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赢得的胜利成果，彰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同胞在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持续为反对台湾与祖国分离而努力，对内形成“复归”革命共识，对外纠正“国际共管论”谬论，形塑了“抗日—保台—归中”三位一体的革命意识，体现了两岸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近年“台独”分子刻意消解台湾光复意义，淡化台湾光复活动。两岸应通过纪念台湾光复的系列活动，正本清源，廓清真相，扫清“台独”的流毒。
关键词：台湾光复/ 反“台独”/ “国际共管论”
原文出处：《闽台关系研究》(福州)2025年第2期 第32-43页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1]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陆和台湾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回望台湾光复前后的历史，其更是能够证明：“台湾同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3]“透过近代历史风云，两岸同胞深刻体会到，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命运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3]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赢得的胜利成果，彰显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和法理事实。在追求台湾光复的过程中，台湾同胞不断凝聚共识，并逐渐转向明确的“复归论”；同时，对外纠正谬论，坚决反对“国际共管论”，将爱乡和爱国情感凝结为“抗日—保台—归中”三位一体的革命意识。台湾光复本来是针对“台独”进行文化消毒的最好教育，但近年在“台独”分子的操弄下，台湾光复的历史事实被歪曲，台湾光复的现实意义被消解，许多似是而非的谬论亟待清理。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里，反对“台独”是必须有的项目。[4]
一、对内统一共识：光复前台湾同胞凝聚“复归”意识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台湾同胞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日斗争。回顾和梳理台湾抗日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不得已的“独立”斗争，到两岸共同抗日中逐渐向“复归”转变，再到凝聚统一的“复归”意识，台湾同胞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值得铭记。随着两岸共同抗日的推进，台湾民众的爱国之情愈发高涨，对祖国的认同愈发强烈，似是而非的“独立论”逐步转向明确的“复归论”。
(一)日据初期台湾同胞为了抗日而进行“独立”斗争
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并于第二年4月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消息传出，“台人骤闻之，若夜午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5]为了反对割台，丘逢甲等台湾爱国士绅积极开展各种自救运动，最终商议成立“台湾民主国”，并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台湾民主国”看似要追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其“独立”不是为了独立于中国，而是为了独立于作为侵略者的日本。电文、宣言、盟约、年号设置、旗帜设计等种种证据显示，“台湾民主国”仍承认清廷的宗主权，并且将在成功阻止割让台湾后“复归”清廷，而不是建立新王朝。[6]台湾绅民希望通过新成立的“国”与日本侵略者开展自主斗争，一方面以“国”的身份同英、法等国对等沟通并争取援助，避免使清廷牵扯其中；另一方面借由新成立的“国”，在台湾岛内促成官员、士绅、民众的抗日合力。“台湾民主国”是在台湾被割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暂行自主抗日保台的临时应变措施，其动机是爱国的，其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7]，其本质是维护国家统一，而不是分裂国家。[8]
之后，台湾仁人志士组建的上海台湾青年会、台湾自治协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台湾共产党、台湾民主党等革命团体，都使用过“独立”“自主”“自治”等词语宣示政治主张。但这些表述和“台湾民主国”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独立”“自主”“自治”不是脱离语境孤立存在的，而往往与“抗日”连用，是反抗日本侵略的举措。如1925年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提出，“脱离外国羁绊，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治国。”[9]又如1933年台湾民主党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日政府，建设台湾民主独立国。”[10]
“抗日”和“保台”是台湾革命团体共同的目标，而驱除日寇之后台湾应走向何方，台湾革命团体的目标也逐渐明确。20世纪30年代后，一些台湾同胞不仅提“独立”，还提到“回归祖国”“复归祖国”；20世纪40年代后，台湾革命目标设置逐步从要求“自治”“独立”向“回归祖国”转变[11]，“复归”基本成为台湾革命团体的主流声音。
(二)两岸共同抗日推动台湾革命目标逐步向“复归”转变
台湾沦陷后，台湾民众多次英勇无畏的武装抗争和非武装抗争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并未能完全驱除日寇。一些台湾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不能只孤立地局限在台湾本岛进行抗争。辛亥革命给了台湾同胞莫大的鼓舞，很多台湾青年希望投身祖国革命事业，同时试图将台湾革命和祖国革命相连接，强调日本帝国主义是两岸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危害。1926年发表的《中台同志会成立宣言》指出：“故中台两地民众，实有共生共死之关系，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同时为两地民众之公敌，故两民众，自然有同样之要求，更进一步，两地民众应相联合，立于同一战线上；向共同之敌，作一大进攻。”[12]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日本染指中国大陆并不断扩大吞并范围，危急的局势让两岸携手抗日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台湾同胞呼吁，“拥护祖国抗战与收复台湾，在表面观之，虽为两事，其实则为一事也。”[13]79“祖国抗战与台湾革命乃一物之两面，非相辅为用，不足以速其成也。”[14]95一方面，台湾革命需要祖国的支援。台胞柯台山于1939年具体分析了不赞同进行台湾独立革命的理由：“若未能取消日人在台湾之一切统治权，或台人未能以武力自决之前，切勿接受独立或自治，否则其弊害有二：一、台湾自主，无异自谋放弃祖国之保护；二、台湾自主后，一切政治设施必受日人包办，换汤不换药，更永远无翻身之余地。故在祖国势力尚未达到台湾之前，台湾实难以获得实际之自主，即处于现况之下，且无有自主之可能与必要，此其二。”[13]82-83台湾同胞总结以往经验指出，台湾孤悬海中，先烈孤军苦斗，但由于缺乏外力支援，台湾革命均功败垂成。[14]96，[15]98因此，“血的经验告诉我们，祖国革命不成功，台湾将无以光复。”“祖国的命运，亦即台湾的命运。祖国存，则台湾亦存；祖国战胜，则台湾光复，否则沉沦。”[16]124-125另一方面，祖国革命也需要台湾的配合。从短期来看，“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南进根据地，就目前而论，台湾安定，倭寇则无后顾之忧，自可放胆进攻我闽粤各地，进而窥伺南洋群岛。……故加紧推动台湾革命，对于祖国抗战，实有莫大之帮助。”[14]95从长远来看，“中国欲保持强盛于久远，必须完成海上国防之建设，而闽粤海岸即成为我海上国防之重点。”[14]95-96
台胞李友邦是较早将“独立”与“复归”并立的台湾同胞。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于1938年9月发布修正的《党章》，第一条便开宗明义：“本党宗旨为给台湾民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以共同建立三民主义的新国家。”[17]441李友邦《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一文，被认为是从“独立”到“复归”的标志性文章。文中，李友邦论述了“独立”和“复归”是台湾革命的双重任务：“第一，必须以台湾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而向他争取独立；第二，又必须以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且适应着全民的要求归返祖国。”[18]虽然李友邦提出了台湾革命需要实现的两个目标，但他当时也坦率地说还不清楚台湾将以何种形式回归祖国，认为一切要在祖国抗战胜利和台湾独立革命成功之后视情况而定。[17]444
1940年，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等抗日力量结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以下部分简称“联合会”)。联合会曾向国民政府提交询问函，共计3大点问题、8小点问题，其中首要的一点、也就是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是希望知道当时中央政府对于台湾的根本政策和基本定位：“希望台湾完全复归祖国？抑由日本脱离后，保持独立形态受祖国保护？”国民政府官员给出了“当然复归祖国”等明确的回复。[19-20]此后，台湾革命团体多次清晰地表达了“复归祖国”的愿望。例如1940年7月，新加入联合会的台湾青年革命党和台湾国民革命党在发布的共同宣言中，强调“使我台湾同胞得以重返祖国怀抱”，尤其说明了“在‘脱离日本统治’‘复归中华民国’二共同目标下努力奋斗”。[17]554到了1940年底，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基本倾向于“复归祖国”的主张，联合会后续欲往政党方向发展，并准备命名为“台湾光复革命党”，以“光复台湾，与祖国共同建设三民主义新国家”为目标。[17]555
1941年2月，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最终命名为“台湾革命同盟会”，其《成立宣言》中多次表达了“复归”意愿：台湾“为中华领土之一部分”，台胞“无时不眷恋祖国”，“愿吾台湾内外五百余万民众敌忾同仇，一致执戈奋起，归依祖国”。[15]97-98台湾革命同盟会还表示，“自郑成功以后之三百余年，台湾革命运动皆系为争民族独立……然目前时势所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所属之各党派，认为脱离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统治，革命目标由独立转为光复失土，归依祖国，实为必要，因成立此总组织”[21]，描述了台湾同胞从“独立”转向“复归”的心路历程。
(三)正式对日宣战后台湾革命目标彻底向“复归”转变
台湾同胞曾只能“独立”地进行革命，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即受困于《马关条约》的外在约束。清政府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既不愿意屈服于日本人的统治，又很难以祖国政府的名义提出抗争，只能以台湾为主体进行革命号召和革命行动。这种无奈自“台湾民主国”便有，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各场斗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都有其局限性，导致台湾同胞只能在脱离祖国政府机构的情况下，“独立”地与日寇作斗争。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对日宣战，使《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被解除，这为台湾同胞开展光复运动提供更有利的契机。此时，无论是台湾同胞还是大陆各方人士，都不再使用“台湾独立”之类的提法。[22]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和东北等其他沦陷区的性质完全相同。[23]4-5台湾同胞欢呼，“祖国已经撕毁台胞的卖身契，吾台已恢复自由，台胞感奋，莫可言喻。”[24]“祖国向倭寇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已告失效，台湾已与其他沦陷区相同，站在祖国省群中，站在祖国疆域上，吾台革命已不复孤立，……台湾革命工作千头万绪，归结于光复一点。”[16]124-126
李友邦详细回顾了解除《马关条约》束缚后，台湾革命从“独立”向“复归”的转变：“过去，我们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祖国政府不能把台湾与东北以及其余沦陷区相提并论，台湾的独立自由，只能由台湾人向其统治者日寇手中去要求，去奋斗争取，而今天就不同了，台湾以及琉球等割地，均可列入应‘收复’之‘国土’。因之，今天的台湾，已不再是单由台湾人向日寇争取‘独立自由’的台湾，而是台湾人与祖国同胞共同向日寇‘收复’的台湾了。”[17]5631942年，台胞李自修在《漫然写到台湾复省运动》一文中表示，台湾“复归”中国的论调已经成为共识，“关于台湾的革命，过去曾有独立论与复归论的论争，但在民国三十一年的现在，这样纷争已无需要。台湾独立论之时代论据，业已成过去。”[25]
经过了数年的讨论，台湾同胞针对“复归”祖国基本形成一致的认识，他们还希望扩大共识的范围，使整个中国都能够更细致地了解台湾、关注台湾，进而收复台湾。1942年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为使祖国民众切实了解收复台湾”，联合16个团体，在“台湾日”于重庆举行“光复台湾宣传大会”，“到会民众一千余人，是夜又在中央广播电台举行无线电广播宣传大会”，“陪都各报报篇响应本会之光复宣传起见，各报皆特辟专栏，登载祖国各部门负责人士之光复台湾之言论，曾轰动全国，耸动世界，收效甚宏。”[26]145基于爱国爱乡的热情，台湾同胞提出“复土复省”倡议，即台湾“复归”中国、台湾省恢复建制，这些主张通过文化新闻界广泛传播，深刻体现了台湾同胞“抗日—保台—归中”三位一体的革命意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各文化团体中皆引发共鸣。虽然具体的恢复省制等暂时未被国民政府采纳，但祖国各界人士普遍接受了立足于台湾革命同盟会主张的台湾与中国在历史上、民族上、地理上、语言上、军事上均为密切不可分之一体的“复归论”。[17]567
二、对外纠正谬论：光复前夕台湾同胞坚决反对“国际共管论”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持续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向发展，战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成为国内外各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光复前夕，美国舆论界曾出现“国际共管论”的逆流，企图再次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针对此谬论，台湾同胞严词反对，坚持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些义正词严的言论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
(一)“国际共管论”的提出
1942年初，曾在战后任美国驻台副领事的柯乔治(George H.Kerr)撰写了一份报告，探讨战后处理台湾的各种路径，并主张对台湾采取“国际管制”的方式。[27]47关于采取“国际管制”的理由，其先表示自己是从“关心”台湾出发，认为台湾比大陆“进步很多年”，而中国无法担负起管制台湾的全部责任。[27]47然后，柯乔治陆续道出真实目的，即台湾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不能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27]48
1942年8月，美国《幸福》《时代》《生活》3本杂志的编辑，共同组织了一个所谓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的委员会，印行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太平洋的关系》。其中第四章提议，战后在太平洋上建立一条防御地带，并主张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共管这条防御线内的一切据点。台湾被认为是“全线最适当的停泊站，同时也是联合国空中舰队最强大的西部终点”，因而被罗列在内。该文还声称，“国际行政当局应接收所有日本财产，尤其是台湾银行的财产。为了尊重中国的优越利益，台湾应该划在中国关税和金融系统之中，但是因为联合国需要以它为一大根据地，所以把它划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似乎不妥。”[28]92-931943年5月，这3本杂志的发行人、时代公司战后问题研究组主任吉瑟浦(John K.Jessup)谈到上述问题时，再次重申了“国际共管”的观点，其以“太平洋永久和平”为借口，言之凿凿地妄称：“我们所拟定的横贯太平洋的防御线，不是保卫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及中国自己海岸最合理的方法吗？台湾不是这条连锁的碇泊场吗？如果是的话，不应当将它国际化吗？”[28]94
“国际共管论”看上去是在倡议“第三条道路”，即既不同意台湾回归中国，也不同意台湾拥有独立主权，而应纳入国际管制。实际上，该论点意图将台湾再次与中国分离，所谓“国际管制”不过是“美国管制”，是二战尚未结束就急于制定的分割利益计划。虽然这种分离台湾的言论当时主要来自美国民间，但如果不及时遏制，仍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宋子文、孙科等政要均发表若干意见，对“国际共管论”予以驳斥和反击，台湾同胞亦纷纷批判此谬论。
(二)开罗会议前台湾同胞对“国际共管论”的批驳
1943年1月，台胞李纯青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中国必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指出“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我们不能看它流落异国，战后中国一定要收复这块土地”。其具体列举3条理由：“第一，根据国际公法的先占主义，台湾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第二，日本从中国手里夺去台湾，台湾应该归还中国”；“第三，根据《大西洋宪章》，台湾也该归还中国”。[23]3-6该文的观点和论据后续被多篇文章引用。
1943年4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国耻日召开大会，反对“国际共管论”。当日大会的记录如下：“当美国三大杂志发刊‘台湾归国际共管’之谬论传至中国，我台湾同胞极感愤激，纷纷函致美国反对共管，并选定马关条约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四月十七日举行大会，发表宣言反对国际共管，阐明台湾人之态度，以纠正国际上之谬论。”[26]146台湾同胞不仅表明反对错误言论的立场、坚定回归祖国的决心，还大力呼吁祖国同胞和国际友人共同促成台湾光复。大会当天，台湾革命同盟会为《马关条约》签订48周年发布宣言：“惟近来对于战后之台湾问题，或有主张归还中国者，或有主张共管者，或有主张为特别区域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前此曾经本会及在前方各地参加抗战之台湾同志，一再撰文辩正，本会今复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本会深望世界有识之士，为使实现世界和平，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而本会领导台湾革命方针，素以归宗祖国为中心，今后尤为坚决本此方针而努力。”[29]同日，台湾革命同盟会还发布《告祖国同胞书》：“惟近来有人在主张战后台湾由国际共管，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呀，如果这个主张实现，不但台湾同胞永无翻身之日，则中国国防亦永无建设之期。祖国同胞们，你们愿意这样做下去吗？如果不愿意的话，请大家赶快起来共同摧毁其妄想。”[30]
1943年4月，台胞宋斐如发表《如何收复失地台湾——血浓于水台湾必须收复》，指出“国际共管论”荒谬绝伦，“台湾与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上，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血浓水浓，台湾必须归还中国，固无庸疑义……实不容国际人士因别种战略上的打算而有所变更。”[31]87-88为了抑制“国际共管论”，宋斐如希望中央政府在收复台湾方面有进一步措施，如宣布恢复台胞的国籍，以“安定国际人士”，“阻止国际间不正确的思想与措施之发生”。[31]92同期，台胞林海涛也认为，为了让国际人士有正确认识，中央政府应“早日正式发表台湾为我国之领土，台湾人即中华民国国民，战后必须收复之声明”。[32]1943年5月，李纯青为回应吉瑟浦“国际共管”的观点，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再论关于台湾问题——读〈美国的战后设计〉》，条分缕析地反驳了吉瑟浦“维持太平洋治安、预防日本再次侵略”等理由。[33]
(三)《开罗宣言》公布后台湾同胞对“国际共管论”的批驳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公布《开罗宣言》，明确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开罗宣言》表达了美英认可台湾回归中国的承诺，是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国际法依据，避免了台湾归属的国际化。[34]249然而法理上确认了台湾回归，并不代表现实中可以高枕无忧。在筹划开罗会议时，就有美国将领表示，“台湾将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蒋介石会乐于将基地使用权给予美国”，但罗斯福并未采纳此观点。[34]252-253在商讨开罗会议公报修正案要点时，英国官员认为满洲、台湾等地“当然归还中国”应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中国官员王宠惠坚决反对这一模糊说辞，称“外国人士对于东北、台湾等地，尝有各种离奇之言论与主张”。[35]可见，当时国际上仍有觊觎台湾的奇谈怪论。
台湾同胞为《开罗宣言》发表而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深知台湾一日没有真正回归，就不能放松懈怠。1944年6月台胞黄朝琴发表《台湾收回后之设计》，对所谓“国际共管论”进行深刻揭露，指出该言论表面是为了建立安全防区、控制日本，实则是“英美人士疑惧中国于战后转弱为强，或将不利于南太平洋，故预将台湾划为国际共管，以为控制中国之张本”。[36]227黄朝琴未雨绸缪地指出，不能因为开罗会议已进行，就放松警惕认为该言论已成为过去，美国仍有军事专家在撰写宣传相关言论。其表示，现实战局瞬息万变，如果中国先登陆接管台湾，则很多问题迎刃而解，而一旦美国或英国先登陆台湾，“难免借口台湾为攻日基地，暂不移交于我。”[36]227黄朝琴提出，为避免节外生枝，应尽早进行军事、行政、外交等方面的部署，促成台湾顺利收回。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提出了“联合国托管制度”(又称“国际托治制”“国际托管制”)案。[37]旧金山会议尚在进行过程中，一些敏锐的台湾同胞就发表文章提醒民众关注此事。5月8日，李纯青发表《对国际托管制的见解》指出，“台湾虽为日本殖民地，也许还需要美军协同攻克，但那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已于开罗会议决定归还中国，不能适用国际托管条例。”[38]5月16日，谢东闵发表《国际托治制与台湾》指出，美方于旧金山会议上提出的“国际托治制”需“极可注意”，因为美国要求“继续统治用生命换来的若干岛屿”，依此逻辑，随着战争发展，如果美国先登陆台湾，台湾可能有纳入美国统治范围的风险。谢东闵认为，此类担心并非庸人自扰，虽然《开罗宣言》已发表，但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并不能保证文字顺利变为现实。为了应对美方提出的“国际托治制”，确保台湾“与中国不可分”，“是百分之百的中国领土”，谢东闵提出中国应做好军事方面与政治方面的准备，如武力收复台湾、在宪法列举条文加入台澎、筹备台湾省政府等，以便“清正世界视听，杜绝意外之变”。[39]同年6月，台胞李万居撰文提醒，应尽早确立台湾在法律上的地位，明确台湾人的身份，中央政府“有明礼的态度和果断的措施，才能够使国际对这块领土的主权加以尊重，才能杜绝战后外交上的意外纠纷”。[40]
台湾同胞面对“国际共管论”这一企图割裂中国领土的荒谬论调，通过各种形式的言论予以坚决反击，这是台湾同胞“复归”之意、爱国之情的生动写照，也是台湾同胞“抗日—保台—归中”三位一体的革命意识的切实体现。1945年，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半个世纪殖民统治的台湾，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终于迎来光复时刻，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三、正本清源：坚决反对“台独”分子对台湾光复的歪曲与解构
由上可以看出，日本占据台湾的50年，同时也是台湾同胞反抗日本侵略、争取回归祖国的50年。在这50年间，台湾同胞的抗日行动，不仅是为了保台而奋斗，更是为了“复归”中国而抗争，抗击日寇、保卫台湾和回归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台湾同胞爱国主义情怀也日益强烈。
然而，一些“台独”人士为了论证其行为的所谓“合法性”，生硬地将“台独”与台湾光复前的若干事件和观点联系在一起，如廖文毅从“台湾民主国”中寻找论证“台独”的资源，妄称“郑氏时代是台湾人第一个王国，台湾民主国是台湾人第二个王国，现在的‘独立运动’是第三个王国复国运动”。[41]又如陈芳明从台湾民众抗日斗争中寻找论证资源，声称“在抗日团体中，右翼运动者提出的‘台湾议会’、‘台湾自治’、‘台湾自决’，左翼运动者提出的‘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台湾革命’等政治主张，在内容方面纵有差异，但其最高目标都与台湾‘主权’及台湾‘国格’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种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对于战后的台湾民主运动，仍然具有无穷的启发性”。[42]陈芳明甚至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台独”理念，正好可以和台湾的抗日历史衔接起来。[43]以此将“台独”历史提早50年，无疑是妄言。“台独”分子想要把台湾革命志士英勇抗日的行动与“台独”关联在一起，更是完全背离史实的无稽之谈。
台湾的抗日历史与“台独”没有关联，台湾同胞虽有“独立”“自主”“自治”“自决”等表达，但这些文字背后的含义与“台独”分子所要表达的谬论，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但是在“台独”分子的有意操弄之下，“光复”这一典型的反“独”促统教育素材，面临严重的歪曲甚至解构，对此我们应予以坚决反对。
第一，反对解构“光复”意义的各类表述。“台独”分子认同和复制日本话语，从日本视角来看待二战和台湾光复，刻意遮掩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把抗日战争中性化。例如，日本不想面对侵略战争的失败，讳言“战败”“投降”而称“终战”。“台独”分子有样学样，用“终战”代替“光复”。又如，“台独”分子将“日据时期”改称为“日治时期”，美化日本殖民者的侵略行径，这在废止“课纲微调”表现得尤为明显。马英九执政时期曾想纠正陈水扁时期关于日据历史的错误表述，试图将教科书中的“日本统治”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把“接收台湾”改为“台湾光复”等，并新增“台人与抗日战争”等部分。但在蔡英文上任第二天，其便宣布废止“课纲微调”，意在通过“皇民史观”来达成“文化台独”。对此，我们应通过各类宣传塑造台湾同胞的正确历史认知，呼吁广大台湾同胞从民族大义出发，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第二，反对取消各类“光复”纪念活动。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举行。1946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将该日定为“台湾光复节”。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其逐步淡化该节日。2000年，陈水扁当局以修正“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为理由，取消“台湾光复节”的放假，只由相关机关、团体、学校举行庆祝活动。2016年，蔡英文当局进一步取消了“台湾光复节”的庆祝活动。与此同时，“台独”分子积极参与和举办美化日本侵略和殖民的活动。如在2024年旨在纪念抗日空战的“空军节”活动中，现场竟演奏了原日本海军及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官方军歌“军舰进行曲”。又如，赖清德连续10余年在台南参加日本殖民者八田与一的所谓追思和纪念活动，2025年5月8日其不仅参加了这一纪念活动，还在上午追加了“新节目”，首次发表所谓纪念“欧战胜利80周年”的演讲。赖清德故意不提抗日胜利，而是将焦点转移到“欧战”，并借机散播各类虚假政治叙事，为其“台独”行径披上“合法”外衣。可见，“台独”势力试图通过弱化和取消与“光复”相关的节日、仪式、活动、歌曲，抹去台湾革命志士英勇抗日的历史事实和台湾顺利回归祖国的集体意识。对此，我们应通过举行纪念台湾光复等各类活动，呼吁广大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铭记台湾先烈抗日壮举，深刻认识台湾光复重大意义，认清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行径的严重危害。
第三，反对淡化“光复”的光荣背景、鼓吹“殖民有功论”。“台独”分子提倡“殖民现代性”等理论，用“台湾民族主义”叙事切割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44]，认为是日本殖民将“台湾引入现代化进程”，给台湾带来各种现代化建设，妄称“日本殖民有功于台湾”，“台湾民众应该感恩日本”。针对这一谬论，台湾学者已通过明确的史料和数据予以拨乱反正：其一，台湾现代化不是始于日本殖民统治，而是开启于台湾巡抚刘铭传在铁路、电线、电灯、新式学堂、邮政等方面的建设。[45]19世纪中后期，台湾的富庶程度超过日本。[46]2-6其二，日本开发台湾，是为了掠夺台湾经济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将台湾的地租收入、海关税、糖、米、樟脑、盐、茶等收入利润输入日本，限制台湾重工业、化学工业等发展，塑造“农业台湾”结构向“工业日本”输血。[46]27，36所谓“日本帮助台湾现代化建设”，实质是台湾被剥削被掠夺的血泪史。针对“殖民有功”谬论，我们应通过各类宣传，向台湾同胞深刻揭露日本殖民政权残酷屠戮镇压台湾民众、推行“皇民化运动”、掠夺台湾资源等罄竹难书的罪行，以及“台独”分子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
第四，反对虚化“光复”的现实意义、鼓吹所谓“台日命运共同体”。一些台湾政治人物掩盖“光复”的历史，意图为其当前政治算盘服务，通过歪曲历史达到挟洋自重、媚日卖台的目的。李登辉曾说“日本和台湾是命运共同体”，苏嘉全曾抛出“台日如夫妻”论调，都企图以虚幻同盟取代两岸真实的血脉联系。近年日本频繁鼓噪“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调[47]49，2024年赖清德在出席所谓“八田与一纪念会”时，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继续对该论调进行加码。2025年5月8日赖清德在出席该纪念会时，更加荒谬地表达：“台湾与日本的感情不是只像朋友一样，是像家人一样”。对此，我们应向台湾同胞揭露“台独”分子媚日卖台、挟洋谋“独”的底层逻辑，并使台湾同胞认识到日本的真实意图。日本右翼势力打“台湾牌”只是为了达到自身政治目的，通过台湾问题营造“中国威胁论”，以此获得扩充军备的合理性，甚至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47]60“台独”分子希望利用日本等外部势力以“联日抗中”，实际上只会沦为棋子乃至弃子，“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破坏因素。
四、结论和讨论
厘清台湾光复历史，是为了正本清源，廓清真相。台湾光复见证了两岸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奋斗历史，见证了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的光荣历史，彰显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证明和法理事实。台湾的抗日历史，是台湾民众不断接近祖国、持续对祖国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历史。台湾同胞在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将爱乡和爱国情感连接在一起，持续为反对台湾与祖国分离而努力，对内形成“复归”革命共识，对外纠正“国际共管论”谬论，形塑了“抗日—保台—归中”三位一体的革命意识，体现了两岸是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厘清台湾光复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昭示未来。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从历史和现实看，台湾“光复”都是爱国主义的教科书和宣传册，是反对“台独”的鉴别器和照妖镜。“台独”分子颠倒黑白，编造“台独”的“抗日起源说”，妄图拉长“台独”时间线、添加“台独”素材、捏造“台独”的“合法性”，频繁抛出“终战”“日治”“殖民有功”等谬论，刻意消解台湾光复意义，淡化台湾光复活动，对此我们应予以警惕和坚决反击。
2025年正值台湾光复80周年，两岸应通过纪念台湾光复历史的宣传普及系列活动，还原历史、回归真相，让两岸人民共享复兴荣光，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两岸人民，扫清“台独”谬论，彰显“抗日一保台一归中”的正义性和“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性。台湾光复历史证明，台湾前途是与祖国前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反对“台独”才能救台湾，促进融合才能兴台湾，两岸人民应在携手抗日保家卫国之后，继续携手推动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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