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是清代前期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是役也，施琅居首功，所谓“其功实大”。有关施琅与清初统一台湾，已多有论著面世，今就笔者认为较重要的某些问题，论述如次：
(一)施琅于康熙三年、四年两次征台湾无功而还，清廷因而猜疑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翌年，成功病逝。郑军统帅新殁，清军侦知“彼众贼心未定，又未纠合完备”。人心不稳。海澄公黄梧密陈：“当应趁其荒乱犹豫之际，神速进兵剿灭之”,“断不宜行招抚。”兵部奉旨议奏：“调集兵马于漳州，大军皆轧于海边，并先调郭义、蔡禄至漳州协力图贼等情，应准行。并请敕靖南王、总督、提督等，相机进刺。”朱批：“依议”。清廷决策征剿郑经。时厦门、金门、铜山(今福建东山)等沿海诸岛，尚为郑氏所有。
康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同安总兵施琅升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军海澄，所辖左路水师总兵驻闽安，右路水师总兵，驻同安，对厦门展开兵力进攻态势。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军分路攻取厦门。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奏称：“十月二十一日，臣等统率大军，渡海攻克厦门，贼众惊溃登舟。水师提督施琅会荷兰国夹板船邀击之，斩首千余级，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逆贼郑锦(经)、周全斌等，势穷宵遁。”攻取厦门之役，施琅战功卓著,但陆路提督马得功坐船遭郑军围攻，马得功苦战不得脱，落水死。
清军十月攻占厦门，十一月施琅移驻于此。郑经与周全斌退守铜山。康熙三年三月初，郑经返台湾，十四日，清军攻取铜山。郑军所踞沿海诸岛先后被清军攻克后，一些重要将领纷纷向清投降，如总兵陈辉、林顺等，尤其是周全斌自铜山败走至广东南澳，具呈向将军王国光投降。广东总督卢崇峻奏称：“臣查得周全斌乃贼中最为凶悍者，此贼纳降，至关重大，当应亲往办理。”卢崇峻行至惠州，周全斌已前往福建，“差人与靖南王议降”。清廷加周全斌承恩伯，于是周全斌转而与清军共同对郑军作战，形势对清军更为有利。
康熙三年八月，施琅“奉命佥同承恩伯周全斌、太子少师左都督杨富、左都督林顺、何义等”原郑军降清水师军官，约定征剿台湾日期。十一月，施琅统领以上众官，“进发台湾，舟师行至洋面，骤起飓风，难于逆进而还”。第一次征台湾被风所阻，清廷命有关将弁酌情妥为商议，“伺机进取”,再攻台湾。施琅奉命后，益加战兢惕厉，加紧整治战船，四个月后，施琅会同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于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出征台湾。二十九日，舟师已驶入外洋，又遇飓风，“迫于无奈，返回蓼罗”。继而，连日狂风大作，施琅等只得驶回金门，暂避风浪。四月十六日，施琅率军再“进发台湾”,十七日，军至澎湖口，“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施琅自称)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臣所乘战船，亦飘流至南方，于十八日已时，方驶至广东省潮州府属表卫。”二十六日，施琅返回厦门，收集飘散各船，仅有小船船二只沉没，其余各船虽有损伤，只需加以整修，便可作战，故损失不大。
施琅“二度出海远征，均受风涛所阻”。他表示“竭诚效命，矢志灭贼。”“挑选精兵，候有南风讯息，即将约期复征”。然而，清廷对施琅所请再征台湾，态度已然与前不同，不再是令其“伺机进剿，勿以日久为虑。”而是朱批：“知道了。进兵与否，已有旨。兵部知道。”施琅本郑氏部将降清者，与新降清的郑氏大将周全斌、杨富、何义、林顺等两征台湾，至郑军所据之澎湖口而未与敌接战，奏称骤遇飓风，战船被巨浪“凌空拍击”,但只损失小船二只，清廷因之疑其有“二心”。全祖望说：“成功殁，琅以平台自任，出兵不克，疑其贰。”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详询总兵以上出征官员数十人，“特将所有被风缘由，合词密题。”其所上《题为密报进攻台湾舟师被风事本》长达近万言，足见清廷之亟于了解事情的真象。
清军大举征台，被飓风所阻，“此次被风飘散情形，至关征剿台湾事宜”。影响了清军规取台湾。清廷决定派员招抚，以总兵官孔元章、道员刘尔贡、知州马星任招抚之责，前往台湾进行招抚。孔元章先遣刘尔贡、马星赴台，传述招抚之意，二人回闽后，孔元章于康熙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航赴台，十月二十五日回到海澄。施琅会同巡察章京科尔坤、西山、纳尔赛等，“将孔总兵自台湾带来馈送礼物，逐件查勘明白。”计有：檀香、降香、鹿筋、鹿脯、大盐鳜鱼、程仪银等。
孔元章回闽后，有关招抚情形由其本人具题，对总督祖泽溥、水师提督施琅等只称台湾郑氏已有“允从确据”,而未道其详。施琅密询随孔元章赴台官员，认为台湾郑氏已允受抚之说不足凭信，于是在孔元章回闽一月后，即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边患宜靖疏》。《疏》云：“兹总兵官孔元章招抚回归，只称有的确公移。臣密询押船官林功勋，渡载孔元章往台湾，探贼中情形，未必有归诚实意。”于是建议：“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他说：前此两征台湾，固然是因风涛之阻，但“人谋亦未允臧”,谋虑不周也是无功而还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兵在精，不在多”,选拔精锐，“臣将此二万之师，分为水陆，躬督操练，加之数月，将得兵心，兵知将意。”届时一本“矢志报国”之素心，身先士卒，剿抚并用，先“据澎湖以扼其吭，大兵压近，贼必胆寒。遣员先宣朝廷德意，如大憨势穷，革心归命，抑党羽离叛，望风趋附，则善为渡过安插，可不劳而定。倘执迷不悔，甘自殄灭，乃提师进发，次第攻克，端可鼓收全局矣。”康熙七年四月，施琅再上《尽陈所见疏》,他说：“逆孽郑经逃窜台湾，负喁恃固。去岁朝廷遣官前往招抚，未见实意归诚。”倘若不讨平台湾，而严迁海之令，必定“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又因海防所需钱粮浩繁，“输外省有限之饷，年年协济民食，何所底止?”且郑氏在台，“惧罪之弁兵及冒死之穷民以为逋逃之窟，遗害叵测”;更有甚者，倘若郑氏“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窥伺边场，则更将后患无穷。疏上，奉旨：
“渡海进剿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其施琅之缺，着施琅自行择人暂令代管。兵部知道。”
施琅奉召至京，面询方略。然而，鉴于康熙三、四年两征台湾，为风浪所阻，而八旗劲旅虽长于骑射野战，却不习海战，清军北方将领亦然，因而人多畏难，“事下部议，以风涛莫测，难以制胜，寝其(施琅)奏。”施琅平台之议未被采纳，“朝议循于招抚。撤水师提督，授公(施琅)内大臣，晋伯爵。”撤福建水师提督，授施琅内大臣，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清廷对施琅的疑虑未消。全祖望说：“方施琅之叛成功而归附也，世祖即以为水师提督，驻海澄。成功殁，琅以平台自任，出兵不克(指康熙三年、四年与郑军降将周全斌等征台),疑其贰，召入京，不复用，而水师亦罢。”满洲八旗不习海战，清廷用降将两攻台湾，施琅率郑军降清水师将领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未战而还，颇疑之，故而水师亦罢。
(二)清廷派员招抚与郑经欲分裂割据台湾
清廷“循于招抚”台湾，如前所述，在施琅未进京前已经进行。
康熙六年五月，清廷派总兵孔元章等前往台湾招抚，回闽后，其给施琅等人咨文称：“窃照本镇亲诣台湾，仰仗朝廷威福，业取逆等允从确据，文移在案。”据此，总督祖泽溥题称：
“伪逆就抚有确据之诚。”事情看来似乎已有眉目，其实大谬不然。
孔元章先遣刘尔贡、马星赴台，携带孔元章书信传达招抚之意。郑经复书孔元章，逐一反驳，开篇即谓：“又遣刘、马二君，备达委曲。然窃怪麾下未亮不佞之心，而犹从流俗之末议也。”“而贵介(刘、马)所传犹述前日之套语，削发之高谈。”对清廷许“以八闽王及沿海各岛”,郑经认为不过是以“二说相饵，是岂知识者之论乎?”郑经对清提出的剃发、登岸，斥之为“套语”,对所许诺的“八闽王”等，认为是诱饵，不屑一顾，其所恃者有二：他在复孔元章书中说：“曩者思明(厦门)之役，自以粮尽而退，非战之失也”。即是说，康熙二年十月清军攻克厦门，郑经不承认是被击败，乃是因粮尽自行撤走，自认为军力尚足以与清军周旋。他说：“风帆所指，南极高、琼，北尽登、辽，何地不可以开屯，何地不可以聚兵?”北起辽东、山东，南至海南，郑军处处可以用兵，任其驰骋，此其一。其二，郑经居然声称：
“东宁(台湾)远在海外，非属版图之中，东连日本，南蹴吕宋，人民辐转，商贾流通。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郑经胡说“台湾非属中国版图”,而他已然是“横绝大海，启国东宁”,已“开国台湾”,而且是“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并说这是前来台湾的刘尔贡、马星二人所亲见目睹者。因此他断然拒绝清廷所许的“八闽王”及“沿海各岛”招抚条件，声称：“不佞(郑经自称)亦何慕于爵号，何贪于疆土!”②郑经公然宣称“启国东宁(开国台湾)”,与清抗衡，要求彼此“互市通好”,俨然以“外国”自居。他在致其舅董班书中，对此更是直言不讳，说：清廷“能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息兵安民，则甥亦不惮听从，不然未有定说，恐徒费往返耳。”并再一次重申“台湾非属中国版图”的谬论，说：“今日东宁，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哉!”2郑经业已自绝于中土，自视为“外国”,如清廷不允，则拒绝谈判。
郑经完全背叛了乃父郑成功。郑成功曾多次声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民族英雄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收复台湾时，据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说，郑成功曾当面向荷兰侵略者严正指出：“该岛(台湾)一向属于中国的……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3在致科涅特的信中，郑成功重申：“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又说：“此地先人故物。今珍宝听而(荷兰人)载归，地乃还我。”
郑成功一再向世人宣告，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郑经却背反其父，胡说：“台湾非属中国版图”,其意在分裂割据，而其分裂为王的思想，却是由来有自。为此，在郑成功去世之前，父子二人几乎兵戎相见。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渡海收复台湾，郑经留守厦门各岛。翌年五月，成功病逝，郑经返台湾，“自称世藩。凡台湾属文武各官所用旗纛，均更书为世藩属下字样。”同时，又“将厦门提督所辖文武官员职衔，均改为世藩属下字样。”2四郑经“自称世藩”,虽有承袭其父嗣封之意，但其父新丧，自己嗣藩伊始，就急于命所有文武官员均“改为世藩属下”,其所作所为有自立为主以别于其父之意。郑成功去世前，父子反目。康熙元年五月，施琅向福建总督李率泰报称，探知郑成功派周全斌回厦门，密令斩陈巧、黄昌等各镇，用计调军队往台湾。又：“为(伪)国姓(郑成功)差洪卯、黄副来取董氏及郑锦(经)首级，被郑锦枭斩。”郑经为防其父来厦门，“中左日夜有船百余号出浯州海外，以防郑成功过来。”又日夜整备战船，大小民船“尽令拦回搬空，以为兵船”。“郑锦随拨大舰二十余只，把守青水乾，令其遇有船将进厦门，只准其伪镇头目单只入见，若要多进，便发铳攻杀。”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十五日，清军“探得伪国姓于初二日澎湖差船二只到青水边”,被郑经部将“林顺追杀俱没。”郑经大规模招兵备战，以抗拒郑成功调厦门官兵前往台湾，竟然歼灭郑成功派来的船二只，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父子二人视若寇仇，如此激烈冲突的原因何在?盖因郑经乘其父渡海收复台湾之际，欲据厦门、金门、铜山(东山)诸岛，自立门户，即所谓“今公议(五月)初六日筑坛，拜郑经为平国公，换旧太师旗号，祭江。新立十三镇营分拨要地。”2郑成功因之遣人取郑经及其母董氏首级。此外，郑经与其弟之乳母有染，私生子，郑成功闻知，愤甚，也激化了父子矛盾。
康熙六年，当清廷派员招抚，郑经宣称自己已“横绝大海，启国东宁(台湾)”,自成“一国”,实质上不过是他早年“更改旗号”的再现。郑经要清廷待以外国之礼，“比同朝鲜”。
康熙断然不允，八年九月，谕明珠、蔡毓荣等曰：“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8。于是清政府与台湾郑氏的矛盾，也因之由抗清一变而为维护国家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三)李光地、姚启圣之荐与康熙释疑，施琅复任水师提督
康熙七年，施琅奉召入京，任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
康熙六年七月，康熙帝玄烨亲政。八年五月，清除鳌拜集团，康熙才真正掌握实权。同年十一月，以“施琅投诚后劳绩甚多”,加伯爵衔。
施琅任内大臣凡十三年，不忘规取台湾，常与福建籍在京官员论海上形势，但因他前此两次征台无功而还，人有谓其“骄狂”者，认为他好大言而难于成事，即使是后来力荐施琅的李光地最初即作如是观。他说：“施将军时来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予亦不在意，以为此人骄狂，未必能成事，亦未知其实际若何。”四李光地后来之所以改变对施琅的看法，是三藩乱起后，一次与施琅讨论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率水师溯长江而上，围南京，但终于失败的原因何在?李光地云：
“余素未深知公(施琅)。一夕，就公烛下话，道及顺治乙亥(十六年)事。余曰：‘社稷之灵也。令贼(指郑成功)不屯兵城(南京)下，驱而径前者，是诚可危’。公笑曰：‘宜何所向?’余曰：‘循山而东，奈何?’公曰：‘南北马步不相若，人矣众寡劳逸又悬，所在虽响应作声，实观望不能为之助也。才涉北地，与官军交，贼立尽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长者，委坚城，溯江而上，所过不留，直越荆襄，呼召滇粤三逆藩，与之联结，动摇江以南，以挠官军，则祸甚于今日矣。弃舟楫之便而敝围攻，故知贼无能为也。'”
施琅直指李光地书生之见，论势谈兵，指出郑成功屯兵南京坚城之下，是捨长用短，终致失败，使李光地口服心服，始知施琅并非“骄狂”之辈，实乃将帅之材。他说：“余以是知公能”,“后余力保其平海。”康熙也曾召施琅于内廷赐宴，问海上事。施琅“度己度彼，指掌条奏甚悉。上大悦”。 康熙因之对施琅的军事才能有较深的了解，且颇为赏识。
康熙十二年，云南吴三桂反。翌年，福建耿精忠响应，与郑经勾结。郑经“复猖獗海上”,一度占领漳州、泉州、潮州、惠丰等地。闽浙成为平定三藩叛乱的战场之一。
康熙十五年(1676年),福建总督郎廷相请复设水师提督，以便专对入闽之郑军。清廷先后以海澄公黄芳世、提督杨捷兼管。康熙十七年，复设水师提督，又先后调京口将军王之鼎、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而不用施琅。在此期间，总督姚启圣于康熙十七年保举施琅任水师提督3,此后又多次举荐施琅。清廷以万正色任水师提督后，姚启圣建议，靖海将军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则将军、提督并收得人之效。”但每次荐举，议政王会议均题复：“应无庸议”。康熙同意。其时，亟需对郑军作战的水师帅才，正如姚启圣所说：
“今水师提督愈选愈难。”而康熙对施琅习知海上事及其军事才能又颇为赏识，为何不用施琅复任水师提督?原因是施琅长子施世泽叛清降郑，这就加重了康熙的猜疑，后又因施世泽全家被郑经所杀而释疑。
施琅任内大臣，长子施世泽随侍在京。康熙十年(1671年),施世泽回福建晋江衙口原籍完婚。十二年，三藩乱起，十三年郑军攻占漳、泉，施世泽为郑军所获，郑经授世泽为女宿镇。4后因风传施琅复出为水师提督，世泽解兵权。康熙十六年，施世泽叛郑归清，授副将，奉康亲王杰书之命，随提督段应举征海澄，“城破被执”,世泽再次被郑军俘获，“郑经仍授为监提督。”世泽再叛清降郑。因此之故，使康熙不能不加重对施琅的怀疑。又因施琅曾于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后又投归郑成功，由于与郑成功发生矛盾，再于顺治八年降清。今长子施世泽又一再叛降，故康熙对施琅说：“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因尔系闽人，尚有轻尔者。”直到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其时统一台湾已经五年，施琅入觐，康熙于乾清门召见，对施琅说：“今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尔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今天下太平，反疑尔勿遣耶!今命尔复任，自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3这说明廷臣中猜疑者始终不乏其人。
康熙释去对施琅的怀疑，是因施世泽全家被郑经所杀。
康熙十九年，施世泽(即施齐)与族兄施亥(郑经部将),谋擒郑经，献俘清军，密谋败露，郑经杀施世泽、施亥全家七十三口。施世泽子士轩述其过程云：
“祖镶黄旗伯原任水师提督施(琅)叨受国恩，父施齐(世泽)舍矢志忠孝，缘从前任提督段(应举)死守海澄，城陷被执。父抱忠矢死，隐忍蓄谋，屡奉将军(杨捷)密谕，与伯施亥舍密图大事，将擒郑逆(郑经)献厦门，以报本朝。不幸被左右吕远首发其谋，二月十八日，父齐舍及伯亥舍被郑逆擒拿，囚禁金门蓼罗地方，至二十三日未时，父与亥舍俱被磔杀极惨。”
施琅孙施士轩，以及副将施琦、知府王麟、同安总兵王英等，均以施世泽受昭武将军杨捷密谕，“抱忠密谋”,欲擒献郑经，谋泄被杀，请“优加恤典”,以慰忠魂。总督姚启圣认为，施世泽、施亥“虽擒献之功未遂，而郑经因之内变，内外夹攻，贼众奔走，金、厦全收，揆厥所由，二人之功似不可泯。”也请优加恤典。
施世泽、施亥全家七十三口被郑经所杀，姚启圣再荐施琅任水师提督，说：“臣愿以百口保琅无他。天子始遣之。”全祖望此说，施琅复出任水师提督，乃姚启圣以全家百口担保其无二心，其实，李光地之力荐，起了关键作用。
康熙二十年，是清廷决计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之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正月二十八日，郑经病死，长子郑克壁嗣。郑克壁非嫡派，两天后，即三十日，被冯锡范绞杀，立次子郑克块，年十二。克块乃冯锡范之婿，人心不稳，所谓“贼势内乱，机实可乘。”姚启圣奏称：“郑经已伏冥诛，长子缢死，冯侍卫自立其婿，乃天亡海贼之时也。”同年的又一件大事是：五月，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彭泰率军进抵昆明城下，平定三藩之乱即将取得全胜。于是康熙决计解决台湾问题。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七日，御门听政时，大学士等以将军哈喇达、总督姚启圣奏郑经已死，其下互相猜疑，宜乘此机会，令水师“剪除根诛”事请旨，康熙谕曰：“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着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下令曰：“郑经已伏冥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规取澎湖、台湾，全靠水师。然而，水师提督万正色却认为，郑军澎湖守将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台湾难于攻取，更有“三难六不可疏”。康熙怒斥之曰：“我仗他有本事，委之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4康熙知万正色不足以任平台之责，有起用施琅之意。
康熙二十年二月，康熙帝玄烨问李光地：“施齐(世泽)果以内附为海上(郑经)杀耶?”意在进一步证实其事。李光地知康熙尚存疑虑，答曰：“施琅既来(指降清),琅海上所畏也，恐我朝用之，故彼用其子，以生我疑，不用其父耳!”指出郑经用施世泽，乃是使用离间之计。接着又说：“施齐后得便来降(指十三年叛郑降清),复为海上所得(指海澄城破再降郑),知其必不能一心，故杀之。”李光地分析了施世泽被郑经所杀之不可避免，于是康熙问：“施琅果有甚么本事?”李光地答：“琅自幼在行间，经历得多，又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康熙点首表示同意，因问：“汝胸中有相识人可任为将者否?”又说：“就汝所见，有可信任者，何妨说来。”敦问再三。李光地知康熙对施琅可否信任，一定要他明确表态，因而对曰：“此事非小，容臣思想数日后，斟酌妥即复旨。”数天后，康熙命明珠往问，于是李光地力荐施琅，说：“他(施琅)全家被海上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无有过之者。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夫之勇。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其气先夺矣。”李光地知人论世，针对康熙的疑虑，指出施琅与郑氏“是世仇”。施琅降清，郑成功杀其父施大宣、弟施显，如今郑经又杀其子施世泽全家，故“其心可保”。进而指出施琅的军事才能足以平台。康熙打消了疑虑(康熙后来说：“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七月二十八日，任命施琅“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④。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
(四)“剿抚并用”统一台湾与力主“留台”
康熙二十年十月，施琅抵厦门到任，立即着手备战，一面整治战船，一面练兵，制造器械，躬亲督促。郑军获知施琅复任水师提督，知清军将大举，也积极备战，“自去年(康熙二十年)逆艘纠集澎湖，欲抗我(清)师。”4郑军大将刘国轩守澎湖，在备战的同时，于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遣黄学持书到闽议抚：“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进贡。”“在台湾者求免削发登岸”9。康熙断然不允，再一次指出：“查台湾贼寇俱系闽地之人，不可与琉球、高丽比。”又说：“若贼知我大兵进剿，故智差员冀图缓兵，亦未可定。”网命令施琅勿失机会，随时进兵。施琅收到兵部密札后，上书表示决心统一台湾，“臣非灭贼不足以报皇上之殊恩也”。
施琅为免掣肘，能独专指挥规取台湾，他以总督姚启圣“生长北方，虽有经纬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为由，而巡抚吴兴祚“见在升任”,请求由他一人负责专征。姚启圣则一再请求与施琅共同进兵台湾。康熙以施琅“深知水性贼情，专畀以进剿海逆之责。”继而施琅与姚启圣又有乘南风抑或乘北风进兵之争。
康熙二十一年，李光地乞假送母回福建安溪故里，与施琅邂逅，二人谈及南风或北风进兵，以及攻取澎湖事。李光地述二人谈话云：
“余请急家居，邂逅公(施琅)于小店中， 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师在此月，然众言南风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贾竖之言也。夫北风日夜猛，夜则更甚。自此至澎湖，舟载星行，就能鱼贯相尾，幸而不散。然岛屿悉贼据，到彼未能一战夺之，舟无泊处。坐与行殊，风浪飘泊，军不能合也，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余日，风微夜静，海水平如练，可以抛舟泊洋，聚而观衅，不过七日举之必矣。用北风者，徒幸万一，南风则十全之算也。’”水
“用南风则十全之算”。故施琅在上疏中强调：“盖北风刚硬，骤发骤息，靡常不准，难以逆料。南风柔和，波浪颇恬，故而南风破贼，甚为稳当。”以求得朝廷的支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二万余人，大小战船二百余号，由铜山(东山)开驾，进取澎湖。刘国轩统领郑军二万余人，大小战船二百余号迎敌，澎湖各岛要紧之处或筑炮台或筑矮墙，以防敌船登岸。十六日，清军开始进攻澎湖，“冲锋破敌，直入贼综攻杀”。施琅右眼被铳击伤，蓝理受重伤。十七日，清军总结初战得失，施琅“严申军令，查定功罪，赏罚官兵”,激励将士破敌。十八日，清军攻占外围岛屿。十九日，施琅乘小快船亲往澎湖外堑、出内“细观形势”,制订破敌方案。二十、二十一日，清军佯攻外堑、岢内，以分郑军之势。二十二日，施琅指挥全军与郑军决战。清军分三路，各路船五十只；施琅居中，有大小战船五十六只，又以八十余只为后援，直攻娘妈宫郑军主阵地。清、郑双方“四面齐出迎敌”,展开激烈海战，“炮火石矢交攻，有如雨点。烟火蔽天，咫尺莫辩。”施琅指挥各路清军，“抵死戮力击杀”,郑军则“并力死斗”,永清总兵官朱天贵战死。郑军主力大战船每船有三、四千斤红衣炮一位，两侧有铳一、二百门，发烦二十余门，火力甚猛。清军用火桶、火罐猛攻，焚毁其大战船、大炮船二十余只，其余船只一百有奇。两军自辰鏖战至申，郑军损失巨大，“势穷难支”,终于战败。刘国轩乘小快船，逃回台湾，清军一举攻占澎湖。正如施琅战前所料，澎湖海战历时七天。
清军澎湖大捷，郑军战船损失殆尽；被击毙将军以下各级军官三百余员，杀伤及郑军自焚战船跳海溺死者共一万二千有奇，“尸浮满海”。郑军力屈降者五千余人。“扼守澎湖巨魁，巨镇精锐、逆贼巨舰，不数日而全军覆没。”辽清军死伤官兵二千余人。
清军攻克澎湖，台湾失去屏障，郑军军事力量损失惨重，“台湾兵民闻风俱各解体”。败将刘国轩首倡投降。闰六月初八日，郑克爽、刘国轩遣人至澎湖施琅军前，表示愿意纳款投降。施琅指示，必须刘国轩、冯锡范前来面降，“将土地人民悉入版图”,遵制剃发，移入内地安插。然而，兵部却不允，票拟“知道”。康熙决定颁敕招抚，他说：“若不允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允之为善。”康熙在敕谕中说：“朕体上天好生之心，普海内外，率俾安全”,为避免战斗伤亡，“特颁敕旨，前往开谕。”宣布：“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七月二十七日，郑克 、刘国轩、冯锡范各将印册上缴施琅，向清军投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水陆官兵抵达台湾鹿耳门，刘国轩、冯锡范等迎接，施琅“宣布皇仁”,赏赐投诚人员。台湾与祖国大陆重新统一起来。康熙封郑克块为汉军公，冯锡范、刘国轩为汉军伯。任命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官，勉励他“尽职以副朕怀。”
台湾统一后如何管理?又引起了一场争论。李光地主张“应弃”。他说：“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有，亦听之。”在会议台湾“弃留”时，有人主张“弃其地，迁其人。”施琅坚决反对弃台，他说：“会议之际，臣虽谆谆极道，难尽其词。在部臣、抚臣等耳目未经，又不能尽悉其概，是以于会议具疏之外，不避冒渎，以其利害详细披陈。”于是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恭陈台湾弃留疏》。此疏逐一驳斥“弃台”之说，有力地论证了必须“留台”、“守台”,因而脍炙人口。施琅在疏中首先指出，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故“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其地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他回溯历史教训：荷兰人占领台湾时，“红毛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窥伺南北，侵犯江、浙。”朝廷顾念甚深。因此，守台湾便是“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施琅特别指出，若弃台湾而不守，“此地原为红毛(荷兰)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技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疆，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总之，“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则永固边圉。”因此，台湾“断断乎不可弃”。
施琅虽然不可能从西方早期殖民主义来认识问题，但他对外国侵略势力的分析论断，如一旦有机可乘，必将危害中国，可谓真知灼见。而他指出，若台湾一旦弃而不守，曾经侵占台湾的荷兰人必将再度侵占，却并非无稽之谈。
康熙元年七月，荷兰将军苗焦沙吾，“率领夹板船驶抵闽省，其船上竖有支援大清国字样。”苗焦沙吾到省城拜会靖南王耿继茂，“自称出海王”,奉命“前来协助大清剿灭逆郑。”与清官方相约，翌年率舰队前来。康熙二年七月，荷兰战舰十七只如期驶抵福建。十月，清军攻取厦门，荷兰战舰偕同清军水师对郑军作战，“放炮击贼，尚能舍命效力。”“水师提督施琅会同荷兰国夹板船邀击之(郑军)。”施琅与荷兰人早就打过交道。清军攻克厦门，准备进攻铜山，再邀荷兰战舰助战，却遭拒绝。荷兰人表露了真实意图：“反请我(清)派船兵进取台湾，伊等相助。”清军考虑到退守铜山的郑军兵力尚盛，若远攻台湾，郑军必从后进击，因而不同意攻台。荷兰人又提出：“可行文招降台湾兵民，伊等可派船运回闽省。”耿继茂说：“外夷禀性贪利，察其来意，一则欲取台湾，二则以图通商。”荷兰人处心积虑蓄谋再侵占台湾，在当时已然是不争之事。因此，施琅力主“留台”、“守台”,对国家民族作出了极其重大贡献。总督姚启圣也主张“留台”。
施琅请于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参将二员，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镇守其地。议政王会议：准行。御门听政时，大学士李麝、王熙说：“据施琅奏内称，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则其地甚要，弃之必为红毛所踞，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亦未可料，臣等以为守之便。” 议政王会议，大学士一致同意施琅必须守台，否则定为“红毛所踞”,种祸后来。康熙对外国人(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素来怀有戒心。在此之前，荷兰人曾请于福建通商，礼部不允。康熙同意，说：“外国人不可深信。在外官员奏请互市，各图私利耳。”康熙认为，台湾对海防关系重大，谕曰：“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决定“且置郡县。”根据康熙的命令，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驻防台湾；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驻守，隶属于福建省。台湾的行政建制从此与内地划一，以后又陆续增设县治。
(五)余论
刘国轩本是郑军骁将，万正色称其“智勇不可当”,施琅称之为“魁杰”、“好汉”,其所部皆精锐，熟稔海汛，长于海战。施琅认为，郑军将领能与自己争锋者，只刘国轩一人。然而，澎湖一战，刘国轩全军覆没，继而“倡率归诚”,力主向清投降，其原因究竟何在?
海战占风者利。正因为刘国轩熟知海事而成为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施琅率军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由铜山起航出征，十五日到猫屿、花屿，郑军哨船发现，奔回澎湖报告。当晚，清军泊船八罩水按澳。刘国轩闻报施琅军至，调军迎敌，后知施琅泊于八罩按屿，刘国轩说：“所寄泊士按屿，悉无遮拦之澳，咸是石浅礁线，早晚风起，定不战自溃。”对众将曰：“谁谓施琅能军，天时地利莫能识，诸军但饮酒，以观其败耳!”?刘国轩以施琅犯泊舟之忌而轻之，欲俟飓风至飘没清军或毁其船。十六日初战后，十七日，施琅“将全舟师，复收八罩水按澳湾泊。”郑军望见，大笑，曰：“此不足烦吾兵，潮至自碎耳。”施琅习知海事，亦自知战船所泊处实乃危地，但因澎湖三十六岛凡可泊舟的军事要地，均为郑军所占有，无可奈何，他说：“三军命悬，悉听之天。”王熙说：“敌悉众拒战，胜负未决，日暮，(清军)泊舟八罩岛，水急不利，舟不得住，海潮骤长，忽与岛平，飓风欲作，遽止。公(施琅)以手加额曰：‘天佑我师也。’”李光地叙述二十二日决战说：“(施琅)十七日与刘国轩打了一仗，互有损伤，蓝义甫(蓝理)腹受七枪，肠皆流出。众兵不力，施欲斩副将以殉总兵，叩求方止。施申明约束，每日挑探。至二十一晚进兵，刘国轩方整兵御敌，望见一点黑云从天末起，刘云：‘不用排兵，但排酒来作戏’。曰：‘立见来船(清军)漂没矣。’盖黑云乃起风之征也。酒筵方设，而有殷殷之声，刘愕眙顾众将，曰：‘何声遽鸣遽息?'饮酒自若。移时，声复作，刘云：‘岂雷声耶?’语未毕，而轰然一声大作，盖云起必飓风起，雷声作则风云立散。刘用是将筵席踢翻，长叹曰：‘此天也，非人也。罢!罢!速具舟辑。’乃 自乘小船，而常所坐大船有纛者，以别人乘之。其全军覆没，惟国轩遁逸。”刘国轩欲待飓风而轻敌，是清军战胜郑军的原因之一。云起飓风将至闻雷声而散，在当时人看来，这就是“天意”、“天命”所在。施琅在《飞报大捷疏》中说：“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台，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之天。今抵澎旬余日，海不扬波，俾臣得以调度，七日破贼克捷。且二十二日进师，午刻潮涨多四尺，莫非上天垂佑，皇上弥天之福，故使扼守澎湖巨魁，巨镇精锐，逆贼巨舰，不数日而全军覆没。”“天”不佑郑，此刘国轩所以长叹“此天也，非人也。”刘国轩认为无力回天，故而回到台湾后，倡议降清，说“天命有归。”因其首倡投降，康熙于常例之外，再厚加赏赐，谕曰：“朕嘉尔(刘国轩)海外倡率归诚。”古人信“天命”。六月澎湖旬余日无飓风这一偶然气象，成为清军不战而下台湾的原因之一。
当然，台湾郑氏不战而降，主要是郑军主力于澎湖海战丧失殆尽。军事力量的对比是关键。其实，当郑经欲割据台湾，自称“启国东宁”,实则举步艰难。原因是：其一，台湾地小人少，郑军难于从当地土著居民中扩军，若单从大陆移民或逃亡者补充军力，又十分有限，郑军实力自然与时遽减。故以“台湾仅弹丸之地(康熙语)”,与清抗衡，力量相差悬殊；其二，事实证明：三藩乱起，郑经与耿继茂勾结，虽曾嚣张一时，但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耿精忠降清后，即会同清军转而进讨郑军，于是郑军连连败北，退出漳、泉、惠丰、潮州。既然当三藩叛乱、福建沿海糜烂之际，郑军尚无大的作为，那末，清政府平定三藩乱后，郑军就更不可能有所作为了，而事实是澎湖一战即溃。故郑经说，北起辽东，南至海南，处处可以用兵，不过是口出大言虚张声势而已；其三，郑经所谓“台湾非中国版图”的谬论，既背叛其父郑成功，故而大失人望，因此，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方面，台湾郑氏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来源：《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