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以伊战事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持续，日本正遭遇自石油危机以来最严峻的能源安全冲击，逐渐进入“准能源危机状态”。表面上看，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引发的输入型能源危机；深层次看，则暴露出日本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即作为一个资源匮乏、能源高度依赖海外的工业国家，其经济繁荣始终建立在全球供应链稳定和海上通道安全之上。一旦地缘政治动荡，日本社会脆弱性便会迅速显现。

一 “能源脆弱国”的无奈现实

日本能源问题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隐患。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日本是主要工业国中能源自给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始终徘徊在15%至17%之间。其中最敏感的是石油，日本约95.1%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约七成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对日本而言，霍尔木兹不仅是国际航道，更近乎“国家经济命脉”。和平时期，这种集中依赖有成本优势；危机时期，则意味着巨大风险。冲突爆发不足一个月，日本政府便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稳定供应。这对于长期强调“储备充足”的日本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信号。

虽然政府仍称供应可控，但市场恐慌已扩散。特别是石脑油短缺已成为产业界焦虑焦点。石脑油是塑料、化工、油墨、包装材料的重要基础原料。受中东供应减少影响，2026年4月日本石脑油价格创下历史峰值，并出现供给不足。日本大型化工企业开始提前囤货，中小企业则面临采购困难和成本上涨的双重困境，部分包装企业甚至有停工风险。

能源危机正向日常生活渗透。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宣布部分薯片包装改为黑白印刷；农业用塑料大棚等耗材出现短缺；日本政府已宣布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就连垃圾袋等日用品都已出现抢购潮，为此日本环境大臣不得不公开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囤货。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记忆”正在回潮，日本社会正陷入集体不安。

二 能源困局下的艰难自救

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木内登英预测，若国际油价长期维持在每桶87美元以上，将拉低日本实际GDP0.18%、推高物价0.31%；若升至每桶140美元，则可能导致实际GDP下降0.65%，甚至引发经济衰退。

为应对危机，高市政府正加速“自救”，着力开展“能源外交”。2026年3月高市访问美国时，日美确认将扩大美国能源生产合作，以满足日本原油需求，并讨论在日本储备美国进口原油的合作项目。5月4日，高市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澳总理发表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支持液化天然气、煤炭和液体燃料流通，共同应对不合理的进出口限制。19日，日韩首脑会谈罕见将能源安全纳入双边战略合作框架，提出建立原油、LNG互换机制，共同维护“印太”地区能源供应稳定。

同时，日本加速向“全球南方”资源国寻求替代。5月1日，外相茂木敏充访问安哥拉，双方确认支持日企参与原油贸易；18日，日本与巴西举行首次外长战略对话，决定将围绕日本采购巴西原油进行建设性讨论。

上述动向表明，日本已不再单纯追求能源的低成本进口，而是通过盟伴和“全球南方”资源国合作，降低对中东单一通道的依赖，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

三 能源危机的连锁冲击

当前，日本面对的不只是油价上涨，而是能源危机向财政、产业、消费和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外溢。

首先，能源问题正转化为财政压力。此前高市始终坚持要革新预算编制办法，拒绝编制补充预算。但在油价和原材料价格攀升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已着手编制超3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以支持家庭和企业运转。但是，日本政府拥有全球最高水平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长期超200%，能源补贴、油价干预和中小企业援助将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2026年5月18日，当高市松口编制补充预算后，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穿2.8%，创1998年12月以来收盘新高，反映出投资者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

其次，经济增长可能再度停滞。2026年一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5%，但这一数据尚未充分反映中东危机的全面影响。随着能源价格、原材料短缺和航运成本上升，经济可能重新陷入低迷。日本第一生命资产运用经济研究所预测，日本第二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速有可能转为负值，同时还将202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由0.7%下调至0.5%。此外，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电力、燃气价格的攀升可能会将这场工业层面的能源危机进一步“引爆”为全民生活危机。

最后，能源危机与供应链安全问题叠加，势必打击高市支持率。2026年初，为反制高市涉台错误发言、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已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随着部分日企稀土库存日渐消耗，日本经济或不得不同时面对“能源输入风险”和“中国经济反制”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高市政府面临的将不仅是巨大的经济运营压力，而且还将迎来越来越复杂的民意拷问和政治压力。

对于一个高度依赖海外资源和海上通道的能源弱国而言，如何平衡经济成本与国家安全，或许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日本政府面临的最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