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元:远离文学和文本:当代西方文论困境之反思

——以耶鲁解构批评和文化研究为案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3 次 更新时间:2015-11-10 14: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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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元  

   以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为标志,当代西方文论出现了公认的危机和困局。伊格尔顿在该书开篇便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①他列举了拉康(J.Lacan,1901-1981)、列维-施特劳斯(C.Lévi-Strauss,1908-2009)、阿尔都塞(L.P.Althusser,1918-1990)、巴特(R.Barthes,1915-1980)、福柯(M.Foucault,1926-1984)、威廉斯(R.H.Williams,1921-1988)、依利格瑞(Luce lrigaray)、布迪厄(P.Bourdieu,1930-2002)、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德里达(J.Derrida,1930-2004)、西克苏(Hélène Cixous)、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也译作“詹明信”、“杰姆逊”)、赛义德(E.W.Said,1935-2003)等一长串思想家、理论家的名单,哀叹他们的开创性著作已经远离我们,成为明日黄花。而新一代的后继者们“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②,更加快了文化理论的衰落。事实上,西方理论界已经出现了“理论终结”甚至“理论死亡”的悲观论?{③。面对理论不可阻挡的衰退,作为文化理论重要一翼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然也一样陷入困境。

   回顾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确曾有过大好时光,主要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走向繁荣,90年代达到鼎盛。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化理论确实是非同凡响的十五年——大约从1965年至1980年的产物”④,“这是二次大战以来文化理论异军突起的唯一时期”,“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⑤文化理论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详细分析了文化理论之所以能在西方出现狂热和席卷整个欧美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指出,在文化理论那里,“愉悦、欲望、艺术、语言、传媒、躯体、性别、族群,所有这些用一词概括就是文化”;⑥这种泛文化的思潮,在那个年代,“既令人窒息又活跃时髦。有过对综合知识、广告和商品至高无上权力的焦虑”,但是,盛极而衰,“几年以后,检验所有这一切的文化理论自己也有成为另一浮华商品之虞,成为高价倒卖自身符号资本的一种方式”。⑦这就是伊格尔顿心目中文化理论由盛至衰的历史轨迹。

   当代西方文论危机的征兆之一,就是在过度泛滥的文化理论思潮冲击下文学研究和批评本身的日益萎缩和衰退。对于这个文学批评(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乔?{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作过系统的思考。他一方面认为,“总的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文化研究是一个包容量极大的课题”;但同时他又发现并揭示出这种“包容”中内含着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互相矛盾、排斥的另一方面,一针见血地设问道:“在这个大课题中,文学研究能够获得新的动力和见解吗?还是文化研究吞没了文学研究,并且也破坏了文学研究呢?”⑧卡勒提出的问题既深刻反映和揭示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内在矛盾,也是形成它重要缺陷的根本原因之一。本文拟重点以美国的耶鲁解构主义批判和文化研究为典型案例,探讨文化理论是如何源于“跨学科”、“跨文本”的无止境理论扩张,而越来越远离文学和文本,最终实际上基本放弃了文学研究的。

   一、以语言的修辞性解构不同文本的文体和学科界限

   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戏称为“耶鲁‘四人帮’”的耶鲁大学四位名教授保罗•德曼(P.de Man,1919-1983,也译作“保尔•德•曼”)、布鲁姆(Harold Bloom,也译作“哈洛•卜伦”)、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也译作“米乐”)、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积极呼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并尝试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成为“法国理论”与美国批评的一个中介和传播者。1979年出版的《解构与批评》收录了德里达和这四位批评家一人一篇长文,标志着解构主义批评的话语霸权得以在美国学术界确立。应该肯定,耶鲁批评学派在将德里达等人的法国解构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和应用于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方面,做了独特的探索和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批评实绩,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文学批评走出“新批评”之后的迷茫失落和徘徊低谷的时期,其功不可没。

   但是,耶鲁解构批评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和致命的弱点,即过度强?{文学语言和文本的修辞性,以此来解构文学文本与一切非文学语言文本的基本界限,从而使文学批评从关注文学文本开始,逐步走向远离文学和文本的陷阱。

   德曼是耶鲁“四人帮”之首。他是美国最早、最完整地接受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并结合批评实践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理论家、批评家。他一方面运用解构的思维框架,对普鲁斯特(M.Proust,1871-1922)的小说、里尔克(R.M.Rilke,1875-1926)的诗歌、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的论著、鲁索(J-J.Rousseau,1712-1778)的小说、自传和宗教、政治、法律著作一一进行解构性阅读批评;另一方面,在这种批评实践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解构理论——修辞学阅读理论。因而,德里达对德曼作了高度评价:“在大学和大学之外,在美国和欧洲,他改变了文学理论这块耕地,而且丰富了所有灌溉这块耕地的水源。他使文学理论接受一种新的解释、阅读和教学方式。”⑨

   在德曼的解构批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引起争议的是对所谓语言的修辞本性的突出强?{。在《阅读的寓言》一书中,他通过对一系列文学和非文学的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认为所有这些文本用的都是“比喻语言”,文学文本乃至其他各种文本的语言在本质上都是修辞的、隐喻的,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指称或者表达的。关于文?学文本,他明确指出,“我毫不迟疑地将语言的修辞性、比喻的潜在性视为文学本身,尽管这样做也许有点儿与普通的习惯相去更远。我能够举出许多前例来证明文学与修辞手段的这个等同”⑩;不但文学的根本性在于修辞,连批评的语言也是修辞的,“文学和批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骗人的——被宣告(或被赋予特权)说是永远最精确的语言,而结果却是最不可靠的语言,人类正是按照这个最不可靠的语言来称呼和改变自己”。(11)这里,德曼不仅在文学与修辞之间画了等号,而且由语言的修辞本性出发,也在文学与批评两种不同文体之间画了等号,实际上已经开始消解文学文本与理论文本的界限。

   这种把修辞性视为语言的最真实性质、是语言本身所特有的本质的观点,不啻是对传统语言观的一个颠覆,同时也是对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语词中心主义的反叛。据此,德曼不仅否认语言与其指称或意义相一致的“神话”,而且把修辞性(进而不确定性、虚假性、欺骗性等)视作语言本身固有的根本特性,认为语言在其本身范围内存在着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即不确定的关系。德曼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的。

   在德曼看来,由于语言的修辞性,文学阅读就成为“阅读的寓言”。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考察,德曼看到语言的修辞性所带来的文学(包括批评)语言的欺骗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他认为,文学阅读实际上是审美反应的阅读与修辞意识的阅读同时发生的过程,二者对文本的理解具有一种分裂作用,会展示出文本逻辑的不一致。这种分裂的作用表明,“至少不可避免地产生两种互相排斥的阅读,并断言在比喻和主体的层次上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12),即前述语言的修辞性造成一切文学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造成阅读的终极、永恒的困境,所以,文学“阅读最重要之点已证明,最终的困境是语言的困境,而不是本体论的或解释学的困境”。(13)正是语言的修辞本性导致了阅读的“不可能性”(unreadability)即“阅读的寓言”,也即阅读的解构性。

   值得注意的是,德曼还把他的解构理论推广到非文学的各种文本中去,认为即使以严密推论为基础的、科学性强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文本,在语言上同样因根本的修辞性而有矛盾性、虚构性、欺骗性,从而也具有自我解构因素并导致最终的不可阅读。例如,他在读解鲁索的理论文本《信仰自白》时,分析了其中“判断”概念的隐喻结构,揭示了其文本中“判断”意义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矛盾性,指出了《信仰自白》的“不可阅读性”,并推断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在隐喻结构及其解构上是无本质区别的:“通过阅读《信仰自白》的不可阅读性,我们发现《信仰自白》的结构实际上同《新爱洛绮丝》一样:隐喻模式(在《新爱洛绮丝》中被称为‘爱情’,在《信仰自白》中被称为‘判断’)的解构导致这个隐喻模式被类似的文本系统所取代。”因此,“从以修辞模式为基础的作品类型理论的观点看,两个文本之间不可能有区别”。(14)这就从语言修辞性上彻底消解了小说语言与推论语言、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文本乃至文类的界限。

   德曼由修辞性是语言固有的本性最终推断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文本、文类没有根本区别这一结论是石破天惊的。它并非毫无合理之处。它对于承认文学文本的多义性、文本意义与读者阅读的不可分隔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揭示出文学阅读、批评、阐释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而存在许多可能性等等重要特征,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但是,根本取消文学文本与文学批评、与其他种种非文学文本如哲学、法律、政治等理论文本和学科的界限,实际上也根本取消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了。这就埋下了以后文化理论跨界、跨学科挤压文学、远离文学研究的伏笔。真理越过一步就成为谬误,在德曼这里,表现得一目了然。

米勒是耶鲁解构主义批评的一员主将,特别在解构批评实践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贡献。与德曼一样,他把语言的比喻(修辞)性看成语言与生俱来的本性,因而认为批评只能是解构,“解构主义与其所属之长久传统的主要预设,可以说与比喻语言一脉相承,这不是在易分析的语法上添加的”,而是“一切语言都是比喻的,这是基本的,不可改变的”,因此,“一切好的阅读都是要解读比喻,同时也要分析句法和语法形态”。(15)据此,他提出了文本修辞自我解构的文本观,认为虽然种种“形而上的假设存在于文本本身中,但同时又为文本本身所暗中破坏。它们被文本所玩弄的比喻游戏所破坏,使文本不再能被视为围绕‘逻各斯’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比喻游戏暗示我们必须停止为内心的疑惑或畏惧而去寻找某个完全合理的意义,因为这种疑惧导致意义的摇摆不定。辩证的两极虽能综合,但也可能由同中之异瓦解为互相冲突的成分”(16)。根据这种修辞性文本观,文学阅读和批评只能是解构性的。例如,米勒读解华兹华斯(W.Wordsworth,1770-1850)、雪莱(P.B.Shelley,1792-1822)、勃朗宁(R.Browning,1812-1889)等诗人的诗作,其主旨乃在于揭示这些诗歌文本语言背后意义的暧昧不明、模糊不定或自相矛盾,证明因语言的修辞性而阐释必定是无穷无尽的,造就“粉碎了把语言视为能透明地传达意义的幻觉”;(17)又如,在霍普金斯(G.M.Hopkins,1844-1889)等诗人那里,“语言也是分隔的媒介,而非?{解结合的媒介。同时,所有的事物汇集于语言中却只有步入消散之途”。(18)由此出发,米勒认为,解构批评就是遵循将统一的东西重新拆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的过程,就像一个小孩将其父亲的手表拆成一堆无法照原样再装配起来的零件。这是解构?主义读解文学或其他文本的基本策略和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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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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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澳门)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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