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茂:关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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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茂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 2000年版)第323-325页收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一封,内有"十八日"写的主信和"十八日灯下"和"十九日午刻"的续写两札,及附言两条,但续写两札与十八日主信在内容上并无联系。该书第384页收"十八日晚"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其内容恰与第324-325页的"十八日灯下"和"十九日午刻"两札相衔接。又,该书第406页的"十九日灯下"一札,编者认定写信日期在夏历七月,据信的内容判断应是夏历五月,即为"十九日午刻"的续札。现将"十八日晚"、 "十八日灯下" 、"十九日午刻"、"十九日灯下"数札重新排列,全文录于此。

雪堂先生有道:

十六日寄一书,想达左右。初九日手书,亦于十五日收到矣。十五日后复大雨至今夕,现在在梅雨期中,想月内快晴之日必无多也。君羽本定十六日赴淮,因雨不行,改期十九,如十九仍雨,则展期。五小儿感冒仍未退热,惟热度较低。此种病中西药皆无效力,须俟其自愈,自愈先后皆与药无关耳。

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永对以哈园有成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其措词若永商之哈园,而哈园不允者。又使者嘱永转劝公,殊可笑。哈园与永感情尚佳,非分之干涉,近亦无有。

此次《唐韵校论》及《仓颉》重辑本拟以某君出名,将来为集修身训或礼节《集古经》。一书,去年曾有嘱托。以某夫人出名,或者明年尚有续订之望,姑作是想而已。《仓颉》旧辑多将元应、慧琳等引申增成之词混入,亦有系他书解诂,因脱去书名而误与《仓颉》训诂相连者,此种分别颇不易,唯心知其误而已。

十五日晤丁辅之,谓尊书已将篆字写成,付刻,则排时可以一律上板,故尚未有校样送来。据云篆文刻工每字须洋两分,不知刻成后其状如何,想比商务所刻必愈也。辅之又言,前言每版排工四角(有折扣),系每版以四百字为限。今所定版心字数有四百八十余字,例加一角,今让五分云云,并以奉闻。印纸已由纬公处交付,并闻。专肃,敬请 道安不一

永观再拜  十八日晚

王太守竟无消息,其诸家手札尚存哈园,竟未去取,可见其人未到沪也。又申。


今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苹编藏书目月脩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明约束,约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无只字交卷。孟苹宋本无多,然明刻善本及抄校诸本约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交卷二篇,至十年后亦不过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断不能连续,即使连续,竟多增一人,于孟苹甚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好在我辈作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

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必劝永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也。凤老乐观之说,据今日情形,恐又将打消,须俟至贯盈之后。而对外之事,经此一坏后,盖无可收拾。至某君能为夏靡与否,又另一问题也。再请 道安不一

永又拜

十八日灯下


今晨往寐叟处长谈,有书致公,附上,请詧入。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做二月句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 潜楼东行之说亦此老所劝,如行,则校勘之权尚属公,此行虽无益,亦无害也。

尊体腹泻想早痊。五小儿热乃以渐退,一日凉似一日,然尚有微热,此亦奇也。内人胃疾已愈。

顷得十三日书,并悉。王中丞札当问景叔,《丛编》亦当向景叔购也。再请道安

十九日午刻


今日天晴,君羽准行赴淮,并闻。


今日晤况夔笙,自北京归,知陈松山给事亦在北京。盖湘省被兵,不能安居所致。近则常德竟当兵事之冲,恐乃弟商业亦不堪问。闻其人入史馆,想系凤老为之也。公在都匆促,恐未必闻其消息,故以奉闻。如大学之事我辈故不愿就,然如凤老、松老,绝不因其入史馆而减其敬爱。若如缪种,则诚不足齿耳。

夔笙在都购得元本《吏事指南》一书,元本元印,云系官场备览之类。渠以百元得之,至沪或可售二百元云云。书因价未付清未携来,将来当就观之,恐有好材料也。

承询查韬荒,今检《备志艺文志》七得之。韬荒名容,号渐江,又号片翁。布衣,天才超绝,尤肆力于史学。以上小传。所著有《咏归录》,《日下旧闻》引。《尚志堂文集》六卷,见《金志》。谱云有《尚志堂集》、《真乐堂集》共六卷。查岳牧翁《杂记》,云有《尚志堂集》刊于楚中,今不知所归。《渐江诗集》二十卷、见金志陈氏亭敬序。《江汉诗集》、见钝翁《说铃》,并载李良年序。又《輏轩录》云,更有《弹筝集》仅绝句一体,凡百首。《渐江文抄》二册,见《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不载其有词集。观其诗集诸名,殆终身作客者,故管芷湘于吾乡文献最熟,亦不知其有词也。此君乾隆金、战二志当有专传,然现无此书,无从查检也。康熙志无传,《备志》仅补前志所不备者,故亦不为作传也。专肃,再请

道安

永观三顿

十九日灯下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的编者将第323-325页信的旧历日期"十八日"认定为丁巳年十一月十八日即1917年12月31日;第384页信的旧历日期"十八日晚"认定为戊午年五月十八日,即1918年6月26日。据此,上述重新组成的信应写于1918年6月26日-27日。

此前,6月21日、22日、2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三次提到其第五子发热的病情变化,以及罗振玉四子君羽(名福葆)赴淮事。这些内容能够与重新组成的信相衔接。罗君羽原定十六日赴淮,因连日大雨未能成行,十九日午刻信的附言说,"君羽准行赴淮"。王国维第五子患感冒多日,十八日、十九日两日信再谈病情变化,"一日凉似一日"。王国维十九日午刻信中说:"顷得十三日书,并悉。王中丞札当问景叔"。罗振玉6月19日致王国维信中有写于6月21日(五月十三日)的附言:"乃无萧山王中丞书,祈向景叔兄一询。"从而表明王国维十九日午刻的信不可能写于丁巳年十一月十九日即1918年1月1日。

在1918年7月3日罗振玉复王国维的信中提到"奉手教三纸及乙老(沈增植,号乙盦)书均悉",与王国维6月27日信"今晨往寐叟(沈增植)处长谈,有书致公,附上"相呼应。王国维此信共三页纸,即"十八日晚"信为一页,"十八日灯下"和"十九日午刻"两信为一页,"十九日灯下"信为一页。书信集的整理者把"三纸"给分开了。《王国维全集》(1984年版)只收第二页,排在"十八日"信后。《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将三页排在三处。《王国维全集》(2009年版)把第一和第三页排在一处(第424-425页)。第二页的编排与另两书相同,该书还为"十八日"信加注说,"前三札书于一纸"。此处所说前三札指"十八日" 、"十八日灯下" 、"十九日午刻"。据《王国维全集》(1984年版)注,"十八日"信的原件由罗继祖藏。"十八日灯下"和"十九日午刻"两信的原件由北京图书馆藏。由此证明"前三札"不可能书于一纸。

另外,罗振玉6月19日的信还请王国维查《海昌备志》有关查韬荒传记及著作情况,27日王国维收到信后,当即查找,于当晚把所查结果呈给罗振玉。7月3日罗振玉复信说,查韬荒的《浣花录》不过十几页,"恐他著作皆未必传矣"。

王国维此信及接续的几封信中,还谈到王国维为蒋孟苹编藏书目事,也为此信的合理编排提供了线索。《王国维全集》(2009年版)第336页收王国维致罗振玉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札,编者系于丁巳年年末。信中提到"吴下曹君者,蒋孟平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而"十八日灯下"信中说:"今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苹编藏书目月脩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明约束,……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 "终年未有一字"与"去岁不成只字"的时间顺序表明,两信一封写于丁巳年,一封写于戊午年。1918年7月3日罗振玉的复信还谈到:"蒋处事,舍弟甚赞鄙意。不必俟哈园事定,姑拟一函致彼,投否请公酌之。弟拟即投为佳。"也是回应"十八日灯下"信中所说。由此也说明"十八日灯下"的信不是写于丁巳年十一月,而是戊午年五月。

从以上细节判断,"十八日晚"、 "十八日灯下" 、"十九日午刻"、"十九日灯下"数信及附言,所谈事项前后接续。


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任北京大学教授事,信中简称"北学事", 四札皆谈,属该信的主要内容。因《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两书均将"十八日灯下" 、"十九日午刻"两札的写信日期定于丁巳年十一月,因而使"北学事"发生于1917年12月31日之前。王国维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据此推测,在1917年年末,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致函邀请王国维到北大。据重新组成的信,北京大学使者访王国维,时在1918年6月25日。

此次北京大学的邀请,应与罗振玉回国有关。1918年4-5月间,罗振玉为赈济旗人事由日本回国,于4月下旬到北京。因罗振玉在古器物学的研究上颇多建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罗振玉到北大开古物学讲座。1918年6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罗振玉致蔡元培校长的信:

鹤卿先生阁下:

昨在春明得亲尘教,十年之别,一朝握手,喜可知也。先生主持国学,领袖群伦。在昔济南遗老存遗经于将绝之余;北海鸿儒传圣学于炎刘之末。以今方古,先后同揆。弟忧患余生,饰巾殆尽,乃承不弃,令备教员。闻命之余,亦深愧恧。盖即槁之木,宜见弃于匠人;而爨下之才,忽鉴赏于君子。再四思维,唯有敬谢。加以还移匪易,又第四儿妇病癠甚危,计欲送之返国。又虑中途或生意外,方寸乱劣,衰病为增。凡此情形,悉非虚饰。尚祈鉴宥,许以避贤。临颖主臣,言不尽意,此请著安,诸维照鉴 弟振玉再拜。

据《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于4月29日拜会罗振玉,此信应写于4月30日。同时该刊加编者按说,"蔡校长拟再驰函敦劝或能邀罗先生之允诺也"。此后,北大方面应再致函继续敦请罗振玉任职北大,罗振玉也继续与北大保持联系。同时,因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蔡元培应还请罗振玉向王国维致意,接受北京大学的聘任。

1918年6月9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414页)提到柯劭忞(凤荪)曾向王国维询问何时到北京。王国维表明,"并无入都之说"。6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又提到北大教授张尔田给王国维的信,"张孟劬(尔田)来书言,京师大学下学期内定聘维授文学,凤老(柯凤荪)书所询何时入都者,殆因此而伪也。"(《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417页)关于此次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事,先由北京传来消息,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澄清传言。接到王国维的信后,罗振玉于6月19(戊午年五月十一日)复信王国维,信中说:

北京邀公任教授事,弟于前致函蔡鹤庼(蔡元培)时附告以"前嘱致语静安(王国维)征君,已遵致意,随后或有书致公"云云。此事忘告先生。或于致凤老书中表明不就,并属柯燕舲(柯凤荪之子)转达蔡,何如?(《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 2000年版)第380页)

此信罗振玉一方面把他给蔡元培写信的原话告诉王国维,即"前嘱致语静安征君,已遵致意",让王国维明白,那些来自北大的消息很可能与罗振玉给蔡元培的信有关系。一方面也为如何委婉拒绝北大的邀请给王国维出主意,他建议王国维在给柯凤荪的信中表明不就北大之聘,再由其子柯燕舲转达给蔡元培。

从"十九日午刻"札知,以上内容直到6月27日王国维才读到,"顷得十三日书,并悉"。但是,6月25日北大的使者就已到了。从"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沈增植),必劝永(王国维号永观,此简称永)行"一句判断,在5月中旬罗振玉去日本前与王国维会面时应谈到北京大学的聘任事,罗振玉或许曾建议王国维就此向沈增植咨询,因此,6月27日晨王国维访沈增植,并得到了"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的答复。

另外,罗振玉也想与北大保持联系。1918年7月3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罗振玉复函王国维谈到:

北学事,弟意兄可谢其行北行,而意在沪撰述则可,如此可行可止(以哈园信复,弟不甚同意,但以眷属书卷在沪,不能北上为词可矣)。弟则为条议一篇以塞责。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其虚衷则可嘉,故处之之法,如此最妥。弟之条议以流传责之,而撰述为其中大要,若果听此言,则公任编辑,未始于学术无补。尊议如何?条议成,当奉览。此事彼之力可办到。弟以前深悔以西陲古籍及大库秘书付诸东流,今拟借彼之力创一古物研究所,异日幸得重见天日,则今日犹外府尔。(《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 2000年版)第385-386页)

为此,罗振玉所写的长达数千言的《古器物学研究议》,后来分三期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参见《北京大学日刊》第215号、216号和第217号,日期分别为1918年9月28日、9月30日和10月2日)。此条议应对促成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大研究所成立后,1922年三四月间,罗振玉和王国维先后接受了北京大学聘请,任该所国学门函授导师。

1918年王国维正供职于仓圣明智大学(位于上海哈同花园内),对于王国维拟以仓圣明智大学(哈园)的任用公函回绝北京大学,罗振玉认为不妥。罗建议以著述工作和家眷均在上海为由,婉拒北大之请。1918年7月9日王国维复信罗振玉,"北学事当如公书答之。永前此亦屡以己不能离沪为辞,未尝言及哈园事也。"(《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430页)7月1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北学所遣马君(马衡)又来,已如公书所云复之。"(《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435页)同时,王国维给北大教授马幼渔写信说:

去夏奉校,又隔一年,每以为念。初夏令弟叔平(马衡)兄到沪,具述尊旨及鹤老(蔡元培)厚意,敢不承命。只以素性疏懒,惮于迁徙,又家人不惯北上,儿辈职业姻事多在南方,年事尚幼,均须照料,是以不能应召。当将以上情形请叔平兄转达,亮荷鉴及。昨叔平兄又出手书,词意殷拳,并及鹤老与学校诸君相爱之雅,且感且愧。(《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841页将上信系于1921年下半年,从以上王国维和罗振玉的往来书信推断,此信应写于1918年7月中旬)

从该信知,对于答复北京大学的聘任事,王国维听取了罗振玉的意见。信中提到"初夏令弟叔平兄到沪"和"昨叔平兄又出手书"的两次来访与6月26日信中说"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和"闻尚有第二次人来"相吻合,但两次来访为马衡(字叔平)一人。又,1917年8月5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此前一些王国维的传记作者认为,1917年8月初持蔡元培信来访的"某乡人" 是马衡,从"去夏奉校,又隔一年"推知,"某乡人" 应该是马幼渔。1918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又请罗振玉出面劝驾,足以体现蔡元培对王国维的器重和求才若渴的心情。


从1918年6月-7月的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往来信件内容判断,上述1918年6月26日-27日信重排本,才是王国维致罗振玉的原信。由此可认定以下事实:

一、1918年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任教授事发生在本年6月,不是在本年初或上年末。1918年6月25日马衡拜访王国维谈北京大学聘任事,7月中旬马衡再到王国维处并持其兄马幼渔的信相邀。王国维均以著述工作和家眷均在上海为由婉拒。此为北京大学的第二次邀请。

二、北京大学第一次延聘王国维任教授时在1917年,8月5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此前一些王国维的传记作者认为, "某乡人" 是马衡。当时马衡尚未任职北京大学,蔡元培致书马衡邀请王国维或于礼不合。从上述信件判断"某乡人"应该是马衡的兄长马幼渔。其时马幼渔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三、1918年4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罗振玉请罗振玉到北大开古物学讲座,有罗振玉致蔡元培信及《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为证。罗振玉虽然谢绝了蔡元培的邀请,但著《古器物学研究议》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同时蔡元培请罗振玉劝说王国维接受北京大学的聘任。罗振玉还欲"借彼之力创一古物研究所",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罗振玉和王国维接受该所聘请任国学门函授导师,应与此时的意图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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