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2日刊登郭双林先生文《跋梁启超一封未刊书信》，论证梁启超一封未刊书信的写信日期。
现重录这封信：
“吾顷作欧游，此书到时吾当已过印度矣。随行者张君劢、蒋百里、徐振飞、刘子楷、丁文江、杨鼎甫。此次不得弟随行，颇感不便。非令娴已南，则吾必招弟与俱也。顷有一事，欲弟在南洋试为尽力。上海松坡图书馆顷已落成，徐总统捐助秘籍十余万卷，亦已运到，而馆中经费甚支绌。购地建筑所费，今当负债三万余，常年维持费更无所出。前此本经各省督军共成发起，今实不愿更乞助彼辈，以为松坡污点。南洋商界思仰松公功德者，想复不少，请弟力为募集。所有一切款项，由上海、天津等处浙江兴业银行代收。今寄上捐册五本，松社规约二十本，请察收。吾归途当取道仰光，即携令娴母子归耳。
此上 希哲弟
启超
十六日”
此信是梁启超写给女婿周国贤（字希哲）的，周当时担任中国驻缅甸仰光总领事。
郭文说，张纯明认为，“该信是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的非政府观察员，离国赴欧前夕于1918年12月16日写的”；而韦慕庭则认为，“该信写于船上，信最后的日期是十六日，可能是1919年1月16日。当时梁作为巴黎和会的观察员，正在赶赴欧洲的旅途中。”郭文认同张纯明的观点，认为此信写于1918年12月16日。
实际上，此信应是写于1919年1月16日。信的第一句，“吾顷作欧游”，一个“顷”字，可作为判断写信日期的参照点。“ 顷”表过去时态，指事情在不久之前发生了，所以，此信写于赴欧的途中。根据郭文的引证，1919年1月15日梁启超在锡兰岛游历。信中说“此书到时吾当已过印度矣”，虽是预言，从地图上看，从斯里兰卡向东到仰光与向西过印度，两处海程真差不多。郭文说，“当此信到达缅甸仰光时，梁启超一行可能已经过了红海，所以不大可能。”其实，过了红海只是比过了印度更远一些，仍然可以说是过了印度。更何况，郭文此处也依据不足，凭什么说“已经过了红海”？
郭文推测，1918年12月10日给女儿梁令娴写一封信后，12月16日梁启超又给女婿周国贤写了这封信。根据郭文提供的信息，若12月16日寄信，“此书到时吾当已过印度矣”，就是说，此信要一个多月后才能到仰光，是不是走得太慢了？当时，从中国到美国，海航寄信差不多需一个月时间，若寄往仰光，应该说有十天就足够了，据此推断，周国贤应在12月下旬就能接到此信，但此时梁启超的欧洲之行可能还未启程（12月28日从上海登船），根本不可能“当已过印度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