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当局对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极为关注。这不仅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岌岌可危的“国际地位”，还因其始终将第三世界视为跟大陆进行较量的舞台。台湾当局在会前交涉无果后，不惜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企图彻底阻止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万隆会议顺利闭幕后，台湾当局加紧筹组第二届“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会议，试图拉拢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势力。这些举措不仅未能起到作用，反而暴露出台湾当局有限的实力及其对外政策的局限性，进一步弱化台湾的“国际地位”。
参加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是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周恩来4月19日下午的“补充发言”，向与会各国阐述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与内涵，使其本人和新中国都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和影响力。万隆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也标志着新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新中国的外交活动极为敏感。台湾当局一边通过“外交”途径，劝阻其他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以达到使会议流产的目的；一边策划暗杀行动，企图彻底阻止新中国代表团参会。但是，上述手段并未达到目的，台湾当局转而寄希望于以自身为核心的所谓“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以下简称“亚盟”），以此与万隆会议分庭抗礼。这些行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新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顺利发展，但注定无法产生实质影响。
既往研究大多聚焦新中国与万隆会议的关系、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对万隆会议的政策，很少注意到台湾当局在其中的作用与影响。本文拟利用多方史料，较为系统地梳理台湾当局对万隆会议的观察与因应，通过比较20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不同的对外发展策略，更好地了解台湾当局对自身所处地位的认知及其对外政策的局限。
一、万隆会议的发起与新中国应邀参加
万隆会议是世界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并参加，且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1953年8月，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joyo）首次提出召开亚非会议。年底，印尼方面希望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第一届阿里内阁作为印尼正式独立后的首个排除右翼政党的政府，奉行“积极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遭到来自美国的孤立与反对。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希望借亚非会议之机，在建立一个“和平中立”的第三势力集团的同时，提高其国际地位，巩固现政权，为印尼民族党（Indonesian National Party）在1955年的普选中争取政治资本，并为收回西伊里安岛奠定基础。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与印尼领导人在科伦坡召开五国总理会议，具体商讨亚非会议问题，但未能就会议规模、参会国家等问题达成共识，印尼政府对召开亚非会议信心不足。但是，9月下旬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印度和缅甸，相关建议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缅甸总理吴努（U Nu）的支持，事情出现转机，亚非会议的召开势在必行。
亚非会议能否顺利召开，关键在于是否邀请新中国参会。印尼向亚洲和非洲的17个国家征求意见。其中伊拉克、利比亚明确表示，如果邀请新中国，他们将不参加；埃及表示，“如果亚非会议是以调解姿态举行，则不要邀请中国，因为她属于苏联集团”；其余国家均同意召开亚非会议，但对邀请新中国参会不置可否。印度提出折中方案，以不邀请以色列为条件，极力争取阿拉伯国家对新中国参会的支持。
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五国领导人在1954年12月28日召开的茂物会议上集中讨论是否邀请新中国参会。随着中国与印尼关系的正常化，印尼确实有意邀请新中国参会，但深恐因此造成亚非国家分裂，故不敢作明确表示。中方判断印尼“为了使亚非会议开成，万一在邀请中国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则不邀请中国也在所不惜”。各国领导人在非正式接触时，巴基斯坦总理不赞成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印度、缅甸等国则以先讨论会议时间、地点等问题后再谈参会成员为由，搁置了争议。在茂物会议期间，吴努明确表示，除非邀请新中国参加，否则缅甸将没有多大兴趣参加，尼赫鲁表态支持吴努。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John Lionel Kotelawala）则因锡兰尚未承认新中国而态度犹疑。在尼赫鲁和吴努的私下劝说下，科特拉瓦拉同意邀请新中国参会。在印度、缅甸和印尼的大力支持下，茂物会议最终达成了邀请新中国参会的共识。
新中国将万隆会议视为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绝佳机会。毛泽东对吴努说，中方对这次会议很感兴趣，“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但他强调不能邀请台湾当局参会。茂物会议后，印尼外长对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表示：“很高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决议，我们的愿望是达到了。”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甚至强调：“中国不可不来参加亚非会议，因为没有中国参加是解决不了任何事情的。”1955年1月22日，印尼驻华大使特别向中方谈到，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衷心希望周恩来能够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万隆会议并访问印尼。27日，印尼政府正式向中方递交了邀请书和备忘录。2月10日，中方正式复函将应邀参加万隆会议。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家的支持，与这一时期同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1953年年底，美国策划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以进一步打击东亚社会主义阵营，此举引发印度、缅甸、印尼等“中立主义”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不愿意卷入东西阵营的区域性对抗之中。印度等国通过各种渠道试探中国，是否有缔结双边或多边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安全公约的可能。中国为了争取这些国家“巩固远东与世界和平”，准备“先搞双边，再搞多边”，“如可能，也不反对直接搞多边”，以在“东南亚保持一个中间集团，并经过这些亚洲国家联合英法，挡住美国，从而打击美在东南亚组织侵略集团的阴谋”。12月，为解决边界遗留问题，中国与印度进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有关换文，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其中。《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再次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方多次表示“愿意根据这五项原则与任何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6月28日，周恩来前往缅甸访问，强调“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输出必败，各国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才能成功，而不能期望外来的帮助”，打消了吴努对于新中国“输出革命”的疑虑。中方继而主动提出愿意参照中印关系与缅方签署协定，以维系“中缅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和平共处”。29日，双方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了联合声明。
印尼密切关注中印、中缅关系的发展，并“希望与中国取得与中印、中缅总理声明类似的协议”。中方对此积极回应，表示“任何形式我们都将予以同情的考虑，而中国方面则希望最好能有一互不侵犯协定”。这为中国与印尼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和华侨国籍问题的协商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美国紧锣密鼓地筹划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背景下，东南亚局势愈发紧张。印尼等国之所以坚持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是要最大限度地统合亚洲力量，共同应对冷战格局。而中国所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可遵循的路径，不仅使周边国家了解了中方的外交政策，还消除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戒心，以实际行动驳斥了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种种诬蔑，赢得了真心支持，为开拓外交领域的“中间地带”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台湾当局企图阻止万隆会议召开
台湾当局对万隆会议的动态极为关注，原因有三。第一，台湾当局并未受邀参会。在茂物会议上，印尼等五国已就邀请新中国参会问题达成共识，万隆会议俨然成为海峡两岸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新战场。面对记者“为何不邀请台湾参会”的提问，尼赫鲁回答说：“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国家。”蒋介石以此为“对我之侮辱备至”，继而慨叹：如无国民党的抗日作战，“安有今日之印度耶？”第二，针对印度、缅甸等国的积极态度，台湾当局将万隆会议视为“对自由世界的挑战”。因为无论该会议能否顺利举行，新中国是否应邀参加，“此项邀请的本身，已构成自由世界目标的一项重大损害”。第三，台湾当局对大陆对外关系的发展极为敏感，尤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影响。吴忠信在日记中多次表示忧虑，“和平共存，软化人心”，将“使一些反共立场不坚定国家可能被软化”。
正是基于上述担忧，台湾当局与美方驻台人员进行了交涉。1955年1月5日、7日，美驻台人员董远峰（Robert W.Rinden）两次询问台湾当局对于万隆会议的意见。台方表示，该会议所宣扬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口号，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宣传相似，加之印度、印尼的“亲共”态度，担心“该会议如果举行，势将为共产集团所利用，成为一反西方国家及反民主自由世界的会议”，并刻意提到“美国必将成为会议攻击之主要目标”。台方希望美方能够联络对美友好国家，“劝其反对此项会议，使会议完全失败”，如此“则对自由世界之团结，当为一重大成就”。董远峰并未给台湾当局任何许诺，反而表明了美方的顾虑，美方担心如果阻碍亚非各国参会，将会“予共产集团以攻击之口实”。如果万隆会议能够顺利举行，美方希望亚非亲美国家参加，以抵制左倾国家的言论。
此时，台湾方面并不了解美方的真实想法，故令其驻美人员积极探查。据美方人员密告，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应对万隆会议尚存在分歧，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Spencer Robertson）竭力主张进行抵制，而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则赞成各被邀国家出席并在会上做工作。从台湾驻美机构负责人顾维钧所掌握的情报来看，杜勒斯的意见在美国国务院占据了主流，即与董远峰先前的表态一致，亚非受邀各国以参会为宜，“最好能派干练而对共产国家在国际会议之策略有经验之代表出席，并与其他非共国家代表团结一致”，在会场上与左倾国家进行“斗争”。
尽管双方未能就如何应对万隆会议达成共识，但台湾当局并未着力于说服美方，而是令其驻外单位收集各驻在国情报，先行展开行动。1955年1月7日，台湾当局命令其驻外单位向各驻在国广为宣扬，如果万隆会议顺利召开，将对“自由世界造成极大损害”，劝说各国“勿为印度、印尼所愚，最好能使其不参加该亚非会议”。然而，此项图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亚非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美方政策影响下均准备积极参加会议。截至2月底，埃及、伊拉克、土耳其、伊朗、菲律宾、泰国、日本等国先后向台方表示将参加会议。台湾当局不得不接受万隆会议“恐不免如期举行”的现实，只能寄希望于各国能够派遣“干练而机警之代表人员出席该项会议，并在会中团结一致”，以期“发生制衡作用，从而减少该会之不良影响”。
在台湾当局看来，与各国接洽过程中，唯有伊拉克政府的表态尚称“积极”。1955年1月，伊拉克外交部代理次长向台湾方面表示，“倘伊方万一决定参加”，则在会议中必将对新中国采取极力抵制的对策。伊拉克驻外人员更是明确向台方人员表示，万隆会议“完全系尼赫鲁欲操纵亚非各国玩弄其要挟东西之把戏，其约中共参加系讨好共产国家，作为将中共引入联合国大会之初步”，伊拉克保证将“派遣强有力之代表团”“主持正义”，并影响其他阿拉伯联盟国家。
以埃及为代表的“中立主义”国家，视台湾当局的劝告为无物，直言“接受邀请国家并不认为对其他国家法律上地位有所改变”，称“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与中共集会亦有先例，此种会议如不参加有损阿盟利益”。台湾驻埃及人员再三劝阻埃及外长，甚至故意挑唆，称该会议“标明亚非会议，而事先未与非洲之埃及交换意见”，试图令其改变主意。埃及外长反驳说，印度等国事先曾就此次会议的召开征求过埃方意见，埃方对参会一事考虑已久，且与西方国家交换过意见，“与其不参加，在旁打听消息，并任彼等作片面之宣传，不如参加进去，予以争取”。这种态度表明，埃及执意参会，美方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
菲律宾、土耳其、泰国以及日本等亲西方国家，对台湾当局的诉求表现得相对冷漠，皆唯美国马首是瞻。菲律宾原本已对外放风拟不参加万隆会议，但在美国表示不反对后，菲方态度立刻动摇，并接受美方所推荐的代表人选建议。泰国与菲律宾情况相似，先前一再表示“不拟参加”，但在美方影响下亦决定参会。
在此种背景下，台湾当局只能想方设法通过对外宣传来影响参会各国。1955年1月20日，为引起国际社会及舆论对万隆会议的注意，并“揭发该会议之幕后阴谋”，“提高各被邀请国对该会议之警觉”，沈昌焕函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主任郑彦棻、第四组主任马星野研拟对外宣传对策。3月5日，台湾方面在知悉各国态度后，准备利用参会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疑惧，以中苏两国的密切关系为切入点拟定备忘录，交各参会代表团，妄图在会中“广为运用”。16日，黄少谷邀集罗家伦、陶希圣、胡健中、张炎元、马星野等就备忘录问题进行磋商。29日，台湾当局参考黄少谷等的建议，电令各驻外单位就以下要点拟定备忘录。
首先，台湾当局在备忘录中逐条“驳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所谓“荒谬之处”。一是不顾复杂的冷战局势，将海峡两岸、朝鲜半岛与越南地区的局部冲突，悉数归结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国家领土主权的影响；二是引用朝鲜战争期间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错误谴责，通过诬蔑新中国为“侵略者”，否定“互不侵犯”的主张；三是将社会主义阵营与东南亚国家的正常外交关系，抹黑成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四是先入为主地将“平等互利”丑化成社会主义阵营想要“征服世界”“扩大统治范围”；五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认为“和平共处”与共产主义“根本不相容”，进而攻击社会主义阵营以此为烟雾弹，“欺骗自由国家，掩饰侵略行动”。其次，台湾当局企图进一步离间参会各国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台方认为，在参会的国家中虽有17个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但还有8个已申请加入联合国却遭苏联否决的国家。台方怂恿这些国家反对“和平共处”口号，否则将是对自身与联合国的“极大侮辱”。再次，台湾当局别有用心地将共产主义与所谓“新式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刻意激发亚非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对殖民主义的恐惧，将共产主义丑化为当今世界的“最大威胁”。最后，台湾当局以自身经历为蓝本，恶毒地矮化大陆是苏联的“傀儡”，“决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台湾当局要求其驻外人员一定要在4月7日前将备忘录送至各驻在国政府，并特别强调“尽可能面交该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
4月7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再次向其驻外单位散发诬蔑材料，包括《和平共处问题》《两个中国问题》等小册子，望其“妥予运用”。根据台湾驻外单位的反馈，伊拉克与日本表现最为积极。伊拉克参会代表、前首相贾马利（Muhammad Fadhel al-Jamali）收到台湾方面的备忘录后表示全部赞成，将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代表“一致奋斗”。台驻日机构负责人董显光报告，日方出席万隆会议人员向他们索要资料，“希望在彼等十五日出发之前能予搜集，如十五日以前赶不及亦希望在亚非会议期间示知，俾可运用”。台方人员还于12日向日方提供了6种诬蔑性宣传材料。
台湾当局大费周章地攻击大陆，折射出其对自身“国际地位”的焦虑。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在国际上以所谓“正统”自居，虽在美国的庇护下占据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却因自身实力薄弱而名不副实，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1949年后，相当数量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台湾当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极大地开拓了“中间地带”，争取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承认，扩大了“交友圈”。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紧张的台海局势与暧昧不清的美方态度，在不同层面加深了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感”。此种对自身“合法性”的焦虑与危机感，在其1955年4月18日所发布的声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声明除了再次恶毒攻击大陆和万隆会议，还妄称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绝不能影响‘中华民国’与参加会议各友邦之现存关系，此一会议自无权讨论涉及‘中华民国’利益之任何问题；其任何足以影响中国人民利益之决定，自无任何效力”。这种身份“合法性”危机加重了台湾当局对外决策的意识形态色彩，在限制其拓展“国际空间”的同时，也促使其铤而走险，“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此种情形下的产物。
三、台湾当局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尽管台湾当局使出浑身解数，但仍无法阻止万隆会议的召开。为了彻底破坏万隆会议，台方人员不惜铤而走险，计划炸毁新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尼的飞机。
1955年3月，台湾驻香港情报人员向台湾情报机关负责人毛人凤报告了此项破坏计划。得到上峰首肯后，他们以高额酬金收买了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周驹遂将塑胶炸弹伪装成牙膏，携带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4月11日，飞机在飞行途中爆炸，中国、越南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遇难，仅3名机组人员获救。周恩来因临时前往仰光，幸免于难。事后，蒋介石甚以周恩来不在机上为憾。5月18日，周驹以“香港难民”的身份，偷搭民航飞机到达台北。在台湾情报机关的安排下，周驹领完剩余酬金就销声匿迹了。
飞机失事后，中方立即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该事件系“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并强调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负有严重的责任。事发次日，中方即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要求其将相关嫌犯“立即予以严密监视”。5月9日，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要求英方指示港英当局同中方密切合作，共同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方向英方提出5项要求：一是如不缉拿凶嫌，中方将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其后果由英方负责；二是国民党在港特务人员须全部逮捕；三是上列被捕人员应由中方参加审讯；四是为首凶犯及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准予引渡内地；五是今后凡中方在港地下人员，应由港英当局暗中保护。中方的意图十分清楚，即通过此案的处理，彻底清除台湾当局在香港潜伏的情报组织。
在中方和外部舆论的压力下，英方令其驻台人员就周驹遣返香港问题与台湾当局展开交涉。6月14日，英方要求台方将周驹逮捕遣返香港，但台方对此请求置之不理。9月2日，英国驻台人员不得不再次致函台湾当局，声称香港方面已以共同谋杀罪发出对周驹的拘票，并附上了周驹的犯罪证据摘要，力求台湾方面“本于正义”将周驹遣送香港，听候审讯。英方意味深长地提醒台湾当局，周驹来台已是举世皆知，外部舆论一致怀疑台湾当局与此案有关，除非台湾方面采取合作态度，将周驹解送香港听候审判，否则“不足以消解此间误解”，英方将保证周驹在香港的法律权益。台湾当局对此仍不作公开回应。此前，美国驻台人员曾向台湾当局询问对于周驹的处理意见。叶公超答称，对此案详情无所悉，极力撇清周驹与台湾的关系，声称周驹并非台湾当局雇佣人员，亦不知其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何关联。7月11日，美方再次就周驹遣返香港受审一事催促台湾当局。叶公超以周驹是所谓“逃出投奔自由”之“难民”，“决不能将其送回”大陆等为由强硬回绝美方，称对此问题“无法考虑”。
针对英美两国要求遣返周驹的提议，台湾当局认为其所请求“与我有关方面所获悉者不尽相符”，英方提供的证据摘要均非具体证据，“我自不能即以此断定周某与该案有关”。如果贸然将其遣送香港，“诚恐该员心怀怨怼，对我反噬，诬指系我主使。对我国际地位及声望，自将发生极不良之影响”。同时，台方也担心断然拒绝英方引渡周驹的要求会引发国际舆论的进一步谴责，甚至可能使英、印等国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大会。因此，台湾当局在处理该案时，考虑采取以下4点方针：一是台湾方面将援引相关规定拒绝英方引渡周驹的请求，但在具体步骤上“似不妨酌予拖延”。二是由台湾省政府答复英方驻台人员，一面说明此事纯属司法案件，台方将在查明实情后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一面要求英方提供其所依照的法律根据，并请港英当局提供详尽证据。三是为避免国际舆论对台湾当局产生“误解”，要求台湾相关部门根据有关法令研究周驹犯罪嫌疑问题，拟定处理方案。四是在适当时机将处理措施或侦查情形酌予公布，借以表明台湾方面正在积极处理，消除国际舆论可能发生之“任何误会”。不过，上述处置方案的前提是台湾当局与飞机失事无涉，但事实并非如此。
蒋介石并不满意外事部门所提处置方案，甚为介意对此案的深入调查，声称“余不赞同如此办法，对此种无理要求，实不必理会，更无须请港方提供证据”。10月12日，台湾省政府根据蒋介石与外事部门的指示复函英方，将周驹遣送事件辩称为一般司法事件，反要求英方提供引渡的法律依据。英方对此甚感荒谬，直言其之所请“原非基于法律立场”，周驹涉案证据确凿，望台方“勿予庇护”。12月10日，英方再次催促台湾当局就周驹引渡问题作出处理。台方复函时避谈如何具体处理该问题，反就先前英方所谓台湾当局庇护周驹的说法大做文章，扬言“庇护一节，实属歪曲事实，本府深感遗憾”。1956年1月16日，美驻台机构负责人蓝钦（Karl L.Rankin）受英方之托再次询问叶公超，周驹现在是否为台方工作，或是否为台方所扣留。叶公超仍以前番说辞答复美方，称对周驹现在何处一无所知，并诬蔑“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大陆“内部斗争之结果”，企图再度撇清台湾在此事件中的责任。在叶公超看来，台湾和英国无正式“外交关系”，在法律上“无引渡之义务”。他还以双方尚未“断交”时国民党当局引渡潜逃至香港的嫌犯如何困难为例，证明“虽在有外交关系之时，引渡一普通刑事犯亦非均能办到”，更何况此时双方已无“外交关系”。叶公超一再声称，台湾当局不认为周驹有罪，对国际社会的谴责不以为然。26日，据蓝钦透露，香港总督对于引渡周驹返港受审已不再抱有希望。至此，英美引渡周驹返港受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台湾当局在引渡周驹问题上的强硬表态，变相坐实了其正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幕后主使。1956年1月11日，英国殖民部、港英当局先后公布“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报告书，英方舆论一致认为台湾当局是主导该事件的幕后黑手。台湾当局拒绝交出周驹的行径引发英方舆论的广泛不满，英方认为“庇护杀人凶手也是一种罪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未能达到阻碍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目的，反而使国际社会更加同情作为受害者的新中国，拉近了中方与各国的距离。事发后，不仅朝鲜、印度、捷克斯洛伐克、印尼等国纷纷对台湾当局的行径予以谴责，要求彻查该案，就连西方阵营亦认为台湾当局挑战了国际秩序的底线，对其行径感到不齿。台湾当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形象在国际舞台上一览无余，其外部处境自然更加孤立。
四、台湾当局与第二届“亚盟”会议的流产
随着万隆会议的顺利召开，台湾当局会前的阴谋诡计相继破产，但其情报机关并未就此罢休，策划在万隆会议期间对新中国代表团成员进行暗杀行动。在当地华侨华人的积极支持下，代表团事先收到情报，加强了安全警卫工作，再次挫败了台湾方面的阴谋。不过，台湾当局自以为得意的备忘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在美方的鼓动下，伊拉克等亲西方国家代表向中方发难。周恩来凭借高超的外交智慧，一再向各国代表表明中方在对外方针上将始终坚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原则。他不仅在会场上极力避免与“中立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进行“唇枪舌战的交锋”，并“在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与台湾局势两个问题上做出了和平的姿态”，会后还与各国“做了各种各样的保证和诺言”，赢得与会各国的交口称赞。即便是秉持反共理念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Carlos P.Romulo）也不得不承认，中方的演说“是出色，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不过，蒋介石仍坚称大陆在万隆会议上“无所得”，“反为反共各国代表对俄共新殖民主义之斥责声浪所笼罩”，并称中苏矛盾已经显露，但事实并非如此。万隆会议刚一结束，中方就与尼泊尔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年5月，中方又先后与埃及、叙利亚、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1957年至1958年，中方再与锡兰、柬埔寨、伊拉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亚非会议成为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起点”。中国与印度等国的关系亦持续升温，尼赫鲁多次派遣专使赴美，充当中美沟通的桥梁，劝说美方不要再反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在此种形势下，蒋介石深感“已无一国为我可靠之友邦”，希望在台北召开第二届“亚盟”会议，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与万隆会议分庭抗礼。1954年6月15日，第一届“亚盟”会议在韩国镇海召开，泰国、菲律宾、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派代表参加。台湾当局不仅是创建“亚盟”的主要提议方，还多方奔走争取该组织的领导权。7月，“亚盟中国总会”在台北成立，谷正纲任理事长。第一届“亚盟”会议的参与者多为前任官员或民间人士，因此其成立之初即带有鲜明的民间性，与万隆会议差距甚远。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对第二届“亚盟”会议的筹备付出了极大心血，试图扩大规模，并逐渐向“官方化”发展。他特别强调“亚盟”会议“应于亚非会议后在五月间举行为宜”，最终确定的会议时间为1955年5月23日，与万隆会议对抗的意味十分明显。除了原有国家和地区外，台湾当局还准备邀请日本、伊朗、巴基斯坦、尼泊尔、老挝、柬埔寨、印度等国代表参加，其中台方最看重的是日本。在蒋介石的设想中，未来台、美、日、韩应当联合起来，组成“东北亚同盟”，再加上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的亲西方国家，共同遏制东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1955年1月，台湾当局派人分赴东南亚各国，在促请“菲、泰、越南等国充实其代表团阵容”的同时，洽请新会员国派遣代表。但是，情况并不乐观。就第一届会议参与者而言，韩国、菲律宾、泰国尚能派出一定规模的代表团，越南因内部分歧迭出一直无法给出肯定答复。就新邀请国而言，柬埔寨仅允诺派一位观察员参会；老挝推脱称受日内瓦会议约束，拟不参会，但在台方人员的一再邀请下，决定派遣民间人士参会；马来亚的两位右翼领导人因忙于议员竞选无法参会；印尼则无适当人选；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度、缅甸虽承诺派人参会，但多为反共意愿强烈的民间人士，与参加万隆会议的阵容完全没有可比性。台湾当局要求美国从旁协助，“俾此次反共会议，得以热烈举行”，但美方反应冷淡。
台湾当局原本对日方的参加寄予厚望，早在1954年6月就确定“必须日本参加”。日本确实选派了前驻意大利大使天羽英二为代表的四人代表团参会，但此项提议遭到韩国强烈反对，“李承晚个性刚强，仇怨日本为其一贯之政策”。在第二届“亚盟”会议召开前夕，台湾当局派专人赴韩洽商，希望韩国能以大局为重，韩方一度同意日本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会。但是，1955年5月17日，韩方再次来电“食言反对”，并称“以后入盟会员必先经全体一致之通过”，否则韩方将不会派代表出席。蒋介石感叹，“亚洲民族之自私自大而毫无团结意志”，认为韩方之所以“临时抽后腿”，是因为“嫉忌污浊之心理”，此举将为社会主义阵营“助长声势不少耳”。吴忠信私下直言，台湾当局已“仁至义尽”，“亚盟”会议的失败是台湾当局“无力量与无能力的表现”，对于协调日韩关系表示绝望，“如此大钉子不能再碰了”。台湾当局和韩国始终无法就日本入会问题达成一致，第二届“亚盟”会议延至1956年3月才在马尼拉召开。直至1960年李承晚下台，这场关于日方参会的争论闹剧才告一段落，日本方能顺利入会。
因此，从组织性质、参会人员、会议内容等方面看，“亚盟”都无法与万隆会议相提并论，更何况台湾当局和韩国还长期就该组织的领导权争斗不休，致使该组织流于宣传形式，完全沦为可有可无的“鸡肋”。
结 语
20世纪50年代初期，海峡两岸在发展对外关系的策略上存在巨大差异。台湾当局极为看重意识形态，刻意将自身打造成东亚“反共堡垒”，虽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充当西方阵营制约东亚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桥头堡”，但单纯依靠意识形态判别亲疏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稳定发展的诉求。一旦国际局势有所缓和，台湾当局势必在西方阵营中被边缘化，其利益诉求并不会得到美英等西方大国的真正重视，只会更加孤立。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鲜明的民族主义观念与自身薄弱的实力形成巨大反差。他们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印度、缅甸、印尼等国的独立根本无从谈起。即使对于泰国等亲西方国家，台方亦颇多怨怼，称其“不知是非，不识真正利害”，视台湾利益为无物。台湾当局既无法真正争取到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持，也难以持续维持与日韩等盟友的关系，这是其始终无法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台湾当局在万隆会议前后的诸多“外交”手段未能奏效，跟美国的态度与干预密切相关。虽然台方和美国的意识形态看似一致，其实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双方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台湾当局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自身“国际地位”的同时，尽可能削弱新中国的影响力；而美方的着眼点则是在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前提下，进行全球层面的东西方对抗。在美国的阴影下，台湾当局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十分有限，不仅未能有效劝阻亚非各国参加万隆会议，其所主导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第二届“亚盟”会议亦遭到美方的冷处理。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因素，极大限制了台湾当局制定政策的自主性，这是其始终无法摆脱“棋子”命运的又一重要因素。
反观新中国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原则与各国广泛交往，搁置争议，共同发展，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尊重。正如周恩来所说：“世界上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只要以中印两国协定中的五条原则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新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能够抛开既有的历史包袱，对大国、小国一视同仁，争取到最广泛国家的支持，这是冷战初期中国能够迅速在国际舞台上打开局面的关键。作为世界格局中重要一环的中国，一直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决抵制任何世界霸权的压迫，不仅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开拓出“中间地带”，最大限度地为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发声，还以自身革命经验为例，引导亚非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新中国的带领下，亚非国家作为战后重要的国际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