。”[6]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苏格兰道德哲学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康德、门格尔、米塞斯这些西方思想家之外,哈耶克又显然受东方古代思想家尤其是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的影响。”[7]秋风也说:“道家的无为思想,略相当于西方所说的消极的自由。其自发秩序理论,具有相当强烈的原创性。”[8]“道家‘无为’思想中对于自发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思考,可能是观念史上最早、且相当成熟的自发秩序理论。”[9]2003年,杨鹏出版了《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一书。在该书中,他认为老子是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在春秋战国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就已经生根。[10]刘军宁对老子的推崇也不遑多让。他在《老子之道,里根之道——造就自由与繁荣的秘密配方》一文中指出:“在西方老子却被普遍认为是人类自由主义思想的最早先驱。”;“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与老子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一致的。”[11]他并因此而提出了“天道自由主义”的口号。

   那么,老子思想真的与自由主义如此切合吗?本文将对此进行简要论述。

  

   一,老子与哈耶克是否具有可比性?

  

   哈耶克是一位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老子则是一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一古一今,一中一西,是否完全无法比较呢?那倒不尽然,因为思想的比较是可以跨越时空的,关键在于思想本身的内容。老子是一名著名的思想家,对此大家不会有什么疑问,但他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政治哲学还是人生哲学,或者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主的纯哲学?对此人们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如果是后两者的话,那么他与哈耶克的可比性就不是很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刘军宁先生的意见:“老子的思想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12]而不太赞同殷海光所说的“佛老思想只是一种人生境界和一种生活态度”。[13]因为佛老其实是有区别的。不仅如此,老子跟汉朝以后的道家也是有区别的。在历史的发展中,道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专注于个人修道成仙的宗教。虽然老子的思想中已有“保身”的观念,但这并不是其哲学的重点。另外,虽然老子哲学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具有比较明确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的哲学,但其本体论及认识论都是为其治国之道服务的。因此,老子哲学主要是一种政治哲学。既然它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同为政治哲学,那么它们就具有一些大致相同的主题,比如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职能等,因此是可以比较的。

  

   然而可以比较不等于具有直接联系,观点有相似之处也不等于存在着直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言“哈耶克显然受东方古代思想家尤其是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的影响”[14]是过于轻率了的。哈耶克读过《老子》吗?这倒不是没有可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有史以来译成外文版本最多,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因此,虽然哈耶克不懂中文,但他看过《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是有可能的。据韦森教授说,哈耶克于1966年9月在Mont Pelerin Society(朝圣山学社)东京会议上所作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讲演中曾引用过《老子》中的一句话,在这一著名讲演中,当谈到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时,哈耶克说:“难道这一切如此不同于《老子》第57章的诗句:‘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并且哈耶克指出,《老子》的这句话,代表了他整个深邃繁复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精髓。[15]但是,即使哈耶克确实引用过老子的话,甚至通读过《老子》(而不是仅看到过其只言片语),那也不能说明他就一定受到了老子的深刻影响。这里的关键是:他是在什么时候读到《道德经》的?如果是在青年时期,他的思想成熟之前,那么,他就极有可能受到过老子的强烈影响。但如果是在他的思想已经成熟以后,那么,《老子》对他来说,就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已。目前尚没有证据说明哈耶克是否通读过《老子》以及什么时候读的,所以对此只能存疑。无论如何,仅仅凭借某一篇文章中的一次引用,就断言作者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这是不够严谨的。至于断言老子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创始人,那更是对“古典自由主义”这一词汇的滥用。众所周知,哈耶克所复兴的古典自由主义从时间上来说不早于十七世纪,从空间上来说则主要集中于英国。哈耶克曾经为意大利的《新世纪百科全书》撰写过一个很长的辞条《什么是自由主义?》,其中专门有一节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他指出:“最先明确表达个人自由理想的是古希腊人,特别是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的雅典人”,其中无一语涉及到中国,更不用说老子了。该文第五部分的标题就是“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但是这一部分他阐述的是十九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概况。[16]在另一处他指出:“现代的个人自由,大体上只能追溯至17世纪的英国。”[17]显而易见,老子根本就不在其视野之内。因此,即使老子的思想符合古典自由主义精神,也与哈耶克思想的形成无关。

   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不从历史联系的角度,而只从学理的角度来对二者进行一番横向比较。

  

   二,认识论上的异同。

  

   哈耶克的政治哲学是以其进化论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他非常强调理性的局限性,反对那种迷信人的理性力量的唯理主义。他认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是一个“理性不及”的领域,这并不是坏事,而是自由的保障,相反,“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理性。”因此,“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18]与此类似,老子也非常强调人的无知,而且认为这是好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恒无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搏之而不得……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因此,“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19]

  

   从以上论述看出,老子思想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在认识论上有一致之处。但深入分析后,则可发现二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哈耶克虽然反对建构理性主义,但他仍然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指出:“毋庸置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秉赋。我们的论辩只是表明理性并非万能”;“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20]哈耶克并不反对知识的进步,他主张人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他只是认为,无论人类的智慧进步到何种程度,关于社会的整体演变仍然是单个的人所无法掌握的,因而是无法全盘规划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哈耶克的‘无知’是人有所知、有所不知中的‘无知’,他承认个人知识的存在和‘一般无知’的可克服性,‘理性不及’和‘智识不及’只是作为永远存在的因素(factors)和部分(part),而不是所有和全部。”[21]

   有些人认为,老子从根本上否认了人把握“道”的可能性,因此是一个彻底的不可知论者。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事实上,虽然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说到“道”的玄妙性和模糊性,但他却又分明教导人们要循道而行,而且在多处描述了“道”的特征及要求。他所呼唤的“圣人”就是能体道而行的人。显然,在老子看来,道并非不能认识,而是不能通过寻常的途径去认识,即不能通过理性的方式,而是要通过直观体悟的方式。在他看来,知识的增多不仅不是好事,反而是坏事,因此他反对“智、巧”而推崇“愚、拙”。所以,严格说来,老子并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是一个反智论者或者说蒙昧主义者。这种反智论虽然可能有助于自由,但也可以被专制所用,演变为愚民政策。既然“民之难治,以其智多”,那么“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就顺理成章了。[22]

  

   三,价值观上的异同。

  

   在价值观上,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由为最高价值,以维护个人权利为根本目标。在这方面,哈耶克自然是符合的,而老子显然并未有这种思想。当然,这不能怪老子,毕竟他生活于两千多年前。即使在西方,个人主义及人权观念也是近代才出现的。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老子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与孔子差别不大:“圣人”、“治”、“民”(“百姓”)。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圣人”,“民”是被“治”的对象,这是他们的共同预设。只不过他们所理解的圣人有所不同,而治理的方法也各异而已。他们呼唤“圣人”的根本目标不是为了维护人们的个人权利,而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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