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文化研究的“去经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0 次 更新时间:2010-06-16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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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 (进入专栏)  

  

我属于“四人帮”倒台后有幸上大学的那批人,经历了长期“文化剥夺”,患有严重的“文化营养不良症”。记得当时学校图书馆分批解禁各种图书,我们这些亟需“恶补”的人飞快地读完了开禁的书目,等待着下一批。现在想来,那会儿真是有一种名著“情结”,老师课堂上讲的是名著,学生课下读的是名著,大家宿舍里讨论的是名著,写作时模仿的仍是名著。那时在我们眼中,文学研究就等同于名著研究。

不是吗?一部文学史,就是名家名作的排列组合!

随着学养的增长,逐渐发现心中所敬仰的那些学术大师们谈论的,也是同样的里程碑式的杰作。即便是那些来自民间乡土的神话、话本或图画,业已被学院化的眼光拔高、纯化和提炼为充溢着神秘光环的经典了。也许,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粹便是由这样一些光彩过人的经典构成的。确实,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屈原、陶潜、李杜、曹雪芹和鲁迅,那将何等苍白?!经典塑造了我们的集体文化记忆,舍此,历史将变得索然无味。

然而,除了经典,还需要别的什么?皓首穷经于经典当然是学者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如今仍很有诱惑力地召唤着青年学子。但只有经典似乎是不够的。歌德曾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话语中透露出某种对经院式思考的轻蔑和鄙视。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已被充分地媒介化了,阅读《离骚》、《红楼梦》似已不那么常见,电视、广告、通俗小说、流行歌曲、时尚服饰、摄影、家居装饰等等,才是我们真实的存在。经典或许正在日益远离我们而成为精神的“乌托邦”。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此遗训今天已不再有效,日益消费化和媒介化的日常生活并不由种种经典构成。

文化研究可以说正是顺应这个历史趋势。文化无所不包,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衣食住行,举凡一切人的活动和现实,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从文化研究的历史来看,有一点值得深省。澳大利亚学者杜林称:“文化研究不是一门像其他学科那样的学科。它既不具有界定明晰的方法论,也不具有明确界划的研究领域。”所以,“文化研究当然就是文化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代文化的研究。”从严格的学理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不是同义反复便是不得要领。然而我以为,在这种似乎闪烁其辞的说法背后,其实蕴含了一个深刻的想法,那就是文化研究是对经典化的学科范式的颠覆。

毫无疑问,经典化的研究是与学术的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换言之,从古代智慧型的学问,到当代知识型的学术,其间的变化非常深刻。文学研究如今有其固定的边界和范式,有其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方法论。一代一代学人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过程,毋宁说就是接受种种范式和术语强制的过程,一种看似完善的专业目光形成的过程,实际却很可能是现实关怀和敏感度逐渐削弱的过程。于是乎,当人们习惯于这些学科、范式和思维方式之后,当他们成为合格的、符合角色期待的学人时,经典化的血脉便在不知不觉中浸润他们的思维肌体。经典遮蔽了对非经典的注视,研究经典意味着施行隐蔽的“权力话语”,把非经典的日常生活从我们的思考中驱逐出境。一个奇怪的双重生活构成了日益受经典化熏陶的学者们的生活:一方面是活泼新鲜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是终日在经典中沉思的乌托邦,两者的分裂达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

文化研究也许不像传统的经典研究那样艰深莫测,也不像经典研究那样泾渭分明范式明确,甚至它没有那么多直接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化研究冲破了学科界限和经典束缚,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了更为鲜活的日常性,转向直接的生活情境。因此,文化研究的冲动首先就来自它对学术制度化和经典化的反动。它冲破了学科业已形成的悠久的“条条框框”,赋予思者更多的自由和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这种状况在西方学术界已渐成气候,越来越多的英文系课程不再拘泥于希腊史诗、悲剧、莎士比亚、弥尔顿……而是大众媒介、电影、女性主义、时尚、视觉文化等等。日常生活进入学术视野,其意义非同小可。过去我们常常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经典化却妨害了理论对实际的关注。日常生活进入学术,恰到好处地使得理论回归实际,重新唤起我们日渐麻痹的现实关怀。如果当下的人文科学思考少谈些什么“终极关切”,多一点现实关怀,将会更有现实意义!

再者,文化研究非经典化的冲击,带来了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的可能性。学术训练和学者专业资格的获得,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适应业已确立的特定学术范式,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在既有的学术边界和规范中活动,既是最安全的,又是最省力的,因为制度化是一种保障。比如,学术刊物的专业化,使得习惯于某种学术写作和主题的文章可以顺利刊出,而看似“不务正业”的文化研究、多学科研究的尝试之作,便难以找到合适的“言说阵地”;在学术机构内普遍流行的学术成果的统计和评价规范,也确保了符合经典研究的成果占据显赫位置,而有左道旁门之嫌的文化研究却面临着边缘化和遭贬斥的可能。这也暴露了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越来越规范和制度化的历史条件下,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困难重重的局面,对此,文化研究不啻为一种有力的冲击力量!

也许正是这种反学术制度化、经典化的文化研究的某种内在的亲合力,使我这些年来,更多地关注文化研究问题,以一种也许不那么规范和正统的方式来思考更为现实的问题。当然,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文化研究就其初衷来说是对制度化、经典化的文学研究的一种反动。但是,文化研究本身是否也会被重新制度化和经典化呢?这种担心并非多余,随着研究渐成气候,随着大学课程中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科目的涌现,它有可能被现有的制度化和经典化学科建制所吞噬。说来也是,今天被我们视为经典东西,最初也许也很普通。经典的规律倒是提示我们,如果今天的日常生活也被明天的学术研究经典化,那么文化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它所要抵制和颠覆的东西。新的问题是:我们还需要寻找新的思路来颠覆经典化和制度化了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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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博览群书》200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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