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松: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接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2 次 更新时间:2010-07-19 18: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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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松  

  

  内容提要:毛泽东的著作在20世纪40、50年代被大量翻译介绍到日本,其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当时的日本文学界被称为“进步文学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本文结合时代背景,考察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接受状况,指出日本文学界曾积极译介和接受毛泽东文艺理论,并引发了“国民文学论”的争论,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对日本战后民主主义运动的展开和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 文艺理论 接受 日本文学界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毛泽东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日文,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曾经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日本一般译作《文艺讲话》,以下简称《文艺讲话》)是当时日本“进步文学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①。然而,有关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接受情况,国内学界却甚少关注。究其原因,除资料难以收集以外,还在于受到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近代以来由于大量的西洋文化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所以在关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关系研究中,学者们的眼光更多倾注在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上,而往往忽略与其相反的情况,即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译介,可谓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个案。就笔者目前所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只有刘振赢等著《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②。但由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该文对日本文学界在接受时所出现的不同见解采取了回避态度,也没有涉及接受过程中引发的“国民文学论”争论。因此,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作出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把握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接受状况。

  

  一

  

  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早在1946年就在日本民主主义文学团体“新日本文学会”的主持下,由千田九一译成日文,译名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当然,日本接受的毛泽东文艺理论除《文艺讲话》以外,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二、有关《文艺讲话》的专题研究,以及相关的文艺理论。

  毛泽东专门论述文艺理论的著作虽然只有《文艺讲话》,但他的许多文章都涉及到文艺和文化的问题,正如竹内好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一个注重整体的思想家,因此在谈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时候,很少撇开文化问题。反之,《文艺讲话》虽然以文学艺术为主题,但同时也将政治纳入视野之内。因此,为了理解这篇论文,希望参照他的其他著作,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和与整风相关的文献。”③《新民主主义论》于1946 年译成日文,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日译本。尤其是1952年至1953年,日本以中国的三卷本《毛泽东选集》为底本,翻译出版了六卷本《毛泽东选集》。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全面理解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在编译《毛泽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后记中写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毛泽东优秀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对《讲话》的理解,特别是对创作方法的理论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④作家野间宏在《实践和创作的循环》一文中以《实践论》为理论根据,认为作家的创作只属于认识的范畴,所以必须加强社会实践,提出艺术家应当“实践、创作、再实践、再创作”⑤。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文艺理论介绍的过程中,中国的相关专题研究以及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译本《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中,除《文艺讲话》外,还收录了陈云、周扬的文章和中共中央《关于执行文艺政策的决议》。此后,又翻译出版了《文艺运动的大众路线: 中国文艺工作者会议报告集》(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编译,骏台社1952年版) ,其中收录周扬、何其芳等人的文章;《毛泽东思想与创作方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冈本隆三等译,鸽书房1953年版) ,其中收录茅盾、郭沫若、丁玲、周扬等人的文章;《新中国的创作理论》(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译,未来社1954年版) ,其中收录茅盾、萧殷、胡可、何其芳、周扬谈创作的文章六篇,等等。“国民文库”译本《文艺讲话》的“解说”大段引用周扬、茅盾、丁玲的上述翻译文章来帮助读者理解《文艺讲话》的内容和时代背景。野间宏在《实践和创作的循环》中也引用了周扬和何其芳的文章。由此可见,这些专题研究和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对于加深理解毛泽东文艺理论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也要看到,其中一些文章表现出的极左思维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

  

  40年代中期至50 年代,日本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有其特定的时代原因。1945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军队,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对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虽然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制性地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但是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也看穿这种“民主”和“自由”其实是美国“配给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能从新中国的成功经验里吸取养分⑥ ,于是开始翻译毛泽东著作。

  在文学界,当时出于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和战时“国策文学”的反省,文学团体“近代文学派”主张“艺术至上主义”,“反对文学功利主义”。该派成员本多秋五说:“我们标榜艺术至上主义,是看到了政治和文学的波长不同,要使这二者融洽无间,恐怕要等到某一个幸福的时代、全人类大同吧。”应该说,他们对战前和战时的日本文学忽视文学自身规律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将政治与文学完全割裂开来,在当时则必然会导致对“战争罪行批判”和“战争责任追究”的回避。事实上,紧接上面的话,本多接着说:“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是军人或狱吏的作品,即便是被人们咒骂为反动人物的作品,只要艺术上出色,就值得肯定。”⑦为此,“新日本文学会”和“近代文学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为“新日本文学会”提供了理论武器。

  “新日本文学会”在日译本《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的前言中指出,《文艺讲话》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文艺运动以此为契机“摆脱了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主义,将方向转变到为民众服务的民主革命路线文艺运动上来了”⑧ ,而这一点对于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展开是尤其值得借鉴的。的确,在战后不久匆忙打出“艺术至上主义”的旗号,不仅会使那些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得以逃避责任,也无法彻底清除军国主义思想在文艺上的流毒。“新日本文学会”的中野重治等人对“近代文学派”的“艺术至上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但是,战后的日本毕竟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有很大不同。处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毛泽东提出文艺创作要为抗日战争胜利的政治目标服务,是有其必然性的。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忽略文艺自身的艺术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日译本《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中所收录的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的《关于执行文艺政策的决议》则完全没有涉及艺术规律,只强调了文艺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一个侧面。把这样的“决议”和《文艺讲话》编辑在一本书里当作“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来进行解说,并进而当作普遍的艺术规律进行解释,就难免出现偏差。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诗人西泽隆二提出,民主主义文学应该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将文学运动的重点放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上,最重要的首先是普及工作,在普及的基础上产生典型化的优秀作品。这种过于强调文学应该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论调,导致了对艺术性的简单化认识,最突出地表现在对现实主义典型化的狭隘理解上。

  典型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包含了一系列的审美命题。当时,日本文学界一部分人通过《文艺讲话》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时,明显出现了简单化的倾向。“国民文库”译本《文艺讲话》的“解说”一方面认为“毛泽东并没有直接论述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十分肯定地说,《文艺讲话》“阐明了塑造英雄人物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描写英雄人物的缺点的重要问题。如果英雄人物有本质上的缺点,且不能克服这样的缺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变得反动。同时,这样的人物在现在的中国不可能是英雄人物,也不可能是典型人物。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由于他们有高贵的品质,作品要努力描写这种高贵的品质”⑨。关于典型化的问题,《文艺讲话》中的论述应该说不是很充分的,没有涉及到“这一个”的个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就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问题,毛泽东在《文艺讲话》中是这样表述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⑩这里的“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是指所表现的生活“更带有普遍性”这一点而言的,并不是指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必须塑造成“高大全”。而“国民文库”译本的“解说”显然是指后者。那么,有关“典型化”的这种解释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此,需要关注周扬的文章《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周扬在这篇文章中主张,“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藉以帮助人民逐步地提高到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觉悟水平上去”,反对文艺作品“热衷于描写人民中的消极人物和刻画人民身上残留的落后因素”lv 。紧接着,他以当时《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老工人郭福山》为例进行了具体的批判分析。他说,这篇小说写了郭福山的儿子郭占祥,一个在各方面都是模范的铁路工人领袖,又是支部书记。但是这个人物听见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时,却忽然害怕了。原来他过去曾经被日本鬼子抓过劳工。有一夜,日本鬼子用机枪打死了两百多劳工,他死里逃生,从此害怕机枪声。非党员的老父亲要求支部把他这个儿子开除党籍,总支书记从宽处理,仅仅撤销了支部书记。后来在父亲的影响之下,他变得不怕飞机了,于是成了“父子英雄”。对这篇小说,周扬严厉地批评道:“作者不只歪曲地描写了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形象,而且完全抹煞了共产党员的教育和领导作用。似乎一个模范共产党员还不如一个普通老工人;似乎在最要紧的关头,决定一个人的行动的,不是他的政治觉悟的程度,而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生理上、心理上的缺陷和变态??似乎使一个共产党员改正错误的,不是党的教育,而是父亲的教育。”lw在此,周扬显然是将艺术的典型化问题混淆为共产党员的模范问题进行论述,并以此责备“共产党员郭占祥”有很多生理上的缺点,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居然没有“非党员父亲郭福山”的形象更为“高、大、全”。因此判定“这样的作品,在政治思想内容上说,是完全错误的”。周扬的这种“高大全”的典型化的解释与“国民文库”译本的“解说”中的看法基本相同,且周扬的这篇文章在“解说”中又被引用过,因此可以判断“解说”有关典型化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周扬这篇文章的影响。这种对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机械理解造成一种非常狭隘的文学观念。在这些人眼里,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的作品都是错误的。他们对宫本百合子展开猛烈的批判,认为她的作品只取材于自身和家庭,没有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是“资产阶级的观念文学”。这显然是一种极左的观点。

  

  三

  

  就对毛泽东文艺理论的这种片面化的理解,藏原惟人提出了批评。藏原虽然也承认《文艺讲话》提出的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很重要,但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也不是万能的。”lx生活里光有政治是不够的,尤其不能取代文艺。况且,政治也会犯错误。而文学家有时会从他们的特殊立场发现这种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家不应当盲目地追随政治上的错误,而应当予以批判。因为这是文学家的义务。藏原认为,文学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符合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发言。文学虽然应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但要产生真正的文学,则需要保证一定的批评自由。即便在政治是根本正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藏原在重视文学政治性的同时,也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尤其强调了要保障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自由。

  在典型化的问题上,藏原的观点也与上述观点不同。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客观地站在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立场描写对象,“但这决不意味着敌人的罪恶,就任意夸大,自己人的错误,就加以掩饰??如果文学家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单纯地从敌我的观念出发加以描写的话,那就不成为生活在社会上的人的描写,而成了像封建文学里经常出现的那种善人与恶人的描写了。这种作品不仅艺术水平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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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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