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看不懂台湾，因为对日殖台湾史过于陌生
聊《沉默的荣耀》之前，我要先“怪罪”它一下，因为它让我流了太多眼泪，我眼睛已经不好了，视力在退化，看剧的时候一直在流泪。
不过，看完整部剧，我自己觉得有几个缺憾。第一个缺憾、也是最大的缺憾，这部电视剧没有完整呈现当时台湾社会的双重性质，台湾除了白色恐怖的背景外，还有被日本殖民50年、尚未去殖民化的背景，甚至殖民地性质体现得更强烈，但这一点在《沉默的荣耀》中体会不到。
这意味着当时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包括加入中共的原台共成员，他们的处境比剧中表现得要肃杀、严峻得多。如果在大陆，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地下革命者还有人民大众的支持，但在台湾，他们缺少来自人民大众的支持，因为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是跟当局配合的——先是在日本殖民时期被洗脑，接着是国民党的高压统治让所有帮助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在道义、形象上遭到巨大贬损。在大陆，那些地下革命者会被视为英雄，人民大众会保护他们，在台湾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剧中没有呈现台湾社会的这一面属性，是非常可惜的。
第二个遗憾是《沉默的荣耀》对地方性知识的忽视。
首先，电视剧中的街景、传统建筑、宗教庙宇更像闽东风格，而不是台湾本地风格；大家要知道闽东和闽南的差异，要远远大于苏北和苏南的差异。即使是在1940年代，苏北人讲话在上海是可以勉强听懂的，但闽东话跟闽南话是不通的。电视剧里面吴石将军唱闽南小调，这可能是编剧上的瑕疵，因为吴石主要生活在福州，这里跟闽南有很大区别，他不太可能学唱闽南小调，唱闽剧倒是有可能；不过，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唱京戏，因为吴石年轻时在保定上军校，当时他们那个阶层更流行唱京戏。
一旦电视剧出现这些细节错误，就会让普通观众产生一定排斥。试想，普通人看剧就像看小红书，他们可能并不了解那些宏大的历史背景，他们关注的是剧情、细节、服化道等等，而当他们看到这些细节出错时，就会质疑剧集的可靠性与权威性。我的一个猜测是，这种信息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陆对台湾日殖时期这段历史的陌生。
其次，我由此意识到，我们有一个长期存在的漏洞，就是在理解台湾历史的时候，往往重视从东吴一直到明郑的这段历史，但很少系统性地去了解从清代一直到1895年这段历史。也就是说，就像中国其他各地一样，台湾是如何在近代到来前夕，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开始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我们对此了解非常有限。
同时对第二个阶段，即1895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这段历史，也了解有限。这段时期，日本对台湾的深度殖民统治，深刻重塑了台湾社会，经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节点。但这些影响，在《沉默的荣耀》这部剧集里面看不到。
谈到1880以来台湾的开发史，会提到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在中国人以自身历史脉络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台湾曾经是相当领先的。比如，中国第一条铁路，本来应该是吴淞铁路，从上海到吴淞，但因为铁路上有撞死人和牛的情况，地方当局就把铁路买下来之后拆除，刘铭传后来把铁轨用在修建基隆到新竹的铁路。这恰好证明了上海和台湾的特殊关系。所以，那时候的台湾近代化，是在清朝治理之下进行的。
但当时台湾的治理和发展引起了日本的觊觎。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行要求清政府割让台湾。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中，不能说没有所谓的近代化，但也不能抛开中国政府依靠自身力量在台湾打下的基础来谈台湾近代化。
然而如今“台独”分子言之凿凿地称，殖民地现代化为台湾社会带来了多大多大的正面影响，日本对台湾的投资有几十亿等等。这些言论中有很多错误。日本在殖民台湾的初期，基本没什么投资，对台湾是纯粹的剥削和镇压；一直要到1900年以后，才开始投资，但用谁的钱投资呢？清政府的庚子赔款，日本人拿中国人的钱去建设被日本人侵占的中国领土，这是日本在台湾最重要的一笔投资，本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就是台湾开始所谓殖民现代化的起点。而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所谓现代化政策，其实是日本的殖民计划和皇民化。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历史事实和个中原委。
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看到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甲午战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他们认为中国必须要找到一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把中国传统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改变为民族国家的组织方式，让民众从清朝的臣民变成立宪国家的国民。但这个变革过程开始之时，台湾已经被割让了，接下来大陆所经历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重要的是从1931年到1945年的对日抗战，这三场历史运动是塑造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最关键的节点。
当时的台湾同胞当中，有一些怀抱中国人情感和反对日本殖民意识的人关注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台湾同胞与国家之间的连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是传统文化，一些受教育的人，尽管其中大部分已经跑到大陆——在1895到1897年这段时间允许他们到大陆，还有剩下的少数人，用传统意识来抵抗日本侵略，包括连横撰写《台湾通史》。
第二是台湾共产党，也就是现在台盟的前身。台湾共产党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当时台湾共产党的斗争条件极其艰苦，因为它是在日本推行深度殖民化的过程中进行的，这种困难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但它为台湾社会留下了去殖民化的火种，这和后来很多台湾青年投入抗日、投身国共合作参加抗战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但在更大范围内，整个台湾社会因为缺乏三大重要历史运动的洗礼，未能出现知识分子的全面觉醒，中华民族意识在台湾没有发育成熟。其中最关键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的差异。除了少数到大陆投身抗战的台湾同胞以外，台湾范围内出现了一代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青年，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这种教育，等日本发起侵华战争开展动员时，很多人甚至主动去当日本兵，试图通过参军来证明自己跟日本人一样优秀。其实这些人正是日本殖民统治下最深刻的受害者，因为他们的受害更是心理上的，忘了自己是谁。
这样，在皇民化的巅峰时期，两岸剩下的一个最大连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但遗憾的是，台湾范围内的传统文化更多只剩下生活层面，而不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导致这一连结没有转化成现代民族意识，所以能发挥的联系作用有限 。
我们用这个角度去观察台湾在光复之前和大陆的差异，也有必要去深入体会台湾在这段时期经历的痛苦，以及台湾共产党的珍贵价值。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台湾共产党的形成过程，和大陆的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过程存在很大差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国际在推动台共成立时，提出的一个错误政策和假设。当时，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帝反殖民，但对台湾共产党设立的目标中竟然包含“台湾共产党既要反对日本的殖民也要反对中国的殖民”。
在共产国际的认知中，所谓“中华帝国”也被视为一个传统的殖民帝国，所以台湾共产党在组织上隶属于日本共产党，在路线上则为其设计了要争取“台湾独立”──当时的“台湾独立”指的是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但未必回归中国怀抱的目标。共产国际在1920年代后逐渐脱离原来的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的国际共产主义路线，变成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人。苏联想在中国继续实现沙俄时期的利益，将中国北方视为所谓“黄俄罗斯”，所以它要把传统中国描述成一个殖民帝国。这阻止了台共朝着去殖民化、恢复中国文化传统、回归祖国的方向去推动革命，导致台共路线从一开始就受到这种错误判断的影响。
当然，台共队伍中有非常多的优秀成员，最后和中国共产党一样，脱离了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方向，转向寻求民族自主的正确方向。但原本的方向在抗战时期还没有完全被纠正过来。
在台湾，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
讲回中华民族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抗日战争。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一点站在当下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符合我们在一段时期内的利益；但如果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样的叙述也存在一个瑕疵，即中国人民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当性是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我的认知中，不完全是一回事。
中国人民的抗战，是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具有绝对的正义性；还有第三世界国家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这是阶级解放过程的一大前提。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也是这种主张，对殖民地人民，首先要有去殖民化的过程。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背景并没有那么正当，二战背后的很大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为分赃不均，需要重新再分赃。在此过程中，大国并不完全站在被压迫民族利益的立场，而是只考虑自身利益，苏联在二战初期也是类似考量。二战结束后迅速转变成冷战，恰恰佐证了二战在某种程度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再分赃的性质。
我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与这场大国博弈战争是平行的，中间有交织，但也有不同。正是因为二战的正当性是不足的，其结尾是冷战的开启，导致中国人民的去殖民化斗争、民族解放斗争没有彻底完成。严格说来，中国的抗战尚未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二战后立即开启的冷战格局阻断了这一进程，导致了台湾光复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现象。
抗战胜利的中国收回了台湾主权，首先要做的是“去殖民化”，但国民党做得并不彻底，它为了自己的统治，跟台湾本土的旧势力做了妥协，它试图通过与美国合作、甚至与日本殖民遗老合作，来维护自身统治。这种妥协导致国民党对台湾当地的治理受限。
这种制度设计，最终也使得整个台湾的去殖民化过程没有完全推进下去。包括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土地改革，如果从纯粹的政治权谋角度来看，国民党发起一场土地改革，理论上是要吸取其在大陆时期的失败教训，在台湾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在基层动员民众的做法完全不同。国民党自己没能力深入基层，只能交给地方士绅去代理，而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士绅阶层则开始反对国民党，把他们的利益和日本殖民叙事结合在一起，将土地改革解释为“中国人来抢夺台湾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厚了战后“台独”思想的基础。
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谈谈与“台独”存在很大关联的“二二八事件”，也是《沉默的荣耀》在岛内激起的涟漪。国民党新主席郑丽文上任后参加马场町秋日祭，结果造成诸多争议；若深究国民党、民进党等各方回应，会看到很多历史的扭曲。
如果要追究“二二八”的源头，跟国民党在台湾去殖民化的过程不彻底有关。“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从海南岛回到台湾的台籍日本兵找不到工作，国民党也没有能力帮他们解决困难，于是这些人的生存出现大问题，情绪上转为怀念日本殖民时期，仇视中国政府接收。这就造成“二二八”爆发后，迅速成为台湾精英以及一些带有皇民色彩的人对大陆来台人士（当时已被台籍日本兵等称作“中国人”）的攻击，其间导致官员、民众等数百人受害，这跟皇民遗绪有直接关系。
但就“二二八”的性质而言，我不打算把它直接、简单地定性为“皇民暴动”事件，但也不想把它简单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毫无疑问，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由台共转变而来的台湾地方中共组织也看到了契机，试图将其引导为阶级斗争或者阶级革命。从3月2日开始，中共──主要还是前台共的成员介入，试图把事件导向人民起义的方向。
这种起义跟一开始那种皇民遗绪的暴动中对中国人的仇杀行为，出现了直接冲突，包括在此过程中，谢雪红要去限制、反对暴动者针对外省普通人的暴行。结果在这起事件中，无差别仇杀大陆同胞和主张仅针对国民党当局、反对无差别仇杀这前后两种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这就导致日后人们在评述“二二八”事件时，经常会出现冲突的、乃至两极的认知。
在国民党当年的描述里，这起事件就是所谓的“共匪煽动”“奸匪作乱”，这与大陆在1949年到1978年很长时期内将“二二八”表述为“人民起义”的立场相反，但内容却是对应的。等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并回到大陆以后，基本就略去无差别仇杀大陆同胞，把“二二八”跟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革命事业放在一起，认为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起义。在台湾“绿营”那里，“二二八”则被视为“台湾人反抗中国人”的起义。这三种历史叙事是冲突的，那究竟哪一种是对的？
我想，如果我们局限于这种思维框架，一定要在这三种代表性叙事中去寻找所谓“唯一正确答案”，就恰恰陷入了误区。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把中国人民的抗战简单视为二战的一部分，一定会出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几条线索分开，会发现“二二八”最初有皇民趁机反对中国人和前台湾共产党成员倡导的台湾人民革命这两起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同一件事，但实质是两回事。人民革命是一条线，而反对中国人的矛盾是另一条线，两者在进行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冲突。“二二八”事件和人民起义并不是同一起事件。
当然我并不是说1947年前台共成员利用台湾“二二八”事件开展的行动计划，就是依照解放战争的整体目标来策划的。我们在定性“二二八”时，对其自3月2日之后的行动──我们姑且称之为“三二”起义──的动机和正当性予以肯定，但也要看到正当性背后是不是把握住了革命契机、是不是了解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我的浅见是，“三二”起义没有精确把握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
台湾自1945年光复以后，整个社会去殖民化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中国共产党派到台湾的组织都意识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推动爱国主义、鼓励爱国人士。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谢雪红等人的起义其实是早熟和冒进的，某种程度上也导致至今“二二八”事件仍存巨大争议，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将其解释为对己有利的事。当然，现在在台湾社会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台独”的“二二八”叙事。“台独”势力把“二二八”事件完全“去中国化”，视光复为“再殖民”，只讲“台湾人反抗中国人压迫”，将“二二八”当作“反抗中国人压迫”和“台独”的起点。这种观点，在立场上有根本的谬误，但它对“二二八”与“台独”关系的认知，却符合“二二八”──而非“三二”──的历史过程。
如果依据我前面提到的将抗战和二战区分开来的原理来回溯“二二八”事件和“三二”起义，才能看清楚历史的前进方向。当时前台共所代表的方向接近历史的方向，但那个过程的起点偏偏是在去殖民化尚未完成之下的皇民的挣扎，从而导致“三二”起义的路线误差和最终失败。或者说，仔细探究“二二八”，会发现日本残余势力、美国领事馆都有相当程度地介入，这些都是外部压力，他们都在干扰历史的方向。
中国大陆对台湾岛的主权诉求、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诉求的目标，都促使我们要回归整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对中国人民整体利益以及中华民族建国过程的压制。这种压制不仅来自美国、西方、日本，甚至也来自苏联，他们很多时候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来对待的。
其间，他们抓住了中国社会的多元现象——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历史中一直出现的现象，以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一个现代民族处在早期成型阶段的漏洞，作为其介入乃至拆解中国的契机。
我们有必要深刻体会台湾在日本殖民之下遭受的压制。那种压制不一定只是残酷的杀戮、镇压，它还有另一种形态，就是很多人在皇民化教育下对日本的认同，这是更深层的殖民手段。有些台湾人觉得自己更像日本人，这种想法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台湾社会，就显示了这种深层的悲哀。
回到《沉默的荣耀》，剧集要展现解放战争尚未完成，但忽略了在台湾其实恐怕连抗日战争也没完成；我们必须先完成抗日战争，才能继续走下一程。这件事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参与，先完成去殖民化的过程，再完成人民解放的过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从中国边疆治理中寻找经验
事实上，不仅在台湾，中国边疆的很多地方也经历过类似进程。新疆在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阿古柏、奥斯曼帝国、英国、沙皇俄国及其继承国苏联、美国的介入，以及他们所煽动的分裂运动。比如1933年和1944年在新疆部分地区建立分裂主义政权，其诉求都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后来1944年分裂主义政权内部爆发路线之争，其中的进步力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成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从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等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跟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使得伊宁、塔城、阿山三区的进步力量，最终转到中国人民共同解放的方向。
同样，在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西藏在1913年前后和1950年前后当地上层统治者一度不承认中央政府，把原来中央派来的官员都赶走，1950年代末期西藏还发生了贵族和上层僧侣的叛乱。但这些事件后来证明西藏人民的命运不能脱离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西藏人民也会羡慕西藏以外各族人民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无疑给了当地人民翻身的感受，让他们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是跟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西藏人民最基本的要求跟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要求是自下而上重叠在一起的。
内蒙古也是如此，当地也曾出现过分离主义运动。但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把内蒙古人民群众的利益跟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自下而上结合起来后才解决的。
从这三个边疆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意识到，要解决台湾问题、要达成两岸心灵融合，就要把去殖民化和台湾目前隐形的阶级利益这两个问题同时考虑在内。有必要采取跟过去国民党完全不同的做法，在台湾开展根本性的工作，自下而上地去殖民化、追求民族的最终解放，才能实现阶级解放。
在台湾，要找到一条让台湾人民利益与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结合的主线，涉及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对殖民遗绪的理解。我很尊敬的一位大陆的网红专家，他曾担忧地提出当台湾解放、祖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理30万日本遗留人口的问题，他认为这30万人是个难题。但其实“台湾有30万日本遗留人口”这件事完全是某些人虚构的，这个数字完全不对。事实上，1945年10月以后遗留在台湾、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只有1200多人，这个统计数据是可靠的。
很多人强调，台湾之所以有“台独”主张，肇因于台湾遗留下来的那部分具有日本血统、日本国籍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真实情形是，抱持“台独”主张的人绝大多数就是福建、广东汉人移民的后代。以为血缘决定认同的认知，既不符合“民族”形成的原理，更不了解“殖民”的现象。了解“殖民”现象，是去殖民化的前提。日本殖民统治，和“台独”通过洗脑把与大陆人民血统相同的人洗脑成另一种身份认同，这是必须了解的历史和现实，两岸关系仅仅谈血浓于水，是远远不够的。在看待台湾历史时，一定要把殖民因素考虑进去，做“同情之理解”。
不久前大陆重映《赛德克·巴莱》，也是同样的道理。按照导演魏德圣的设想，这部电影是《台湾三部曲》之一，他要强调的重点就是台湾人自19世纪末以来追求“自身主体性”的奋斗史。所以，《赛德克·巴莱》呈现的是所有的外来者都是外来政权、都是征服者，而本地原住民具有原生态的骄傲和“主体性”，所有对原生态文明主体的破坏都是有罪的。他把这些原生态文明主体视为台湾历史源头的一部分，这是其历史叙述的起点。
为了补全这个逻辑，他们怎么强调本地族群的正当性呢？他们声称台湾的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有原住民血统——这基本上没有根据，也犯了前面提到的“血缘决定认同”的认知错误。基于错误的假设和焦虑，他们编造了根本不存在的事，但很多台湾人都相信了。
《台湾三部曲》的第二部叫《KANO》，这部电影的性质就更严重了，讲的是八田与一在台湾嘉义兴修水利工程，促进嘉南农业丰收；然后嘉义农专的学生组织棒球队去参加日本甲子园比赛并取得佳绩，证明自己“作为在台湾的日本人”跟日本本岛人一样优秀，得到了尊严。但真实的历史呢？台湾人在日本殖民体系下，哪一刻没有遭受歧视？这里面编织了一个又一个谣言。
前面提到，坊间盛传台湾有30万日本人后代，当然是胡扯。很多人并不了解台湾的殖民史，以为要主张自己是日本人就必须是日本血统，他们不知道被殖民后可以让台湾人自称是日本人；他们不了解殖民史，也就无从了解殖民地民众的心态。
台湾也有一些很爱国的人士不太重视台湾的殖民历史，认为即使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认知还是主流，我觉得这种认知与历史事实有很大距离。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台湾，当然存在保存中国记忆、坚守中国认同的遗民，也有民族意识觉醒的先知，还有英勇反抗殖民者的英雄，但他们在日本殖民下的台湾并不是社会主流，相反，他们为自己的认同和理想付出了巨大代价，正是严酷的殖民环境才更突显出这些英雄的无惧、坚贞和民族气节，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殖民造成的恶果和悲剧。
第三部就是《海角七号》，这部电影曾在大陆上映过，但其实性质更不好。电影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台日之间的美好爱情、人性之间的融合，被中国人的统治无情打断了，电影还运用了一些震撼的视觉语言，比如展示国民党士兵持枪是用一种很邪恶的姿势，影片运用了很多隐喻符号来暗示台日关系的美好，而这种美好要在海角七号重续。这明显是“再殖民”的意思。
这些电影对台湾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让他们觉得“中国”是破坏美好事物的邪恶力量。而当年《赛德克·巴莱》和《海角七号》在大陆放映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大陆青年只是觉得画面唯美、热血，却没有看到背后的意识形态陷阱。所谓“台湾三部曲”要表达的立场和意义，魏德圣毫不讳言，公开讲得很清楚。
把“大一统”虚无化、植入西式现代化，两岸深受日本殖民教育之害
自1895年以后，台湾的教育体系就在进行彻底地“去中国化”，从根本上针对知识体系、全民教育全面“去中”，不仅是学校教学人员，连教学精神、教学方法都改了，甚至教材也模仿日本的中国史。
一个世纪以后，现在的“台独”教科书有两个重点：第一，割断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把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对立起来，强调中国不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各朝各代是单独的国家——孔子是鲁国人、岳飞是宋国人，郑成功是明国人，将中国历史的核心概念即“大一统”完全虚无化。这种思维正是日本学术界自1920年代开始灌输给台湾人的。
第二，把中国的核心部分边缘化，认为中原就是北方黄河流域地区，而中原之外的地方都是中国通过“侵略扩张”得来的，那些地区本非中国的核心部分。这个观念也是日本人从1920年代先洗脑学术界再侵入公共教育，逐渐散布到整个台湾社会。
在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很多台湾人是有中国记忆的，但最终仍无可避免地被影响了。当这些历史观用得多了，人们就渐渐失去了中国记忆，也不再用中国史观看中国，整个社会就会轻易被改变——原来是清朝的皇帝，现在换成日本天皇也无不可。
接受天皇这种事算是容易的，因为日本教育篡改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台湾社会接受了日本帝国的思想洗脑，再加上本身传统文化集中在生活层而不是价值层面，就跟日本殖民意识接轨。更严重的是，日本的这套观念不仅影响台湾社会，还在当时大陆的知识分子中流行，从戊戌、甲午直到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的过程中也接受了日本“拆解中国”的那套理论。他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在传统上建立的国家概念，类似宋朝被蒙古灭国导致中国历史中断等错误认知曾在学界相当流行。我甚至认为，在殖民统治的受害方面，台湾是直接受害者，大陆是间接受害者。
除此之外，两岸还有共同的受害之处，就是“现代化”，或者说现代化范式。
日本是二手信息的传播者，他们引进西方的观念，认为世界的发展方向必须是西欧模式的现代化，包括所谓的民主政治、技术、经济等等。而由于日本人是学习西方的“佼佼者”，所以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成为领导者，而台湾则被认为是华语地区学得最好的，它就应该代表整个亚洲发展的方向。他们认为，这个流程是跟随日本的，中国人也应朝这个方向去走。
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到了台湾后，国民党跟台湾人之间爆发省籍矛盾，互相歧视。外省人觉得本省人是受过日本奴化教育的，本省人觉得外省人是野蛮落后的，但后来他们找到了共识，就是“崇拜美国式现代化”。“现代化”背后的潜台词是反对“逆现代化”，于是，双方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大陆是反对现代化的、是逆历史潮流的。
这一认识使国民党在台湾光复后所进行的“去殖民化”停留在表层，因为本质上它认同日本殖民的“现代化模式”，所以根本不可能对台湾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进行深度改造，相反很快就和本土势力结合——国民党的统治跟台湾的皇民利益结合在一起。
我们看到台湾社会存在“省籍情结”，但最早消除“省籍情结”的恰恰是所谓的“高级外省人”和“高级本省人”。本质上，下层社会才是与“高级”社会隔阂的，下层民众的利益本应是一致的。但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没法感受到阶级隔阂，大家感受到的好像是一些不可调和的“省籍冲突”，无知或选择性地忽视阶级矛盾。
其实，国民党上层退到台湾后，逐渐跟当地高级士绅建立了密切联系，相互通婚非常普遍，到最后权力、资源主要集中在50多个家族手中。这就是国民党所谓的“本土化”很快成为趋势。在此之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目标从名义上的“反攻大陆”转变成“反共保台”。
这里顺便提一句，对于两岸关系，国民党强调“和平”，但“和平”两字也可以翻译成另一个意思，就是“拒统”——我不要统一，我只要“和平”，可以跟共产党周旋得久一点。而如今赖清德的政策可能导致失去“和平”，导致实质“独立”状态的丧失，所以他们认为民进党很蠢。
国民党是从政治实用主义、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两岸关系，而不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角度来考虑。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国民党还是认同中华文化的、还是有中国情怀的，这样我们从情感上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但其实结果是一样的——政治上，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在“现代化”框架下，把中国大陆模式妖魔化为现代化的敌人、文明的敌人，认为台湾才是文明潮流的继承者。
所谓的现代化范式、技术导向等观念，是日本通过错误的国民教育灌输给台湾的。而这种意识，也成为实现民族自立的障碍。如果不建立自己的价值，我们很可能在与西方的比较中产生一种“规范性”迷思，从而感到自卑。其实，直至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戒掉这种思维惯性，坦白说，也还没完全建立起“四个自信”。即使大陆现在物质层面做得很好，但很多人还会有一个思想钢印就是大陆在制度层面、文明层面好像跟世界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
即使是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思考问题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直到累积了大量研究经验以后才有所觉醒。真正的觉醒需要一个过程。
两岸自1987年恢复联系后形成的新历史经验，要好好总结
目前两岸缺乏共识，是因为在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经验上有所欠缺，在对抗帝国主义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记忆上有所欠缺。但这并非不可挽回。
第一，台湾社会仍然没有完全丧失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比如“台独”课纲很可怕，去掉中国史，改成东亚史，但东亚史里面必须讲日本历史，那就不可避免地提到日本模仿隋唐制度，学习儒家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甚至阳明心学的成就。现在台湾的学生一学，竟然觉得中国好像很酷的样子，以至于新版教科书在绿营内部引起争议——“台独”认为历史教科书改得不够彻底，竟然让学生产生了“中国比较酷”的感觉。
第二，再说现实利益，比如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华人社会跟西方社会的差别就很大。不是说谁更好，而是要问为什么华人社会的死亡率很低？讲句不好听的话是“华人比较怕死”，但这句话背后其实是我们自己并不怕死，但要考虑责任，家庭责任、集体责任、社会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一个负责任的主体来考虑问题，这个价值观在两岸是一致的。而在西方的社会环境、家庭关系中，他们一直都是“我就是中心”，我死了不要紧，跟别人没关系。西方也有价值观念，只是他们的价值观念跟我们的价值观念差距很大。这是建立两岸心灵契合的传统基础。
第三，自1987年两岸重新建立联系之后，形成了新的历史经验，我们至今尚未充分总结。如果去看台湾自198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成长和进步，我的一个浅层感觉是：台湾真正的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哪里？还是大中华经济圈，还是大陆经济的崛起。文化因素在其中也扮演了一定角色。比如，香港商人主要在珠江三角洲赚钱，再往北走，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会有较大隔膜；相较之下，台商就享受了在全大陆范围内发展的便利。而台湾投资曾对大陆民营经济发展有益，台湾和大陆的经济来往奠定了台湾发展的前途，换言之台湾的发展是跟“中华民族复兴”相绑定的。
但是，民进党为什么会在台湾地区的历次选举中取得胜利，并成为格局的主导者呢？
首先是政治生态，我们现在公开讲，台湾社会的“台独”情绪是由民进党煽动的，这不能说不对，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当年日本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忆和“反中”情绪，让相当高比例的台湾人对大陆抱持反感。这种历史遗留让民进党看到了选票资源之所在，于是瞄准这些选票，投其所好，讲这些人爱听的话。这时候你说是“狗摇尾巴”还是“尾巴摇狗”就很难说清了，但能够确定的是民进党按照选票利益来操作。
其次，两岸的经济交流为台湾造成了“税收红利”。台湾利用“惠台政策”带来的丰厚税收维持很多社会福利，用这些社会福利来巩固选票。如果你这个政党的竞选纲领中没有福利、没有所谓的“牛肉”端出来，那是没法选下去的。这种形式在客观上产生了负面效果，当大陆提供的“惠台”利益，在相当程度上被民进党拿来迷惑选民，去“购买”自己的选票。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每次选举，民进党用社会福利去买选票，主要发生在台湾南部，这些地方原本没多少社会福利。
短期来看，我觉得“惠台政策”的影响未必全然正面；但从长远来看，两岸的经济利益是没有办法被切割的。而这种无法切割的过去，就构成了新时期共同的历史经验。这个历史经验背后的意义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表面上的和平，这种和平看似不是生死与共，一旦有一天出现一些变故，大家就能感受到实质上是利益相关的。一旦感受到这种变故，真实的利益所带来的冲击将非常巨大。1987年至今快40年了，两岸在来往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历史经验、两岸安全的基础，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就像民进党当局封禁了“小红书”APP，“小红书”在年轻朋友、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台当局越是禁用“小红书”，它的下载量反而上升。“小红书”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没有政治色彩，深入到生活的每个细节，这种能力比日韩和西方的社交平台做得都要好。“小红书”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费力，但它的影响力是无形而强大的。
这种影响力带来的其中一个结果是，民进党当局要求中小学教师必须在作业批改中纠正出现的简体字以及大陆用词，规定学生要写繁体字，写简体字扣分，写大陆用词扣分；官方可以找到这些用词来扣分，但它层出不穷。
台湾年轻人沉浸在“小红书”的世界里，哪怕现在可能无法影响政治，但“小红书”这种无形的魅力会以其他方式对台湾社会造成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比较乐观的是，只要民意不停变化、继续进行下去，台湾的“台独”意识会比竭力保持日本殖民记忆的那一代和接下来的两代占据社会主流的时代减弱。当然不是说不需要任何推动，它就会自动消失。
台湾很多问题的背后，本质是殖民问题。台湾在近代的发展是从晚清开始，通过中国人自身努力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础。从台湾共产党、台盟的发展历史来看，最重要的是要寻找台湾人的文化根基，以及两岸在反抗殖民侵略中没有断绝、没有屈服的历史渊源，尽管在中国政治中的叙述和作为不完全一样，但这种历史记忆是当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