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台湾的衙门不设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9 次 更新时间:2010-09-16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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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住在台北的中心区,最大的好处是,不经意间,就可以看到许多政府机构。台北的政府机构的建筑,都是日据和国民党威权时代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高大、雄伟、宽敞,跟大陆没多少区别。但除了建筑之外,以一个大陆人的眼光,所有的官衙似乎都不怎么像政府。

没警卫的官衙门

大门槛外,没有戒备森严的警卫,缺了站岗的兵。威还在,但武没了。好容易才在房子的角落里,找到一个警察,这个警察还经常溜号,就连他们的“总统府”也不例外。每个大门槛,随便都可以进去,没人管你。“总统府”限制多一点,周一到周五,上午9-11点开放参观。这些政府机构,“总统府”带头,都在为台湾的旅游默默作着贡献,好些大陆来的陆客,都要求进大门槛看看。但是如果没有跟团走,单个的旅客也许会错过—旺报的社长跟我讲,就有大陆游客投书,说是到了台北市政府门口,硬是找不到,因为人家没有站岗的。

我们这些大陆人,平日里见惯了高大威猛的政府大楼、政府广场,见惯了戒备森严的门卫,听惯了门卫厉声的呵斥,一旦见了没有门岗的政府大门槛,还真就不习惯。其实,这个世界上好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都是这个样子,别的地方,有的连高大的房子都没有,寒酸得紧。

有卫兵的大门槛也不是没有,台北至少有两处,一是“国父纪念馆”,一是“中正纪念堂”。两个地方,都有一坐姿相似的铜像,一为孙中山,一为蒋介石。两座像前,各站立一持枪的兵,一动不动,妻还以为是蜡像。过了不多久,到换岗时分,蜡像居然动了起来,虽然动得跟机器人相似,但可以看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实际上,这两处的岗兵都是礼兵,不是站岗,而是在表演一种礼仪,每天例行的换岗仪式,跟英国白金汉宫和美国阿灵顿公墓一样,无非是吸引游客的杂耍。一边换岗,一边玩玩花枪,让人看了好玩。

在这里,我注意到两岸的礼兵,礼服正在趋同,但戴钢盔的方式却大不一样。我们这边钢盔是正扣在脑袋上,前面微微上翘;而他们这边则反之,前面的帽檐儿,压得很低。据说,非止礼兵,连正经的军人,台湾这边戴钢盔,也是这般,而我们则相反。

懂军事的人告诉我,压低帽檐,冲锋时可以减少伤亡,但的确不怎么好看。看来,即使礼兵,这边也不肯将就一下美观。不知是因为被共军打怕了呢,还是人家一切从实战出发?

昔日禁地今成市民活动中心

不过,今天的这两个纪念国民党大人物的场所,已经变成了市民的活动中心,“国父纪念馆”尤甚,到处是背画夹子的儿童,跳街舞的少年,还有盘旋的鸽子。“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大牌坊,已经在民进党当家的时候,改成了自由广场,原来的“中正纪念堂”五个字被凿去,改成四个颜体的大字—“自由广场”,纪念堂上的匾也被拿掉。国民党当家,说是拨乱反正,也只是换回了堂上的匾,广场上牌坊上的字,却还依旧。

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自由”两个字,是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一旦刻上了,谁也不敢轻易拿下。可怜当年老蒋对“自由”两字深恶痛绝,虽然没有写过《反对自由主义》,但也有专门的文章,批评自由在中国的泛滥,进而痛骂五四新文化运动教坏青年。在他治下的台湾,最稀缺的,恰是自由。今日却让他老人家的坐像,天天面对广场上“自由广场”四个大字,真是情何以堪。还不如民进党的办法,在他的坐像前,弄上好多飞来飞去的虫鸟,让他老人家死活看不清广场牌坊上的字,似乎还更人道些。

至于国民党自己的办公处,已经变成了民间团体的所在。我为了找辛亥资料,来到国民党的党史资料馆,这个馆,今日缩在台湾的船业大王张荣发的基金会大楼里面,随便报上名来,连证件也不需要,就可以进去查资料,我查了他们可怜的馆藏,什么也没有找到。

百姓有了选票,原来威武的衙门,都失了精气神,里面的官员都要讨好选民,更何况建筑?原来威权的纪念物,也在悄然之间,改变了性质,开始为人民服务,虽然多少有点转变过程中的小小尴尬。大门槛,已经没了。

旁听台北市议会

8月份台湾“立法院”开临时会,但去旁听,却赶上人家表决,只欣赏了一下搭棚子抗议的一群老头、老太太。进入9月,立法院依旧没有开会,但台北市议会在开,朋友告诉我,今天下午(9月7日),市议会台北市政府总质询。这一阵,台北市市长郝龙斌陷在新生路高架桥和花博会采购弊案的风暴里,质询一定有戏看。于是,依照朋友的指点,我准时在下午两点到达了台北市议会。

台北凡是公家单位,房子都很雄伟,市议会也不例外,一栋很厚重的白色大楼,走廊十分高大宽敞。台北的政府机构,除了正门之外都不挂牌子,我一个外来人,当然摸不准哪个是正门,结果进的是后门,后门里面有个警察,但见到我这样东张西望的可疑人员,既不阻拦也不盘问,听任我绕到正门,跟志工会合。办理旁听要登记,拿出我的大陆同胞证,办事的小姐看都没看清楚,就在旁听证上写上“张鹏”两个字。证件后面有不干胶,撕开粘在衣服上就可以进去了,就这样,我顶着张鹏的名字,旁听了将近两个小时。

旁听席在四层,可以居高临下地看下面的议会大厅,但隔着厚厚的玻璃,可以看见里面的人的动作,却听不见声音,好在旁听席有大屏幕,声情并茂,可以同时看见张牙舞爪的质询者和垂头丧气的市府官员。这一次是总质询,市政府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连7个顾问都到齐了,坐了黑压压好几排。但是,质询议员一方,却只有3个人,其他议员一律缺席,一排排的空椅子,不,沙发。

虽然只有两男一女三个市议员,可发起声来,却震天动地,连珠炮式地交替发问,一会儿放PPT,一会儿展示文件。总共两个小时的质询,质问的话题转换了无数次,但没有一个话题是有答案的,市府这边刚要回答,就被打断。议员叫谁上来,谁就得上来,上来之后,明白人不许回答问题,不明白的,却非要站在那里被问。7个顾问都被像过堂一样提过来,但却一个问题不提,依次点名之后,又一挥手让这些人下去了。刚刚提了一个建客家文化中心的问题,然后就放PPT,说是让郝龙斌市长好好看看,我以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没想到,放出来的却跟刚才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是大陆电视台采访副市长的画面,说她明明是副市长,被人称为市长却不更正。我看出来了,原来所谓的质询,质询者只在意“质”,而没有“询”,他们根本不希望被质询者回答问题,自己问完了,也就完了,所谓的问,其实就是指责甚至羞辱,羞辱完了,也就完了。让我这个旁听的人,连一个问题都没弄明白—不是我的智商低,或者不了解情况,问的问题都很简单,但我就是不知道真相。整个一下午,只有两个小问题,我似乎是听出了点头绪,一个是市府号召公务员跳花博舞,一个是市教育局发文让中小学号召学生参观花博会,似乎两件事在办的过程中,都有点强人所难的意思。但是,质询者对这一点,恰恰没有穷追猛打。反而在如果买花博会的预售票丢了,要不要给赔偿的荒唐问题上纠缠不休。

没有新闻价值的质询会

偌大的旁听席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二楼的记者席,也没有几个人,几台摄像机早就架在那里,记者们懒洋洋地三三两两坐着,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议事厅发生的事情,即使在议员有意向他们呼吁的时候,记者们也无动于衷。我知道,他们见的世面太多了,市议会的这点事,又算什么呢?媒体宁可报小偷偷空调,也不热衷报这个。

听完之后,我跟陪我的志工讲,如果我是台北市市民,我会对这样的场面很不满意,因为听了半天,没有一件事我能知道究竟的。我看到的,只是党争,只是作秀,而没有质询,没有真相。感觉三个议员痛快淋漓地骂了一阵,市府官员唯唯诺诺,吭吭哧哧一阵之后,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志工说,没有人会满意和不满意,因为,没有人来旁听,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报,除非其中爆出某些值得娱乐的话题。

记得看1910年清朝资政院的会议记录,看到那些民选的议员议事,也争,也吵,但每个议题都争得明明白白。历史总是会进步的吗?我真的有点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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